第二节　福柯的权力观

作为一位社会哲学家，福柯在观察社会的时候，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促使整个社会不断运作的权力系统及其同社会其他因素的复杂关系上。在他看来，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权力系统。他在谈到《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Tome，I，1976；Tome，II and III，1984）的时候说：“对于我来说，我的作品的主要点是重新思考关于政权的理论。”（Ibid.：231）

第一项　对传统权力观的批判

在全面地说明和分析福柯有关权力的社会运作及其同社会其他因素的复杂关系以前，首先必须弄清楚福柯的整个权力观是建立在对传统权力观和社会观的彻底批判的基础上的。在福柯看来，不能如同传统社会观那样，简单地把权力归结为社会或国家的统治者的主权，是某种禁止或防止别人去做某些事的外力，不能把权力简单地同镇压相连接，不能把权力看做是一种单纯否定性的力量。权力是一种远比这类简单连接更为复杂的力量对比关系网，是同权力运作时所发生的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等密切相关并相互交错的关系总和，尤其是同权力运作过程中活生生的策略的产生和实施过程相关联的。

其次，福柯从来都没有单纯地就权力来论权力，从来都不是把权力当做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去分析，也从来都不是把权力同其他社会因素割裂开来以传统式的化约方式去分析。

因此，在福柯所有关于权力问题的论述中，哪怕是集中分析权力的时候，都是把权力放在它同其他社会因素的关联网络中。与此同时，当福柯论述其他社会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当他分析近代社会最重要的知识、道德和社会制度问题的时候，他又不可避免地大谈特谈权力。

在福柯看来，权力是社会的基本生命线和动力，因此，权力构成了社会最基本的因素。权力，作为社会的基本动力和运作力量，是同社会本身的产生和存在密切相关，是无所不在并时时刻刻地起着作用。实际上，权力与人、文化和社会密不可分；所以，只要有人的存在，有文化的存在，有社会的存在，势必有权力的存在与运作。在这一点上，福柯与传统社会思想家不同，他不愿意把权力抽象化、神秘化和神圣化。福柯严厉批判传统哲学和各种社会思想对于权力的掩饰和扭曲。

在西方近代社会思想史上，英国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可说是近代权力理论的开创者与奠定者。他根据16世纪西方社会的根本变化和总结中世纪西方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总结和发展了文艺复兴时代由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所提出的权力观，发表了重要著作《利维坦》（Leviathan，1651）。福柯指出，他所要批判的政权问题，与霍布斯在《利维坦》所论述的完全相对立（Foucault，M.1994.Vol.III：179；184）。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首先是以机械论的观点出发，把人和社会当成一部由许多零件所构成的机器。接着他又引用物质运动的规则去分析人和社会，包括分析人和社会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因此，在霍布斯看来，社会无非是为数众多的个人机械地聚合的总体，而国家就是靠强制性的力量和规则，把所有这些个人凝聚成一个共同体。国家要具有强制性的凝聚力量，在霍布斯看来，就必须具有“主权”。这样一来，“主权”就是国家机器的灵魂，也就是他所说的“利维坦”的核心力量。如果说主权是国家和社会的灵魂的话，那么一个一个的公民就不过是被灵魂操纵的个别肉体罢了。

显然，霍布斯研究权力的出发点，就是预设国家必须要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必须要有统摄整个共同体的强制性中心力量，才能把许许多多分散的个人凝聚起来，并依据各种规定组成为社会。霍布斯在分析国家和社会的时候，首先把主权和代表主权的最高统治者放在首位，并把它作为社会和国家存在的基本前提，也作为社会和国家的生命力的基本来源。在福柯看来，霍布斯的机械论国家观和权力观是继承了中世纪王权至上的国家观，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君主专制的政权。

为了深入批判以霍布斯为代表的近代传统权力观，福柯的权力系谱学把批判的范围上溯到中世纪的封建君主制的权力观。福柯指出：“这个关于主权的法律政治理论，起自中世纪；它来自对古罗马法的修正，同时它也是围绕着君主政权问题而建构。”（Foucault，M.1994.Vol.III：184）

霍布斯等人在建构近代国家理论和权力理论的时候，之所以参考和继承封建君王的主权论，是因为资产阶级也需要把近代国家建构成一个以主权为中心的强大行政管理的王国。只是到了17和18世纪，为建构民主议会制的需要，洛克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才对上述君王主权至上的国家理论和罗马法做了部分的修改。但是，即使是在这个时刻，洛克和卢梭等人对国家和政权机构的设计，重点仍然是关于主权的建构及其运作的问题。

在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观念史上，对于“权力”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概念，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按照卢克斯（Steven Lukes）的综合性研究，迄今为止，理论界存在着三种权力观：单向度权力观（the one-dimensional view of power）、双向度权力观（the two-dimensional view of power）、三向度权力观（the three-dimensional view of power）（Lukes，S.1974：27）。

根据单向度权力观的代表人物达尔（R.Dahl）的说法，所谓“权力”，就是表现在某个主体能够促使另一个主体去做一件原本不会去做的事情（Dahl，R.1957：290）。为此，单向度权力观的思想家们，在分析权力的时候，将焦点集中在决策制定情境中的关键议题；而在决策制定情境中，占优势的一方，就是行使权力的主体，处于劣势的一方，则是受到不利影响的权力对象（Dahl，R.1958：466）。这种单向度权力观显然只看到权力行使过程中的行为效果，并把权力的大小直接表现在行为者的行为性质和形式上。

双向度权力观是针对单向度权力观而提出的观点，虽然仍强调权力行使过程中可观察到的行为关系，但不满足于仅探讨外显的行为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追寻内隐的因素。所以，双向度权力观除了分析和探讨行为者之间的某些外显冲突以外，还深入研究权力结构中那些不明显的“压制面”（Bachrach and Baratz，1970：6-8）。

至于三向度权力观，充分地考虑到权力行使过程中极其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充分考虑到权力是集体力量和社会安排的一个“函数”。这就避免了单向度和双向度权力观局限于个体间的决策和行为层面分析权力的片面性。同时，三向度权力观还把权力的分析从实际冲突延伸到实际冲突的消弭（Lukes，S.1979：270-271）。决定着三向度权力观同前两种权力观区别的关键概念是“利益”。三向度权力观的代表人物卢克斯指出，单向度权力观采用了自由主义的利益观念，双向度权力观采用改革主义的利益观念，而三向度权力观则采取“激进的利益观念”（radical conception of interests），并以“实际利益”（real interest）诠释“利益”。

综观上述传统权力观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权力分析，虽然经历了从表面到内部，从单向度到三向度，从行为过程到行为表现前后的复杂过程，包括与行为相关的非外显的内隐因素，但是，始终未能将权力从行为关系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网络，尤其未能将权力看做是活生生的多种“力”的竞争消长过程。在这方面，传统权力观仅仅将权力限制在政治活动的领域之中。福柯分析权力观的贡献，正是在于将权力从政治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实际网络中，尤其是集中分析权力同政治领域之外的知识论述、道德活动和人的主观精神活动的复杂关系。而且，福柯还意识到，权力问题并非是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同实际的宰制权的竞争，同竞争过程中的策略运用密切相关的。

第二项　在历史和社会的力量关系网络中分析权力

在福柯看来，考察近代社会的权力的性质，必须紧密地结合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紧密结合从17世纪以来近代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必须紧密地结合近代社会中社会生活结构的变化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为此，福柯在分析近代权力结构和性质的时候，特别注意到17世纪和18世纪西方社会的重要变化。他说：“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甚至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明。这涉及政权的一种新的机制，它具有非常特殊的执行程序和方式，拥有完全崭新的工具和手段，形成与主权完全不同质的新关系。这样一种新的政权机制，它所注重的首先是人的身体和身体的作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注重土地或它的产品。这样一种政权机制，是为了抽取劳动体和时间，而不是单纯地抽取财富。这样的政权，主要是靠规训和监督进行持续的运作，而不是靠赋税和定期的劳役进行中断性的统治。这样的政权是高度组织化的强有力的物质力量，它实行着一种新的政权经济学，通过这种经济学原则，一方面加强被统治者的力量，另一方面同时加强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统治力量和统治效力。”（Foucault，M.1994.Vol.III：185-186）

福柯认为：“与其提出（国家和权力的）中心的灵魂的问题，在我看来，不如去研究构成国家和社会的那些边缘部分及其多种多样的成分，因为这些多样的构成部分是政权运作的效果。”（Ibid.：180）他接着指出：“必须超出《利维坦》的模式之外，超出主权的界限之外和国家制度之外去研究政权。也就是说，要从分析统治和宰制的技巧及其策略出发去分析政权。”（Ibid.：184）

根据福柯的权力系谱学，权力作为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力量，是一种活生生的“力”的关系网。它是在各种关系的现实较量中，由于各关系中的各因素间的张力消长而形成的，又随着各因素间的不断竞争而发生变化，并由此而对整个社会发生作用。因此，权力既不是属于统治者单方面的，不是由统治者单方面所组成和维持，也不是由统治者这个唯一的中心单方向发出的。

就权力的存在形式而言，它始终都是以两个因素以上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网络。因此，传统权力观的单一中心论或单向论，都是违背权力本身的实际存在方式。权力离不开关系，而关系始终是两个以上的因素所组成的。任何社会中的统治关系，都不是单纯由统治者一个因素所组成的，而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相互关系所决定。即使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内部，也不是单一的力量或因素所组成。因此，事实上，任何社会的权力关系，总是包含统治者一方的多种内在因素同被统治者另一方的多种内在因素所组成的复合体。权力，就是在这样的复合体中存在并不断发生变化。

福柯对近代社会权力系谱、权力同社会其他因素的相互交错、权力同知识论述和道德建构的相互关联、权力结构及其中各组成因素的相互关系、权力运作中各组成部分的不同功能、权力运作中的策略变化，都作了深入而具体的分析。由于上述诸问题都必须分别地解析，而又相互关联，所以，在解读福柯的权力论述时，既要把握各个论述的具体内容，又不能把它们孤立起来，而是要同时考虑到他的其他相关论述，融会贯通加以理解。

权力贯穿于整个社会网络，而在社会网络中，同权力的关系最密切、最复杂而又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各种知识论述和道德论述。关于这点，本书已在上一节做了集中的论述和分析。

第三项　在权力运作及其策略中分析权力

但是，对于福柯来说，单纯在关系中分析权力还是不够的。因为权力的本质是它的运作及其运作中的操作策略。权力是在其运作中实现，也在其运作中产生、更新和增殖。换句话说，权力的运作本身及其运作中的操作策略，就是权力的展现，就是权力的真正本质。

在福柯看来，近代社会权力结构及其运作，似乎是从权力中心逐渐和有层次地扩展到边陲地区。随着这样一种运作的方向，近代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形式也逐步地发生内容和策略的多种变化。在分析近代社会权力结构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和注意到从中心到边陲的权力结构及其策略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只有全面地分析和掌握从中心到边陲各个层级的权力结构的特征及其策略变化，才能真正地全面了解近代社会权力的性质。为此，福柯不但集中分析近代社会主权至上的特征，也逐层地分析和揭露散布在国家机器各个部门中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特征。

近代社会的权力中心就是其至上主权所在的最高权力机关及其领袖人物。在这里，不仅显示出近代社会权力结构的主权至上和权力高度集中的特征，而且典型地显示出近代权力结构的高度民主性、社会性和科学性，显示出近代权力结构在法制方面的正当性特征。

但是，近代社会的权力结构离不开边陲地区的“毛细血管系统”的多种政权组织形式及其运作。它们不仅同中央权力中心相呼应，构成互补的权力结构的一部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这些边陲地区的多种权力组织形式中，才典型而又赤裸裸地呈现出近代社会权力结构的特征和性质。

所以，对近代社会权力结构的分析，一方面要集中揭露权力的法制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具体解剖权力法制系统的实际执行过程及其相应的环节。具体地说，一方面批判围绕着主权性的法制结构，另一方面揭露由一系列规训和强制性法律镇压机构和组织系统所组成的执法网络。

由此可见，权力在其权力系统中的分布和表现是很不平衡的，是多样的和多变的。自中世纪以来，包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内，权力系统都是以至高主权作为中心，分布和扩散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去。这种权力系统的基本结构往往采取“中心/边陲”的存在形式。虽然中心边陲之间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而且中心永远统治边陲，但是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性质和运作策略在整个系统中是单一的和同质的。因此，要彻底弄清权力的性质，必须分别集中分析中心和边陲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策略。

第四项　全面批判不同领域中的权力网络

对近代社会权力系统及其结构的分析，还不能停留在国家和政府的政权组织形式的范围之内。福柯说：“权力，这是比一个法律的整体或一个国家机器更加复杂、更加厚实和更加扩散的东西。”（Foucault，M.1994.Vol.III：201）在他看来，权力除了在政治领域中广泛地分布在各个组织系统中以外，还分布在社会的经济、文化和各个社群以及实际生活领域。

为此，福柯高度评价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权力结构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的主要贡献在于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多种权力的存在，强调资产阶级社会并非仅由单一的权力所统治的系统，而是存在着多层次和协调地相互联系的权力网络的统一结构。福柯赞扬马克思能深刻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多种赋有自律性的权力单位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是多种不同的权力组织所组成的一个群岛（archipel）。马克思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机器的中心权力地位，而且分析了分布于社会各个区域和各个层次的权力系统及其同国家中央权力系统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权力的不同功能，使权力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禁止”、“阻止”和“镇压”，还起着组织和指挥的作用。

福柯高度赞扬马克思对于工厂和军队内部权力系统的分析。同时，福柯还肯定马克思对于政权机制以及实施政权的策略和技术的分析。他说：“最重要的观点是必须把权力的机制和权力的贯彻程序看做是技术，看做是始终不停地发展、不断地被发明和不断地被完善化的程序。因此存在着一种真正的权力技术，存在着一种展现这些权力技术的实际历史。这里，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字里行间，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贯彻于各种工场和各种工厂的权力贯彻技术的分析以及关于这些技术的简史。我正是跟随着这些最重要的指示，并在有关‘性’的问题上尝试不再从单纯政治法律的观点而是从技术的观点去看待权力。”（Foucault，M.1994.Vol.IV：189）

权力就是这样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尤其渗透到生活领域中，更紧密地掌握着人的生命，控制着人的肉体。

第五项　生命权力的运作

福柯明确地指出：“从18世纪开始，生活变成了权力的一个对象。也就是说，生命和身体，都成了权力的对象。在过去，只有那些臣民，也就是那些法律上的臣民，才能够从他们身上抽取出财富，也抽引出生命。但现在，只有身体和居民成为权力的狩猎对象。政权变成为唯物主义的。政权不再是以法政系统为主，它应该去处理像身体和生活那样的非常现实的事物。生活进入到政权领域，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变动。而更加明显的是，从18世纪开始，‘性’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从根本上说，‘性’正好成了对于个人身体的规训和对于整个居民的控制的关键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从18世纪开始，在中学和大学，‘性’成为对于个人的监视和控制的中心问题，而青少年的‘性’的问题成了一个重要的医学问题，成了一个首要的道德问题，甚至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正是通过对‘性’的控制，通过‘性’的问题，并以此为借口，政府才有可能在青少年的整个生活中，时时刻刻地，甚至在他们睡眠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控制。因此，‘性’就成为规训化的一个工具，成为我所说的那种‘解剖政治学’（anatomo-politique）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性’，才保障了居民的不断再生产，而且，通过一种‘性’的政策，才能够改变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关系。总而言之，到19世纪的时候，关于‘性’的政策变得非常重要，它构成所有有关生活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性’成为解剖政治学和生物政治学的交接点，也成为规训和法规的衔接点。也因此在19世纪末的时候，它成为使社会变成为一部生产的机器的最重要的政策。”（Ibid.：194）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福柯在集中全力分析批判当代社会的权力系统的政治结构及其运作的同时，也不放过对当代社会中政治领域以外的广大现实生活中的权力运作的解析。由此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提升，权力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部门和生活的所有领域，扩展到人的肉体，特别是人的性生活领域，渗透到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去。也正因为如此，当代社会权力对社会和对个人的控制，已经远远地超出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毫无疑问，当代社会权力的无所不在和全面操纵，主要是借助于文化手段和人的各种知识体系。同样，也是靠当代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依据政治法律制度的不断合理化，才使社会权力的运作及其宰制效率发挥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重要的问题在于，近代社会权力系统的发展及其运作的高效率，是以民主自由的形式换取个人自由不断缩小的结果。像近代社会的各种吊诡一样，权力与个人自由的这种矛盾，构成了近代社会权力运作的本质。

近代权力运作对个人自由的侵蚀，除了上述表现在国家政权的双重结构及其具体政策策略对个人越来越严厉的实际操作以外，还表现在对个人生命日益严厉的控制。福柯上述有关解剖政治学和生物政治学的概念、有关生物权力的概念、有关肉体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和功能的论述等等，就是在这方面进行的权力研究。

通过对权力系谱学的研究，福柯发现，西方的“社会”观念在18世纪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是同关于“统治”、“政府”和“警察”的观念的改变相联系的。具体地说，在18世纪，近代资产阶级通过实际的历史经验，充分地意识到“政府不应该只是管辖一个领土，不只是涉及一个领域，也不只是涉及其臣民，而是应该涉及一个复杂的复合体，而这个复合体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具有它自己的法规和反应的机制，具有它自身的调整规则和其扰乱自身的可能性。这样一种新的实体，就是社会”（Foucault，M.1994.Vol.Ⅳ：273）。人们一旦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社会观念，就同时意识到控制这样的社会的权力网络及其形式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作为社会的统治者，那些掌握社会共同体的主权的统治集团，就清醒地估计到，单靠像警察那样的监督力量和镇压部队，不可能完全控制这个社会。所以，从18世纪开始，西方社会权力网络的结构，特别是政府的统治机构同整个社会各个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近代社会上述权力观念和社会观念的转变，一方面使统治者不再满足于对其统治领地纯空间方面的都市化设计和建构，也不满足于在领地内警察系统的空间上的监视，而是远远超出都市系统的空间范围和可以感知的警察系统，把权力的控制范围扩展到更抽象的生命时间结构中去。从18世纪后有关性方面的政策和道德原则的建构和实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了对于个人的控制。表面上，个人自由生活的空间范围不受限制了，但个人所受到的控制和监视反而比以往更加不可承受，以至于社会越开放，人们的生命权力越受到控制，人的生活越不自由，社会的自杀率不断提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虽然在古代和中世纪，社会的统治权力可以任意地主宰人的生命，有决定个人生死的权力，但是，到了近代社会，统治者并没有任意主宰人的生命的权力，统治者不需要动用像中世纪的警察那样的暴力手段，而是靠更加复杂的无形的，甚至在表面上是更自由的宰制管道，使被统治者的生命所承受的宰制压力空前地加重。

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指出，“象征性地表现在主权那里的对于死的决定权，现在，通过对于身体的管理和对于生活的精细周到的关照，而被细腻地加以掩饰。在古典时代，各种各样的规训迅速地发展，其中包括学校、学院、拘留所和工场。因此，在政治实践和经济观察的领域中，也出现了出生、延寿、公共卫生、居住条件和移民的问题。所以，多种多样的统治技术，爆炸性地增加起来，以便达到对于身体的控制和对于居民人口的宰制。这样一来，就开创了‘生物权力的时代’（L’ère d’un bio-pouvoir）。”（Foucault，M.1976：184）

生物权力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不仅表现为在生产机器中对身体的控制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居民人口的调整。而且，这种生物权力还促使人口增长，在加强和提高人口的可利用性的同时，也增强他们的驯服性。不仅要增强生产力，提高他们的才能，延长他们的生命，而且要有利于统治他们。所以，从18世纪开始，除了加强作为政权制度的国家机器以外，还要发展解剖政治学和生物政治，把它们当做政权的技巧，以便控制社会的各个层面，并有利于多种多样的制度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制度也随时成为控制的组织力量。家庭就像军队一样，学校就像警察一样，而医疗网则成为对个体和群体的生命和健康进行监督的机构。同样，这些解剖政治学和生物政治也在经济生产的过程中，在其运作中起作用，成为经济过程启动和维持的重要力量。这些解剖政治学和生物政治同样成为社会阶层化和分层化的重要因素，作为各个阶层和层级调整个人间关系的力量，以便保证统治的关系及其霸权的效果。解剖政治学和生物政治也促使人力资源的积累隶属于资本，成为促使生产力的扩展以及促使利润的分层分配的重要力量。对活的有生命的身体的投资，促使这种生命的不断增殖以及对其力量的分配性的管理，就成为权力运作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步骤。

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关于人的身体的科学、生物学，第一次反映到政治中去。关于生活的问题，已经不是在偶然出现死亡或出生的时候，才成为政府管理的事情。相反，整个社会的所有人，只要是在主权管辖的领域之内，从出生到死亡，整个生命历程中的空间和时间，全部都掌握在权力的控制之下。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生物权力发展的另一个结果，就是随着法制的体系化，出现了玩弄规范的各种新的制度化的社会游戏。法制和规范的多样化和专业化，一方面使生命权力合理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又更严谨地控制和监视所有人的生命。如前所述，生物权力的不断发展又是以关于“性”的问题的政治游戏为中心来展开。

就是这样，福柯将对近代社会权力结构、性质及其运作逻辑的分析，从国家政权的组织系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扩展到每个公民的个人生命自始至终的成长过程，深入到权力本身活生生的运作过程，深入到推动这个运作过程的具体政策、策略和程序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