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狐笔（Pen of Dong Hu）

董狐，东周晋国史官，因不畏权势、真实记录历史而为后世所称道。杜甫在《写怀二首》其二中写道：“祸首燧人氏，厉阶董狐笔。”“董狐笔”一词由此而来，后被用作比喻秉笔直书、尊重事实的行为。 1943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记者节谈记者作风》，号召记者要有董狐那样威武不能屈、追求真理的精神。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公元前620—前607在位）即国君位时尚幼，朝政由赵盾主持，权倾朝野。晋灵公成人后，骄奢淫逸，昏庸无道。赵盾身为相国，曾竭力劝告晋灵公改恶从善。晋灵公非但不听，反而对赵盾怀恨在心，先派人行刺未遂，又设宴伏兵诛杀，幸亏卫士舍身保护，赵盾才幸免于难，并被迫逃亡。但是他并没有逃出晋国边界。不久，其堂兄弟赵穿在桃园寻机杀死了晋灵公。于是赵盾返回朝堂，恢复了相位。

晋国太史董狐在史简上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变，并在朝廷上宣示。赵盾觉得很委屈，就为自己辩解。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担。当时的史官传宣王命，记功司过，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董狐面对赵盾这样的强权，敢于在维护王权法统的标准之下如此记载历史，是需要勇气的。但是，这与当今实事求是地记载历史，在标准和观念上是不一样的。这种以维护“君臣大义”为理由的记史，并不尊重具体的事实，主要目的是维护王权的法统。

孔子正是在维护法统的意义上称赞董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夸赞董狐能据法直书，毫不隐晦。这成为中国文人千百年来赞美的一种史德气节，杜甫在《写怀二首》其二中提到“厉阶董狐笔”。文天祥在《正气歌》中也写道：“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意思是，当国家民族出现危难的时候，秉有正气的人就体现出崇高的气节，他们永垂史册，留下万古长存的英名。在齐国，正气体现在太史敢于据实记史的史册；在晋国，正气体现在董狐敢于据理记史的史笔。

《新华日报》在1943年9月1日的社论《记者节谈记者作风》中开篇就赞颂董狐：“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董狐直笔，赵盾胆寒。这是天地的正气，也可以说就是代表了舆论的力量。”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大力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时期。《新华日报》由于在重庆出版，其记者承受的压力更大。他们除了受到艰苦的抗日战争局势的客观影响，还要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各种刁难。从物资条件、出版发行到言论、新闻报道等各个方面，国民党都对《新华日报》进行钳制乃至迫害。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记者更需要有不畏强权、勇敢直言的精神，才能冲破言论封锁，将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董狐直笔的含义在当代已经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新华日报》社论赞颂董狐，是在敢于面对强权说真话的意义上讲的，无涉维护道统的两千多年的背景。

这篇社论不仅是《新华日报》的自我宣言，也是以正面阐述的方式针砭抗战时期的记者群。当时，各种报纸背后的政治势力错综复杂，一些报纸或是为了自身利益，或是迫于国民党当局的淫威，在报道中不乏文过饰非、避重就轻，甚至颠倒黑白之作。例如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胁迫重庆所有报纸刊发污蔑新四军的言论，国民党系的报纸更是竭力掩盖事件的真相。此时，《新华日报》冒着巨大风险，将事实披露出来，使读者看到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

为了唤醒新闻记者的良知与职业精神，扭转当时新闻界虚假报道的风气，矫正记者不敢说真话的态度，在1943年记者节这天，《新华日报》发表此篇社论，有针对性地倡导董狐笔精神。

该社论认为，记者要像董狐一样紧握住自己这一管直笔，做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凡是真理要求的，都要毫不迟疑地写出来；凡是不合真理的，无论有多大的压力在后胁迫或在前诱惑，都不能轻着一字。要做到这一点着实不易，需要社会环境的改良和记者自身的努力。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对新闻言论予以了严厉钳制。在这样险恶的社会环境里，记者要坚持真理，就要有超出常人的勇气，敢于面对巨大的风险和牺牲。因此，记者的职业精神对做好新闻报道十分重要。如果记者自己不把追求真实当作新闻报道的圭臬，就会屈从于环境的压力，做出不真实的报道。“墨写的诳语，敌不过血写的事实”，虚假报道最终会损害新闻的公信力，使新闻业遭受巨大的危机。

当然，我们应该明白，古代的史官并不是今日的新闻记者，记录历史也不同于报道新闻。在董狐的时代，历史的所谓“书法”即记录“赵盾弑其君”的原则，更多的是从礼义出发，这在董狐对赵盾理直气壮的回答中有鲜明体现，因而其记录在具体细节方面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今天的新闻记者在进行报道时，则首先要保证新闻与客观事实相符，不能任意扭曲事实，更不能按照自己的推理甚至想象进行报道，这是新闻真实性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学习董狐笔精神，意在学习他不畏强权、敢于秉笔直书的精神。特别是当记者在报道中遇到强大阻力或诱惑时，董狐笔精神弥足珍贵。

因此，董狐笔的精神是大义凛然、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是追求真实、坚守使命的献身精神。《新华日报》在75年前提倡的董狐笔精神，对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仍然具有精神的感召力。（杨钢元、黄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