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何为“恶的平庸性”？

阿伦特提出了“恶的平庸性”的概念，强调要区分法律上的犯罪，从人性的层面考虑政治、道德领域集体与个人的责任问题，重新对恶进行理解和阐释，认为“恶只是善的缺乏”。

1961年，对犹太人种族灭绝负有重大责任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阿伦特作为《纽约客》杂志特约采访撰稿人亲身经历了审判过程，撰写了5篇报告，在《纽约客》上分5次连载，它们合集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Eichmann in :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在阿伦特看来，“出席这次审判，我总感到是一种应该对自己的过去所负的责任”（注：［美］伊丽莎白·杨布路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1—1965》；转引自[美]汉娜·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67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在这5篇报告中，基于庭审材料和相关资料，阿伦特探讨了耶路撒冷法庭对艾希曼进行“审判的方法，审判中提及的诸问题及审判的政治目的”（注：同上书，77页。），她对艾希曼本人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犹太人评议会在大屠杀中与纳粹合作的事实进行了批判。

“《纽约客》上连载汉娜·阿伦特的文章引起论争几乎持续了三年，非常激烈，汇集这些论文的论文集，重版了20次，至今仍旧拥有许多读者。”（注：同上书，79页。）研究阿伦特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杨布路厄指出：“这个复杂而又长久的论争，并不是由一本书触发的。所谓论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只不过是点燃了导火线。”（注：同上书，80页。）阿伦特自己也说：“我想我的书的副标题，正是引起真正的论争的原因的话，那也是一件好事。”（注：［美］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转引自[美]汉娜·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54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由《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引起的所谓“艾希曼论争”众说纷纭，但是可以把它们归结到几个主要的论题上来：阿伦特对自己所属犹太民族的感情问题；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平庸的男子”（注：［美］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转引自[美]汉娜·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7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作为“恶的平庸性”的代表；缺乏抵抗的犹太人和与纳粹合作的犹太人评议会对大屠杀负有责任；阿伦特对耶路撒冷法庭对艾希曼进行审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考察；德意志民族整体的良心问题以及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等。

阿伦特“是在专门的严密的事实的层面上，在触及审判中无论谁的眼睛都不能不回避的某种不可思议的事实时，提出‘恶的平庸性’这一概念的”。这首先源自她见到艾希曼的第一印象，“他一点也不粗野（nicht einmal unheimlich），也不是非人类的，也不是难以理解的”（注：同上书，54页。。可能在众人的定式思维中，一个手上沾满了无数犹太人鲜血的恶魔，应该是一个大奸大恶的非人类的怪物形象。但是经过第一印象和审判中的观察，众人眼前这个活生生的艾希曼“暴露出来的平庸的自我和期待的一个恶魔般形象截然相反”（注：同上书，182页。），他“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无论怎么说，这人的所有方面都是像一块平板（stinknormal）那样难以形容的低级，没有价值”。（注：［美］伊丽莎白·杨布路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1—1965》；转引自[美]汉娜·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70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震惊之余，阿伦特开始改变原来的看法，过去的观点也随之发生变化。

鉴于此，我们倒是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恶的平庸性”的代表艾希曼，这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阿伦特何以把“绝对的恶”修正为“恶的平庸性”。艾希曼是德国党卫军中校，“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原课长。作为‘犹太人问题专家’的他从1938年至1941年负责第三帝国驱逐犹太人事务。此后，他自1941年至1945年负责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还包括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吉普赛人去集中营及死亡集中营的‘工作’。这个‘移民专家’、‘犹太人的最终解决’的兵站作业的指挥官，直到最后的最后还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忠实地执行任务。196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以色列摩沙迪特工逮捕，翌年在耶路撒冷被判处死刑，而且是绞刑”（注：［法］洛尼·布劳曼，埃耶尔·希凡：《不服从的赞歌》；转引自[美]汉娜·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229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艾希曼既“不是倒错的心理变态者，也不是反犹太主义者”（注：［法］洛尼·布劳曼，埃耶尔·希凡：《不服从的赞歌》；转引自[美]汉娜·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234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他的勤勉、服从和忠诚的态度，他的言谈举止都表明他是一个“纯事务、技术型的干部”（注：同上书，232页。），即使不理解命令，他也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忠实地执行命令。“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当然他为了自己做更快晋升绝不做暗杀上司这种事。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表达的话，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还因为缺少这种想象力……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又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因素。”（注：［美］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转引自[美]汉娜·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54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阿伦特敏锐地发现了艾希曼身上表现出来的“恶的平庸性”是和“无思想性”（Gedankenlosigkeit）紧密相关的。

艾希曼的“恶的平庸性”和“无思想性”以及对权威的崇拜与服从，在德国作家彼得·魏斯（Peter Weiss）向卡尔·雅斯贝尔斯谈他对艾希曼的印象时表现得充分而且生动。“（注：我的印象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感到他是一个乏味的、非常缺乏想象力的、甚至是不可靠的男子。他甚至连为自己辩护都不能够。他完全不能回答检察官的提问，只是非常平庸地（借用阿伦特使用的词语）回答。这种场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在回答时是绝不忘记用对方的头衔来称呼对方……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不加思考却非常讲究客套的对应。我甚至感到这是不是他在心中把军皮鞋跟碰得砰砰响。总之，可以看出艾希曼对权威是绝对服从的。但是，这种要求服从的权威在以色列不存在。他对人的态度很刻板，有礼貌也很客气……他多少有点惊慌，对起诉完全没有抵抗。他把自己知道的事情一一陈述出来，这是让人注目的一面，但是另一面也让人失望的是大家没有看到一个理智地为自己做狡辩的所谓恶魔般罪犯的典型形象。”参见［美］卡尔·雅斯贝尔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同标题的阿伦特著作与彼得·魏斯的谈话》（1965年2月14日于巴塞尔电视台）；转引自[美]汉娜·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180~18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阿伦特正是从普通乃至平庸的艾希曼身上表现出的诸如没有思想、没有基本理念、缺乏判断能力、履行义务、绝对服从权威，“上司手中的驯服工具、那个队伍中的‘沧海一粟’”（注：［法］洛尼·布劳曼，埃耶尔·希凡：《不服从的赞歌》；转引自[美]汉娜·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230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中，发现了“无思想性和恶之间那种奇妙的相关”（注：［美］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转引自[美]汉娜·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5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对艾希曼来说，“种族灭绝本身比反犹太主义、种族歧视更为重要”（注：［法］伊丽莎白·杨布路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1—1965》；转引自[美]汉娜·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8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阿伦特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她抛弃了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用来形容纳粹主义不可理解本质的“绝对的恶”的概念，用“平庸性”来形容艾希曼身上表现出的这种恶的司空见惯和无思想性，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