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增长与人口、就业

1.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制度、人口素质、经济结构等许多方面的优化。^[30]经济增长关系到经济发展,并直接涉及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通常有:与价格变动相关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或名义国民收入,与不变价格相关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或实际国民收入,与人口增长相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

从人作为生产者的角度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认为是就业的产物。从人作为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国民收入必然关系到消费,从而影响生活水平;另外,消费又和生产相联系,这又牵涉到自然资源。不难看出,以上分析能构成两个需要思考的关系式:①人口→就业→消费(收入)→生活水平→经济增长;②人口→消费(需求)→生产→自然资源→经济增长。

了解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前期需要做的事情。西方经济学界分析这个问题时,一些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两类:①生产要素投入量,具体起作用的是就业数量、劳动质量、投资数量;②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即单位投入要素的产量,具体起作用的是资源配置优化、规模经济、技术进步。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学派的理论,把导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归纳为两类:①外生变量论,具体是指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②内生变量论,具体是指技术进步或资本积累。^[31]人们基本认同的技术进步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产品品种增加、产品质量升级、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专业化加深)、技术模仿等。

内生增长理论只是相关的各种增长假说的一种集合。^[32]内生增长理论论证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前提是认定它为内生变量,但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仍被看作外生给定的。包括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论在内,主要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经济增长与否,始终排除被当作外生变量的制度因素。

制度变迁理论强调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表明制度指向了经济秩序的合作或竞争关系。按诺思的理解,马克思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在国家控制方面的结构危机最终导致了一套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产权的出现”。随后,诺思又阐述:“与产业革命相联系的技术变化要求事先建立一套产权,以提高发明和创新的私人收益率。”技术进步有赖于科学革命,科学与技术结合造就了经济革命。“新技术发展与新知识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发展纯理论并不需要与其导致的实际发明有同样的激励”,而发展新技术必须有激励,或者说“在创新方面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变迁理论既断言马克思“把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又赞同马克思“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间的矛盾”,由此可见,该理论已确定经济制度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33]

目前,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已成为人们对经济增长原因(源泉)探讨的中心点。

2.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关系

凯恩克劳斯曾针对“有没有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这个问题谈道:经济发展是一个扩散过程。技术、资本、市场三个经济因素的相互影响是发展中的重要成分,但是,“这种相互影响是在一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发生的,这个环境反过来又与各种经济因素互相影响”。文化因素能推动也能延滞发展过程,它“埋在发展的根部”。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来文化上的反应,而它本身又是这种反应的结果。政治因素表现为制度,由经济机制激发的不平衡压力可以策划和引导,这自然能归并到经济政策上。^[34]

影响经济制度的还有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外生因素(如新技术、思想和政治的发展)属于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内生因素与生产技术、市场类型、企业规模、劳动力市场有关。^[35]经济制度通过经济政策,可以从有严格的运作程序和组织制度方面体现出系统性特征,也可以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体现出均衡性与非均衡性特征。经济政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不发达经济中的人口增长

不发达经济中的高人口增长率“对教育系统和其他公共设施产生巨大压力,使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现象日益严重”。城市存在失业,农村劳动者“流向城市,也难以找到工作,只能增加城市的失业人数”。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不发达经济建立重工业,“并没有给雇佣劳动者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面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双重要求,只能一面控制增加人口,一面“鼓励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密集工业”^[36]。在二元经济状态下,工业化带动起来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人口压力又需要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4.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

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主要涉及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和就业间的复杂关系;人口数量拉动型经济增长给资源的压力;政府政策与福利;观念与人口、就业。^[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