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智库
- 朱旭峰
- 4761字
- 2020-08-29 21:32:08
三、中外智库研究思潮
（一）国外智库研究
以保罗·迪克森1971年出版的著作《智库》为标志，西方智库研究逐渐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研究路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和国际比较研究。其中国际比较研究路径的研究重点在于智库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和基于全球政策网络和全球政策转移中的智库角色的研究[1]。
智库在西方社会发挥作用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其真正被学界关注也是近几十年的事情[2]。以美国为例，最早的智库产生于20世纪初，经历过19世纪30年代前后学术型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合同委托型智库（如兰德公司）兴起和19世纪60年代鼓吹型智库兴起，各类智库在美国各届政府的法案政策制定博弈中活跃起来。1971年，保罗·迪克森发表了第一本介绍美国智库形成及发展的科普性读物，但在之后的20年间，西方学界并没有产出其他重要著作。直到90年代，伴随着智库在全球范围的发展，西方政策研究界才正式开启智库领域的深入研究。
西方智库的三种主要研究路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和国际比较研究的发展是有大致的时间序列的[3]。最早出现的著作主要是针对当时智库发展机制成熟的美国及英国等的政治发展史研究，之后逐渐出现了定性定量描述智库发展状况的实证主义研究，随着智库在全球范围内的成长，有关智库的国际比较研究兴起。
1.历史主义路径
受政治学研究影响，早期智库研究学者主要通过历史主义路径探究智库发展历程及其影射的宏观政治环境，包括政府关系、利益相关者、社会文化等。该路径若干代表性学者及成果参见表1-2，此时的智库研究深受政治学各理论学派（多元主义、精英理论、国家理论等）的影响。
表1-2 历史主义路径代表性学者及其成果
2.实证主义路径
随着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研究者将西方智库研究带入了中观实证研究脉络中。这里不得不提近20年来智库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黛安娜·斯通。1996年,黛安娜·斯通出版的著作通过案例研讨，详细论述了智库的管理机制和知识网络，剖析了智库实现影响力的理论动因。之后，一系列研究延续了实证主义这一路径。该研究脉络的其他代表性学者及其成果参见表1-3。
表1-3 实证主义路径代表性学者及其成果
3.国际比较研究路径
随着智库建设在各国兴起，非英美国家研究者开始关注本国智库的发展状况，而且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英美智库问题专家也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拓展到全球其他国家的智库发展问题。智库国际比较研究的兴起，使得之前广受认同的“美国标准”（尤其是对智库独立性的表述和要求）受到了挑战，研究人员越发认识到国家特有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潮对智库发展模式的巨大影响。国际比较研究路径下若干代表性学者及其成果参见表1-4。
表1-4 国际比较研究路径代表性学者及其成果
（二）国内智库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陈振明、薛澜、丁煌等学者将“智库”的概念引入国内理论界，从而拉开了中国智库研究的大幕。其中的代表性研究包括：1995年陈振明发表于《岭南学刊》上的文章《政策分析的职业化》，从政策分析职业化的角度对智库进行研究，该角度能从侧面反映政策分析和政策科学这一学科的发展演化及其广阔的前景，而政策科学职业化与智库的发展密切相连。该文指出，我国的政策分析职业化已经开始起步：在我国有大量人员从事专职政策分析工作，且我国的政策分析教育已经步入正轨；全国性的政策科学研究组织已经出现；政策分析文章也逐渐增多，学术活动日趋活跃，学术研究和应用发展也取得显著成果；等等。同时，文章给出了政策分析职业发展越热，则越有利于中国智库发展的观点[4]。1996年薛澜在《科技导报》上发表的文章《美国的思想库及对中国的借鉴》，深入分析了美国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从提上议程、形成政策、执行政策到评估政策，每个环节都与智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文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与美国智库发展有关的各种因素，高度地概括了美国智库的发展特点。在此基础上，该文对我国政策科学发展提出了建议。该文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从此开始，公共政策、国际关系、情报学等领域的学者对智库开启了系统的研究[5]。1997年丁煌在《国际技术经济研究学报》上发表文章《美国的思想库及其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他在对美国智库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后，对美国智库进行了分类并指出了各类智库的优缺点，分析了美国智库的基本特点，探讨了智库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智库在政府决策中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6]。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上述学者大多是各级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专家成员，薛澜教授是其中的代表。2003年4月，薛澜教授作为三位讲师之一为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授课，讲解了当代科技发展趋势及我国的科技发展，以及如何运用科技手段战胜“非典”的问题，并在2003年10月参加国务院组织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2011年，他第二次为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做了关于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报告。这些学者既是智库概念的引介者，同时也是智库的专家，在参与决策咨询的过程中同时也承担着“智库建设代言人”的角色。比如薛澜教授作为智库专家，其咨询领域主要集中于科技政策，但其有关中国智库的研究也颇具影响力，其成果被学界大量引用。
在此种思潮的影响下，学术界开始从多个维度探索中国智库的运行机制及其对政策过程的影响。笔者在自己的研究中探讨了中国智库的内涵、社会功能[7]、影响力[8]、中国智库的“二轨外交”功能[9]、智库的国际化[10]、政策变迁中的专家参与等多个方面。傅广宛等在《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变迁与思想库的发展》中分析了政府决策机制与智库两者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关系，从而得出了政府决策机制变迁促进了智库的发展，智库的发展影响了政府决策机制变迁，通过优化政府决策机制可以有效地提高中国智库水平的结论[11]。王莉丽考察了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她认为，该机制使知识与权力得到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保持了美国政治的活力和有效性，也使智库成为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对于智库而言，“旋转门”机制所带来的政府官员与智库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使智库虽处于政府之外，但却与政府内部保持着密切联系[12]。于今在专著《智库产业的体系构建》中提出要以竞争性市场的手段促进智库产业的健康发展[13]。王佩亨、李国强所著的《海外智库：世界主要国家智库考察报告》，根据亲身调研考察经验，总结了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多国代表性智库的建设特点[14]。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实践与总结》一文中总结了建设高质量智库的实践经验和政策建议。胡鞍钢以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为指导、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作为中国智库的缩影，分析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必要性、中国智库目前所处水平，并给出了今后的研究展望[15]。胡鞍钢的专著《如何认识当代中国：谈国情研究与智库建设》立足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迅速崛起的背景，分析了智库建设的定位、原则、作用和影响力等问题[16]。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与秘书长苗绿撰写了一系列专著，讨论在中国崛起进程和国际化背景下，中国智库应在国家治理和国际交往方面承担的责任。2014年的《大国智库》阐述了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情况，总结了国际智库发展的规律与作用，并勾勒出未来中国智库的发展路径与前景[17]；2017年的《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提出了智库创新运营的“五力模型”[18]；2018年在另一本专著《全球智库》中分析了共享领导、文化塑造、知识管理、组织管理和战略规划作为创新性智库建设的五大基石所发挥的作用，还指出了智库系统化创新的五个维度：人才、研究、传播、资金和合作[19]。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品牌》一文中对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目前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智库建设如持续下去，会导致中国在全球格局变革环境下的被动[20]。中国智库作为表达国家话语、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并未能很好地发挥自身作用。除此之外，王文也指出，中国学术界对“智库”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认为“智库主要是做好研究，提供优质的决策咨询报告，而对外品牌、话语传播、国际交往是相对次要的事情”的观念必须改变。中国多数的智库精英还并没能从社会干预力、国际博弈的角度来理解机构使命。王莉丽在《全面提升中国智库的智力资本》一文中指出了中国智库建设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这些问题探讨如何全面提升中国智库的智力资本[21]。
上述国内的智库理论研究，不断加深了学术界、实践界和政策决策部门对现代智库的认识。智库理论研究对智库实践的指导促进作用不言而喻，而智库实践发展同样也刺激着智库理论研究的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智库进入发展新时代，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互动愈加活跃。这与国家在重大战略议题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方面重视智库作用的激励机制是分不开的。智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讨论中，并通过多种方式主动走出国门，传递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致力于参与中国发展、表达中国话语和构建中国软实力。智库实践呈现的诸多新形式，使得智库的机构边界愈加模糊、组织结构愈加多样、机构职能不断丰富。从个体、组织化向网络化、平台化等跨界组织转型的智库大量涌现，成为更广泛的网络、联盟或知识体系中的行动者。中国智库发展的新趋势，为智库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朱旭峰.“思想库”研究：西方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7（1）:60-69.
[2]STONE D. Think tanks，global lesson-drawing and networking social policy ideas. Global social policy,2001,1：338-360.
[3]朱旭峰在2007年发表的《“思想库”研究：西方研究综述》中首次提出三种研究路径，在其后张欣等学者均采纳上述分类。
[4]陈振明.政策分析的职业化.岭南学刊,1995（3）:90-93.
[5]薛澜.美国的思想库及对中国的借鉴.科技导报,1996（11）:18-22.
[6]丁煌.美国的思想库及其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国际技术经济研究学报,1997（3）:31-37.
[7]薛澜,朱旭峰.中国思想库的社会职能：以政策过程为中心的改革之路.管理世界,2009（4）:55-65.
[8]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9]朱旭峰.国际思想库网络：基于“二轨国际机制”模型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5）:22-29.
[10]朱旭峰,礼若竹.中国思想库的国际化建设.重庆社会科学,2012（11）:101-108.
[11]傅广宛,刘晓永,毛志凌.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变迁与思想库的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1）:131-134.
[12]王莉丽.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国际问题研究，2010（2）:13-18.
[13] 于今.智库产业的体系构建.北京：红旗出版社，2013.
[14] 王佩亨,李国强.海外智库：世界主要国家智库考察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
[15]胡鞍钢.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实践与总结.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2）：4-11.
[16] 胡鞍钢.如何认识当代中国：谈国情研究与智库建设.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17]王辉耀,苗绿.大国智库.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8]王辉耀,苗绿.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19]苗绿,王辉耀.全球智库.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0]王文.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品牌.对外传播,2014（5）:33-34.
[21]王莉丽.全面提升中国智库的智力资本.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