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教育支出的冲击及财政政策含义^[1]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不断增长，据统计，截至2008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就已达到1.4亿人。与此同时，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收入已成为农户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并有力地促进了农户收入增长。自21世纪初开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都将农村劳动力转移视为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并从政策层面出台了诸多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措施，其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为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而实施了一系列农民工培训规划^[2]，地方政府则出台了诸如扶贫资金向外出务工农民倾斜、帮助务工农民签订劳务合同及协调解决合同纠纷等优惠措施来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

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视角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之所以能为农民带来普遍增收，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在农业部门就业与非农部门就业存在较大的比较收益差距，而劳动力转移恰好能为农村居民提供许多非农部门就业机会，从而使其可以获取相对较高的收益。然而，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面临很多制度性约束，所以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带来农民增收，但是城乡居民之间在市场参与机会和参与能力等方面上的诸多差距使得单纯依靠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事实上，从21世纪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非但没有因为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而缩小，总体上还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城市蓝皮书》指出，城乡居民之间人均收入比2000年为2.79，2008年则扩大到3.31，如果考虑到可比性因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达到4～6倍。虽然从理论上讲，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有很多，但很多经验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居民人力资本存量差距不断扩大。具体来讲，一方面，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在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导致城乡居民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出现日益扩大的差距，另一方面，农村家庭相对贫困使得许多学龄儿童选择辍学而从事生产性劳动，从而失去接受进一步教育的机会。一些学者在研究收入差距时发现，人力资本的差距不仅会造成收入差距，而且会加速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是因为人类资本具有边际效益递增作用。比如，姚先国和赖普清（2004）的研究表明，城乡居民之间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显著影响，城乡工人劳动工资差异的70%～80%源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和工人就业企业的差异；张车伟（2006）的研究则发现，我国的教育回报率不仅受教育程度影响，而且受收入水平影响，最低收入的5%人群的教育回报率只有2.7%，而最高收入的95%人群的教育回报率达到6.53%，因而初始的人力资本差距在市场条件下会逐渐拉大收入差距。

既然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城乡居民人力资本差距，那么从公共政策设计上讲，政府的政策目标就应该是通过相关财政支出政策来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许多研究文献已提出了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建议，比如，姚先国和赖普清（2004）提出增加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强农民工市场竞争能力；张车伟（2006）建议国家将义务教育提高至高中阶段以及扩大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从而确保其能完成义务阶段教育，以此改善其人力资本积累。然而，从农村教育制度安排上讲，农村公共教育包含正规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农户接受这两类教育所得到的回报率往往存在很大差异，而这些建议恰恰忽视了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这种社会背景下，农村居民教育需求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一事实，因而基于这些建议的政策改革难以使农村教育财政政策治理结构的设计更有利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

从理论上讲，在设计农村教育财政政策治理结构时，劳动力转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一方面，劳动力转移可以提高个人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比如，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可以通过“干中学”增加劳动者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盛来运，2007）；再比如，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以后经过工业文明的熏陶能带动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提升（都阳，2003）。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影响农户教育投资行为，进而直接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从政策治理结构效率的角度讲，如果农村教育财政政策设计不考虑劳动力转移对于人力资本间接积累和直接投资的影响，那么政策就难以取得良好的绩效。

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教育支出的作用机制，可以将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教育支出的影响分为正向激励效应和负向激励效应。一方面，为了成功获取非农部门就业机会以及保持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优势，农户会有积极性对家庭成员进行教育投资，从而对农户教育支出产生正向激励效应。比如，郭剑雄和刘叶（2008）通过将人力资本积累率处理为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内生变量得出，当较高的文化技能成为劳动力实现跨部门“套利”的必要条件时，必然会刺激农村家庭对教育投资的需求增长。另一方面，对农村教育的低回报率预期以及农村家庭贫困都会使农户子女辍学而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样会降低农户教育支出规模，从而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形成负向激励效应。一些研究也印证了上述判断。比如，现有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年教育回报率一般在0%～6%，明显低于国际上平均年教育回报率10.1%的水平（Alan de Brauw et al.，2002），这会导致农村家庭教育投资不足；此外，Alan de Brauw等（2006）的调查显示，与1990年数据相比，在2000年我国16～20岁的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提高了两倍多，虽然年龄较大的人群非农就业参与率也在上升，但他们的参与率还不到16～20岁人群的一半。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年轻化这种趋势也间接表明，许多正处于学龄阶段的农户子女放弃学业而加入劳动力转移，从而导致农户教育支出减少。

综上所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户教育支出的影响最终取决于正向激励效应和负向激励效应的相对大小。换言之，如果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教育支出造成的正向激励大于负向激励，则农村劳动力转移会有利于农户人力资本积累，反之，农村劳动力转移会直接减少农户人力资本积累。本章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家庭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教育支出的总体效应，并基于此对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财政政策治理结构的绩效进行评价。具体来讲，本章首先采用2006年CHNS数据，利用Tobit模型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户教育支出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然后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探讨农村教育财政支出结构的设计。

本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计量模型设计；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结果；第四部分是对农村教育财政政策治理结构绩效的评价；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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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章原文是与兰永生合作完成的，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教育支出的冲击及财政政策含义》为题发表于《财贸经济》2010年第12期。

[2]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03〕79号）及《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