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费尔巴哈学派哲学前提再定性

布鲁诺·鲍威尔很清楚，就理论实质和政治倾向看，马克思、恩格斯是与费尔巴哈有相当的关联的。因此他在用上述方法对付了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断绝了唯一者进一步发展的任何可能性”之后，转过来又把矛头对准以费尔巴哈思想为支柱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反对率先以其为批判对象的《神圣家族》的作者马克思、恩格斯。他根本没有想到区别已经走上思想独立发展道路的马克思、恩格斯与费尔巴哈之间的思想差异，而只是笼而统之地把费尔巴哈哲学当作马克思、恩格斯对其所做的批判的前提。他在《神圣家族》的序言中找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这一用语，就以此作为他的理论意旨和反批判的主要议题展开论述。

《神圣家族》开首便说：“现实人道主义在德国没有比唯灵论或者说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1]这自然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连同费尔巴哈的哲学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了，然而从前面我们所分析过的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看，他们的哲学怎么能算是“人道主义”呢？至多只能是摆脱不了感性、现实从而不能体现精神本质的“人道主义”，即“被唯物主义所累的人道主义”。这样的人道主义与布鲁诺·鲍威尔的哲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布鲁诺·鲍威尔又对为《神圣家族》一直推崇的费尔巴哈哲学连续用了多个“配”（dürfen, сметь, to dare）和“能”（können, мочь, to be able）的句式下了如下的断语：它“不配而且不能理解批判家，不配而且不能知道和认识在发展中的批判，不配而且不能知道：批判对一切超验东西来说是无尽的斗争和胜利，是不断的破坏和建设，是唯一的创造的和动力的本原。费尔巴哈哲学不配而且不能知道：批判家过去如何工作而且现在还如何工作以便承认那些一直压抑了人类使人类透不过气来和没有生气的超验力量并使之成为它们本来的那样，即成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内在中的内在、成为出自本乡也还在本乡的乡土，也就是承认这些超验力量并使之成为自我意识的产物和创造物。这个哲学不配而且不能知道：只有批判家是唯一彻底摧毁了完整的宗教和具有各种表现的国家的人”^[2]。

费尔巴哈哲学是这般“不配而且不能”，不足恃也不足取，那么对于布鲁诺·鲍威尔这样的批判家的批判，其命运又如何呢？其实，“批判”由于其超凡脱俗一直在人世间命运多舛，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道早就在为他们的学说屡遭“误解”不能“流行”而慨叹。在《神圣家族》第七章中马克思曾以一位“批判的记者”的信为例对此做过描述和说明，在写给“神圣家族”某个成员的信中，这位记者说：“您可以看到，《文学报》^[3]……丝毫没有得到人们的赞同。只有当它投合没有头脑的人之所好，当您随着流行的扬尼恰尔军^[4]乐队的言语的乐声昂首阔步的时候，它才能得到人们的赞同。”这实际上是说，批判与现实之间本身就是矛盾的，批判由于其是批判，所以不为现实的人们所理解和赞同；而一旦赢得人们的理解和赞同，它便不再是批判了。马克思当时讽刺说：“好一个流行的扬尼恰尔军乐队的言语的乐声！大家知道，批判的记者总想骑在‘不流行’的言语上逞英豪。”^[5]

而上述布鲁诺·鲍威尔对费尔巴哈哲学的那番陈述和界定再次反衬出，他其实对自己思想的现实理解和解释更感“不称心”了，但是他无意降位以求，改变其批判的本质。他用以描绘“批判”的那种方式，他把压抑“人类生活”的力量转变为“超验的”力量，又使这些“超验的”力量转变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的做法，他把“批判”说成是“唯一的创造的和动力的本原，无尽的斗争和胜利，不断的破坏和建设”，是“现在工作”和“过去工作”等等的表述，说明他根本不可能改变其观照、把握世界的思路和观点，相反他责难《神圣家族》对“批判”是误解了，他再次把“实体”“归还原处，把它投归它的出身之地，即自我意识中，批判的人和被批判的人”中。难怪马克思、恩格斯说：自我意识在这里好像起着思想的贮藏所的作用，什么都归结为它，它可以包含一切。当然这种无视现实、极力张扬精神的哲学也得不到现实的认可和尊重，最终只能延续布鲁诺·鲍威尔学说的悲壮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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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3.

[2]Bruno Bauer. Charakteristik Ludwig Feuerbachs. 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 1845(3).

[3]《文学报》（Literatur-Zeitung）是月刊《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的简称，由鲍威尔于1843年12月至1844年10月在沙洛顿堡发行。

[4]扬尼恰尔军是古代土耳其的近卫军。

[5]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