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本对马克思形象的不断重构

在马克思思想研究史上存在着一个独特现象——马克思的形象不断随着新发现的文本而被重构。虽然马克思在世时只公开出版了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但其作品对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深刻洞见不断激发起后代人对马克思的探索热情。因此,马克思的思想形象是在后世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被展开的。从中外学术进程来看,因文本在20世纪历经了四次建构,导致每一代研究者心中都有不同的马克思形象。

马克思形象的第一次公开面世与恩格斯的努力密切相关。恩格斯不仅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提炼出了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创见,而且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以此勾勒了作为革命家和科学家的马克思形象。这一思路奠定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的认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成为这一时期理解马克思的重要文本。在此进程中,恩格斯曾注意到第二国际时期出现的经济决定论倾向偏离了马克思思想,为此他以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为主题写作了大量书信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30-434;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59-463;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84-492;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93-98;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98-201.,但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条件没能阻止马克思思想滑向经济决定论。

进而,马克思形象的第二次转变与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直接相关,西方思想家从中建构出针对第二国际正统的“青年人本主义马克思”,异化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人性的指控凸显为关注马克思的焦点,这一思路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年的人本主义取向,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的形象在批评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出现了第三次转变,这主要归因于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以意识形态和科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严格划界。他将关注点从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形象转移到以《资本论》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剖析当中,一个成熟时期的“科学主义马克思”由此诞生。到了这一时期,《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深意才真正被认真对待,一个鲜明的例证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

问题接踵而至,马克思形象的第四次转变发端于1972—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整理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通过劳伦斯·克拉德的介绍,马克思生命最后时期的理论探索首次被后人知晓,一个“晚年人类学的马克思”也因此横空降世。一时间,“马克思反对马克思”“马克思本人是第一个修正主义者”的说法泛滥开来。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的马克思”并非简单炮制一个“晚年马克思”从而对马克思形象进一步肢解,他们的意图毋宁说是以“人类学家”的统一身份弥合此前被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撕裂的“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

由此可见,在20世纪不到100年的时间内,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历经了“经济决定论”“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人类学家”的四次转变,并且每一次形象转变都可归因为学术界对马克思某些文本的发现或强调。在此过程中,马克思的整体形象不仅没有被厘清,反而被严重肢解了。被肢解的马克思造成了不同学术传统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各执一词、偏爱一方,但它们在客观上也提出了对马克思整体形象进行重新审视的要求。

近年来,MEGA2的研究(特别是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于2012年全部出齐)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背景。MEGA2首次以写作顺序和文本原貌还原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虽然一时间无法读到马克思著作的全部内容,但他毕生著述的书志学情况已经基本清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二部分刊布的材料表明,马克思从1857年整理加工政治经济学研究手稿到1883年去世,期间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资本论》的创作,尽管这一过程是极其迂回而复杂的。如果这一文本信息预示着马克思形象的另一次重构契机,那么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研究者将可能是通过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中心来重构马克思形象的第一代人,这意味着大量的思想议题将从马克思中后期(特别是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之后)产生。鉴于此,本研究选取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末同时关注《资本论》、国际工人运动、文化人类学和启蒙主义历史学这一极具争议的时段进行探究,通过对此间篇幅最大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进行文本学解读,以期将“晚年马克思”的论域拓展至更宽广的马克思中后期思想进程当中。

为此,下文从“晚年马克思”的提出背景谈起。


[1]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30-434;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59-463;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84-492;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93-98;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98-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