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波澜壮阔，大国兴衰构成了其中重要的篇章。长期以来，不知有多少学者和政治家呕心沥血去探寻其中的逻辑线索，产生了多少启迪今天的著述宏论和丰富实践。然而，大国兴衰又是难有最终答案的难解之谜，这不仅在于问题本身具有的复杂性，而且也由于世界在变化，历史在进步，不同国家兴衰的轨迹不可能简单重复。由此而来，有关大国兴衰的探讨也就永远不会过时。
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这九个先后崛起的国家，在历史兴衰和发展方面具有典型的意义。阐述其发展历史，探寻其发展轨迹，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大有裨益。
所谓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随着持续而强劲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有西方战略家甚至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将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为确定的发展趋势之一，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如何调整彼此间的实力和利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注中心。姑且不论这种认识具有多少简单线性思维的成分在里面，中国应如何推进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应对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却是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努力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特别是亚洲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在基本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先后经历了经济起飞，走上了经济现代化的道路。这些事实为和平崛起提供了实践上的认识基础。实践证明：国家自身的完善、社会组织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最大要素；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利用和创造条件适应国际经济结构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某种“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有一些基础性因素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以及具有强劲生命力的战略传统决定了中国无法不显示其重要性。尤其从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上看，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不同领域具有综合实力和潜力的国家之一，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必然具有长期的国际政治抱负。如果再考虑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引起的各种连带效应，中国的实力得到迅速提高，发展的潜力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受到世界日益增多的关注。与此相关联，中国积极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体制中来，在世界范围尤其在亚太地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长期直线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期间甚至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而在国际体系中，尤其在政治、安全和思想领域中国远非处于主动地位，甚至还需要去努力化解所谓“崛起困境”。因此可以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保持了比较积极但相对低调的外交姿态，那就是邓小平反复告诫中国人要谦虚谨慎，“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不争一日之短长，不扛旗，不打头阵，不引火烧身，不将西方的矛盾集中在自己身上，而是一心一意搞好现代化建设。”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独立积极作用”。
关于中国未来的崛起前景，有学者做了非常系统的研究，其中不乏深入的分析。感觉欠缺的是，许多作品对崛起前景和过程的展望往往显得过于乐观，研究中过多采用的是线性的分析方法。战略思考需要立足于消除威胁并寻求达成目的的有效途径。我们当然愿意看到中国未来可观的前景，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并不仅仅是前进过程中的伴随品，而是稍微松懈就随时可能酿成严重的危机，其中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尤其值得高度警惕。比如有分析认为：“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占世界GDP总量比重将达到22%，高于美国所占比重（20%），中国的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属于中等发达国家。”不论这种分析是否过于乐观，在我们看来，前景固然光明，但过程也许更重要，对于可能出现的经济结构性危机、对于可能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我们做好充分准备了吗？
关于“崛起困境”，它与“安全困境”相似，但不完全等同于“安全困境”。“安全困境”强调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相互恐惧的关系，而“崛起困境”则是在此基础上崛起国家在扩展体系影响力的过程中所必然遭遇体系施加的限制，承受较大的安全压力。就如同修昔底德看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盛行，至今仍有市场的“中国威胁论”的基本逻辑也在这里。
中国致力于民族的复兴，并不是向现有国际体系及其秩序挑战，近30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融入国际体系的开放政策。当然，随着对外关系的深入，中国进一步体会到国际秩序并不是中性的，存在严重的权力分配失衡，也时常受到来自霸权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家的防范和遏制。中国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不同、文化禀赋不同，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存在很深的疑虑，甚至将中国定位为潜在的最大战略对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在外交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包括中美关系的起伏和“台独”势力的猖獗，都与一些国家的遏制政策紧密相关，并将在未来较长时期继续困扰中国。
这里要强调的是，仅仅注重霸权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家的政策约束还远远不够，这仅仅是“崛起困境”的直观表象。在我们看来，当前国际体系赖以存在的资本扩张与集聚的逻辑带来的影响更为隐蔽，同时也更为重要，它对后发国家具有无形的但却是持久的惯性制约。在国家间相互联系日趋强化的新的国际关系背景下，这种惯性在加强，对后发国家的影响更具基础性。
在国际体系发展的特定阶段，主要力量的分布与对比关系会维持相对固定的态势，如果没有大的战争这种基本态势更难以动摇。在体系演变中，存在维持其原有结构的内在要求，而后起的国家要冲破原有体系结构的限制而进入先进行列具有很大难度。有人也许看到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的迅速变化，苏联的解体及随后大国力量的消长，然而问题在于，较长时期以来，不论格局的外在形式如何变化，其国际资本扩张和积聚的内核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由于西方国家强大的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全球化的发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格局的历史惯性。在世界范围资源有限、发展机会有限的条件下，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不可能拥有一样宽广的发展空间。
一个多世纪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后进的大国能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如果能够突破历史惯性的束缚实现现代化，必然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伟大创举，但目前没有任何条件允许我们低估过程中必须克服的艰难与困苦，中国在较长时期里都将保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尽管是其中最大的。从这个角度，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将长期处于战略守势，忽略这一点，战略思考就容易犯冒进的错误。中国与外部世界适应和调整彼此的关系，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而对于中国，如何处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进程与保持必须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战略筹划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历史证明，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不可能跟上世界发展潮流，难免陷入更加落后被动的境地，向现有秩序挑战往往收效甚微甚至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完全做体系的追随者以求跻身强国之列，或超越现阶段国际体系的现实而追求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利益，要实现中国的崛起也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在当前资本扩张逻辑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中，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利益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倾斜的情况不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反而在总体上趋于强化。没有自主的体制和社会创新，现有世界体系不可能自动为有人口众多的中国提供现代化的空间。
二、寻求积极的战略互动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战略文化和历史传统，有不同的战略偏好和历史际遇，同时也必然要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动中调整战略和政策。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复杂而敏感，没有一成不变的单行线。历史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但并没有必然要经过的点。
国家与国际体系尤其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互动，对国家的命运产生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持续40余年的美苏冷战对抗固然有权力争夺的基本成分，但是相互怀疑和敌对政策的循环刺激也是重要的动因，并使局面逐渐恶化，在失去法西斯这一过去必须共同面对的威胁后，意识形态的差异最终主导了两国关系。随后一些事情的发展令许多人始料不及，其中包括中苏关系破裂、中美达成战略谅解等，它们对冷战最后的结局绝非无足轻重。
许多研究已经揭示：影响国家战略决策的因素众多，并且相互间具有非常复杂的作用关系。只集中于传统构成要素——国家实力、结构变化和外部威胁的战略筹划是不全面的，仅仅这些要素不能解释国家所做出的行动；与此同时，相互联系、观念变化及国内制度特征、集团的政治压力等要素在战略选择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而形成的国家间战略互动必然是复杂的过程。这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早些时候关于中美关系的精辟看法：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走向冲突，他们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
中国采取不同的战略将可能产生迥异的效果，稳健而积极的参与和冒进而刚性的扩张之间有天壤之别；而其他国家不同的对华政策也必然引起相应的反应，强化防范和限制必然迫使中国寻求化解之道，而进行积极的沟通与协调，也许对谁都有益处。
但是，总有人相信大国政治必然导致悲剧的发生，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在21世纪初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富裕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将是一个决心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这些言论实际是对问题采用单一逻辑的简单理解，没有看到国际条件的变化和世界政治的进化，与过去相比，国家战略选择的余地毕竟不一样了。
二战结束后，依据以往经验，人们对世界政治的本质认识仍然主要限于权力争夺，几乎不相信合作，所以才有冷战的出现。基于遭受西方列强欺压的惨痛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并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敢于和外部强权抗争，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从而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后来由于对环境的变化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脱离世界的潮流，过于强调斗争，一段时期把国家发展放在了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对比那个时代，今天的国际环境毕竟比较宽松了，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做出比较极端的选择。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等诸多对于中国未来走向的武断预见之所以难以绝迹，一个原因是对国际政治的按某种逻辑所做的简单图画式解释，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崛起的过程远没有结束，没有比较完备的事实经验作为分析的依据。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复兴对战略研究提出的强劲挑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经常遇到的困难，即“理论和经验工作的联系比较松散”，当然，无论如何，这也不能成为掩盖战略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相对落后和质量低下的借口。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发展显示出竞争与协调的总体平衡，中美关系虽然多次出现反复，但并没有陷入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邓小平说：“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也许正因为如此，近年美欧一些国家对中国积极的评论有所增多。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有关中美关系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其中固然有约束中国的成分，但总体上表现出一个比较积极务实的定位。另外还有分析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正在不断增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正散发巨大的能量吸引国际社会关注，‘北京共识’成为世界争先效仿的发展模式，务实、主动的外交姿态获得认可。中国运用‘软实力’实现和平崛起，打消其他国家的顾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中国的弱势地位不可能在短时期改变，要想达到预定战略目标，应防止与强权进行正面的直接对抗和碰撞，不应采取简单的直接路线，一般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长期的努力。在互动过程中创造条件拓展机遇，是中国国家角色定位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应避免逞一时之勇，赌国家之命运情况的出现。
强调国家间积极的战略互动，并不代表对待强权也要一味示好而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平是乞求不来的。在总体上处于守势，并不意味处处被动处处防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来没有哪个霸权国的实力强大到可以压制所有的真理和正义，何况中国长期以来的战略实践，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要推进中国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并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不仅要依赖或者越来越依赖强化相互信任和合作，而且也需要必备的战略威慑力，甚至具备打赢合法性战争的能力。
国家间互动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将其绝对化。在根本上，只有中国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历程不可逆转，中华民族的复兴才可能最终得以实现。我们应该重视外部因素，但也不能为其左右，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除自强之外，无胜人之本。当然，推进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不应蜕变为依附于他人，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于敏感而反应过度。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资中筠指出：“百年来，中国人总是把自己应走的道路系于有关国家对自己的态度，因此总是走不出那个怪圈。”“过去由于对西方的失望，转而以俄为师，结果不也是受欺辱吗？如果前苏联的道路真能使我强大，也不能因为它对我行大国沙文主义而不学。这个道理其实并不深奥……。”
三、适应世界政治特征的演变
中国要想在21世纪里有较大的作为，就决不应该仅仅在国际竞争和互动的一般技巧上下工夫，更重要的是及时认清世界政治特征演变和发展大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敏锐洞察未来世界可能的走势，及时消除自身存在的不适合未来发展的种种弊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谋求社会的全面发展。换言之，战略的使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世界设计某种自以为是的结局，谁也不能凭借国家的力量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周密蓝图强加于客观世界，而只能审时度势，做历史发展允许做的事情。
00从目前情况看，对中国未来产生影响的世界政治特征演变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的整体性增强，国际体系对作为个体的国家的影响逐步强化，任何国家，其中包括中国甚至也包括美国，都应适应世界整体性带来的约束，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以求获取自身的利益。世界整体性增强，必然削弱大国的特殊性。布热津斯基就曾指出：“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和唯一的真正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正日益相互渗透，而且因为知识作为力量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和分享，而且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经济力量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分散。”未来世界很难按照某个国家或某种势力所设计的方向去发展演变，即使采用什么极端的手段或拥有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做不到。在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看来，信息革命构成更加微妙的挑战，它正在改变国家、主权和控制的性质，也正在改变软实力的作用，“在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中，没有哪个问题会容易用我们的军事力量优势加以解决。”奈进而认为：如果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独奏，而是乐队指挥，那么美国治下的和平可能更长久一些。对于目前的美国如此，对于未来更加现代化的中国也是如此。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所要争取的不应该是领导者或者霸权地位，而是寻求战略的主动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促进中国与世界关系更为和谐地发展。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即使今后发展起来，也决不称霸，永不当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世界历史是进化着的，顺应世界潮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崛起进程中，中国既要善于用合作借势，以迂为直，又要勇于承担责任，待时而动。国家兴衰的谜底，也许就藏在特定的国家于变与不变的世界整体趋势下不懈努力和积累、顺势而为的大智大慧之中。
第二，国际关系更趋复杂，国家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越来越难以过于强调个别领域的共同性或者差异性，而是要在诸多的领域取得平衡。由于国家与外界的联系在空间上不断延伸，更多的国家被牵扯到一些原本属于特定区域的利益联系甚至矛盾纠纷之中，各国利益要在与更多竞争对手的角逐中来获得；与此同时，国家间的联系已经不是发生在个别领域，而是在越来越众多的领域得以实现，并越来越难以忽视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介入和影响。这一切都发生在非常多样化的世界里，在这样的世界，“距离曾经给国家提供过保护，而全球化正在缩小这种距离。”
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发展将给世界的未来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危机之中，“这是一个极不稳定、不可能预知结局的时期。历史并不站在任何人一边，变革的前景取决于每个人的行动。”今天的战略谋划要习惯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然而，要为“难以预测和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每一件事情做好准备并非人力所能”，所以这必然迫使任何国家不得不谨慎从事，进行更多的协调，否则就不能推动国家间关系相对平稳地发展，也不利于形成较为有效的全球治理。实际上，在冷战结束以来的时间里，复杂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国际局势相对平稳的局面，也曾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强权政治的发展。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既没有进入一种有序的轨道，但也没有失去控制；到处充满动荡和矛盾，但却又保持着总体上的平衡。
中国的对外战略努力必须具有认识复杂性和运用复杂性的能力，这是国际局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复杂性对实现国家利益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使我们从一个对手容易识别的世界向一个威胁难以确定的世界过渡。另一方面，复杂性也为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回旋余地。在这种条件下，任何缺少远见的或极端的举动都可能引起新的动荡，对角色进行简单的或极端的定位将是不适当的，对外战略的思考应积极寻求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力量、化解多重威胁、达成多重战略目标的方法，以求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第三，国际关系的非零和特性逐渐显现，“非友即敌”、“非合作即对抗”、“非得即失”等等观念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更具远见的战略思维，角色定位既要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也要具有适当的弹性，为各国家间的战略博弈提供条件。
在实力迅速增长和正在崛起的条件下探讨中国角色定位问题，无疑带有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有研究强调崛起的零和特性：“崛起为世界强国意味着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上升，影响力增大，客观上要分享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权。”“享有世界主导权的国家不愿意放弃其主导地位，而崛起大国要分享主导权，这决定了后者对前者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吉尔平也曾说过，“在根本上，今天的国际政治同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区别”。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国际政治中一直都存在着一种权力逻辑，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占有主导地位，许多国家时常会像当时雅典一样处在安全困境之中，今天的中国也遇到了许多棘手的安全问题。
然而，世界毕竟在变化，国际体系不是简单循环，而是进化的系统。一些新因素和原本不重要的因素对其演化进程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威胁的凸现也使国家面临新的选择，单纯的权力政治逻辑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权力政治将国家束缚在或领导、或自助、或挑战、或追随等比较有限而又单纯的选择之中，其主导下的国际关系容易发生冲突、对抗和战争。探索中国角色定位和利益的实现，不能过于局限于现实主义视角，今天的世界也不能用纯粹的现实主义理论或其他某一特定的理论来解释，甚至那些试图将现有多种理论综合在一起的努力也很可能不见成效，因为在本质上这种努力依然难以摆脱按图索骥的局限。更为有益的工作也许是针对重大问题做一些“朴实的分析”，逐步改进、深化和积累我们对迅速变化的世界、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国际关系的非零和性将随着国家间联系的增多而增强。过去这种非零和性表现为二战后法德和解及由此推动的西欧联合，也表现为冷战没有升级为热战而是以非战争方式结束等重大事变和连锁反应，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未来国际关系进化的空间也许更大，国家也将具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这一点连吉尔平也承认：“尽管总受到限制，但选择永远存在。历史经验有助于教我们这些选择是什么以及可能带来什么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学习过程可以出现并将影响到国际关系的进程。”
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伴随而来的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当前及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战略哲学思考至少应着眼于解决以下重大战略难题：第一，突破一个多世纪以来，后进的大国难以现代化的困惑，摆脱国际体系惯性对中国崛起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处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进程与保持必须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第二，尽快认识、适应和充分运用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超越传统权力政治的种种局限，推动对外关系平衡协调地发展；第三，增强中国社会自身持续发展和进步的能力，并以此作为参与世界和影响世界的基础。这些问题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甚至互为条件、互为支撑。
尽管实力增长较快，但是中国在较长时期里仍将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尤其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缺少结构性资源，也即在体系中仍处于相对下游的位置，对世界政治进程的影响能力还比较有限。由此决定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不能采取过于直接的战略途径，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较长时期的努力才可以达到。因此，在国际体系中，我国较长时期的角色选择似应做一个积极而自主的参与者，其中包括妥善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也包括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当前这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关系。
另外，多维的世界需要用多维的视角来认识，在总体上保持积极而自主的参与者角色的同时，应保持角色适度的适应能力和必要的灵活性。对于具体问题和在具体领域，则应根据具体的情况和条件有所区别，采取不尽相同的姿态和处置方式，不能死守某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不同的手段和途径只有相互配合，相互借助，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对待外部强权也是一样，一味采取对抗的姿态不可取，而一味屈从追随也不可行，需要发挥力量时就要有足够的决心，而应该妥协时就要及时适度后退。
当初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是如此精炼而又深刻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的特征：“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已经大大不同于那个时候了，但是我们赖以存在的民族特性和战略智慧应该发扬光大，以此为基础，推动社会创新，持更宽阔的胸襟走向世界。若如此，中国的未来和对世界的贡献都将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