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关于本书[1]

题记

这本书实际上是《梦的解析》的继续，它是对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其中的解释围绕着两个梦而展开。不管怎么说，这是我所写过的最微妙的一件事情。

本书德文版原名《一个癔症分析的片段》（1901年1月24日完成第一稿，题目是《梦与癔症》），1925年英文译文版《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由Alix和James Strachey翻译。本文是根据1925年出版的一个校正版而译。

虽然这个病例直到1905年10月和11月才发表，但大部分内容都是1901年1月写的。重新发现弗洛伊德写给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的信给我们撰写这个主题提供了大量当代的证据。

1900年10月14日，弗洛伊德写信给弗利斯，说他最近开始研究一位新的病人，“一个18岁的姑娘”。这个姑娘显然就是“杜拉”（Dora），而且，我们从这个病例本身获悉，对她的治疗在大约三个月以后，即12月31日结束。在同一年的秋天他就已经开始撰写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刻意回避：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1月版），1901年1月10日（在一封未发表的书信中）他写道，现在他正同时致力于两部著作的撰写：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和《梦与癔症，一个分析的片段》，我们在弗洛伊德的序言中获悉，这是本文最初的标题。在1月25日（第140封信）中他写道：“《梦与癔症》于昨日写完。它是对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其中的解释围绕着两个梦而展开。因此它实际上是那本梦的著作的继续。（《梦的解析》是在一年前发表的。）它进一步阐述了对癔症症状的解决方法，以及对全部症状的性器官依据的考虑。不管怎么说，这是我所写过的最微妙的一件事情，并将产生比平常更令人恐怖的影响。但是，只要一个人尽了他的职责，他所写的东西就不会成为过眼烟云。这本书已经被齐亨（Ziehen）所接受。”齐亨和沃尼克（Wernicke）一起担任《精神病与神经症月刊》的合作编辑，本文最终是在这份杂志上发表的。几天之后，1月30日（第141封信），弗洛伊德继续写道：“我希望你不会因《梦与癔症》而感到失望。它主要关注的仍然是心理学——对梦的重要性的估计和对潜意识思维的某些独特性的解释。只能瞥见这个器官的侧面——即对性刺激敏感的躯体部位（erotogenic zones）和双性恋（bisexuality）。但是它（这个器官的侧面）被明确地提到和认识到，并且为在其他时间对它进行详尽讨论铺平了道路。这个病例是一个患有神经性咳嗽（tussis nervosa）和失声症的癔症，这种病可以追溯到吸吮手指的人的特征；在发生冲突的心理过程中主要的方面是通过被男人所吸引和被女人所吸引之间的对立而表现出来的。”这些摘录的原话表明，本文是怎样构成了《梦的解析》和《性学三论》之间的联系的，它是对前者的回顾和对后者的展望。

2月15日（第142封信）他向弗利斯宣布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将在几天后完成，然后准备对另外两本书进行校对并送交给出版商。但实际上它们的历史进程是大不相同的。5月8日（第143封信），他已经在修改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的校对版（它是在《精神病与神经症月刊》的七月和八月这两期按时发表的）；但他现在却说，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出版这个病例。然而，6月19日（在另一封没有发表的信中），他报告说，“《梦和癔症》已经送交给出版商了，并将在秋季呈现在感到吃惊的公众面前”。弗洛伊德再次改变他的决心，并且又推迟了四年才出版，至于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弗洛伊德在最终于1905年出版这本书之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本书进行了修订。但是，所有内部的证据表明，他只做了很少的改动。当然，附录的最后一部分是增加的，以及序言的某些段落和某些脚注也是后来增补的。但是，除了这些增补之外，可以公平地认为这本书代表了弗洛伊德在出版《梦的解析》之后的那一段时期的技术方法和理论观点。他的《性学三论》实际上几乎是和这本书同时出版的，但他的性欲理论却在出版《性学三论》之前这么多年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发展的高度，这似乎是令人惊讶的。再者，阅读到与弗利斯的通信的读者将意识到，他的许多理论甚至早在这个时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弗洛伊德关于精神性神经症是精神倒错的“消极属性”的观点，早在1897年1月24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第57封信）中就以几乎同样的话语出现过。甚至在此之前，在1896年12月12日的一封信（第52封信）中，就已经对这个观点做了暗示，这封信还介绍了“对性刺激敏感的躯体部位”这个概念并且勾画了“成分本能”理论的轮廓。

奇怪的是，在后来的作品中，弗洛伊德三次把他治疗杜拉的时间确定为错误的年代——确定为1899年而不是1900年。这个错误不仅出现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的第一部分，在1923年对杜拉的病例所增补的脚注中还重复了两次（见第12页注释）。毫无疑问，1900年秋是一个正确的日期，这是因为，除了以上所引用的外部证据之外，正如这本书的结尾所说，这个日期应绝对确定为“1900年”。

以这个病例史所提供的资料为依据，这种按年月顺序进行的总结可能会使读者更容易追随本书所叙述的事件：

1882年　杜拉出生。

6岁　1888年　父亲患肺结核病，全家搬往B城居住。

7岁　1889年　尿床。

8岁　1890年　呼吸困难。

10岁　1892年　父亲的视网膜切除。

12岁　1894年　父亲意识模糊的发作。他访问弗洛伊德。周期性偏头痛和神经性咳嗽。

14岁　1896年　亲吻的场面。

16岁　1898年初夏　杜拉第一次拜访弗洛伊德。

6月底　湖边的场景。

冬季　姑姑去世。杜拉在维也纳。

17岁　1899年3月　阑尾炎。

1899年秋季　全家离开B城，搬到了大厂镇。

18岁　1900年　全家搬往维也纳。自杀威胁。

1900年10月至12月　接受弗洛伊德治疗。

1901年1月　写作这个病例分析。

20岁　1902年4月　杜拉最后一次拜访弗洛伊德。

1905年　病例分析出版。

注释：

[1] 本文原载于英文版正文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