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临床描述

Chapter Ⅰ A CLINICAL DESCRIPTION

在我于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中，我曾表示过，一般地说，梦是可以进行解释的，解释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以用完全正确地建构起来的思想来取代这些梦，在心理事件的链条中给这些思想指定一个可以识别的位置。我希望在以下的篇幅中提供一个唯一具有实践应用价值的例子，对梦进行解释的艺术似乎对此是承认的。我已经在我的那本书中（《梦的解析》）提到，我是怎样偶然发现梦的问题的。当我正努力借助于某种特殊的心理治疗方法来治疗精神性神经症时，这个问题却挡住了我的思路。因为，我的病人有许多其他的心理体验，而他们却给我讲述了他们的梦，这些梦似乎要求保持长期的介入关系，这些介入关系处在疾病的症状和病因学的观念之间。那时我才懂得了怎样把梦的语言用多种表达方式翻译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语言，这样，人们无需其他帮助就能理解这种语言。而且我还要补充说，这种知识是精神分析的根本；因为梦是意识通过心理材料所能到达的许多道路之一，考虑到梦的内容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反对，这种心理材料与意识的联系就被切断了，而且受到了压抑，因而成为病因。简言之，梦是能够借以躲避压抑的迂回道路之一；它是人们所熟知的心灵中的间接表现方法所使用的主要手段之一。下面这个片段摘自一个身患癔症的少女的治疗史，这个片段旨在说明梦的解释在分析工作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同时，这将使我第一次有机会以足够长的篇幅把它发表出来，以防止有人对我关于癔症之心理过程的某些看法及其器官方面的决定因素的某些看法产生进一步的误解。我再也无需为文章的冗长而道歉，因为现在人们都已经同意，癔症对医生和研究者提出的苛刻要求只能通过富有同情心的探究精神才能得到满足，而不能用某种优越感或轻蔑的态度来满足。因为，

Nicht Kunst und Wissenschaft allein，

Geduld will bei dem Werke sein！[1]

（艺术和科学不能独自发挥作用；

在研究中还必须表现出耐心。）

如果我打算一开始就提供一个全面而一致的病历，就会使读者置身于一个与医学观察者大不相同的境地。病人亲属的报告——在目前这个病例中，我只能提供这个18岁姑娘的父亲提供的报告——通常对发病过程提供的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描述。确实，我开始治疗的时候，会要求病人向我讲述他的生活和疾病的全部故事，但即便如此，我所获得的信息也决不足以让我看到解除这种疾病的出路。可以把第一次解释比作是一条不可以通航的河流，它的溪流有时候被一些大块的石头所阻塞，有时又会在浅滩和沙滩中分流和消失。我不禁惊叹，权威们怎么能够在癔症的病例中形成这样流利和精确的病史呢。实际上病人是不可能给出关于他们自己的这种报告的。确实，他们能够向医生提供关于他们生活的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大量相关的信息；但是，后面肯定跟随着另一段时期，他们对这一段时期的描述变得很干枯，留下了一些没有充填的裂隙、没有解答的谜语；然后又将出现另一段完全模糊不清，甚至连一条有用的信息也没有的时期。这些联系——甚至就是那些表面的联系——大部分也都是前后不一致的，不同事件的顺序也无法确定。甚至是在他们讲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中，病人也会一再地更正某一细节或某一日期，然后，或许在犹豫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他们最初的话题上来。病人不可能有条不紊地讲述他们的生活史，因为这种生活史与其疾病史有一致性的关联。这不仅仅是神经症的特点[2]，它还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因为这种无法讲述的状况可能基于以下原因。首先，病人有意识和有目的地把他们应该讲述的一部分事情隐瞒下来——这是一些对他们来说非常熟悉的事情——因为他们还没有从胆怯和羞耻的感受中恢复过来（要么就是出于谨慎，因为他们所说的话会牵涉到其他人）：这是有意识的（conscious）不真诚。其次，病人的一部分记忆缺失的知识，在其他时候是可以由他们随意支配的，在实际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却消失了，但他们又没有做任何有意的保留：这是潜意识的（unconscious）不真诚。第三，必然会有一些真正的遗忘症（amnesias）——这是记忆中的一些空隙，不仅旧的记忆，甚至一些相当新的记忆也被遗忘了——以及一些记忆错误，这是后来形成的，旨在填补这些空隙[3]。当这些事件本身被人们牢记在心的时候，潜藏在遗忘症背后的目的就一定能够通过破坏某种联系而得到满足，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某种联系完全可以通过改变事件的年代顺序而被打断。现已证明，后者总是记忆储藏中最脆弱的成分，而且是最容易受到压抑的成分。再说一遍，我们遇到了许多回忆，它们都是可以被描述为处在压抑的第一阶段的东西，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被怀疑所包围着。在较后期阶段这些怀疑就会被失去记忆或记忆的歪曲所取代[4]。

就与病史有关的记忆而言，这种事态的存在必然与症状有关联，而且也是理论上所要求的一种关联。在进一步治疗的过程中，病人提供了一些事实，尽管他一直都知道这些事实，却一直隐藏着，没有在他的心灵中出现。认为这是记忆错误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的记忆中的空隙被填补上了。只是到了治疗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面前才呈现出一个可以理解的、一致的、不间断的病历。虽然治疗的实际目的是要消除所有可能的症状，并且用有意识的思想来取代它们，但我们也可以认为，对病人记忆中的所有损伤进行修补是一个次要的目的，也是一个理论的目标。这两个目的是重合的。当一个目的达到时，另一个目的也达到了；它们殊途同归。

这些事实构成了精神分析的材料，随后我们就可以从这些事实的性质中得出结论，就像注意这种紊乱的躯体资料和症状一样，我们有义务在我们的这些病历中注意病人那些纯粹人际的和社会的环境。首先，我们的兴趣将指向他们的家庭环境——而且不仅仅是为了探究他们的遗传特征这个目的，正如后面将要看到的。

这本书的主角，那位18岁少女，她的家庭成员除了自己之外，还包括她的双亲和一个比她大一岁半的哥哥。她的父亲是这个家庭中占支配地位的人，因为他的智力和性格与其生活环境是一致的。正是那些环境才为这个病人的童年和疾病的历史提供了框架。当我开始对这位少女进行治疗的时候，她的父亲快50岁了，是一个相当不同寻常的活跃和聪慧的男人，一个大工厂主，生活环境非常优越。他的女儿对他有最亲切的依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在很早就形成的那些至关重要的联结，使她更加因为他的许多行为和怪癖而气愤不已。

从她6岁以来，她的父亲就多次患病，她对他的感情由此而进一步增加。那时他曾患上肺结核病，后来全家搬到了一个气候很好的小城镇，坐落在我们奥地利南部的一个省份。在那里他的肺部疾患很快得到改善；但是，为了预防起见，这在当时看来仍然是很有必要的，双亲和孩子们又继续住了十年左右，主要居住的这个地方，我将称之为B城。当父亲的健康状况良好的时候，他有时会走出去，看一看他的工厂。在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全家通常会搬到山区的一个健康疗养地。

在这位少女大约十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因为视网膜脱落症而不得不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经历一次治疗过程。由于这个不幸事件的影响，他的视力受到了永久的损害。大约两年以后，他最严重的疾病出现了。这种疾病的形式是进行混乱的攻击，随后是出现瘫痪的症状和轻微的心理障碍。他的一个朋友（此人在这个故事中发挥了某种作用，我们将在后文谈到他）劝说他，要他和他的医生一起到维也纳来找我进行咨询，当时他的状况还没有好转。关于是否应该把这种病例看作是一种自旋田保瘫痪（tabo-paralysis，也可译作“脊髓痨性麻痹”），我曾犹豫了一段时间，但我最终决定把它诊断为一种弥散性血管病；由于这位病人承认在他结婚之前曾有过一次特殊的感染，我便开处方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抗梅毒治疗，这次治疗的结果是，所有其他的障碍都被消除了。毫无疑问，正是由于我的这一次幸运的干预，四年以后他才把他的女儿带到我这里来，当时她显然已经患上了神经症，又过了两年之后，他把她交到了我的手上接受心理治疗。

与此同时，我也在维也纳认识了这位父亲的一个姐姐，只比他的年龄大一点。她明显地表现出患有某种严重的精神性神经症，但没有任何癔症症状的特征。在经历了一场不幸的婚姻生活之后，她的意志被压倒了，后来因消瘦而死，这种病发展得非常迅速，实际上，这种病的症状从未完全消除。这个少女的父亲的一个哥哥，我曾碰巧见过他，是一个患有疑病症的单身汉。

我已经说过，这个女孩在18岁的时候就成为了我的病人，她的同情心总是倾向于这个家庭的父亲一边，自从她患病以来，就把刚才所提到的那位姑姑视为榜样。同样不容置疑的是，正是从父亲的家族中，她不仅获得了她的自然天赋及理智的早熟，而且还获得了患病的先天倾向。我从未与她的母亲相识。这个少女和她的父亲给我提供的描述导致我把少女的母亲想象为一个没有教养的女人，而且是一个愚蠢的女人，尤其是自从她的丈夫生病以来，她和丈夫的关系变得疏远，使她把全部兴趣都集中在家务事上。实际上，她表现出来的这种形象可以称为“家庭主妇精神病”。她并不理解孩子们那些比较活跃的兴趣，却把一整天的时间都专注于打扫房间、清洗家具和器皿，使它们保持一尘不染——甚至达到了几乎不能使用它们的程度。对这种状况进行追溯就会发现，在正常的家庭主妇中这种情况也相当经常地出现，这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一种强迫性的洗涤以及其他各种强迫性的清洁。但是，这种女人（这个称呼适用于这位病人的母亲）却完全没有洞察到她们的疾病，因而使它缺乏“强迫性神经症”的某种基本特征。这位少女和她母亲之间的不友好关系已经有好几年了。女儿看不起她的母亲，而且经常会冷酷无情地批评她，她的母亲已经对她完全没有影响力了[5]。

在这个女孩的幼年期间，她唯一的哥哥（比她大一岁半）一直是她的榜样，是她的志向驱使她去追随这个榜样。但是，在最近几年里，兄妹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疏远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通常会尽可能地努力远离家庭争吵；但是，当他不得不表明立场的时候，他就会支持他的母亲。这样一来，那种不同寻常的性吸引力就使父亲和女儿站在一边，而使母亲和儿子站在另一边。

我将给这位病人起名为“杜拉”[6]，这位病人甚至在8岁的时候就开始表现出神经症症状了。当时她的病表现为偶尔发作的慢性呼吸困难，每次病情发作的时候，症状就加重很多。第一次发作是在山区的一次短期旅游之后，因而被归咎于劳累过度。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她被安排在家休息，并得到了细心的照顾，这种症状逐渐消失了。那位家庭医生把这种紊乱诊断为纯粹神经方面的紊乱，并且排除了呼吸困难的器质性原因，在这一点上他似乎一点也没有犹豫；但是他显然考虑到这种诊断与劳累过度的病因是一致的[7]。

这个小姑娘患的是常见的儿童期传染病，没有受到任何持久的伤害。正如她自己告诉我的——她所说的话旨在传达某种更深刻的意思——一般地说，是她的哥哥先患上这种疾病的，而且通常都很轻微，然后她就跟着患病，表现的形式却很严重。当她大约12岁的时候，她患上了单侧头痛，带有周期性偏头痛的性质，还遭受神经性咳嗽的折磨。起初，这两种症状几乎同时出现，但后来却分离开来，并且各自经历了不同的过程。周期性偏头痛发作得较少，到她16岁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不再发作了。但是，神经性咳嗽毫无疑问是由一种常见的黏膜炎引起的，在整个这一段时期持续不断地发作。在18岁那年，当她来找我进行治疗的时候，她又一次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咳嗽起来。这些症状发作的次数无法确定，但它们持续了三到五周，有一次甚至持续了几个月。在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持续到后期的时候，不管怎么说，就是在最后的几年里，最严重的情况就是通常会完全说不出话来。这种症状再次被诊断为一种神经症状，其实这种诊断早已确定了；但是，各种常用的治疗方法，包括水疗法和当地使用的电击疗法，都没有奏效。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小女孩长成了一个成熟的、非常具有独立判断力的少女，她已经习惯于嘲笑医生们付出的努力，而且最终完全拒绝了他们的帮助。再者，她总是反对进行医学咨询，尽管她并不反对她的家庭医生。每一次提出要咨询一个新的医生都会引起她的抵抗，只有动用她父亲的权威，才最终诱使她来到我这里。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初夏，当时她16岁。她正患有咳嗽而且嗓子嘶哑，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提出要对她进行心理治疗。我的提议并没有被采纳，因为这种疾病的发作就像其他疾病的发作一样，自动地终止了，尽管它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第二年冬天，在她一直非常喜爱的姑姑去世之后，她和她的伯父及伯父的女儿们一起来到维也纳并住在这里。在这里她患上了一种热病，当时被诊断为阑尾炎[8]。第二年秋天，因为她父亲的健康状况适合于采取这种措施，她们全家便永久地离开了疗养地B城。他们先搬到她父亲工厂所在地的城镇，接着，不到一年之后，他们就在维也纳永久地定居下来。

那时杜拉正值豆蔻年华——是一个聪颖而又容貌迷人的少女。但她却成为了造成父母严重痛苦的根源。现在，她低迷的精神和挑剔的性格的改变成为其疾病的主要特征。显然，她既对自己不满意，也对家庭不满意；她对父亲的态度不友好，对母亲说话非常无礼，她的母亲曾专门安排她承担一部分家务。她竭力回避社会交往活动——只要她觉得自己有点疲劳，并且不能集中注意力（这是她一直抱怨的）——她就会让自己参加一些为女性开办的讲座，或多或少地从事一些严肃的学习。有一天，她的父母在她的写字台上，或者说在书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她说要离开他们，因为她再也受不了这种生活了，从而使她的父母处于高度警觉状态[9]。她的父亲的确是一个比较敏锐的人，他猜想这个姑娘并没有严重的自杀倾向，但是他依然感到相当震动。有一天，在他和女儿进行了一段简短的谈话之后，她第一次发作意识丧失症状[10]——后来这一症状由于遗忘症而得到了康复——尽管她很不愿意，但家人还是决定，她应该来找我进行治疗。

正如迄今为止我所概括的那样，毫无疑问，这个病历看起来根本就不值得记录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轻微癔症”（petite hystérie）的病例，伴随着所有最常见的躯体和心理症状：呼吸困难、神经性咳嗽（tussis nervosa）、失声症，可能还有偏头痛，连同抑郁症、癔症性社交不能，以及一种很可能是不完全真实的厌世感（taedium vitae）。关于癔症的一些更有趣的病例毫无疑问已经发表过了，而且对这些病例所作的描述往往更加仔细；因为，以下的几页篇幅与皮肤过敏的特征、视野受限或类似的事情这类主题有关，在这些篇幅中什么也不会发现。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大胆地说，所有这些关于癔症的奇怪而又惊人的现象，只是稍稍扩展了我们对某种疾病的认识，但这种疾病仍然像过去一样有很多未解之谜。我们所需要的恰恰就是对这些最常见的（commonest）病例及其最经常出现和最典型的症状进行解释。要是环境能允许我对这种轻微癔症的病例做出完整的解释，我就非常满意了。而且，对其他病人进行治疗的经验也使我对此深信不疑，我的分析方法使我能够这样做。

1896年，在我的《癔症研究》（1895年与布洛伊尔医生合作写成）一书出版后不久，我请一位著名的同行专家谈谈他对这本书中提出的关于癔症的心理学理论的看法。他直率地回答说，他认为这是对一些结论所做的一种不合理的概括，这些结论可能只适用于少数病例。从那时以来，我看过大量的癔症病例，而且我一直致力于数日、数周或数年如一日地探讨每一个病例。在不止一个病例中，我都没有发现《癔症研究》中所假定的那些心理的决定因素，就是说，某种心理创伤、某种感情冲突，以及——我在以后出版的一些书中提出的一种另外的因素——某种性欲方面的障碍。我们当然不能指望病人在生病的过程中就带着材料来看医生，正是由于别人努力想把这种材料隐藏起来，才使这种材料成为可能导致疾病的因素；研究者也一定不要满足于一遇到阻碍就张口说“不”[11]。

在杜拉的病例中，多亏了她父亲的精明，对此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了，我没有必要四处寻找这位病人的生活环境和她的疾病之间的联系点，不管怎么说，这些联系点都会以其最新近的形式表现出来。她的父亲告诉我，当他们在B城居住的时候，他的家人和一对已婚的夫妇形成了很亲密的朋友关系，这对夫妇在此地定居多年了，我们称他们为K夫妇。在他长期患病期间，K夫人曾照料过他，他说，这件事使他永远感激不尽。K先生总是竭力和善地对待杜拉。只要他在那里，就会和她一起去散步，而且还送给她一些小礼物；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会造成什么伤害。杜拉一直非常关心K夫妇的两个小孩子，而且总是像一个母亲那样对待他们。两年前的那个夏天，杜拉和她的父亲来看我的时候，他们刚刚动身，准备在K夫人和K先生那里逗留，K夫妇正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湖滨避暑，而她的父亲则打算过几天之后回家。在那段时间里，K先生也一直待在那里，正当她的父亲准备动身离开的时候，这个姑娘突然下定最大的决心宣布，她打算和他一起走，实际上她已经把她的决定付诸行动了。直到几天之后，她才透露了她的这种奇怪行为的原因。当时她告诉她的母亲——意思是要母亲把她所说的话传达给她的父亲——当她和K先生在湖上进行了一次旅游之后，K先生竟然厚颜无耻地向她求婚。K先生受到她的父亲的指责，在他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又受到她的伯父的指责，但是他却断然否认他曾向她求过爱。然后，他开始对这个姑娘表示怀疑，说他曾从K夫人那里听说，这个少女除了对性的问题感兴趣之外，对别的问题一概不感兴趣，而且她经常在湖边他们居住的房子里看曼特加扎（Mantegazza）的《性爱生理学》和诸如此类的书籍，他补充说，最有可能的是，她被这种读物撩拨得过度兴奋了，只是对她所描述的整个情景产生了“幻想”。

她的父亲继续说道：“我毫不怀疑，这段时间是导致杜拉出现抑郁症和烦躁情绪以及自杀念头的原因。她一直逼迫我中断和K先生的关系，尤其是中断和K夫人的关系，以前她是非常崇拜K夫人的。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从一开始，我就相信，杜拉所讲述的那个男人提出不道德的提议的故事，是强行进入她的头脑中的一种幻想；另外，我和K夫人通过体面的友谊关系的纽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不希望使她感到痛苦。这个可怜的女人和她的丈夫在一起是非常不幸福的，顺便说一句，我对她的丈夫没有什么非常好的印象。她自己患有严重的神经紧张，而我是她唯一的支持。就我的健康状态而言，我几乎无需向你保证，在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任何越轨之处。我们只是两个不幸的人，通过交换友谊，相互给予了我们所能给予对方的安慰。你已经知道，我从我自己的妻子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遗传了我的固执性格的杜拉，却不能消除她对K夫妇的仇恨。最近，在一次谈话中她再次逼迫我和他们断绝关系，这次谈话之后她有一次病情发作。请您尝试一下，让她恢复‘理性’吧。”

她父亲的话并非总是与这种表态完全一致；因为在其他场合，他曾试图因为杜拉做出的不可思议的行为而对她的母亲大加指责——认为是她母亲的怪癖使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无法忍受。但是，我从一开始就决心暂时停止我对这些事情真实状态的判断，直到我也听到了另一方所说的话。

和K先生在一起的体验——他向她求爱，包括对她名誉造成的侮辱——似乎在杜拉的病例中造成了精神的创伤，布洛伊尔和我很久以前就宣布，这是产生某种癔症性紊乱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但是，这个新的病例把所有的困难全都表现出来，除了另外一种特殊的困难之外，所有这些困难都导致我要超越这种理论[12]。因为，正如在癔症的病历中所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们所了解到的在病人过去的生活中所出现的创伤，并不足以解释或决定这些症状的独特特点；如果这种创伤的结果根本就不是神经性咳嗽、失声症、抑郁症和厌世感的症状，我们就应该对整个事件的产生有或多或少的了解。但是，还要进一步考虑到，这些症状中有一些（咳嗽和失声）早在病人出现创伤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出现了，最早是出现在她的童年时期，因为那是在她8岁时出现的。因此，要是我们不放弃创伤理论，我们就必须追溯她的童年期，在那里寻找可能有某种与创伤的影响相类似的任何影响或印象。另外，还应该说，在有些案例中最初的症状还没有在童年期确定下来，即使是对这样的案例进行调查，也驱使我把病人的生活史追溯到他们最早期的年代[13]。

当治疗最初阶段的困难克服之后，杜拉向我讲述了她和K先生在一起的一个更早期的情境，甚至可以更好地认为这是一次性创伤的举动。那时她才14岁，K先生和她以及他的妻子做了一个安排，让她们某一天下午在B城的主广场，即他的公司所在地与他见面，以便去观光一个教会的节庆活动。但是，他却说服他的妻子留在家里，支走了他的职员，这样，当这个小姑娘来的时候，就只有他一个人了。当行进的队伍快到跟前的时候，他要这个少女在门口等他，这扇门面对着通往楼上的楼梯，这时他把外面的百叶窗拉了下来。然后他回过身来，不是向开着的门走去，而是突然把这个姑娘紧紧地抱住，强行在她的嘴唇上吻了一口。对于一个以前从未这样被人亲近过的14岁的女孩子来说，这种情况当然会引起一种性兴奋的不同感受。但是杜拉在当时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恶心的感受，她从这个男人的拥抱中挣脱出来，赶紧从他身旁跑到楼梯口，又从那里跑到通往大街的门口。不过，她仍然继续和K先生见面。他们两人谁也没有再提过这个短暂的场面；根据杜拉的描述，她把这件事当作一个秘密来保守，直到她在治疗期间做出忏悔的表白。不过，一段时间之后，她却避免单独和K先生在一起了。K夫妇刚刚制定了一个外出旅行的计划，这次旅行要持续几天，杜拉本来也要陪伴他们一起去的。在那次亲吻的场面之后，杜拉拒绝再参加派对，但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在这个场景中——按照提到的顺序这是第二个场景，但按照时间的顺序这却是第一个——这个14岁孩子的行为已经完全处于癔症状态了。毫无疑问，我会考虑这是一个患癔症的人，在这个人身上，某个性兴奋的场面引起了一些绝对压倒的或完全不愉快的感受；无论这个人能否产生躯体的症状，我都会这样认为。对这种感情倒错（reversal of affect）的机制进行阐述是神经症心理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按照我自己的判断，我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我可以补充说，在本文的限度之内，我将只能够提出我确实对这个主题所具有的一部分认识。

为了使杜拉的这个病例具体化，仅仅使人们注意这种感情倒错是不够的；还有一种感觉移置（displacement of sensation）。这里不是指生殖器感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感觉当然会被一个健康的女孩子感受到[14]，杜拉是被一种不愉快的感受压倒了，这种感受是通往消化道的黏膜系统所特有的——这就是感到恶心。她的嘴唇受到亲吻的刺激，对于在那种特殊的地方进行感情定位，毫无疑问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我还可以识别出另一种发挥作用的因素[15]。

在那种情况下杜拉所感受到的恶心并没有成为一种永久的症状，甚至是在治疗的时候，可以说，它也只是潜在地出现过。她吃饭不多，并且坦白说她有点不想吃东西。另一方面，这个场面还留下了另一种后果，不时地以某种感官幻觉的形式出现，甚至在她向我讲述她的故事的时候还出现过。她声称，她仍然能够感受到她的上半身受到K先生拥抱的压力。根据我开始了解到的症状形成（symptom-formation）的某些规则，同时考虑到这位病人的某些其他令人莫名其妙的怪癖——例如，当她看见一个男人在生气或者在和一位女士充满柔情地谈话时，她就不愿意从这个男人身旁走过——我在我自己的心中形成了以下对这个场面的重新建构。我相信，在这个男人激情的拥抱中，她不仅感受到他对她嘴唇的亲吻，而且感受到他的那个硬邦邦的家伙顶在她的身体上的压力。这种感知令她感到非常厌恶；然而这种感知却从她的记忆中消失、被压抑下去了，并且被一种在她的胸部产生的天真的压力感所取代，这反过来又从被压抑的根源处派生出一种过分强烈的感受。因此，我们再次发现了一种从身体较低的部位向较高部位的移置作用[16]。另一方面，我提到过的那种强迫性行为得以形成，看起来它好像是从对这种场景的未曾扭曲的回忆中派生出来的一样：她不喜欢从任何她认为正处在性兴奋状态的男人身旁走过，是因为她想要避免第二次看到与这种性兴奋相伴随的躯体征兆。

在这里值得说一下，我们有三种不同的症状——恶心、上半身的压迫感、避开那些正迷恋于充满柔情的谈话中的男人——所有这一切都派生于一种单一的体验，只有通过考虑这三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才能理解这些症状的形式得以产生的方式。恶心是口唇性敏感区受到压抑的症状，正如我们将要了解到的，口唇性敏感区在杜拉的幻想中已经由于肉欲的吸吮习惯而变得过分纵情了。那个硬邦邦的东西带来的压力导致女性相应的器官，即阴蒂，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第二个性敏感区指的是一种移置的过程，移到使胸部同时感受到压力，并且在那里固着下来（fixed there）。她避开那些可能处在性兴奋状态的男人，遵循的是一种恐惧症的机制，其目的是防止她那些被压抑的知觉得到复活。

为了表明对这个故事所做的这种补充是可行的，我非常小心翼翼地询问这位病人，她是否了解一个男人身体上性兴奋的自然征兆。在涉及现在这种情境时，她回答说“了解”，但是，当涉及那段情节时，她的回答却是“我想我不了解”。从一开始我就尽了最大努力不向这位病人介绍性知识领域的任何新的事实；我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谨慎的动机，而是因为我很渴望能使我的假设在这个案例中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因此，直到她间接地提到某件事情变得如此明确，以至于把它们转换成直接引语不会冒多少风险时，我才把这件事情的名称叫出来。她的回答总是迅速而坦率：她已经对此有所了解了。但是，她的这种知识是在哪里获得的呢？这个问题却是一个谜，这个谜是她的记忆没有办法解决的。她已经忘记了关于这个主题的信息究竟来源于何处[17]。

如果我可以假设，这个亲吻的场面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我就可以对恶心的感受得出下述结论[18]。这些感受最初似乎是对闻到排泄物的气味时的一种反应（后来也成为对看到排泄物时的一种反应）。但是，生殖器也可以发挥这种提醒的作用，使人想起排泄的功能；而且这特别适合于男性，因为男性的生殖器既发挥排尿的功能，也发挥性功能的作用。确实，排尿的功能在这两种功能中是较早知道的，是在有性欲之前的时期唯一知道的功能。这样，恶心就变成了性生活领域中感情表达的手段之一。早期基督教著作家提出的“尿与粪便的排泄”（inter urinas et faeces nascimur）就是和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即使人们竭尽全力想使之理想化，也无法把这两个方面分离开来。不过，我想要明确地强调我的观点，这个问题并非通过仅仅指出这条联想之路就可以得到解决。联想可以使人回想起来，但这个事实并不表明，它实际上将要被回想起来。而且，在正常情况下也确实不会被回想起来。对这些联想之路的了解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与之相伴随的那些力量的了解就变得没有必要了[19]。

但是，我发现，要想把这位病人的注意力指向她和K先生的关系却很不容易。她声称已经和他断绝关系了。她在治疗期间所产生的所有最高层次的联想（在这些联想中她很容易意识到的一切，以及她记得前一天还意识到的一切）总是和她的父亲有关。确实，她真是无法原谅她的父亲继续和K先生保持联系，尤其是和K夫人保持联系。但她是从一个大不相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关系的，这是她的父亲希望出现的一种视角。在她的心目中，把她的父亲和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联结在一起的毫无疑问就是一种常见的爱情关系。在能够有助于进一步证实这种看法的任何事情中，什么也逃不过她的知觉，在这一方面她的知觉无比敏锐；记忆中找不到任何空隙。他们一家和K夫妇的相识早在她的父亲患上严重疾病之前就开始了；但是，直到这个年轻女人在那场疾病期间正式接手了护士的职位之后，这种关系才开始变得亲密起来，当时杜拉的母亲已经离开了病房。在他痊愈之后的第一个暑假期间，事情发生了，使每一个人都看清了这种“友谊关系”的真实性。这两家人在宾馆里共同租了一套房间。有一天，K夫人宣布，她不能继续住在当时她一直和她的一个孩子住在一起的那间卧室。几天之后，杜拉的父亲让出了他的卧室，他们都搬到了新的房间里——最尽头的房间，这些房间只是被通道隔开了，而他们所让出的房间并没有提供这种防止干扰的安全感。后来，每当她向她的父亲指责K夫人的时候，他总是习惯地说，他不明白她的敌意，相反，他的孩子完全应该有理由对K夫人表示感谢。她曾要求她的母亲对这种神秘的话语进行解释，母亲告诉她，那时她的父亲非常痛苦，曾下决心走到树林里自杀，K夫人也猜测到了这种情况，就跟在他后面，并且用她的恳求说服了他，从而为他的家庭而保护了他的生命。杜拉继续说道，她当然并不相信这个故事；毫无疑问，有人看见他们两人一起在树林里，因此，她的父亲才编造了他要自杀这种童话，以便解释他们的幽会[20]。

当他们回到B城的时候，她的父亲每天都要在固定的时间去拜访K夫人，而K夫人的丈夫则忙于他的生意。每一个人都曾谈论过此事，而且常常直截了当地向她询问过此事。K先生本人也常常痛苦地向她的母亲抱怨，虽然他并没有向杜拉本人间接地提到过这个主题——她似乎把这件事归咎于他的感情太脆弱。当杜拉的父亲和K夫人一起出去散步时，他们总是知道怎样把事情安排好，以便能够单独在一起。毫无疑问，K夫人接受了杜拉父亲的钱，因为她花钱买东西超出了她自己的钱包或她的丈夫所能支付得起的水平。杜拉补充说，她的父亲开始给K夫人送大礼，而且，为了使这些做法不太引人注目，他同时对她的母亲和她自己也变得特别大方起来。虽然以前的K夫人曾经是一个病人，甚至由于神经紊乱不得不在疗养院里住了好几个月，因为她不能走路，而现在她却成了一个健康而又有活力的女人。

甚至在他们离开B城搬到那个大厂镇之后，这些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的关系仍然继续保持着。她的父亲经常会不时地宣称，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阴冷的气候，他必须为自己做点什么；他开始咳嗽和抱怨，直到突然动身到B城去，从那里给家里写来最快乐的书信。所有这些疾病只不过是为了再次看到他的朋友的借口。接着，有一天他们决定要搬到维也纳去，杜拉开始猜想这里有一种潜藏的联系。当然，他们搬到维也纳还不到三个星期，她就听说K夫妇也搬到了那里。于是她告诉我，就是在维也纳那段时间，她经常在街上遇见父亲和K夫人在一起。她也经常地遇见K先生，他总是习惯性地转身走开，并且在后面看着她；有一次，当他遇到她一个人外出时，他曾跟着她走了很长一段路，以便确定她要往哪里去，是否有个约会。

在治疗过程中，有一次她的父亲再次感到病情严重，并且动身去B城住了几个星期；目光敏锐的杜拉很快就发现了这个事实，即K夫人已经动身去了同一个地方，说是去看望她在那里的一个亲戚。就是在这个时候，杜拉对她的父亲的批评最为频繁：他不忠诚，他的性格中有虚伪的倾向，他只是想到他自己的快乐，他总是以最适合他自己的方式来看待事情。

关于杜拉对她的父亲的性格特点的描述，我不能提出一般性的质疑；但有一个特殊的方面，人们很容易发现她的指责是合理的。当她感到怨恨的时候，她通常会用下述观念来加以克服，她被交到了K先生的手里，作为她必须忍受父亲和K夫人之间关系的代价，她对她的父亲这样利用她感到非常愤怒，这种愤怒在她对父亲的感情背后清晰可见。在其他情况下，她可以非常清楚地觉察到，这样夸张的谈话使她感到很愧疚。当然，在把她作为一个交换的对象来对待方面，这两个男人从来就没有达成正式的协议；尤其是她的父亲，要是听到了任何这种建议会非常震惊的。但他是一个这样的男人，知道怎样通过证明某种有矛盾冲突的替代方法，从而逃避一个两难困境。如果有人向他指出，让一个正处在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子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经常地陪伴着一个对他自己的妻子不满意的男人，可能会有危险，他就会肯定地予以回答，他可以信赖他的女儿，一个像K这样的男人决不会对她造成危险，而且他的朋友K先生也不会有这样的意图，或者说杜拉还是个孩子，而且被当作一个小孩子来对待。但实际上的真实情况是，这两个男人都避免从对方的行为中得出任何结论，这些结论会对他自己的计划造成麻烦。K先生能够做到每天给杜拉送花，只要她住在邻近，他就能送上一整年，利用一切机会给她送贵重的礼物，把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陪她，但不让她的父母在他的具有恋爱特点的行为中看出任何事情。

当一个病人在精神分析治疗期间提出一系列健康而无可争辩的论点时，医生往往感到片刻的尴尬，而病人却往往利用这一点并问道：“这是完全正确的和真实的，对吗？在我所告诉你的这些事情中你想要改变什么？”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病人是在利用这种想法，即分析是不可能被攻击的，目的是为了把那些渴望逃避批评的意识和其他想法掩藏起来。一连串针对他人的指责会使人猜想到，可能存在着一连串具有同样内容的自我指责。所需要做的就是把每一种具体的指责返回到讲话者自身。这种通过把相同的指责指向另外一个人而防止自己受到自我指责的方法中确实有一些不可否认的自动成分。在孩子们常常用作反驳语的“你也一样”的争论中，人们会发现诸如此类的例子。如果其中一个儿童被指责为撒谎者，他将毫不犹豫地马上予以还击：“你也是。”一个想要对辱骂予以还击的成年人，会在他的对手身上找到某个真正可以揭露的污点，而并不是主要强调把同样的内容予以重复。偏执狂会把指责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但丝毫也没有改变其内容，因而也没有对现实进行考虑，这显然就成为形成幻想的过程。

杜拉对父亲的指责具有这种自我指责的“线索”或“支撑”，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具有相应的内容，我将详细地予以说明。她认为她的父亲并不希望过分仔细地调查K先生对他女儿的所作所为，因为害怕干扰了他自己和K夫人的恋情，在这一点上杜拉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杜拉自己也恰好同样如此。她曾使自己成为这个事件中的一个同谋，她把倾向于表现其真实特点的所有迹象都从心灵中消除出去。直到她在湖边的冒险经历发生之后，她才睁开了眼睛，开始对她的父亲运用这种严格的标准。在以前的几年里，她一直对她的父亲与K夫人的关系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如果她认为她的父亲在那里，她就绝对不去看K夫人；但是，当她认识到在那种情况下孩子们就会被撵出去之后，她反而向这个方向走去，她一定会在那里看见他们，而且会和他们一起散步。在这个房子里有一个人，在很早时就睁大眼睛观看着她的父亲与K夫人之间关系的实质，诱使她对K夫人采取反对的立场。这就是她的最后一位家庭女教师，一个不再年轻、读过大量书和有敏锐目光的未婚女人。[21]有一段时间这位女教师和她的学生关系相当不错，直到有一天杜拉突然变得对她很反感，坚持要把她撵走。既然这位家庭女教师对杜拉产生过影响，杜拉便用这种影响来激起自己对K夫人表示反对的感受。女教师向杜拉的母亲解释，忍受她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之间如此亲密的关系，这和她的尊严是不相容的；女教师使杜拉注意到她的父亲和K夫人之间的关系中所有明显的特征。但这位女教师的努力并没有奏效。杜拉保持着对K夫人的忠诚，对于任何可能使她感到对她与父亲之间关系不好的东西，她都听不进去。另一方面，她很容易地了解到她的家庭女教师的这些行为被激发起来的原因。她可能在某个方面一无所知，但在另一个方面她却目光相当敏锐。她发现这位家庭女教师爱上了她的父亲。当他在的时候，她就似乎变了一个人：在这些时候她可能表现得幽默风趣和彬彬有礼。当全家人住在大厂镇，而且K夫人也不在那里的时候，她就会把敌意指向杜拉的母亲，她的母亲当时就是她更直接的情敌。直到这个时候，杜拉还没有对她产生恶意。直到她观察发现，她自己成为这位家庭女教师完全冷漠的对象时，她才变得愤怒起来，这位女教师假装对她很好，实际上是对她的父亲充满了柔情。当她的父亲离开大厂镇的时候，这位家庭女教师就不会花时间来陪伴她，不会和她一起去散步，对她的学习也不感兴趣。只要她的父亲一从B城回来，她便再次迅速地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这样杜拉便中断了和她的联系。

这个可怜的女人对杜拉的行为产生了不受欢迎的影响。这位家庭女教师经常对杜拉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杜拉就对K先生的孩子们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她曾经像母亲一样对待他们，她曾教过他们，和他们一起散步，甚至连孩子们对自己的母亲表现出来的轻微的兴趣，她都会试图完全占有。K先生和他的妻子经常谈到离婚，但却没有离成，因为K先生是一个充满柔情的父亲，他决不会放弃他的两个孩子中的任何一个。孩子们的共同利益从一开始就是K先生和杜拉之间的一个纽带。她专注于他的孩子显然是把孩子们作为对某件事情的借口，杜拉渴望把这件事情掩藏起来，不让自己和他人知道。

从她对那些孩子们所做出的行为（这是以那位家庭女教师对她自己的行为为根据的），以及从她对其父与K先生关系的默认，就可以得出同样的推论——就是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爱着K先生。当我告诉她这个结论时，她并没有表示同意。确实，她马上告诉我，还有些人（例如，她的一个表姐——在B城和他们在一起逗留过一段时间的一个姑娘）曾对她说：“你为什么只对那个男人那么狂热！”但她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有任何这种情感。后来，当人们提出来的大量材料使她难以坚持自己的否认的时候，她便承认，在B城的时候她可能爱上了K先生，但她声称，自从湖边的那个场面出现之后，这一切都结束了[22]。在许多情况下可以肯定地说，她的父亲对让他尽到职责的最紧急的呼唤装聋作哑，仅仅根据最适合他自己的激情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事情，这使她对其父亲发出指责——这些指责在她自己的头脑中产生了反作用[23]。

她对父亲的另一个指责是，他的身体不好只是一个借口，他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这个借口。这种指责也把她自己的全部秘密隐藏起来。有一天她对一种假装的新症状进行抱怨，这种症状表现为强烈的胃痛。“你现在是在模仿谁呢？”我问她，而且我发现，我竟然一语中的。就在前一天，她看望了她的表姐们，即她的已经去世的姑姑的女儿们。小表姐已经订婚了，这曾引起大表姐因胃痛而生病并被送到了塞莫林[24]。杜拉认为大表姐真让人羡慕，当她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她就总是生病，现在她所要的东西就是离开家，以便不必看到她妹妹的幸福[25]。但杜拉自己的胃痛却表明，她把自己与她的表姐相认同，根据她的看法，她的表姐是一个装病逃脱的人。她对此产生认同的依据是，要么她也嫉妒这个幸运的姑娘有了她的爱情，要么她看到了在这个表姐身上反映出来的她自己的故事，表姐最近谈过一场恋爱，但却不愉快地结束了[26]。她还通过对K夫人的观察了解到，疾病可以成为多么有用的事情。K先生一年中要把一段时间花费在旅途中。每当他回来的时候，通常会发现他的妻子身体不好，虽然正如杜拉所知道的，她前一天身体还相当好呢。杜拉认识到，是丈夫的出现产生了使他的妻子生病的作用，她很高兴生病，以便能够逃避夫妇关系之间的性事职责，对此她已经非常厌恶了。就在讨论的这个当儿，杜拉突然提到了一个情况，她孩提时代在B城的最初几年间，自己的身体时好时坏；这就驱使我猜想，可以把她的健康状况看作是依赖于某些别的事情，就像K夫人的方式一样。（这是精神分析技术的一条规则，一种尚未泄漏的内部联系将借助于接近的形式——一种时间上的接近——即联想而宣称它的存在；就像写字时那样，如果把“a”和“b”放在一起写出来，就意味着，“ab”这个音节是由此形成的。）杜拉曾深受咳嗽之苦，还伴随着发不出声。有没有可能她所爱的那个男人的出现或消失对她这种症状的出现和消失有影响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一定能够发现与这个事实相反的某种巧合。我问她这些病痛平均持续多长时间。“或许三到六个星期。”K先生不在家持续多长时间呢？她不得不承认“也是三到六个星期”。由此可见，她的疾病是她爱K先生的一个证明，正如他的妻子的疾病是她不喜欢K先生的证据一样。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假设，她的行为正好和K夫人的行为相反，当他不在家的时候她就生病，当他回来的时候她的病就好了。而且事情似乎确实如此，至少在病痛发作的第一阶段是这样的。后来，毫无疑问，有必要掩盖一下她的发病和她所爱的这个男人离开之间的这种巧合，以免这种规律性会戳穿她的秘密。这样发病的时间长度就可以作为追溯其原始意义的一种痕迹。

我记得很久以前，当我在沙可（Charcot）的诊疗所里进行研究的时候（1885年至1886年），我曾经看见和听见，在癔症缄默症的病例中书面语言是怎样代替口头言语而发挥作用的。这种病人能比别人或者比他们自己以前更熟练、更快和更好地书写。在杜拉身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她的失声症发作的最初几天，“对她来说书写总是特别容易”。对这种特征，任何心理学的详细阐述都不需要，这是由必要性所强行施加的一种生理替代功能的表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阐述是很容易发现的。K先生在旅途中经常会长篇大论地给她写信，并且寄给她一些带有图画的明信片。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只有杜拉一个人知道他回来的日期，而他的到来却常常使他的妻子感到吃惊。另外，如果一个人不能讲话，他就会努力用书写来使自己被别人理解，这就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一个人要和一个他无法与之交谈的不在家的朋友进行通信。这样就可以对杜拉的失声症做出如下象征的解释。当她所爱的这个男人离开时，她就不说话了；言语失去了价值，因为她不能与他说话。另一方面，书写获得了重要地位，成为他不在家时与他进行交流的唯一手段。

现在我是不是打算主张，在患有周期性的失声症发作的每一个例子中，我们都要诊断出存在着一个有时会离开这位病人的爱人吗？从我的意图中不可能推论出别的东西。决定杜拉症状的因素太独特了，不可能期望会有同样偶然的病因如此经常地出现。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病例中阐述这种失声症的价值何在呢？难道我们还要让更多的人成为一种机智的妙语（jeu d'esprit）的受害者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还记得那个经常提出的问题，癔症的症状是起源于心理还是起源于肉体，或者，如果确定是前者的话，它们是否一定完全是由心理决定的。和许多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发现研究者们一再地返回研究这些问题却没有成功），这个问题并没有恰当的框架。其中所阐述的一些可以替代的观点并不包含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我所知，每一种癔症的症状都包含着这两个方面的参与。如果没有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躯体依从（somatic compliance）（这种依从是由某一身体器官或与之有联系的某种正常或病理过程提供的），它就不可能出现。而且，除非它具有某种心理意义（meaning），否则，它就不可能多次出现——多次出现的能力是癔症症状的一个特点。癔症症状并不带有这种意义，这种意义是借给它的，也可以说是和它联结在一起的；根据力求得到表现的被压抑的思想的性质，在每一种情况下意义都是不同的。但是，有很多因素在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倾向于使作为一种表达手段受他们支配的潜意识思想和躯体过程之间的关系不太武断，倾向于使这些关系接近于几种典型的形式。出于治疗的目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由那些偶然的心理材料提供的因素；症状的消除是通过寻找其心理意义而达到的。当能够通过精神分析消除的一切都被消除之后，我们就能形成关于这些症状的躯体基础（一般地说，这种基础是体质上的和器质上的）的各种猜测，这些猜测很有可能直面真相。这样，在杜拉的病例中，我们将不仅仅满足于对她的咳嗽和失声症的发作做出精神分析的解释；而且要指出器质性因素，它是这种“躯体依从”的根源，使她能够表达对一个周期性地不在家的男人的爱。而且，如果症状表达和潜意识的心理内容之间的这种联系会使我们震惊地发现，在这种病例中这是一种精心的杰作，那么，我们将宽慰地听到，它成功地在每一种其他的病例中以及在每一种其他情况下创造了相同的印象。

在这一点上，我做好了准备，打算听到人们的下述告诫：接受精神分析的教诲并没有太大好处，癔症问题的线索不是在“神经分子的某种独特的不稳定”中发现的，或者是在可靠的“催眠状态”中发现的——而是在“躯体依从”中发现的。但是，在回答这种反对意见时，我可能会说，这种新的观点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个问题进一步往回推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把它削弱了。我们应对的不再是问题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包括把癔症和其他精神性神经症区分开来的独特特征。在可能会给潜意识的心理过程提供一个身体出口的“躯体依从”问题提出来之前，所有精神性神经症中的心理事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沿着相同路线进展的。当这种因素不是现成的时候，某种并不是癔症症状的东西将从整个情境中产生出来；不过，它将仍然是一种在性质上有联系的东西，或许是一种恐惧症，或者是一种强迫症——简言之，是一种心理症状。

现在我转向杜拉针对她父亲装病逃脱而发出的指责。事情很快就清楚了，这种指责与自我指责相对应，不仅与她早期健康不佳的状态有关，而且与当前时刻有关。在这些情况下，医生通常面临的任务是，只能以暗示和隐喻的形式猜测和填充分析所能提供给他的东西。我不得不向这位病人指出，她现在的健康不佳就像K夫人的疾病一样，是受一些动机驱使的，也是带有倾向性的，对此她是非常了解的。我说，毫无疑问，她心中有一个目的，她希望通过疾病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目的可能不过就是把她的父亲和K夫人分离开。通过恳求和争吵都不能使她达到这个目的；或许她曾希望通过吓唬她的父亲来获得成功（她的告别信），或者通过唤醒他的怜悯（她曾昏厥发作），或者如果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奏效，她至少还会向他进行报复。我继续说道，她非常清楚他是多么爱她，每当有人询问他女儿的健康时，他的眼睛里通常都会涌出泪花。我觉得完全可以相信，只要她的父亲告诉她，为了她的健康他牺牲了K夫人，那么她马上就会康复。但是，我补充说，我希望他不会使自己被人们说服并这样做，因为这样的话，杜拉就会懂得她手里有一个多么强大的武器，她当然会在将来的所有场合再次利用她会生病这种倾向。不过，如果她的父亲不向她让步，我完全相信，她不会让自己那么容易地完全摆脱疾病。

很多细节都表明，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我将省略这些细节，代之以对于通过疾病的动机而在癔症中发挥的作用补充几句通常的描述。作为一个概念，生病的动机可以与生病的倾向明显地区分开来，与导致症状产生的材料明确区分开来。在症状形成中这些动机不可能共享，而且在发病初期也没有表现出来。它们只是作为发病初期的副产品（secondary to it）而出现的；但是，直到它们出现之后，疾病才完全形成[27]。在所有真正使人感到痛苦和持续时间相当长的每一种病例中，都能够估计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某种症状首先是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进入病人的心理生活的，在所有的方面都格格不入；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很容易就会消失，显然是主动的、在时间的影响下这样做的。一开始就在心灵的家庭经济学中把它提出来是没有用的；但在找到一个附属品方面它却经常获得成功。某种心理倾向发现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它，症状便以这种方式设法获得了第二种功能，可以说，很快便在病人的心理生活中固定下来。因此，任何一个努力想要使他身体良好的人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把他培养成了一个与强烈的抵抗相对抗的人，这就教导医生，病人想要消除其抱怨的意图并不是那么太强烈[28]。我们不妨想象一个工人，一个砌砖工人，他从房子上掉下来，成了跛子，现在以在马路上讨饭为生。然后我们再进一步设想，一个创造奇迹的人走过来，向他承诺要使他的那条畸形的腿变直，能够走路。我认为，期待在这个人的脸上看到一种独特的欣喜若狂的表示是不明智的。毫无疑问，当事故发生时，他觉得自己是极其不幸的，此时他认识到，自己决不可能再做任何工作了，不得不忍饥挨饿或依靠施舍为生。但从那时起，最初曾使他失去工作的事情却变成了他的收入来源。他依靠他的伤残过活。如果不让他干这种事，他就会变得完全孱弱无助。同时他忘记了手艺，失去了做工的习惯；他变得习惯游手好闲，或许还会酗酒。

甚至在儿童时期，生病的动机也经常开始活跃起来。一个非常渴望得到爱的小女孩不喜欢和她的兄弟姐妹分享来自父母的感情；她注意到，每当她因为生病而引起父母焦虑的时候，他们的全部感情就会再次倾注在她身上。现在她发现了一种把父母的爱引诱出来的方法，只要她有生病这种必要的心理材料可供她支配，她就会利用这种方法。当这样的一个孩子长大成为一个女人时，她可能发现，由于她和一个不体谅别人的丈夫结婚，他可能会抑制她的意愿、无情地开发她的工作能力，对她既没有倾注感情，也不给她钱，她在儿童时期经常提出的要求都适得其反。在这种情况下，健康状况不佳将是她保持地位的一种武器。这将使她得到她渴望得到的关怀；这将迫使她的丈夫为她做出金钱的牺牲并对她表示体贴，在她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如果她康复了，这将迫使他满怀挂念地对待她，否则又会有旧病复发的危险。她的健康状况不佳看起来肯定是客观的和非自愿的——对她进行治疗的医生将证实这个事实；为此她将不必因为成功地利用了她在儿童时期就发现的很有效的一种方法而感受到任何有意识的自我谴责。

然而，这种疾病却是有意图的结果。一般地说，它们针对的是某一个人，最后随着这个人的离去而消失。关于癔症性紊乱的性质的最原始和最平常的看法——例如从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亲戚或保姆那里听到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确实，如果房子失火了，就是瘫痪和卧病在床的女人也会挣扎着站起来，如果她的孩子得了很危险的疾病或者正面临一场大灾难，将对家庭环境造成威胁的话，那么，就是身患重病的妻子也会忘记她所有的痛苦。以这种方式来谈论病人的人是对的，除了下面这一点之外：他们忽略了意识的东西和潜意识东西之间的心理区分。就儿童而言这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对成人来说就不行了。这就是人们要做出这些声明的原因，即这“只不过是一个意愿的问题”，对病人进行鼓励和辱骂都是完全没有用的。首先，必须尝试通过迂回的分析方法，使病人相信，在她身上存在着一种生病的意图。

每一种癔症治疗中的弱点就是疾病的动机，对这种观点人们还有争论。一般地说，这是相当正确的，它同样适用于精神分析。在这一方面命运对它更加宽容：它不必关心这位病人的体质，也没有必要关心导致他生病的材料；它只需把生病的动机拿走就行了，病人就会暂时地甚至可能会永久地摆脱疾病。如果我们能够更经常地看到病人隐藏起来不让我们看到的那些人类利益，那么，我们医生就会在癔症病例中记录下多少奇迹般的治愈和疑难症状的自动消失啊！在一个病例中，一段固定的时间过去了；在第二个病例中，对某些其他人的考虑不再发挥作用；在第三个病例中，情境主要是通过某种外部事件而改变的——直到当时还表明是最难治的全部紊乱，只需轻轻一击便消失不见了，这一击显然是自动的，但确实是因为它的最强有力的动机被剥夺了，这是它投入到病人生活中加以利用的一种动机。

支持病人生病的动机很有可能在所有发展完善的病例中找到。但是在有些病例中动机是纯粹内在的——例如自我惩罚的欲望，忏悔和自责。和疾病与达到某个外部目标有关的病例相比，人们会发现，这些病例中解决治疗的问题要容易得多。在杜拉的病例中，她生病的目的显然就是要触及她父亲的心事，也就是把他和K夫人分开。

她的父亲宁愿把湖边发生的事情看作是她想象的产物，与这种意愿相比，她父亲的行为似乎并不像这种意愿本身那么使她感到痛苦。当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她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件事情的幻想时，她几乎就要为这种观点发狂了。她强烈反对对这段情境做这样的解释，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对隐藏在这种强烈否认背后的自我谴责可能包含的意思感到困惑不解。可以合理地猜想，其中存在着某种被隐藏起来的东西，因为一种没有目标的谴责不会引起这么持久的愤怒。另一方面，我认为，杜拉的故事一定在所有的方面都与以下事实相对应：她一发现K先生的意图，还没有等他说完他必须说出的话，她就在他的脸上扇了一记耳光，并且赶紧跑开了。在她离开他之后，她的行为在这个男人看来一定是不可理解的，就像在我们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一样，因为他肯定在很久以前就从无数细小的迹象中推测出他一定得到过这个姑娘的爱。在我们对杜拉的第二个梦进行讨论时，我们就将解开这个谜，并揭开我们迄今为止一直没能发现的自我谴责之谜。

当她用令人厌烦的语调一再重复她对父亲的抱怨，并伴有连续不断的咳嗽时，我不由得想到，这种症状可能与其父亲有某种关系，而且除此之外，迄今我所获得的关于这个症状的解释，并没有使我对这种解释所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根据我已经发现的被经验所一再证实的一条规则，虽然我还没敢把它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原则，症状就是一个具有性欲内容的幻想的表征，就是说，它意味着某种性欲的情境，至少某个症状的一种意义是对某种性幻想的表征，但对其他意义的内容则没有施加这样的限制。任何一个采取精神分析的观点进行研究的人都将很快发现，某种症状具有不止一种意思，它可以同时代表几种潜意识的心理过程。我愿意补充一下，按照我的估计，某一种潜意识的心理过程或幻想将不足以产生某种症状。

一个机会很快便出现了，它可以借助于某种想象的性情境以这种方式来解释杜拉的神经性咳嗽。她再次坚持认为，K夫人之所以爱她的父亲，是因为他是“ein vermögender Mann”（“一个有钱人”）。她表达意思的这种方式的某些细节（和精神分析的大多数其他纯技术方面一样，这里被我省略了）使我发现，在这个短语背后隐藏着与此相反的东西，就是说，她的父亲是“ein unvermögender Mann”（“一个并不富有的人”）。这只能在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其意思——作为一个男人，她的父亲是没有钱的，是性无能的（impotent）[29]。杜拉从其有意识的知识中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解释；我指出了她在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矛盾，一方面，她坚持认为，她的父亲和K夫人的关系是一种普通的爱情关系，另一方面，她又认为她的父亲是性无能的，或者换句话说，是不能做那种事的。她回答说，她没有必要承认这种矛盾。她说，她非常清楚，达到性满足的方式不止一种（但是，这种知识的来源仍然无法追根溯源）。我进一步询问她，她指的是不是使用除生殖器之外的其他器官，来达到性交的目的，她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然后我继续询问，在那种情况下，她想到的就一定是身体的那些部位，她自己的这些部位——即喉咙和口腔——都处于一种兴奋过盛状态。当然，在认识自己的想法方面，她还没有听说过这么深刻的分析；确实，如果症状的出现能够这样确定下来的话，那么，从根本上说，她就不应该完全明白这个主题。但是，得出这个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和通常一样，她的痉挛性咳嗽引起的兴奋刺激使她的喉咙发痒，她用这种痉挛性咳嗽给自己描画了一幅这两个人之间获得性满足的场面，他们的爱情事件如此经常地占据着她的心灵。在她默默地承认了这种解释后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她的咳嗽便消失了——这完全符合我的观点；但是我并不想过分地强调这种发展，因为以前她的咳嗽就曾如此经常地自然而然地便消失了。

这个简短的分析或许会在医学专业的读者中——除了那些被称为怀疑论者的人——引起惊讶和恐惧的感受；因此我准备深入地探讨一下这两种反应，以便发现它们是否合理。这种惊讶很可能是由于我大胆地和一个年轻的姑娘——或者就这种事情和任何一个性欲旺盛的女人——谈论这种微妙而又令人不愉快的话题引起的。毫无疑问，恐惧是由这种可能性引起的，一个毫无经验的姑娘竟然能够知道这种事情，而且还如此充斥于她的想象中。这两点上我要求助于节制和理性，在以下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引起愤怒的理由。首先，只要一个男人在处理这种事情时采取某种独特的方式，其次，只要他能使这些姑娘和女人确信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就能够和这些姑娘或女人谈论各种各样性的问题，而不会给她们造成伤害，不会使人对他自己产生怀疑。在同样的条件下，一个妇科医生毕竟会毫不犹豫地使她们顺从地展现她们身体的每一个可能的部位。谈论这种事情的最好方式是不带个人感情和直截了当；这也是最大限度地把它从淫欲中驱逐出去的一种方法，在“社会”中同样的主题就是用淫欲来描绘的，对此姑娘和女人都非常习以为常了。我用一些技术名称来称呼这些身体器官和过程，如果她恰好不知道它们——我的意思是指这些名称——我就把这些名称解释给病人听。我当然听说过有些人——医生和外行——他们对某种治疗方法非常反感，用这种方法就会使这种谈话出现，看起来他们要么是嫉妒我，要么是嫉妒我的病人所产生的这种兴奋得发痒的感觉，按照他们的观点，这种方法一定会提供这种感觉。我也开始了解这些家伙的这种使我自己也对此感到兴奋的体面。但是，有一件事我要提到：病人最初发现要公开地谈论性的问题是不容易的，在对病人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常常会非常满意地听到她大声地喊叫起来：“啊哟，您的治疗简直比X先生的谈话体面得多了！”

除非一个人相信他能避免提到与性有关的主题，或者除非他准备通过经验而使他自己相信，否则谁也不能对癔症病例进行治疗。正确的态度是：“pour faire une omelette il faut casser des oeufs.”（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病人自己很容易相信；在治疗过程中简直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这样做了。在和她们讨论正常或不正常的性生活时，我们没有必要感到内疚。所要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把已经知道处在潜意识中的东西转换成为意识的观念；治疗的全部有效性毕竟是以我们的这种认识为基础的，和潜意识观念相联系的感情发挥着更强烈的作用，因为它不能受到抑制，比那些与意识观念有联系的感情更加有害。治疗的过程决不会有使一个毫无经验的女孩堕落的危险。因为即使是在潜意识中，凡是在对性的知识一无所知的地方，就不会出现癔症症状；在出现了癔症的地方，就肯定再也不会有“心灵的纯真”，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对10岁、12岁或14岁的儿童，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我很满意地发现，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总是可以依赖的。

至于第二种情绪反应，这次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我的病人——假设我对她的看法是正确的——这种情绪反应反映出她的幻想的反常性质是可怕的，我愿意强调指出，一个医生是没有权利一味地进行这种强烈谴责的。我也顺便说一句，让一个撰写性本能失常问题的医生抓住一切机会，把他个人对这些令人厌恶的事情的反感情绪都表达到文本中，在我看来是多余的。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希望，当把自己的感受放到一边时，可以习惯于这种表述。我们必须学会不带愤怒情绪地谈论我们称之为性反常的东西——在这些病例中，性功能已经将其范围扩展了，要么扩展到它所关心的身体部位，要么扩展到它所选择的性对象身上。当我们考虑到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时代时，那些将被称为正常性生活的东西在界限方面的不确定性本身就足以使这种狂热冷却下来。我们当然不应该忘记，这种在我们看来最令人讨厌的性倒错——男人对男人的性欲之爱，不仅曾经被一个民族所容忍，就像古希腊那些修道院的院长们，而且实际上这种性欲之爱在他们那里具有了重要的社会功能。我们每一个人的性生活都可以有轻微程度的扩展——时而在这个方向，时而在那个方向——可以超越作为正常标准而施加给我们的狭窄界限。这些性倒错既不是兽性的，也不是这个词在情绪意义上的堕落。它们是一些幼芽的发展，所有这些幼芽都包含在儿童尚未分化的性倾向中，这些幼芽，由于受到压抑或被转移到更高级的、没有性欲的目的上去——由于得到“升华”（sublimation）——注定要把能量提供出来，使之用在我们大量的文化成就中。因此，当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和明显的性反常者时，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说，他还是那个人，因为他所表现的是被抑制的发展的一个阶段。所有的精神性神经症患者都是有非常明显的性倒错倾向的人，这些倾向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被压抑了，成为了潜意识的。因此，他们的潜意识幻想所表明的恰好就是像文献所记录的性倒错者的行为一样的内容——即便他们还没有读过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性欲精神病理学》，纯朴的人们把致使他们产生这些性倒错倾向的大部分责任都归因于此。可以说，精神性神经症是对这些性倒错的否定。神经症患者的性构成中，也包括遗传的作用，是和他们生活中的一些偶然影响联合发挥作用的，这些生活中的偶然影响可能会干扰正常性欲的发展。在河床中遇到阻碍的河流会筑起拦坝，流回到以前似乎注定要消失或干枯的旧河道。导致癔症症状形成的动机力量不仅从被压抑的正常性欲中汲取力量，而且从潜意识的性反常活动中汲取力量[30]。

除了撰写这个主题的医生之外，就像每一个人都知道的那样，所谓性倒错的那些不太令人反感的方面在整个人类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或者我宁愿说，他们也知道这些事，只是当拿起笔来撰写的时候，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它忘记了。因此，这个年龄接近[31]19岁的患有癔症的姑娘，在听说有这样一种性交的方法（吸吮男性的性器官）时，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潜意识幻想，会通过她的喉咙发炎和咳嗽而表达出来，对此我们就不应该感到奇怪了。如果没有任何外部来源的启蒙，她也产生了这种幻想，那也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我当然已经在其他病人身上观察到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在她的病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为独立地创造这种幻想提供了必要的躯体的前提条件，这种幻想与性倒错的实践活动是一致的。这一事实就是，她非常清楚地记得，她在孩提时代就喜欢吸吮手指。她的父亲也回忆起来，在她吸吮拇指的习惯持续到四五岁的时候，他曾使她消除了这种习惯。杜拉本人对她童年早期的一个场景也进行了清晰的描述，在这个场景中她坐在角落的地板上吸吮着她的左手拇指，同时用右手拉她哥哥的耳垂，当时他正安静地坐在她的旁边。这里我们便有了一个完整的通过吸吮来获得自我满足的例子，其他病人也向我做过这样的描述，他们后来出现了感觉缺失和癔症。

这些病人中有一位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清楚地阐明了这种奇怪习惯的起源。这个年轻的女人从未使自己放弃吸吮的习惯。她还保持着对她儿童时期的回忆，按照她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她两岁时的前半年，那时她看到自己在吸吮奶妈的乳房，同时有节奏地拉着奶妈的耳垂。我认为，谁也不会倾向于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即嘴唇和嘴的黏膜应该被视为“产生性欲的区域”（erotogenic zone）[32]，因为它应该在亲吻活动中就具有这种早期的意义了，亲吻活动通常被视为正常的。这种在早年就出现的性欲区产生的强烈活动，就这样决定着后来从嘴唇开始的在黏膜上出现的躯体的依从。这样，当性对象本身，即男性的性器官，已经被她们熟知时，就可能会再次引起口腔区的兴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引发性欲的特点一直保持着。然后，只需要很少的创造性力量就可以用现在的性对象（阴茎）来代替以前的性对象（乳头），或者代替扮演这种性对象的手指，并且把当前的性对象置于最初获得性满足的情境中。因此我们发现，这种过分令人厌恶和反常的吸吮阴茎的幻觉有其最纯真的起源。把吸吮母亲或奶妈的乳房描述为一种史前的印象——这种印象通常通过与那些接受哺乳的儿童的联系而得到复活——这是一种新的说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头母牛的乳房恰当地在乳房和阴茎之间担任一种想象媒介的作用[33]。

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对杜拉喉咙症状的解释也可能会引起进一步的议论。有人可能会问，怎样才能使她所想象的这种性情境与我们对这些症状的其他解释保持一致呢。人们应该还记得，这种解释的大概意思是，这些症状的产生和消失反映了杜拉所爱恋的那个男人在家或不在家，至于杜拉对于他的妻子行为的反应，则表达了下述思想：“如果我是他的妻子，我就会以某种大不相同的方式爱他；当他离开时，我就会生病（我们不妨说，因想念而生病），当他再次回到家中时，就（因欢乐而）康复了。”对这种解释的反对意见，我必须回答说，在消除癔症症状方面我的经验已经表明，使某种症状的多种意义保持相互一致是没有必要的，必要的是使其共同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只要这种统一性是由引起所有幻想的主题构成的，就足够了。另外，在目前这个病例中，即使是第一种一致性也不是办不到的。这两种意思当中的一种更多地与咳嗽相联系，而另一种更多地与失声症和这种紊乱的周期性有关。更仔细的分析将很有可能揭示与这种疾病的细节有关的更大量的心理成分。

我们已经知道，某一种症状同时与几种意义相对应，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说，它可能表达的是连续的几种意思。随着岁月的流逝，某种症状可能会改变其意义或其主要意义，或者其主导作用能够从一种意义转向另一种意义。仿佛在神经症的特性中有一种保守的特质，它能确保某种症状一旦形成，如有可能就将保持下来，即便它所表达的潜意识思想已经失去了意义。再者，在对这种以机械论为基础的保持症状的倾向进行解释时，并没有什么困难。这种症状的产生是如此困难，把一种纯粹的心理兴奋转换成为身体的兴奋——我把这个过程称为“转化”（conversion）——要依赖于如此众多的合适条件同时产生，转化所必需的躯体依从很少是现成的，一种想要释放潜意识兴奋的冲动，只要有可能，就会利用可能已经存在的任何释放渠道。看起来创造一种新的转化要比形成一些联想的通道困难得多，这是指在需要释放的新的思想和不再需要的旧的思想之间的一些联想通道。这股潮流沿着这些通路从新的兴奋源流向旧的释放点——用戈斯佩尔（Gospel）的话来说，就像新酒倒进旧瓶一样倾泻到症状之中。听起来这些话好像是说，癔症症状的躯体方面在两者当中是比较稳定的，是更难以取代的，虽然心理方面是一个易变的成分，它的替代物可能更容易找到。但是，对于这两种成分的相对重要性，我们不应该试图从这种比较中推论出任何东西来。从心理治疗的观点来看，心理方面必定总是具有更重要意义的。

杜拉不停地重复关于她的父亲与K夫人关系的想法，这使我们有可能从这种分析中进一步获得更重要的材料。

可以把一系列诸如此类的想法描述为过分强烈的，或得到更好强化的，或者用沃尼克（Wernicke）的话来说，“过高的估价”（überwertig）。尽管有明显的理性成分，但却通过下面这种特色表现出其病理特点：这位病人一点也不想付出有意识的和自愿的努力把它驱散或排除。一系列正常的思想，无论它可能有多么强烈，最终都能得到清除。杜拉非常准确地感受到，她对父亲的想法需要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进行判断。“我无法思考任何其他事情”，她一遍又一遍地抱怨说，“我知道，我哥哥说，我们小孩子没有权利批评父亲的这种行为。他宣称我们不应该使自己为此事而烦恼，或许，甚至应该为此感到高兴，他找到了一个他所爱的女人，因为母亲对他太缺乏理解了。我当然能够明白，我也愿意像我哥哥那样去思考，但我却不能，我不能为此原谅他。”[34]

现在，在面对一个诸如此类的过高估价的想法时，在一个人听说这种想法的意识依据是什么，以及听到了对此所发出的无效的抗议之后，他应该怎么办呢？反思所提供给我们的建议是，必须把对这种过分强烈的思想序列的强化归因于无意识。它是不可能通过任何意识思考的努力就能解决的，一方面是因为，它本身就根植于无意识之中，成为一些被压抑的材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它背后潜藏着另一种无意识思想。在后一种情况下，被潜藏的思想通常是与过高估价的思想截然相反的。这些相反的思想总是相互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且常常以对抗的方式结成一对，一种思想被过分强烈地意识到，与其相对应的方面便受到压抑，成为无意识的。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压抑过程的一种结果。因为压抑常常是通过对那种与将要受到压抑的思想相反的思想进行过分的强化而实现的。我把这个过程称为反应性强化（reactive reinforcement），而把在意识中并且（以同样的方式作为一种偏见）不可能被消除的过分强烈地表现出来的思想称为反应性思想（reactive thought）。于是，这两种思想便相互作用，很像是无定向电流计的指针。反应性思想借助于一些多余的强度把那种令人不愉快的想法压抑下去；但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本身也“受到阻抑”，并且对意识的思想力量进行阻挡。这样一来，不让过分强烈的思想得到强化的方式就是把受到压抑的相反的思想带到意识中来[35]。

我们也必须做好面对以下实例的准备，在这些例子中，对某种想法的过高估价并非只是因为这两种原因中的一种，而是因为这两种原因同时出现。也有可能发生其他复杂的情况，但它们都能比较容易地适合于这种一般的图式。

现在，我们不妨把我们的理论运用到杜拉的病例所提供的这个实例中去[36]。我们将从第一种假设开始，就是说，她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她的父亲与K夫人的关系上，其强迫性特征应归因于下面这个事实，她并不知道根源，这个根源是处在无意识之中的。要从她的环境和行为中推测这种根源的性质并不困难。她的行为显然远远超过了作为一个女儿对父亲的孝顺关怀。她的感受和行为更像是一个妒忌的妻子——这是一种如果发生在她的母亲身上就可以理解的现象。通过她对父亲发出的最后通牒（“要么是她，要么是我”），通过她过去经常有意形成的场面，通过她让自己暴露出来的自杀意图——通过所有这一切，她显然把自己置身于她母亲的位置上了。如果正确地猜测出导致她咳嗽的那种想象的性情境的性质，在那个幻想中她一定是把自己置身于K夫人的位置上了。因此她使自己与父亲曾经爱恋过的那个女人以及他现在所爱恋的女人相认同。推论是显而易见的，她对父亲的感情要比她所知道的或者比她愿意承认的更加强烈得多。实际上，她爱上他了。

我已经学会了怎样看待——父亲和女儿，或者母亲和儿子之间——这种无意识的爱情关系（以它们表现出变态的后果为标志），是作为一些情感的萌芽在幻想中的复活。我已经在其他地方以很长的篇幅表明[37]，在一个多么早的年龄，性的吸引力就在父亲与孩子之间被感受到了，我已经解释过，关于俄狄浦斯的传说很可能被视为在这些关系中普遍存在的东西的一种诗歌形式的表现。在大多数具有这种早期偏爱的人身上——女儿对父亲，或儿子对母亲——很有可能会发现这些明显的踪迹；但必须假定，在那些由于自身体质的原因使他们很容易患上神经症的孩子的案例中，这种踪迹从一开始就很强烈，他们过早地发展成熟，渴望得到爱。在这一点上某些不需要在这里讨论的其他影响开始发挥作用，即导致这种基本的爱的感受的固着（fixation），导致对这种踪迹的强化；这样（当这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或者还没到青春期的年龄时），这种踪迹就变成了某种必然带有性倾向的东西，而且，和后者一样，具有可供它支配的力比多（libido）的力量[38]。我们的这位病人的外部环境完全适合于这种假设。她的性情的性质总是把她拉向父亲，他的多次生病都必然增加她对他的感情。在某些生病的场合，他不让别人而只让她履行较轻微的护理职责。对于她早期的智慧发展，他是如此地感到骄傲，以致当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把她当作他知心的女友。K夫人的出现所驱赶的实际上是她，而不是她的母亲，使她失去了不止一个位置。

当我告诉杜拉，我不可避免地要假设，她对其父亲的感情一定在很早的时候就使她完全爱上了他，当然，她给我的回答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不记得了。”但是她很快就给我讲述了一件类似的事情，这是一个7岁女孩的事情，是关于她的表妹（是她母亲娘家这边的），她经常认为，在她身上看见了自己儿童时期的一种反映。这个小姑娘曾（不止一次）见证了父母之间可怕的争吵。此后不久，杜拉碰巧去看望她的时候，她就在杜拉的耳边悄悄地说：“你不知道我是多恨那个人啊！”（指着她的母亲）“她死了之后，我就和爸爸结婚。”我已经习惯于看待诸如此类的联想了，它展现了某些与我所主张的内容相一致的东西，可以作为我所说过的“来自无意识”的证据。任何其他的“是的”都不可能从无意识中抽取出来；根本就没有一个无意识的“不是”这种东西[39]。

一连好几年她都没有表现出对她父亲的这种激情。相反，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她一直和那个取代了她而和她的父亲在一起的女人保持着友好关系，我们从她的自我责备中可以知道，她实际上促进了这个女人与她父亲的关系。然而，最近她对父亲的爱复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显然，作为一种反应性症状，旨在压抑某些其他的事情——就是说，在无意识中仍然发挥作用的事情。考虑到这种现状，我禁不住首先设想，被压抑的东西就是她对K先生的爱。我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以下这种假设：她仍然爱着他，但是，因为某些难以名状的原因，自从发生了湖边的那个场面以来，她的爱就在狂暴的对立感受中被唤醒了，这个少女已经显示出并且强化了她过去对父亲的感情，以避免进一步有意识地注意到她在孩提时代就感受到的爱，以及现在使她感到痛苦的爱。我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对这种冲突的顿悟，我们完全可以推测这种冲突使这个少女的心理失常了。一方面她对拒绝那个男人的提议充满了后悔，对他的陪伴以及对他的感情的所有微小迹象都充满了渴望；而另一方面，这些温情与渴望的感受又受到一些强大的力量的反对，在这些力量中她的骄傲是最明显的。这样她就成功地说服了自己，她曾经与K先生相处过——这是她从这个典型的压抑过程中获得的好处；不过她也被迫唤起了她在婴幼儿时代对其父亲的感情，并加以夸张，以便使她自己能够抵御那些经常强行进入意识的爱情感受。她总是不停地成为那些最令人痛苦的妒忌的对象，这个事实似乎进一步证明，还有另一个决定因素[40]。

当我的这种解释遭遇到杜拉最强烈的否认时，我的期望一点都没有变成失望。在一种被压抑的想法第一次呈现在一位病人的意识知觉中之后，他所发出的“不”的叫喊无非是表明了某种压抑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可以说，这种叫喊是计量被压抑的力量的一个标准。如果这个“不”没有被看作是表现了一种公正的判断（确实，这是病人无法做出的），而是被忽略了，如果分析工作继续进行，那么，第一个证据很快就会出现，在这个病例中，“不”的意思就是展现患者渴望的那个“是”。杜拉承认，她发现自己不可能对K先生表现出他应得的愤怒。她告诉我，有一天她在大街上遇见了K先生，当时她正和她的一个表妹一起散步，表妹并不认识K先生。表妹马上喊叫起来：“啊哟，杜拉，你怎么了？你的脸像白纸一样白呀！”她自己却丝毫也没有感受到这种脸色的变化，但我向她解释说，情绪的表达方式和特征服从于无意识，而不是意识，是暴露无意识的一种手段[41]。还有一次，杜拉在持续快乐了好几天之后，在脾气最糟糕的时候来找我。她无法对此做出解释。她说，她觉得今天是如此反常；今天是她的叔叔的生日，她却不能前去向他祝贺，她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我的解释力处于低潮；我让她继续讲下去，她突然回忆起来，今天也是K先生的生日——这是我成功地用来针对她的一个事实。这时也就不再难以解释，为什么几天前她自己过生日时收到的漂亮礼物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了。因为有一份礼物没有收到，这就是K先生的礼物，显然这是所有礼物中最有价值的。

然而，杜拉还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否认我的论点，直到在分析快要结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使这个论点得到证实的结论性证据。

现在，我必须转而考虑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如果我是一个文学作家，为了撰写一个短篇小说而致力于创造一种诸如此类的心理状态，而不是一个致力于对它进行分析的医生，我当然不会给这个复杂问题留出空白。现在我必须间接提到的这个成分只能用来使这种诗歌冲突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和黯然失色，我们已经能够认为这就是杜拉所具有的那种冲突。这个成分会准确地使一个作家的稽查作用（censorship）失去效力，因为当他在一个心理学家的人物中出现时，他毕竟已经简化和抽象化了。但是，在我正打算在这里描述的这个现实世界中，总是会出现一种动机的复杂情况，一些心理状态的积累和结合——简言之，过度的决定作用。因为在杜拉的过高估价的思想序列背后（这个思想序列与她父亲和K夫人的关系有关），潜藏着一种嫉妒的感受，这种嫉妒把那位女士当作它的对象（object）——就是说，这种感受只能建立在杜拉对一个和她同性别的人的感情基础上。人们早就知道，而且常常指出，在青春期的年龄阶段，男孩和女孩都会表现出一些明显的迹象，即使在正常的情况下，也存在着对同性别的人表现出某种感情的情况。和她学校的一个朋友形成某种浪漫的、充满情感的友谊关系，伴随着一些誓言、亲吻、永久保持联系的承诺，以及所有对妒忌的敏感性，都是一个姑娘第一次对一个男人表现出严肃激情的前兆。从那时起，在适当的情况下，同性别之间涌动的情感流常常会彻底干枯。但是，如果一个姑娘在爱一个男人方面感到不幸福，那么这种感情流常常会在后来的几年里被力比多再次打通，并且强度也得到或多或少的增长。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在健康人身上毫无困难地完全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个问题同样可以在已经说过的关于性反常行为有正常起源的神经症患者身上得到全面发展，我们会期待在这些人身上也能发现一种相当强烈的先天倾向。确实，一定会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对一个男人或女人进行精神分析时，还从来没有这样一种倾向——使我们不必考虑一种非常值得考虑的同性恋的倾向。在一个患有癔症的女人或姑娘身上，当指向男人性欲的力比多被强有力地压抑下去的时候，人们通常会发现，指向女人的力比多却像产生共鸣一样得到了强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有意识的了。

这里我不想更进一步探讨这个重要的主题，虽然这个主题对于理解在男人身上所发生的癔症尤其不可缺少，因为只有结束对杜拉的分析，才能对其心理生活的这个方面有明确的认识。但是，我想要回忆一下我已经提到的那位家庭女教师，最初，杜拉曾很喜欢和她进行最密切的思想交流，直到她发现，她受到这位女教师的赏识和喜爱的原因不在于她自己，而是因为她的父亲；因此她迫使那位家庭女教师离去。过去她经常讲述这件事，尤其是强调另一个甚至她自己也难以理解的故事：她一直和她的两个表姐中比较年轻的一个保持良好的关系——两个表姐后来都订婚了——而且和杜拉分享所有秘密。在杜拉第一次拒绝到湖边去之后，以及当她的父亲到B城去的时候，她很自然地拒绝和她的父亲一起去。然后父亲便要求这两个表姐和他一起去，而较年轻的表姐接受了这个邀请。从那时起，杜拉感受到了自己对这个表姐的冷淡，她自己也很惊讶地发现了这一点，尽管她也承认，几乎没有对表姐进行抱怨的理由。这些敏感的实例使我不由地询问，她和K夫人关系破裂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接着我发现，这位少妇和这个几乎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少女之间保持了一种最亲密的关系。当杜拉和K夫妇住在一起的时候，她通常和K夫人同住一间屋，而K先生则住在别处。杜拉曾经是这位妻子在困难的婚姻生活方面的知心女友和顾问，她们无话不谈。K夫人曾非常满意地认为，杜拉应该和她的两个孩子交朋友；她当然并没有干涉这位少女和孩子父亲之间的关系。她可爱的朋友对这个男人有一肚子坏话要说，那么杜拉是怎样设法爱上这个男人的呢，这倒是个很有趣的心理学问题。当我们认识到，无意识中的思想并行不悖地融合在一起，即使是相对立的思想也毫无争论地友好相处——即使在意识中这也是一种坚持相当长时间的状态时，我们就离解决这个问题不远了。

当杜拉谈论起K夫人的时候，通常赞扬K夫人“令人羡慕的雪白的身体”，口气更像是一个爱人而不是一个被打败了的情敌。还有一次她更多地用悲哀的而不是愤怒的口气告诉我，她相信，父亲带给她的礼物就是K夫人挑选的，因为她看得出来K夫人很喜欢这个礼物。还有一次，杜拉再次指出，显然是K夫人的行为使她得到了一件镶有珠宝的礼物，很像是杜拉在K夫人的财宝中看到过的一件，当时杜拉曾大声地表示了希望得到它的愿望。确实，我可以概括地说，我从未听杜拉对她说过一句刺耳的或生气的话，虽然从她过高估价的想法来看，杜拉应该把她看作是导致她不幸的主要人物。她的行为表现似乎前后并不一致；但是她的这种明显的不一致恰好就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流的表现。杜拉如此热情地对待的这个女人究竟是怎样对待她的呢？在杜拉对K先生提出谴责之后，她的父亲曾写信给他，要求他做出解释，最初K先生的回答是，这只是对她表示尊重的感情，并且建议杜拉的父亲应该到大厂镇来澄清所有的误解。几个星期之后，当杜拉的父亲在B城与K先生进行交谈时，却再也没有任何关于尊重的问题了。相反，K先生轻蔑地谈到她，并且拿出一张王牌提出反驳——读过这种书的而且对这种事情感兴趣的姑娘，没有一个会得到男人的尊重。是K夫人背叛了杜拉并且对她进行了诬蔑；因为只有和K夫人在一起的时候，杜拉才会去读曼提加扎（Mantegazza）的书和讨论那些禁忌的主题。这是发生在那位家庭女教师身上的事情的一种重复：K夫人并不是因为她才喜爱她的，而是因为杜拉的父亲。K夫人毫不犹豫地牺牲了她，这样，她和杜拉的父亲的关系才不会受到干扰。这种耻辱深深地触动了杜拉，或许比另一种耻辱具有更接近和更大的致病性影响，她曾把另一种耻辱当作一个挡箭牌——即她曾被她的父亲所牺牲这个事实。关于那些禁忌的知识来自何处，杜拉一直顽固地保持着那种特殊的遗忘症，这种痼疾是因为K夫人就此事对她提出谴责这件事十分严重地影响了她的情绪呢，还是因为她被朋友背叛呢？

杜拉过高估价的一系列想法与她的父亲和K夫人的关系有关，这一系列的想法不只是为了压抑她对K先生的爱（这种爱曾经是有意识的），而且是为了隐藏她对K夫人的爱（这种爱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无意识的），我相信提出这种假设是不会有错的。过高估价的这一系列想法与后来的情感流是直接对立的。她不停地告诫自己，她的父亲为了这个女人而把她牺牲了，并且找出一些过分渲染的证据来表明她不愿意把她的父亲所拥有的东西给这个女人；这样她就把这个相反的事实隐藏起来，即她不愿意她的父亲得到K夫人的爱，由于这个女人的背叛而导致了她的幻想破灭，对此她不能原谅这个她曾爱过的女人。一个女人的妒忌情绪在无意识中与一个男人可能感受到的妒忌是有联系的。这些男性的东西，或者更恰当地说，这些喜爱女性的情感流可以看作是患有癔症的少女在无意识性欲生活的一种典型表现。

注释：

[1]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分（第六场）。（Bayard Taylor的译本。）

[2] 另一位医生曾经把他的妹妹送到我这里来接受心理治疗，他告诉我，她因为癔症（疼痛和走路有缺陷）已经治疗了多年但都没有治好。他给我做的简短的解释似乎与诊断是相当一致的。在与病人接触的第一个小时里，我让她亲口给我讲讲她的个人经历。尽管所讲述的是一些需要处理的事件，但当她把这些经历非常清楚和有联系地讲述出来时，我告诉自己，这个病例不可能是一种癔症，于是马上进行了仔细的身体检查。检查得出的诊断是一种处在不太严重阶段的痨症，后来由朗教授（Professor Lang）用汞药剂（Hg）注射（OI. Cinereum）治疗后，得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3] 遗忘症和记忆错误处在某种互补的关系之中。当记忆中有较大的空隙时，很少会出现错误。反之，乍看之下，记忆错误则可能会把遗忘症的存在完全隐藏起来。

[4] 如果一个病人在叙述过程中表现出怀疑，一条经验规则就会教导我们，完全不要理睬他的判断所作出的这种表示。如果这种叙述在两种说法之间摇摆，我们就会倾向于认为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而第二种说法则是压抑的产物。请参见《梦的解析》中对与梦有关的怀疑所做的讨论。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怀疑具有大相径庭的机制，对此请参见“鼠人”（Rat Man）的病历。

[5] 确实，我并没有采纳这种立场，即遗传是癔症的唯一病因。但另一方面——我说这句话时特别指的是我早期出版的某些作品，例如《遗传与神经症的病因学》，在这篇论文中我对这种观点提出反对——我不希望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低估遗传在癔症的病因学中的重要性，或者主张遗传因素是可以免除的。在现在这位病人的案例中，我所提供的关于她的父亲及其伯父和姑姑的信息表明，他们之间有相当严重的遗传性疾病；如果采纳这种观点的话，诸如她的母亲的那些病理状况也必然隐含着遗传的先天倾向，可以把这位病人的遗传看作是来自父母双方的遗传。但是，根据我的看法，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这个姑娘的遗传中，或者恰当地说，在她的先天结构倾向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我已经提到过，她的父亲在结婚之前曾感染过梅毒。现在，我用精神分析方法治疗的病人中有相当高的百分比是由父亲引起的，父亲曾患过痨症或全身性瘫痪。由于我的治疗方法的新颖性，我只能看到一些最严重的案例，它们已经治疗了多年却没有获得成功。根据厄尔布-福尼埃（Erb-Fournier）理论，可以把父亲痨症或全身性瘫痪看作是早期梅毒感染的证据；而且我确实能够在许多病例中获得关于这种感染的直接证据。在最近关于感染梅毒的父母的子女所做的讨论中（1900年8月2日到9日在巴黎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医学大会：由Finger，Tarnowsky Jullien等人撰写的论文），我发现没有人提到过这个结论，这是我作为一个神经病理学家从我的经验中得出的——就是说，父亲的梅毒是孩子神经症构成病因中的一个非常相关的因素。

[6] 弗洛伊德曾在其《刻意回避：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2章的第1个例子中讨论了他选择这个假名的决定因素。

[7] 促使这种疾病第一次发作的可能原因将在后面讨论。

[8]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对第二个梦的分析。

[9] 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对这种病例的治疗，以及后来我对构成这种疾病的事件的复杂性顿悟，都是片断性的。因此，有很多问题我还没有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或者在这些问题中我只能依赖于对一些线索的暗示和推测。这封信的事情是在我们的一次谈话过程中出现的，这位少女表现出非常惊讶的样子。她说：“他们究竟是怎么发现这封信的？它是锁在我的抽屉里的。”但是，由于她知道她的父母已经看过这封告别信的草稿，我得出结论，是她自己有意安排让这封信落在他们手上的。

[10] 我相信，这种发作伴随着惊厥和神志昏迷状态。但是，既然这种事情还没有接受过分析，关于这个主题，我也就没有值得信任的回忆可以依靠。

[11] 这里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在维也纳有一位医生，他一直相信性因素在癔症中并不重要，这种相信很有可能已经受到了诸如此类的经验的大力强化，有一个14岁少女来找他咨询，这个少女患有危险的癔症性呕吐。他下定决心向她提问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她是否曾和某个男子偶尔发生过不正当的恋爱事件。“没有！”这个女孩回答说，毫无疑问带有巧妙伪装的吃惊；然后用一种无礼的方式向她的母亲重复说：“简直是奇怪！这个愚蠢的老家伙竟然问我是否谈过恋爱！”随后她来找我进行治疗，并且证明了——虽然不是在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期间，事情确实如此——她多年来一直手淫，有大量的白带分泌出来（这和她的呕吐有密切的关系）。她最终使自己终止了这种习惯，但禁欲期间她受到最严重的罪恶感的困扰，于是，就把降落在她的家庭上的每一种不幸都看作是对她的违规行为的一种神圣的惩罚。除此之外，她还受到一个未结婚的姑姑的风流韵事的影响，家里人曾认为他们一直向她隐藏着这位姑姑未婚怀孕的事（这是导致她呕吐的第二个决定因素）。这个少女被家人看作“只是一个孩子”，但结果却使她明白了性关系的所有基本的东西。

[12] 我已经超越了那个理论，但我还没有放弃它；就是说，在今天我也不认为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只是不完善的。我所放弃的只是对所谓“催眠状态”的强调，据说这种状态会在病人身上被创伤所引发出来，并成为此后所发生的所有心理变态事件的基础。在合作研究受到质疑的地方，如果能够随后对财产做出合理的划分，那么，我就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来声明，这个关于“催眠状态”的假设——许多评论者倾向于认为这是我们研究的核心部分——完全是布洛伊尔首创的。我认为，对这个术语的运用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误导，因为它中断了问题与心理过程的本质之间的连续性，心理过程是伴随着癔症症状而形成的。［“催眠状态”是在“预备交流”中提到的，但却由布洛伊尔在他撰写的《癔症研究》（1895年）第三章第四节中进行了长篇大论的讨论。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年）中更详细地阐述了他和布洛伊尔在理论上的不同意见。］

[13] 参见我关于“癔症病因学”的那篇论文（1896年）。

[14] 当我们对这些情境有更多了解的时候，我们对这些情境的赏识之情就会得到促进。

[15] 杜拉在亲吻时感到恶心的原因当然不是偶然发生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她不可能想不起来和不提到它们。我碰巧认识K先生，因为他是和这位病人的父亲一起访问过我的人，他还相当年轻，拥有很吸引人的外表。

[16] 这种移置作用的出现不是为了做出这种单一的解释而设想出来的；这种设想已经证明对于解释大量的症状都是必不可少的。自从治疗杜拉以来，我又遇到了另一个拥抱的例子（这一次没有亲吻），引起了某种恐慌。这是一个年轻女人的病例，她以前曾专心致志地喜欢那个她就要和他订婚的男人，但却突然开始对他产生了一种冷淡的感受，伴随着严重的抑郁症，在那种情况下她来找我治疗。我毫不费力地把这种恐慌追溯到这个男人的生殖器的勃起，对此她已经感觉到了，但后来却从她的意识中消失了。

[17] 参见第二个梦。

[18] 和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一样，在这里读者一定要做好准备，不是发现一种而是几种原因——这是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弗洛伊德曾在与布洛伊尔合作撰写的《癔症研究》（1895年）中关于癔症的心理治疗那一章的第三节提到过癔症症状的这个特点。布洛伊尔在他撰写的同一本书的理论贡献那一章的第三节也对此做了讨论（有一句话表达了他对弗洛伊德的感谢）］。

[19] 所有这些讨论都包含着很多对癔症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和有效意义的东西。勃起这个主题解决了某些最有趣的癔症症状的问题。当女人通过男人的衣服看见男人生殖器的轮廓时，女人对男人生殖器轮廓的注意，在受到压抑的情况下，就变成了一些非常常见的病例的根源，即避免与男人相伴，对社会感到恐惧。——把性欲与排泄物联系起来的完整纽带具有引发疾病的意义，这决不可能是夸大其词，这种联系的纽带是大量癔症性恐惧症的基础。［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这个主题非常频繁地一再出现。例如，早在1897年在与弗利斯的通信中的第11封（弗洛伊德，1950年），以及1930年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第四章末尾的一个长篇脚注中，都出现过］。

[20] 这是与她自己假装要自杀的联结点，因而可以看作是渴望得到一种同样的爱的表示。

[21] 这个家庭女教师过去经常看各种关于性生活和类似主题的书，并且对这个少女谈论这些书，同时很坦率地要求她不要把她们的谈话告诉她的父母，但谁也讲不清她们对此采取的是什么办法。有一段时间，我曾把这个女人看作是杜拉所有的秘密知识的根源，在这一点上或许我并不完全是错的。

[22] 请比较第二个梦。

[23] 这就出现了问题：如果杜拉爱K先生，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她在湖边的场面中拒绝他呢？或者不管怎么说，为什么她的拒绝采取了这种残忍的形式，仿佛她对他深恶痛绝似的？一个正在恋爱的姑娘怎么能对以一种既不圆滑也不令人讨厌的方式提出来的建议感到像受了侮辱似的呢？

[24] 这是山区的一个时尚的健康疗养地，在维也纳南部大约50英里处。

[25] 这是两姊妹之间每天都要发生的事件。

[26] 我将在以后讨论我从这些胃痛中得出的那些进一步的结论。

[27] （这个脚注是弗洛伊德1923年增补的）这句话说得不完全对。疾病的动机在发病初期并没有表现出来，而只是作为它的副产品出现的，这句话不能保留。在下一自然段提到了疾病的动机，它早在疾病发作之前就存在了，而且要部分地为这种发作负责。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面对这些事实的更好的方式，对从疾病中获得的主要（primary）好处和次要（secondary）好处进行区分。生病的动机当然总是为了获得某种好处。在这一自然段后面那些句子中所说的话适用于次要的好处。但是，在每一种神经症的疾病中，主要的好处也必须要识别出来。首先，生病包含着对心理力量的节省；它是在发生心理冲突的地方（我们称之为“发病”）作为经济上最方便的解决方法而出现的，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逃避方法的无效性在后期阶段变得很明显。在主要的收获中这个成分可以被描述为内部的或心理的成分，也可以说是一个经常的成分。但除此之外，一些外部因素（例如，在本书的下一自然段所提供的例子中关于一个受其丈夫抑制的女人的情境）可能有助于说明发病的动机；这些将构成主要收获中的外部成分。［这个问题已经在弗洛伊德于1897年11月18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有所暗示。疾病的主要收获和次要收获之间的区分在他的《精神分析引论》（1916年—1917年）中进行了全面讨论，尽管在更早些时候在他关于癔症发作的论文中已经提到，在那里也使用过“发病”（flight into illness）这个术语。晚些时候他再次回到了这个主题。英文中分别使用“paranosic”收获和“epinosic”收获，来表示对从疾病中获得的主要好处和次要好处的区分。］

[28] 一个偶尔也曾当过医生的文人——阿瑟•施尼茨勒——在他的戏剧《帕拉塞尔苏丝》中非常正确地表达了这种认识。

[29] “Unvermögend”字面的意思是“不能”，通常是在“不富有”和“性无能”的意义上使用的。

[30] 这些关于性倒错的话是在布洛克（Bloch）的那本名著《对性欲心理病理学的病因学贡献》（1902年和1903年）出版前几年写成的。也请参见我今年（1905年）出版的《性学三论》，特别是第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这一自然段中的多数观点都得到了扩展。至于下一自然段，请参见第二篇论文的第三节。

[31] 这个词是1924年增补的。

[32] 参见《性学三论》（1905年）。

[33] 参见《梦的解析》一书中小汉斯的案例中对这个细节的进一步证实。

[34] 这种过高估价的想法除了表现为深度抑郁之外，常常是病理状况的唯一症状，这种状况通常被描述为“抑郁症”（melancholia），但可以通过精神分析把它像癔症那样消除掉。

[35] “过分强烈的”观点这个主题曾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于1895年写成的《科学心理学的设计》第一部分的前两节（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过相当长的讨论。

[36] 请参见这两种可能性——即过高估价的思想可以把（a）归因于来自无意识的直接强化，把（b）归因于来自无意识的反应性强化——（a）是在这个自然段和以下两个自然段讨论的，而（b）则以这两种形式出现——前者是在随后的三个自然段中讨论的，而后者则是在这一节的其余自然段讨论的。

[37] 在我的《梦的解析》以及《性学三论》的第三篇论文中，1905年。

[38] 在这一点上，决定的因素毫无疑问就是真正的生殖器感觉的早期出现，要么是自发出现的，要么是由于诱惑或手淫。

[39] （这是1923年增补的脚注）还有另外一种非常明显的和完全值得信赖的来自无意识的证据，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认识到：这就是，病人的喊叫“我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或者“我并没有这样想过”。可以把这句话直截了当地转换成：“是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参见弗洛伊德关于“否定”（Negation）的论文（1925年）以及在他的“分析的建构”（1937年）前两节中对这个主题的更长篇的讨论。］

[40] 我们过一会儿谈论这个主题。

[41] 请比较这两行诗：Ruhig mag ich Euch erscheinen，Ruhig gehen sehn.（我静悄悄地观看着你的到来，静悄悄地观看着你的离去。）

这两句话（来自席勒的叙事诗《特根堡骑士》）说的是一个骑士，因为要参加十字军东征而要离开他表面上冷淡但实际上却深爱着的情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