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笔者涉足跨境（涉外）民商事诉讼实践，算起来也已10多个年头。虽然经历了数千件包括国内及涉外案件在内的民商事案件的审理或代理工作，但从事这方面的案件代理越多，就越能感受到将相关实践经验教训予以固化、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迫切需要。然而，虽然当下流行的自媒体或传统媒介中不乏涉外和跨境民商事诉讼实践的“碎片化”信息，但大多是为宣传推广目的，不但容量有限，而且内容碎片化、单一化，缺乏系统化和深度化。同时，笔者认为知识与经验共享已成为当今世界一大趋势。为此，笔者愿将自己的从业感悟与教训经验同业界人士及相关读者分享和讨论。若能谨此抛砖引玉，助益业界发展，虽贻笑大方亦不足为惜！

作为一本实务型参考书，本书取材于笔者作为审判员及律师（顾问）身份处理过的涉外诉讼案件和精心选取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及其他最新的典型涉外诉讼案例，以及外国法院审理的经典涉华案例，结合笔者及团队的执业感悟与教训经验，对实践中涉外诉讼案件的审判、代理和处理中的主要程序性问题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梳理、总结、分享与探讨。

跨境民商事诉讼的程序性问题，其重要性往往大于实体问题。程序性问题，例如管辖、法律选择与适用、境外证据等等，都关系到诉讼全局的成败，而且是优先于实体问题而首先需要解决的事项。因此，本书着眼于主要程序性事项在实务层面的瓶颈性问题，例如与境外当事人进行法律沟通的技能、管辖权及管辖权异议、平行诉讼、实体法与程序法的适用、跨境证据收集、境外证据公证认证、诉讼材料翻译、境外电子数据证据、跨境送达、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等，这些话题在一般理论性著述中可能一笔带过，但其对于当事人、律师或法院审判实务操作却具有至关重要性。

对于前述内容，本书或是对实际操作中存在的误区进行矫正，或是对复杂疑难之处进行梳理重塑，或是对看似简单实则棘手问题进行剖析建议，或是对法条教科书不可能获得的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提炼，或是对笔者及团队执业亮点与独特感悟的分享。本书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务实接地气。行文角度多样化，努力从法官审判、律师代理、当事人参诉等多角度剖析。同时亦注意内容的适当延展性和前瞻性，对于某些难以定论的问题予以立法与实践趋势的预判。

就本书目的而言，“涉外”与“跨境”同义，均包括中国法院受理涉外民商事案件及境外法院进行的涉及中国实体与个人的诉讼，同时，本书讨论的“跨境”案件，还涵盖了涉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本书包括“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关于中国法院的涉外（涉港澳台）诉讼，是本书的侧重点；下篇是关于中国实体及个人在外国法院涉及的跨境诉讼。

根据通说，“涉外（跨境）诉讼”是指具有“涉外因素”的诉讼。但本书中“涉外因素”之外延广于此定义。因实务需要，本书中“涉外诉讼”包含涉“三资企业”等实质上具有涉外因素的国内诉讼案件。

当然，任何对实践的总结如果没有理论的支撑，就难以体系化、价值化。本书内容的理论基础是现行法的立法目的宗旨及涉外诉讼方面的通说理论。但毕竟本书是实务导向型的，作者试图将对理论的依赖降到最低。

近年来，中国民事诉讼程序包括跨境民事诉讼方面的立法与实践发展迅速。立法方面，2012年通过《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相应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新的立法对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也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对相关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境内“三资”企业或境外当事人在华涉诉案件增多。2017年10月生效的《民法总则》虽未涉及跨境民事诉讼相关事项，但再一次引起从业者对跨境民事诉讼领域的关注和检视。同时，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及“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规模逐年增长，境外涉诉风险及纠纷相应大增。

在此背景下，笔者作为长期从业者，期望通过本书的梳理和升华，助力在华的境外投资者以及打算“走出去”或从事海外开拓的国内实体。也希望本书有益于法官、律师、企业法务思考和化解涉外诉讼实际操作层面遇到的挑战和困惑。当然，本书对于法学研究者与学习者亦具有参考价值，对于社会大众也能起到普法和参考作用。

尽管笔者怀有善良愿景，但实务类书籍毕竟天生具有一定时效性和局限性，加之笔者才疏学浅，纰漏谬误在所难免，还望诸君慧眼甄别，切勿盲目依赖。

邓益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