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批判：卢格路向的公民共和主义

从1841年大学毕业到1843年3月辞去《莱茵报》主编职位，马克思从哲学天国下降到人间炼狱，开始用观念衡量普鲁士的尘俗世界。这个尘俗的“塞壬”，使他着迷，更使他愤怒，最后使他绝望。于是他抡起批判的大刀，奋力砍向世界，不管对象是赫赫有名的王公大臣，还是寂寂无名之辈，他都毫不手软、绝不容情。但终因对手过于强大，他最初的批判不得不以失败告终。最后在绝望之余，马克思选择了流亡。

对立一开始似乎既已注定。大学毕业后，马克思本想听从鲍威尔的建议，到波恩大学任教。然而，《同观福音书作者的福音史批判》出版后，鲍威尔在波恩大学的教学活动被当局叫停。到1842年，鲍威尔被解除教职。在这种情势下，马克思到大学任教绝无可能。于是，马克思开始其最初的实践批判，并将目光投向新闻出版界。下面我们将看到，这并非他的任意选择，而是他当时做出的唯一的、必然的选择。他参与卢格的《德国年鉴》，从1842年到1843年初主要投身于《莱茵报》，先是向它撰稿，然后在1842年10月担任主编，直到次年3月辞职。大致说来，从1842年初到1843年3月，《莱茵报》构成了其活动的中心。他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文章，也都发表在《莱茵报》上。

德雷伯（Hal Draper）指出，莱茵地区是德国的一个特殊地区。^[1]1795年拿破仑军队占领该地，成为法占区。1815年，成为普鲁士的一部分，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仍未完全普鲁士化。从心态上说，莱茵省人可谓典型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心向法国，不大认同普鲁士。恩格斯1849年仍然写道：“我们只是被武力强迫才成为普鲁士的臣民和继续做臣民的。我们从来不是普鲁士人。”^[2]经济上，莱茵兰是当时德国工业和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拥有自觉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德国1848年革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为莱茵省人，并且就是《莱茵报》的资助人，其首要人物就是后来曾经担任普鲁士首届资产阶级政府首相的康普豪森（L.Camphausen）。因此，莱茵省与普鲁士官僚国家之间总有些格格不入。政治上，莱茵人同样亲法，法国人的观念——宪政主义、代议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对莱茵省人来说也并不陌生。甚至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圣西门主义）也传播到此地区，马克思的出生地特里尔为德国最早的社会主义宣传家路德维希·伽尔的活动中心。因此，总体而言，莱因地区洋溢着一股自由的气息。《莱茵报》就产生于这种氛围之中。

《莱茵报》由一批科隆有钱的资产者如康普豪森、奥本海默、梅维森等人在接办《莱茵总汇报》的基础上于1842年元旦出版，其最初的主张仅限于经济要求，不涉及政治。《莱茵报》第一任主编为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学生赫夫铿，但不久赫夫铿就和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同事发生冲突，离开领导岗位，而由鲁滕堡接任，并由鲍威尔负起实际的领导责任，《莱茵报》的宗旨由此从经济转向政治，并且基本上变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机关报，成为普鲁士最为大胆的批判普鲁士的自由报刊。^[3]这是普鲁士当局从未遇到过的情形，当局决定对《莱茵报》采取严厉措施。1842年2月13日，司法大臣冯·罗豪即在内阁会议上要求从1842年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但莱茵省省长博德尔施文克为之说项，暂时挽救了《莱茵报》，政府要求《莱茵报》整改，调整方向。马克思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参与《莱茵报》的编辑事务。^[4]

1842年5月，内务大臣罗豪继续主张查封《莱茵报》，而教育大臣艾希霍恩则建议先看看省长建议的后效。艾希霍恩的建议被采纳，但当局加强了对它的审查。此时，由于鲁滕堡不能胜任主编之职，马克思实际上主持了《莱茵报》的工作。^[5]与当局的艰苦斗争使得马克思与以鲍威尔为首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所谓的“自由人团体”）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自由人团体”越来越将批判引向脱离现实的抽象的理论批判，马克思则越来越将批判与政治运动和生活现实联系起来。他清楚地知道，在高压的政治态势下，“自由人”毫不留情的批判只会导致当局加强书报审查，使报纸处境维艰。因此，他对鲍威尔和赫斯的文章提出批判，从而与柏林“自由人”产生根本分歧。^[6]

然而，马克思采取相对温和的立场也并没有减少书报审查给《莱茵报》造成的压力。1842年10月12日，科隆行政长官召见《莱茵报》编辑，责令改变办报方针，否则查封。10月15日，马克思就任《莱茵报》主编之职。当日省长向内务与警务部的报告对《莱茵报》的评价是：“《莱茵报》的倾向特别恶劣。它带着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傲慢态度攻击国家和教会的现存制度，却提不出可以代替它的任何更好的办法。”^[7]前一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已然颁布内阁指令，命令各省省长采取强制手段以制止“坏报刊”的错误报道。11月15日，《科隆日报》发表国王签发的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8]

10月20日，《莱茵报》发表了尚未正式公布的新的《离婚法草案》，此举引起了普鲁士当局的震怒。这部法案是新国王即位后在立法方面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也是萨维尼就任立法部长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法案的公布引发了国内自由主义报刊的纷纷抗议，国王被迫让步，同时也引起他对《莱茵报》的愤怒。11月13日，国王下令要求《莱茵报》交出泄露法案者的名字，否则查封。同日，书报检察官写信给莱茵省总督沙培尔，要求对《莱茵报》断然采取措施。之后，沙培尔即要求《莱茵报》解除鲁滕堡的职务，并且要求改变办报宗旨。马克思就此事件写了一份抗议书。^[9]

11月，政府继续加紧对自由主义的压迫和控制。是月初，柏林大学讲师K.瑙威尔克因其自由主义观点被解聘，19日，埃德加·鲍威尔（布鲁诺·鲍威尔之弟）的著作《布鲁诺·鲍威尔及其敌人》一书被禁，12月18日，《爱国者》杂志被禁。12月28日，《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接着，1843年1月3日，卢格主办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机关刊物《德国年鉴》也被萨克森当局查封。^[10]《莱比锡总汇报》为一家全国性报刊，它的查封直接表明自由主义报刊在德国已无立足之地。因此，在《莱比锡总汇报》查封后，马克思不再像之前一样采取灵活的策略，而是直接与其他报刊进行论战，为《莱比锡总汇报》辩护。

由于《莱茵报》并未顺从当局的警告，改弦易辙，因此在《莱比锡总汇报》查禁后，《莱茵报》的查封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1843年1月4日《莱茵报》发表的一篇对俄国军事专制主义的批判引起了俄国政府的正式抗议，遂成为查封的借口。1843年1月21日，国王主持内阁会议，决定查封《莱茵报》。普鲁士当局对《莱茵报》做出了非常严厉的指控：“散播对教会和国家的现存制度的仇恨，破坏这些制度，煽动不满情绪，恶意诽谤国家当局，特别是书报检查机关，嘲笑普鲁士和德意志警察局在书报检查事务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并侮辱友好的国家。”^[11]在颁布查封令后，当局对其的检查也更加严格，尤其是在圣保尔担任书报检查官之后。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干脆于3月17日辞去《莱茵报》的职务。10余天后，1843年4月1日，《莱茵报》正式停刊。

毫无疑问，《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10多年后，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出了如下论述：

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是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12]

显然，马克思是从他后来的经济学批判和共产主义角度出发对其《莱茵报》时期的思想做出的一个概括。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这个概括很重要，因为它指明了这一时期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即导致他退回书房，从事研究；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并未立即从事经济学研究，而是开始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而且是批判其中的国家部分。这表明，他离开《莱茵报》之际，关心的并不是社会经济问题。实际上，在《莱茵报》时期，尽管马克思接触到了物质利益，但在其《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文章中，“市民社会”一词从未使用过。这表明，实际上社会经济问题完全不是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关注中心。“共产主义”论题也是如此，这从上面一段话中可以明显看出来。因此，我们不应只从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出发来对待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而要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动态发展出发来把握它。

如果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政治维度还不是特别鲜明的话，那么他在《莱茵报》时期转向外部实践的结果，就是真正全身心地投入普鲁士现实政治批判之中。也就是说，他这一时期的活动可以用“政治批判”来进行概括。提波（Gary Teeple）、麦吉尔等人均已指出，政治是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核心问题，^[13] 提波更是在全面分析进入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的基本方法上，指明马克思这时采用的是批判的方法，他这一时期的思想主题即为“政治批判”。

提波指出，对于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政治观念，可以四种方法切入，其中最常见的方法是在当时的政治或哲学光谱中界定之，说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或者“民主的极端主义者”，或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或者说他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或“观念论者”，等等，不一而足。^[14]他认为这些说法皆不可信。与之相随的第二种方法是确定主要文章及其论证，并且置于历史语境之中进行考察。提波认为这种方法基本上能够抓住这些文章的本质，但是麻烦，得出的一般结论也不是特别有力。^[15]第三种方法是追溯这些文章所受到的各种不同思想的影响，提波指出，这种方法可能会忽视这些文本的独特性和整体性。^[16]提波赞成的是马克思本人的批判方法，认为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显明马克思对政治关系的批判，也能显明这种方法的局限性的本质”^[17]。他指出，马克思的批判就是哲学的批判，也就是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所言的“哲学的实践”，即“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18]

换言之，1842年1月到1843年3月的这一段时间，马克思赋予批判以政治的含义，使哲学批判成为政治批判。提波对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的把握基本上是准确的。然而，在承认批判构成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主流时，也不能忽略现实本身对马克思的批判的对抗与冲击。提波也承认，“到1843年初，‘理论的实践’越是使他牵涉到现实生活的物质利益，则其问题和局限性也就越是显露无遗。实在性，以其非理性的形式，不想承认能够洞察到其本质的批判家的合理性。哲学想要世界化，而世界则显然不想哲学化”。^[19] 因此，在马克思的批判和现实之间，绝非一种单向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交互作用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马克思批判现实的一面，而且还要看到在批判的过程中，普鲁士国家的现实政治对马克思产生的影响，即他在批判中对普鲁士国家和社会状况的理解日益深入，从而使他真正接触到现实政治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他自己后来所言的“物质利益”问题。

因此，对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的考察，不应执着于单一的方法，而是要在批判方法的基础上，综合文本分析、历史和思想语境的研究等方法，尽可能贴近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及其发展。下面，本书试图从马克思这一时期著述活动的梳理和总结出发，结合提波指明的批判方法，对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政治批判作一全面的综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