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越过边境进入乌克兰，就仿佛通过时光机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也就是二战后的那几年。

这里的柏油马路足足有四个车道，一路却连接着毫不重要的地方，简直宽得毫无意义，而这正是那个狂妄自大年代的佐证，但整条马路坑洞太多，如同经历过战火一般，当时的建造工艺实在太差。在这路上，我只能蜿蜒骑行以避开那些坑，这样其实挺危险的，因为必须一边注意即将走过的地方，还要注意迎面驶来的车辆，而这些车辆也在试图避开坑洼的地方，因此它们总会突然改变方向，仿佛开车的是一帮醉鬼，七扭八扭地从这一头开到那一头，十分危险。我无法判断这些车是否会转向，也无法判断它们转到哪个方向，更加无法判断我们会不会撞车。

大量的老式军车被市民们开上路，从带跨斗的摩托车，到卡车，再到重型装甲车，让人不禁联想到二战后的那几年。毋庸置疑，这些军车都是前苏联遗留下来的，苏联解体之后，就被扔在军事用品垃圾场。八月天气炎热，但许多车都没有装车篷或是一些类似的东西来冷却引擎，另一些车则被改装得更像私家车，比如那些穿梭于村庄之间的小巴士就是小货车改装的，还有那些被重新上了漆的皮卡车，则成了稍微富裕一些的乌克兰人的私人越野车。

我们还看到了巨大的废弃仓库和曾经的工厂，这些建筑更让我感受到了岁月的停滞。这些工厂在能用的、能卖的、能作建材或原材料的东西被搬空之后就倒闭了，现在只剩下斑驳的墙体、早前被打坏的玻璃窗碎片，破烂的门框以及弯曲的金属围栏，只有这些还留在那里，如同饱受摧残的幸存者一般。

布莱恩完全震惊了，他从未见到过类似的景象。而我则对这种景象更为熟悉，特别是一些画面让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几十年前的塞尔维亚也是如此，但即便如此，现如今面对此情此景，我也很难不感到震撼。

“这里很众不同！”他不停地重复道，“简直是两个世界！”

我曾对布莱恩说过：“欧盟的性质就像从前的柏林墙。”

他当时大声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而现在无须多言，差异就硬生生地摆在了眼前。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一个镇子，而它是我们穿越边界之后的第一个镇子。这里的道路更糟，路上的沥青几乎都脱落了，我们艰难地凸起的石块上骑行，滑过粗糙的砾石。路边聚集了些年轻人，有的坐在水泥长椅上，有的则坐在马路两旁的护栏上。小伙子们下身穿着带有中缝线的传统西裤，上身则穿着立领衬衫，但他们大多数却留着猫王的发型，稍微时髦一些的男生则留着像《周末夜狂热》中约翰·特拉沃尔塔的发型。尽管姑娘们打扮得挺时尚，但她们穿的却明显都是地摊货——中国制造的Gucci和Dolce & Gabbana，还戴着低劣廉价的配饰。

“你好呀！”她们朝布莱恩笑着。

几个姑娘站起身来，走到马路边上，只要布莱恩骑车经过她们，她们就会死死盯着他，对我却视而不见。我感觉这些女孩已经蓄势待发，只要布莱恩向她们眨个眼，她们就会跳到他车上来，只为离开这个穷困的地方。

但当我们离开主干道，沿着当地的一条路骑过村庄时，周围的景象发生了变化。我感觉我们是突然进入了斯洛文尼亚的童话世界里：单层木屋被漆成了天蓝色、紫色，或保留了天然的原木色，而门窗则是白色的。木屋外墙水平排列着两种颜色的木板，使木屋看起来像个双层蛋糕。传统老式房屋前面的大部分房体装上了玻璃，后面则是一个阳台，窗子两边垂着带花边的窗帘。这种房子的房顶也是木制的，但已经在太阳的暴晒和雨雪的侵蚀下褪色了。屋顶总会延伸到门窗边框的上沿，在房子四面形成一个遮阳棚。

这里的人不像性格鲜明的斯洛伐克人那样注重清洁严整，也不像温和节制的波兰人那样细致讲究，这里的人不在意那些蓬乱的草、灌木丛和植物，任由它们在带围篱的院子和街道之间肆意生长，我甚至觉得有些人是故意让房子被浓密的灌木丛遮住的，这样就不会被马路上的人注意到了。也许我的猜测是对的，又或者他们只是利用灌木的树荫来遮阳，我们几乎看不到屋外有人，大多是因为听到说话声或咳嗽声，才发现有人在那儿，而这些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从灌木或杂草丛生的围篱那里传来的。

我们在一个围篱处听见了滑轮的声音，于是就在围篱后面偷看，一个老妇人正站在井边，我们的水壶快空了，所以我们便停下来询问她能否帮我们把水壶灌满。

她说：“可以的，我的孩子，水属于每一个人。”

我被她的话打动了并翻译给布莱恩听。

我们走进她的院子，她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呢？”

我答道：“他来自美国，而我来自塞尔维亚，也就是前南斯拉夫。”由于她的听力不太好，我不得不大声地重复了一遍。我又说：“你还记得南斯拉夫吗？”

“我知道呀，南斯拉夫嘛，铁托怎么样了？我很久没在电视上看到他了。”她问道。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原来这位亲爱的老太太还活在过去。

我答道：“老妈妈，他已经死了，而且这世上再也没有南斯拉夫了。”

“唉。”她叹了口气，然后作了简短的总结：“每个人都会死的。”

这个消息对她来说是一个打击，她不再发问了。我们从打水桶里接好了满满的两壶水并对老妇人表示了感谢，就又上路了。那天晚一些时候以及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注意到许多水井都在院子外的路边，原来这里的水的确是每位路人和旅者都可以享用的。

我们很少看见成年人在室外，至少热浪滚滚的晌午的时候很难看到，小伙子们倒是会向我们跑来。他们总能赶在我们看见他们之前发现我们，在重重灌木林后面发现我们之后，他们会跑去将我们的行踪汇告诉他们的朋友，他们应该是抄了近路，因为他们总会突然出现在我们前方的拐弯处或是其他地方，伸出手来要和我们击掌。“啊喂！”他们呼喊着，想拍到我们的手，如果得逞了，便会兴奋地大呼小叫，而那些没有拍到手的年轻人则会在我们车后奔跑，只是为了赶上我们，然后试图再与我们击掌。

从第一天骑上乌克兰的公路时，我们一路都看到被我称之为“男人和奶牛”的场景。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这个场景更能体现这些男人的贫苦了：这些男人的全部身家就是一头瘦弱的奶牛，他们带着这头牛去地里吃草，偶尔会看见一个牧人看管着不止一头奶牛，大概率的情况是每一头牛都属于不同的主人，而没有一头是属于他的，好几次的经历都验证了这个猜想，因为我们停车休息，或是在路边的水井给水壶灌水时，就会看到男人领着奶牛们回各自的家。

在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乡村景色里，总少不了教堂的身影，在乌克兰小村庄也是如此，只是这里的教堂主要是古旧而正统的木屋，屋顶还铺着木板瓦片，这些教堂坐落在乌克兰西部童话般的村庄之中，看起来既端庄又应景，另一些教堂则建成于较近的年代，它们由砖石和砂浆筑成，有着金色的穹顶，巨大的金色十字架，造价高昂的彩色玻璃，带有精美雕刻图案的魁伟大门，外观奢华，教堂围栏、长凳和门把手则都是由锻铁铸成的，还有一些教堂则实属难得一见的建筑物，比如有一个教堂象征着一艘船——诺亚方舟。这些教堂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显得格外醒目，我不禁感到困惑：如果将修建教堂的钱拿来给村里修路，或是弥补一下基础设施中存在的不足，会不会更令上帝欣慰呢？

我父亲忌日这天，我选了一个古老的木结构教堂为他和我母亲点蜡悼念。九年前，他们同时罹患癌症，两个半月之后相继去世，仅相隔九天。当时我并未按照宗教流程和民间风俗为他们办理丧事，但我会在每次感到必要的时候去他们的墓地，通常是在他们的生日或是祭日。这次是我头一回没能探望他们，我觉得有些内疚，如同一个懂事的小孩知道自己履行不了对父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诺一般，背后的原因并不重要，我明白自己也没有什么合理的借口为此解释——比如我离他们的安息之地有几千公里的距离——他们也并不会介意。

教堂周围有一小片墓地，布莱恩坐在墓地入口的长凳上等我，而我则顺着台阶爬到教堂所在的山顶，末了才发现它没有开放。我在教堂周围绕了几圈，考虑自己该怎么办，我们其实可以继续找另一个教堂来完成这个仪式，但是，点亮蜡烛对我来说真这么重要吗？无论我的父母现在魂归何处，一支蜡烛于他们而言根本没有太大意义，仅对我有意义而已，我每天都在想念他们，所以并非必须点一支蜡烛，才能在脑海中与他们相会。如果要说今天有什么不同，就是这份思念更强烈了，这个日子适合铭记故人并唤起美好回忆，但我更多是在脑海里想象自己与父母的对话，有时为了克制那令我窒息的痛苦和泪水，我甚至会把这些话大声地说出来。这份思亲之苦从未消失，和九年前一样令我痛苦，这种痛苦会在胸腔爆发，令我窒息。我无法忍受这种痛苦太久，于是不得不让自己转移注意力，去想一些不会让自己那么撕心裂肺的事情，但仍会待在墓地里陪他们。

过去几个月，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很多次，现在我再次问自己，如果当时他们还在世，我还会踏上这次冒险之旅吗？无论我做任何事情，他们都未阻止过我，他们觉得阻止毫无意义，因为我根本不会听他们的。然而，当时如果他们还在，我真的能抛开一切，完全无计划地去冒这次险吗？尽管我既任性又自私，但我能一心只顾着自己的目标，而完全无视他们的担惊受怕和辗转反侧吗？我有权利这样做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坚信自己决不会那样做，但他们还健在时，我对很多事情还没有什么体会，他们离世之后，我才能无条件地去爱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有时候对他们有多么残忍无情。

是的，毫无疑问，我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像布莱恩一样无视他们。布莱恩的双亲都还健在，而且他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关系亲密的弟弟。我不知道该怎么权衡这二者：是应该忠于自己并追逐梦想，还是应该把对家庭的责任置于个人选择之上？

我想象着，当我告诉父母自己环游世界的打算时，他们会仍然坚忍地站在那里。我眼前浮现出一个清晰的画面：我父亲和布莱恩坐在客厅，对于这个准女婿，爸爸会因为他是个长发及背的美国人而极力反对。但他也会因为不吸烟且喜欢白兰地，还会点塞尔维亚语而喜欢布莱尔，随着谈话的深入，布莱恩对美国政治和消费主义的批判观点赢得了爸爸的好感，我父亲简直都想拥抱他了，但他会按捺住这股冲动，午餐结束，等他们把那瓶白兰地的最后一滴都啜饮而尽时，他还是拥抱了布莱恩。那瓶酒是爸爸特地在我出生那天封存的，专为我的婚礼而准备。而与此同时，我母亲则是心神不定，一会儿担忧，一会儿又开心，这些情绪在她内心交替出现。她拿来点心，然后就坐在靠门的沙发上，好在需要去厨房时随时起身而去，和天下所有母亲一样，她会在这时因为惊慌失措而暗暗摩挲手指。但当她看向我并确信我是幸福时。便会冲向洗手间，擤去鼻涕，拭去泪水，不会让我们看到她哭的样子。如果我幸福的前提是让她放下这份担忧恐惧，那么她已经准备好了。

我清楚一切本会如是发展下去。眼前的这些情境是如此清晰又令人信服。幻想他们还在世让我很痛，但我还得告诉他们更多事情，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春天，也就是母亲生日那天“碰面”之后，我得统统告诉他们。我有太多话要向他们倾诉，告诉他们我内心的疑虑和担忧，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就在那里，能听到我的话，也许他们甚至可以帮助我。

“结果怎么样了呢？你现在好一些了吗？”布莱恩问道。

此刻我很脆弱，而这个问题显得很尴尬，布莱恩既不会明白也无法理解，因为不曾经历过。

“我很好，谢谢。”我只能这么回答。

他拥抱了我，这也是他唯一应该做的事，然后我们便去找地方吃午餐，顺便休息一样。由于天气炎热，我们在正午停了下来，准备休息两个小时或者休更久，我们通常会坐在一家店铺前面休息，因为那里会有专为啤酒爱好者准备的桌椅，几乎每家店前面都有这些桌椅。虽然这些桌椅中午通常都是空的，但总有人会来和我们搭讪。我今天状态不佳，也不想和好奇的陌生人待在一起，所以我们便停在河边，在一个绿色的斜坡上休息，这里与巷子那边的路和房子有一些距离。时不时会有汽车经过，人们也并不愿头顶烈日下车，我们得以享受这近乎完美的寂静。

“想什么呢？”午餐后，布莱恩问我。

刚才他用河水洗了盘子，顺带洗了个头，回来时，我正躺在自己的新睡袋上，望着头上的蓝天白云。

我答道：“在想我父母，想我妈妈一定很爱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去世之后，她只想尽快一起跟去。对她来说，没有我爸爸，她的生活毫无意义。”

布莱恩坐在我身边的草地上，像印度人那样盘腿而坐。

“我觉得这种感情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使并不想爱，我们的父辈也可能是西方世界最后一代还会与伴侣共度一生的人了，他们是在这种观念熏陶下长大的，内心有一种被社会强加的观念并坚信只有这样才正确，而现在已经不存在这种观念了，没人有相伴至永远的秘诀了。”

我不赞同他的观点：”本来就没有什么”秘诀”，现在的我们变得更加自私，不愿为对方妥协和牺牲。”

最近，我意识到自己在所有感情里都是如此。要不是因为一个共同的大目标把布莱恩和我拴在一起，我早就离他而去了。和之前的感情经历一样，我可能会因为任何原因而提出分手：糟糕的性生活，或大或小的意见分歧，再或是因为没有满足我的期望。以前的我甚至连现在的十分之一都做不到，相反地，我会一开始就下定论。毋庸置疑，与父亲四十多年的婚姻里，我母亲也一定付出了不少。她过去常常告诉我如何处理感情，但我以前并不明白，我总觉得如果有更简单的方法——离开，为什么还要按她说的做。

“呃…”布莱恩沉思着，“也许今天，找到灵魂伴侣的正确方式就是我们这样的。但古往今来，没人借助互联网发展过一段长达50年，乃至终其一生的关系，所以我们也不清楚未来会如何。”他答道。

“灵魂伴侣并不存在，布莱恩，”我说，“至少不像大多数人想象得那么浪漫。我们都有很多‘理想的一半’，但如果要相伴终生，那么关键在于和对方一起走下去的愿望和决心，这意味着你必须努力接纳自己的伴侣，而且每天都要尽可能调整自己，只有这样，两个人才长久相伴。如果一遇到分歧和困难，就考虑分手，那么这段感情和携手共度余生的愿望是注定要破灭的。”

他答道：“你这种思维方式可把我吓到了。无论两人多适合彼此，也无法向对方承诺自己可以永远陪伴对方。”

“那吓到你了吗？如果不能承诺，那人们在婚礼上许诺‘无论何时都不离不弃’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答道。这么问是有点小题大做，我继续说道：“无论如何，“永远”这个词并没有那么沉重，尽管它总是需要你时刻准备好投入自己的全部，而并非伸出一只脚随时准备逃离。”

“我同意。如果在乎这段关系，人就会最大限度付出。”他认同道。

“如果，”我答道，“总是那个‘如果’。当你开始思考事情的因果关系时，这个价值体系就颠倒错乱了。‘如果这样，就会那样。’我更倾向于相信，我们父母能相伴一生的秘诀就在于此——‘即使’，而它刚好与‘如果’相对立。即使发生了这发生了那，他们还是决定在一起。他们一开始就下定决心在一起并从未背离”

“我可不这么想”，布莱恩告诉我，“如果相处不好，我们肯定会分手，然后继续各自的生活。”

他的话伤害了我，尤其是那两个字——“肯定”。我让他在决定离开我时及时通知我，然后借口要小睡就结束了谈话。这一天，我受了太多的情感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