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创新驱动的理论机制分析

第一节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经典理论

创新理论的实际创立者为熊彼特。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出版了他的早期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开创性地论述了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创新理论，至此拉开了创新研究的序幕。然而，就创新本身而言，却有着更早的渊源，在整个经济思想史上，古典经济学家早就开始了对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的深入研究。

一、亚当•斯密的认识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国家的富裕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分工的结果，各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倾注在一种简单物上，所以只要工作性质是还有改良的余地，各个劳动部门所属的劳动者中，不久自会有人发现比较容易而便利的方法，来完成各自的工作。惟其如此，用在今日分工最细密的各种制造业上的机械，有很大部分，原是不同个人的发明。”这里，斯密对技术创新的来源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18世纪科学研究上的专业分工增加的趋势以及机械制造业创新与科学家的联系；谈到了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了科学在技术变迁中的作用和从“干中学”的问题。可以说，在斯密那里，已经开始认识和关注技术变革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了。

二、卡尔•马克思的思考

卡尔•马克思可以说是最早认识到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与竞争的重要推动力的经济学家。他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正是马克思的远见卓识，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实基础，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世界。

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的思考是建立在马克思关于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理论基点上的，并由此科学地提出了可变资本节约型创新与不变资本节约型创新的思想。

（一）可变资本节约型创新

马克思的可变资本节约型创新主要是指资本家应用新的发明、新的机器、新的方法等来变革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条件，以减少产品成本中的活劳动，节约可变资本，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创新方式。马克思指出，资本家认识到要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减少产品成本中的活劳动，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不断缩减产品成本中的活劳动，才能节省工资支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才是真正的经济。“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为节省劳动工资支出，追逐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一方面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缩短工人为生产其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因而缩短工人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即工人的劳动时间的有酬部分，并通过缩短这一部分而延长他无偿为资本劳动的工作日部分，即工作日的无酬部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可变资本的投入，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资本家采用新的生产设备、改进生产技术、变革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条件以取代对工人的较多雇用，减少雇佣工人人数，降低劳动力成本，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因此，可变资本节约型创新是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巧妙手段，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隐蔽、更具有欺骗性、更残酷的剥削方法，是资产阶级剥削与其他社会形态阶级剥削相区别的明显标志。

（二）不变资本节约型创新

马克思的不变资本节约型创新主要是指资本家利用新的机器、进行机器改良，或应用新的发明、新的生产方法等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生产资料，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创新方式。具体来说，不变资本节约型创新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利用新的交通工具及进行机器改良而产生的节约。“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考察由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在这里，交通工具的发展是重要的物质要素）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上产生的节约。但在这里，应该立即提到机器的不断改良所引起的节约，也就是：①机器的材料改良了，例如铁代替了木材；②由于机器制造的改良，机器便宜了，这样，不变资本固定部分的价值虽然随着大规模劳动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但远不是按相同程度增加；③那种使现有机器的使用更便宜和更有效的特殊改良，例如蒸汽锅炉的改良等等；④由于机器的改良，废料减少了。”这里，马克思列举了资本家进行不变资本节约型创新的几种形式，比如：通过更好的交通与运输工具缩短流通时间节约不变资本；通过机器改良节约原材料、废物的循环利用；在机器生产中使用更好的原材料和进行更好地维护以增加资本品的生命力；使用新资本品的规模收益递增，降低单位产出所使用的资本；等等。

二是应用新的发明或新的生产方法而产生的节约。“由于发明而产生的节约：……这是力学和化学上的各种发明得以应用而又不会使商品价格变得昂贵的唯一条件，并且这总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成苯胺染料，茜经染料（茜数），近来甚至把它变为药品”，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从而起到节约生产资料的作用。

资本家进行不变资本节约型创新以减少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生产资料，表面上看是通过利用新的机器、进行机器改良，或应用新的发明、新的生产方法来实现的，好像不存在剥削，但实质上仍然是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手段。因为作为人类抽象劳动凝结的价值，只能靠活劳动创造，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再先进的机器体系、最能节约生产资料的发明和生产方法都不过是科学劳动创造的，是物化的知识力量，而且最终还是必须通过工人的活劳动来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三、约瑟夫•熊彼特的现代创新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独具特色的创新理论奠定了他在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也成为他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一）何谓创新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而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所以，“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创新的内容

熊彼特进一步明确指出创新的如下五种情况：

（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

（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绝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

（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

（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

（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后来，人们将熊彼特所指出的五种创新情况归纳为五个创新，依次对应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

（三）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本观点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熊彼特说：“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尽管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能够导致经济生活的变化，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经济变化；还有另一种经济变化，它是不能用从外部加于数据的影响来说明的，它是从体系内部发生的。这种变化是很多重要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所以为它建立一种理论似乎是值得的。这种另一种经济变化就是“创新”。

第二，创新是一种“革命性”变化。熊彼特曾作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绝不能得到一条铁路。“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的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问题。”这就充分强调创新的突发性和间断性的特点，主张对经济发展进行“动态”性分析研究。

第三，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一般来说，“新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创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即并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者去建筑铁路，而恰恰相反，铁路的建筑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所以，在竞争性的经济生活中，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织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尽管消灭的方式不同。如在完全竞争状态下的创新和毁灭往往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实体之间；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实体的扩大，创新更多地转化为一种经济实体内部的自我更新。

第四，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熊彼特认为，先有发明，后有创新；发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而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因为新工具或新方法的使用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作用，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把发明与创新割裂开来，有其理论自身的缺陷；但强调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必须产生出新的经济价值，这对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所以，这个思想为此后诸多研究创新理论的学者所继承。

第五，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熊彼特力图引入创新概念以便从机制上解释经济发展。他认为，可以把经济区分为“增长”与“发展”两种情况。所谓经济增长，如果是由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并不能称作发展。“因为它没有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而只有同一种适应过程，像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我们所意指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所以，“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这就是说，发展是经济循环流转过程的中断，也就是实现了创新，创新是发展的本质规定。

第六，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之为“企业”，那么以实现这种“新组合”为职业的人便是“企业家”。因此，企业家的核心职能不是经营或管理，而是看其是否能够执行这种“新组合”。这个核心职能又把真正的企业家活动与其他活动区别开来。每个企业家只有当其实际上实现了某种“新组合”时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这就使得“充当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并不形成一个从专门意义上讲的社会阶级”。熊彼特对企业家做出这种独特的界定，目的在于突出创新的特殊性，说明创新活动的特殊价值。但是，以能否实际实现某种“新组合”作为企业家的内在规定性，这就过于强调企业家的动态性，不仅给研究创新主体问题带来困难，而且在实际生活过程中也很难把握。

四、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发展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之后，由于受到同时期“凯恩斯革命”理论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黄金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加以简单解释。由此，西方学者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产生了兴趣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纵观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可以将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分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四个学派。

（一）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以索洛（R.Solow）等人为代表，运用了新古典生产函数原理，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技术创新。他区分出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同来源：一是由要素数量增加而产生的“增长效应”；二是因要素技术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水平效应”的经济增长。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述评》一文中，索洛提出了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的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和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

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推算出1909—1949年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中约有88%应归功于技术进步，而索洛残差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者技术创新资源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新古典理论仍采用正统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因此也不能反映技术变化和创新处于时时动态的经济现实，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中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为了尽可能接近并反映现实世界，自然不应该抽象掉对于制度和技术研究至关重要的动态特性，制度与技术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以演化的、发展的眼光，对制度和技术的动态性及创新、变迁的过程予以特别关注，才能使得该理论在更加科学的方向上得以不断推进和突破。因此，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决定企业生产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么，决定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因素又是什么，新技术的产生、筛选、扩散过程怎样，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这说明新古典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脱节。另外，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是将技术创新过程看成一个“黑箱”（black box），他们本身并不关心这个黑箱内部的运作，这与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研究，研究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新熊彼特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

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们秉承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重视对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并在分析这样一个过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研究的主要问题有：新技术推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等等。曼斯菲尔德对新技术的推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推广的速度和影响其推广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并建立了新技术推广模式。他提出了四个假定：①完全竞争的市场，新技术不是被垄断的，可以按模仿者的意愿自由选择和使用；②假定专利权对模仿者的影响很小，因而任何企业都可以对某种新技术进行模仿；③假定在新技术推广过程中，新技术本身不变化，从而不至于因新技术变化而影响模仿率；④假定企业规模的大小差别不至于影响采用新技术。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曼斯菲尔德认为有三个基本因素和四个补充因素影响新技术的推广速度。其中，三个基本因素为：一是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就越快；二是模仿相对盈利率，相对盈利率越高，推广速度就越快；三是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在相对盈利率相同情况下，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越大推广速度就越慢。四个补充因素具体包括：一是旧设备还可使用的年限，年限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二是一定时间内该部门销售量的增长情况，增长越快，推广速度就越快；三是某项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的年份与后来被其他企业采用的时间间隔，间隔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四是该项新技术初次被采用的时间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阶段不同，推广速度也不同。

尽管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填补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一个空白——技术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变动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技术模仿和技术推广的解释，但其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太大。比如：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而新技术出现的初期一般都处于垄断状态，只是维持时间长短而已，因此模仿者根本无法自由使用，而使用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专利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企业如要使用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者的选择；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只有不断地创新与变革才能保持其生命力，所以新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是需要持续不断去完善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比例；企业的规模大小也会直接影响其是否采用新技术，毕竟采用新技术存在很大的风险，等等。由此可见，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是有限的。

卡曼和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把市场竞争强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强度三个因素综合于市场结构之中来考察，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模型。卡曼和施瓦茨等人认为：竞争越激烈，创新动力就越强；企业规模越大，在技术创新上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垄断程度越高，控制市场能力就越强，技术创新就越持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缺少足以保障技术创新的持久收益所需的控制力量，而且难以筹集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同时也难以开拓技术创新所需的广阔市场，故而难以产生较大的技术创新。而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企业虽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但由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威胁，难以激发企业重大的创新动机，所以也不利于引起大的技术创新。因此，最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所谓“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

（三）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其特点是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制度学派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了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思想。

戴维斯和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在对技术创新环境进行制度分析后，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对个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该制度确立一种所有权，即确立支配一定资源的机制，从而使每一活动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新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以便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于社会收益水平；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若能明确规定和有效保护每个人的专有权，并通过减少革新的不确定性，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等。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

（四）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该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

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在考察日本企业时发现，日本的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使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由此，弗里曼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中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前者包括国民经济中所涉及引入和扩散新产品、新过程和新系统的所有机构，而后者则是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

纳尔逊以美国为例，分析国家支持技术进步的一般制度结构。他在1993年出版的《国家创新系统》一书中指出，现代国家的创新系统在制度上相当复杂，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和技术行为因素，也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中负责投资和规划等的机构。纳尔逊强调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安排应当具有弹性，发展战略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更好地指导政府如何通过制订计划和颁布政策来引导和激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机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加快科技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但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只是集中在对一国创新体系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效率和结合的研究，没有形成各国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

五、埃弗雷特•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

埃弗雷特•罗杰斯认为：创新是一种被个人或其他采用单位视为新颖的观念、实践或事物；创新扩散是指一种基本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观感受到的关于某个新语音的信息被传播。通过一个社会构建过程，某创新的意义逐渐显现。

（一）特征

（1）相对优越性：认为某项创新优越于它所取代的原有想法的程度。

（2）兼容性：认为某项创新与现有价值观、以往经验、预期采用者需求的共存程度。

（3）复杂性：认为某项创新理解和运用的难度。

（4）可试验性：某项创新在有限基础上可被试验的程度。

（5）可观察性：某项创新结果能为他人看见的程度。

（6）思维可变性：规定的思维模式不可能有创新的成果。

（二）过程

（1）获知：接触创新并略知其如何动作。

（2）说服：有关创新的态度形成。

（3）决定：确定采用或拒绝一项创新活动。

（4）实施：投入创新运用。

（5）确认：强化或撤回关于创新的决定。

（三）对象

（1）创新者：热衷于大胆尝试新观念，更见多识广的社会关系。

（2）早期采用者：地位受人尊敬，通常是社会系统内部最高层次的意见领袖。

（3）早期众多跟进者：深思熟虑，经常与同事沟通，但很少居于意见领袖的地位。

（4）后期众多跟进者：疑虑较多，通常是出于经济必要或社会关系压力。

（5）滞后者：因循守旧，局限于地方观念，比较闭塞，参考资料是以往经验。

（四）比例

人们在试用新产品的态度上有明显的差别，每一产品领域都有先驱和早期采用者，在他们之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采用该创新产品，产品销售达到高峰；当不采用该产品的消费者所剩无几时，销售额开始降低。创新扩散的S曲线见图2-1。

（1）创新者（Innovator）：2.5%。

（2）早期使用者（Early Adopters）：13.5%。

（3）早期大众（Early Majority）：34%。

（4）晚期大众（Late Majority）：34%。

（5）落伍者（Laggards）：16%。

影响新产品采用的另一个因素是个人影响力，即个人对其他人的态度和购买概率的影响能力。

六、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理论

（一）什么是颠覆性创新

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的颠覆性创新理论旨在描述新技术（革命性变革）对公司存在的影响。1997年，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困境：当新技术使大公司破产》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颠覆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ies）一词。

早期的颠覆性（破坏性）技术被界定为典型的更简单、更便宜、比现有技术更可信赖和更方便的技术，“简单、方便、便宜”被视为颠覆性（破坏性）技术初始形成阶段的特征。同时，“破坏”被理解为一个相对性术语，对一个行业具有破坏性的创新可能对另一个行业而言是维持性的。

之所以有些公司能在颠覆性（破坏性）技术面前死“亡”，是因为现有公司资源配置流程的设计总是以可持续创新、实现利润最大化为导向，这一设计思想最为关注的是现有顾客以及被证明了的市场面。然而，一旦颠覆性创新出现（它是比市场上现有产品更为便宜、更为方便的替代品，它直接锁定低端消费者或者产生全然一新的消费群体），现有企业便立马瘫痪。颠覆性创新不断发展进步，一步步蚕食传统企业的市场份额，最终取代传统产品的统治地位。

（二）颠覆性（破坏性）创新的特征

1. 非竞争性

所谓非竞争性，是指破坏性创新（无论是新市场的破坏还是低端市场的破坏）并不是与现有主流市场竞争者争夺用户，而是通过满足新的现有主流产品的“非消费者”来求得生存与发展。当破坏性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新产品的性能提高，就会吸引现有主流市场的顾客。这种破坏性创新不会侵犯现有主流市场，而是使顾客脱离这个主流市场，进入新的市场。

2. 初始阶段的低端性

破坏性创新与维持性创新立足的市场基础大不相同，一般而言破坏性创新据以立足的是低端市场，而维持性创新占据的往往是高端市场。这一点反映了破坏性创新的本质，它是由破坏性创新的概念所决定的，如果破坏性创新一开始就立足于现有的主流市场，那么这种创新就变成了维持性的了，即维持现有市场在位者的创新。也正因为其低端性，才使得它被现有主流市场的竞争者所忽略，采用破坏性创新的新进入者才能够避开现有高端市场的激烈竞争，从而成长壮大。

3. 简便性

简便使得产品使用者变得更为广泛，并使产品的价格更加低廉，从而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起，这为破坏性创新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不至于过早地夭折。同时，简便也使得现有主流市场的竞争者对破坏性创新不屑一顾。另外，简便性也为创新的市场扩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操作如果过于复杂将不利于创新在产业中的扩散。这一特点实际上指出了破坏性创新生存和发展的市场基础。

4. 顾客价值导向性

破坏性创新要能够帮助顾客更好地完成工作。这表明了破坏性创新的价值所在，即帮助顾客创造价值，以顾客价值为导向。缺少这一点，破坏性创新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三）创新类型

公司在寻求新的增长业务时，往往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通过持续创新（Sustaining Innovation），从市场领导者手中抢夺现有市场。另一种选择是，通过颠覆性创新或者开辟新的市场，或者扎根于那些现有产品的最差顾客群。

颠覆性创新又有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通过锁定现有产品没有服务到的顾客群体从而产生新的市场。第二种类型是竞争现有产品市场上的低端消费者。

（四）颠覆性创新的步骤（流程）

根据颠覆性创新模型，当现有市场顾客的需求表现不断提高时，为满足这一需求的技术范式表现也随之提高。通常，技术范式表现与顾客需求表现的提高过程是两条不同的轨线（见图2-2）。当两条轨线的倾斜程度不一致、技术范式轨线超过了顾客需求轨线的时候，就意味着原本活跃于非主流次级市场上的新技术要开始向其他顾客群落迁徙了。这就为变革者们提供了手段去满足新的顾客，这些顾客在过去可一直没有把他们的供给放在眼里，认为他们的产品、服务是非主流的、不符标准的。同时，在现有市场上，他们的产品表现也被认为比传统技术范式的供给更有价值、与顾客需求更直接相关。

颠覆性创新与大众普及化（Commodilization）携手并进，如果一个公司将其产品性能表现提升到超过顾客需求表现的程度，并使得顾客不得不为超标性能额外付出，那么这些在创新变革上做过了头的公司，也是不可能赢得市场的。其结果要么是颠覆性创新产品抢走市场，要么就是被大众普及化产品压榨利润。当某一行业遭受颠覆性创新浪潮的冲击时，价值链上产生利润的环节随着时间变化也在迁徙。当一切发生时，如果某一公司能够将自己定位于价值链上原本表现不佳的环节，它必将实现盈利。

（五）颠覆性创新的假定（条件）

公司冒险做出决定，有意忽略那些对现有顾客需求没有帮助的技术。当两条表现轨线相接时，这种公司注定要灭亡。

七、十八大以来我国关于创新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

（一）关于创新的重要性

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我国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创新是多方面的，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等，但科技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十分显要。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这是一个重大战略，必须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抓紧抓好。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我们要增强使命感，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要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产学研结合和技术成果转化，强化对创新的激励和创新成果应用，加大对新动力的扶持，培育良好创新环境。要发挥创新引领发展第一动力作用，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科技含量，提高劳动产率和资本回报率。

创新要实，就是要推动全面创新，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创新不是说发表论文、申请到专利就大功告成了，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要增强对创新驱动发展的认识，全面研判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大势，从实际出发，确定创新的突破口，努力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

（二）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这30多年，我们更多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了经济快速增长和规模扩张。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这些要素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再要像过去那样以这些要素投入为主来发展，既没有当初那样的条件，也是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的。我们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这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对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更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谋划，加强组织，优化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总体布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我们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着力推动工程科技创新，实现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推动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这是着眼全局、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对我国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和战略举措，必须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核心和培养造就创新型人才这个关键，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我们有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有持续创新形成的系列成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经具备良好基础和条件。因此，我们要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开创国家创新发展新局面，加快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是一个长期战略，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我们要跟踪全球科技发展方向，努力赶超，力争缩小关键领域差距，形成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创新突破我国发展的瓶颈。必须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切实营造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体制机制和良好环境，加快形成我国发展新动源。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发扬钉钉子精神，扎扎实实、一件事一件事抓好，努力抓出成效。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必须把发展着力点更多放在创新上，发挥创新激励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我们将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要抓好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顶层设计要有世界眼光，找准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找准我国科技发展现状和应走的路径，把发展需要和现实能力、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统筹起来考虑，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方向、目标、工作重点。科技部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这项工作，动员科技界、产业界和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

我们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完善创新机制，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

（三）关于自主创新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这是我们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出发点。

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提高创新能力，必须夯实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本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我们不能在这场科技创新的大赛场上落伍，必须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我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不仅从别人那里拿到关键核心技术不可能，就是想拿到一般的高技术也是很难的，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了一种“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的心理，所以立足点要放在自主创新上。

关键是要确定正确的跟进和突破策略。我们要按照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提高技术认知力，加强独创性设计，发展独有的杀手锏，确保不被敌实施技术突袭。对看准的，要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加速赶超步伐。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我们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

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创新要素更具有开放性、流动性，不能关起门来搞创新。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全面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水平。我们在世界尖端水平上一定要有自信，这也源于我们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我们强调自主创新，绝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创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各国经济科技联系更加紧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依靠自己力量解决所有创新难题。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并同国际科技界携手努力，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做出应有贡献。

我们要全面研判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大势，既要重视不掉队问题，也要从国情出发确定跟进和突破策略，按照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明确我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核心关键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靠进口武器装备是靠不住的，走引进仿制的路子是走不远的。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军事竞争中掌握主动，就必须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大幅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面向未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同时，要增强创新自信。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在一些领域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完全有能力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大跨越。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和决心。“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要创新，就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凡事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敢于质疑现有理论，勇于开拓新的方向，攻坚克难，追求卓越。

一个国家只是经济体量大，还不能代表强。我国是一个大国，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一定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培养和吸引人才，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计算机操作系统等信息化核心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我们在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上受制于人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要着眼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抓紧谋划制定核心技术设备发展战略并明确时间表，大力发扬“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精神，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经过科学评估后选准突破点，在政策、资源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扶持，集中优势力量协同攻关实现突破，从而以点带面，整体推进，为确保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有人认为，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结果是在实际工作中对科技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这种想法和做法必须纠正。很多科研也许是明天的工作，但今天不开始干，需要时就真的成“远水”了。我国科技如何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要采取“非对称”战略，更好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工夫。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我们要审时度势，抢抓机遇、夺占先机。要牵住“牛鼻子”，把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的薄弱环节作为推进自主创新的主攻方向，选准突破口，加强预先研究和探索，努力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总之，要看到，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现在已经取得部分成绩，实践证明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是现代化建设最可依靠的支撑点。要有强烈的创新自信。我们要引进和学习世界先进科技成果，更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努力在自主创新上大有作为。如果总是跟踪模仿，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深入推进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不断取得基础性、战略性、原创性的重大成果。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改善人才发展环境，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尽快形成一批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整体提高先进制造业水平。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这条道路是有优势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等靠的是这一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跨越也要靠这一法宝。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条件，发挥好我们的优势，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协同创新，优化创新环境，形成推进创新的强大合力。对一些方向明确、影响全局、看得比较准的，要尽快下决心，实施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组织全社会力量来推动。

科技创新永无止境。科技竞争就像短道速滑，我们在加速，人家也在加速，最后要看谁速度更快、谁的速度更能持续。

（四）关于科技体制改革

要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引领科技体制及其相关体制深刻变革。要制定和落实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各项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支持力度。要优化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科研布局，厚实学科基础，培育新兴交叉学科生长点。要尊重科技创新的区域集聚规律，建设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总体上看，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科技资源配置分散、封闭、重复建设问题比较突出，不少科研设施和仪器重复建设和购置，闲置浪费比较严重，专业化服务能力不高。要从健全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全社会创新能力的高度，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把公共财政投资形成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让它们更好地为科技创新服务、为社会服务。推进这项改革要细化公开有关实施操作办法，加强统筹协调，一些探索性较强的问题可先试点。

我们的科技计划在体系布局、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总体绩效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科技计划碎片化和科研项目取向聚焦不够两个问题上。要彻底改变政出多门、九龙治水的格局，坚持按目标成果、绩效考核为导向进行资源分配，统筹科技资源，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构建总体布局合理、功能定位清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计划体系和管理制度，以此带动科技其他方面的改革向纵深推进，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一个好的体制保障。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我们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完善点火系，把创新驱动的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全面深化改革，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要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创造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大对创新型小微企业支持力度。要消除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扭曲，强化风险投资机制，发展资本市场，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财税、金融体制。

推进科技创新，必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现在，科技成果转化不顺不畅问题突出，一个重要症结是科研成果封闭、自我循环比较严重，必须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要注重突破制约产学研用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障碍，突出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人、财、物各种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使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推进协同创新，健全创新服务支撑体系，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维护好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坚决扫除阻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障碍，有力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优化科技政策供给，完善科技评价体系，营造良好创新环境。要抓紧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完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加快标准化法、反垄断法、公司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研究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职务发明条例、天使投资条例等。要加大科技惠及民生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同民生紧密结合。要探索建立高效协同的创新体系，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解决好“由谁来创新”“动力哪里来”“成果如何用”三个基本问题，培育产学研结合、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协同的良好创新格局。要积极开展重大科技项目研发合作，支持企业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跨区域共建一批产学研创新实体，共同打造创新发展战略高地。要加强规划和重点支持，优先支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科技领域，重点突破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加强新兴前沿交叉领域部署，筑牢科学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多学科专业交叉群集、多领域技术融合集成的特征日益凸显，靠单打独斗很难有大的作为，必须紧紧依靠团队力量集智攻关。要加强自主创新团队建设，搞好科研力量和资源整合，健全同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的协同创新机制，最大限度发挥各方面优势，形成推进科技创新整体合力。创新的实质效果是优胜劣汰、破旧立新。我们要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快科技创新，加强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提升有效供给，创造有效需求。政府要集中力量抓好少数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项目。政府要做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促进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等工作。要强化激励，用好人才，使发明者、创新者能够合理分享创新收益。要加快建立主要由市场评价技术创新成果的机制，打破阻碍技术成果转化的瓶颈，使创新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我们已经具备了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改革步伐、健全激励机制、完善政策环境，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激发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把强化基础前沿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技术研究作为重大基础工程来抓，增强预见性和前瞻性，提高原始创新水平。要坚持科技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移扩散的障碍，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特别是要加强创新驱动的组织整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关键环节，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需要从体制机制等多方面来保证。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要激发调动全社会的创新激情，持续发力，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看准的、确需支持的，政府可以采取一些合理的、差别化的激励政策。要改善金融服务，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渠道。

科技体制改革要紧紧扭住“硬骨头”攻坚克难，加快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科技体制改革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着力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对重大任务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