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　奴隶制经济下的人口增长

古埃及在公元前4000年成为人类史上最早的奴隶制经济的国家，公元前3000年，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形成了苏美尔文化。巴比伦成为继埃及之后历史最悠久的古代东方奴隶占有制国家，到公元前2000年印度和中国都成为古老的奴隶制国家，其中最为发达的奴隶制国家是古希腊和古罗马。这时经济形态已发生较大的变化，与史前时期的采集狩猎经济和农耕经济是大不相同的。

从经济形态上看，与奴隶制社会相适应的是奴隶制经济。原始社会后期，农业经济和畜牧经济已初步发展起来，并出现了游牧部落和农业部落。从原始社会逐步过渡到奴隶社会时，由于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小集体乃至个体家庭的生产能力，于是，小家庭作为生产单位从社会生产组织的父系家庭公社中分化出来，促进了私人占有制的产生和发展。随着公社成员间产生贫富分化，新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公社成员间的流动，同时有了由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所组成的杂居村落，于是出现了基于地域联系的“农村公社”。到奴隶制经济社会，农业经济和畜牧经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大庄园”的农场制度。

奴隶制经济的发展是同金属材料特别是和铁作为制造生产工具的推广紧密相关的。在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中，生产工具的变革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红铜、青铜和铁器相继问世金属时代，相比石器时代，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在红铜时代^[25]，红铜即天然铜，质地软，不适合制造生产工具，所以红铜时代的人类仍以使用石器为主。青铜时代^[26]中后期，青铜器制造的生产工具逐步增加，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条件也渐渐丰富。到了铁器时代^[27]，出现了犁、镢、锸、锄、耙、镰、铚等农业生产工具，以及削刀、锥、钳、砧等手工工具，铁器铸造术的发明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在奴隶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城市。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兴起促进了人口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但仍然比较缓慢。从全世界来看，如图2-1所示，据估计，世界人口从公元前3000年的3000万人增至公元前2000年的5000万人，其人口增长率平均1个世纪为6.7%，世界人口规模增长的曲线呈缓坡式上升的趋势。到公元前2000年以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到公元元年，世界人口增至2.31亿，人口增长率继续呈现上升的趋势。但随后世界人口呈现负增长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古希腊以及罗马帝国等战争的频发，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所致。到公元500年，世界人口仅为2.06亿。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人口比史前时期人口的增长要快得多，但仍然是缓慢的，尽管人口增长率很低，但对于世界人口增长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它使人口开始有了比较快的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比史前时期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而天灾和饥荒造成的死亡率也由于城市的出现、定居的生活方式和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而有所降低，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从而促进了世界人口的规模增长。

注释

[1]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来自希腊语，意指“两河之间”），是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两河流域没有尼罗河那么富饶。这两条河都发源于今土耳其亚美尼亚群山之中，分别向东南注入波斯湾。在古代，两河流域分为南北两部分，大体以今日的希特－萨马腊为界，北部叫亚述，南部叫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又分为两部分：尼普尔（今努法尔）以北叫阿卡德（Akkad），阿卡德地区的居民称阿卡德人；尼普尔以南濒临波斯湾口的地区叫苏美尔（Sumer），苏美尔地区的居民称为苏美尔人。两河流域土地非常肥沃。

[2]　欧贝德文化出现在公元前4300—公元前3500年，以20世纪初在乌尔附近发现的欧贝德遗址而得名，欧贝德文化分布于美索不达米亚及今天沙特阿拉伯东部地区，属于西亚铜石时代文化，晚于埃利都文化，早于乌鲁克文化。该地区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以渔猎为辅，已能运用灌溉技术，种植小麦、大麦和亚麻。该地区出土的动物遗骨表明居民已养牛，当时盛行铜、石材、木材的交易。有人推测，此时以神庙为中心已出现小城镇。但遗址中发现的居住房屋构造简单，除苇棚外，有的也用土坯建造。

[3]　乌鲁克文化出现在公元前3500—公元前3100年，主要分布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公元前3500年后兴起，至公元前3100年被杰姆代特奈斯尔文化所取代。居民经营农业、畜牧业，部分人专门从事烧陶和采石行业。除石器外，当时更多用铜制造武器，并打制金银器皿。神殿建筑宏伟壮观，以其为中心形成庞大的聚落，并向城市发展。乌鲁克遗址的聚落面积达0.81平方千米，神庙建筑物包括石庙、红庙、镶嵌厅等。在一处遗址出土了一小块石板，上面刻有图案与符号，可辨认的有人头、手、脚等，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象形文字。该文化至晚期，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氏族制开始瓦解，并逐步向阶级社会过渡。

[4]　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人类学和考古学上所说的人类社会进化过程，即由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无文字的小型农村发展为社会结构复杂，进入文明的大型都市中心的过程。

[5]　历代法老在底比斯建造了大量的神庙、宫殿和陵墓，它们规模宏大，工艺精湛。然千年岁月流逝，宏伟的宫殿庙宇多已埋没无闻，但从仅存的庙宇遗址、帝后陵寝及贵族墓葬，仍可想象出当年底比斯鼎盛时期恢宏的风采。王家陵墓所在地位于尼罗河西岸的底比斯高地。墓室内的画廊图案鲜明，色彩繁复。在埃及尼罗河东岸，现在的卢克索城便建立在底比斯废墟之上。

[6]　希腊农业受气候的影响而有比较固定的经营模式。春天是雨季，农民把握时机，令休耕的土地投入生产。希腊实行两年轮耕制，一年休耕，一年耕种。希腊曾经尝试引入三年轮耕制，第三年种豆科植物，不过由于土地贫瘠、人力不足，以及缺乏机械而没有成功。希腊人在种植农作物时不使用动物粪肥，可能是因为牛太少，唯一加进土壤的东西是休耕时长出来的野草，农民翻土时将其推进土里。在夏季，灌溉是必不可少的。在收获农作物时，农民会用镰刀收割。希腊人用动物打谷，即是由牛、驴或骡子践踏谷物，然后储存起来。秋季是最重要的季节。秋季初，希腊人收集木柴。沿岸地区的冬季气候温和，但在高地，气候条件可能很严峻，这个季节也是葡萄的收获季节。赫西俄德和色诺芬近4个世纪的时间，农业方面没有改善。工具依然很落后，也没有新的发明以减轻人或动物的负担，直至罗马人发明了水磨坊，水力才可以帮助人畜进行劳作，在此期间灌溉、土壤、畜牧都没有很大的发展。

[7]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M]．黄宏煦，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8]　希腊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以奴隶制的存在为前提。奴隶的来源有战俘、债奴、海盗劫持的人口、奴婢所生子女及罪犯等。奴隶在法律上不被当做人看待，而等同于财物和工具。奴隶以用于各种物质生产部门为主。奴隶数量无可靠数字，大体说来，经济发达地区的奴隶数量可能不少于自由人。雅典仅用于洛里恩银矿上的国有奴隶就有10 000～20 000人，大奴隶主尼西亚斯占有奴隶逾千人。奴隶价格因具体条件而不同，但总的来看是低廉的。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大权。但事实上并不会轻易杀害，因主人不愿由此损失一份财产。有些代主人经营而获利丰厚的奴隶，还可得到赎身的机会。但众多从事体力劳动的奴隶常被打上烙印或戴上颈圈，忍辱负重，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经常起来与奴隶主作斗争，从怠工、破坏工具和财物直到逃亡。

[9]　裴雯．古典时期雅典的经济特征[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5）.

[10]　从地理位置上看，罗马不是闭塞的，台伯河的下游自古就可以通航，它的河口又是一个良好的海港。从远古时期起，这条河道一直是内地居民到海边取盐的要道，罗马城址则恰好坐落在这条河上最便捷的渡口。

[11]　在市场上购买奴隶时，一般品质优良的奴隶都有标记：用白色粉饰腿部，或头上戴羊皮帽子，出售的战俘则头上戴着花环。卖主必须把奴隶的所有缺点都告诉买主。有时还会在奴隶的脖子上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奴隶的出身和年龄等。法律中规定出售后如果在奴隶身上发现隐藏的缺点，则交易作废。奴隶的价格非常便宜，这是由于其数量的巨大引起的。一般而言，奴隶的平均市场价格为每个奴隶300～500第纳留乌斯。

[12]　货币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从罗马货币出现和缓慢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共和时期贸易不发达。和一般意大利人一样，罗马人最初使用的交换工具是牡牛和绵羊。后来，人们转而使用青铜块，有散块，也有的铸成长方块，但都是现称分量。在《十二铜表法》里，罚金就是以青铜重量来课征的。例如，《十二铜表法》第8章第3款规定：如用手或棒子打断自由人的骨头，则应缴纳300阿司的罚金；如为奴隶，则为150磅铜。第4款规定：如果欺侮人，则罚款25磅铜。数百年来，人们就是以这些青铜条作为交换和估价的媒介。后来，为了方便起见，人们又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了收取财物的等价值：即1头牛等于10头绵羊，也等于100磅青铜。

[13]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一时期，手工业产品迅速传遍整个帝国，即使在帝国最偏远的地区，最终它还是取代了家庭制造品。而人数众多的乡村居民和城市下层居民的购买力是极低的，他们要求的是廉价品，越便宜越好。同时在这一时期，运输虽很便利，但毕竟尚有风险，而且运费较高，再加上手工业产品难于深入远离海洋和河流的地方，所以，每个内地城市都想就地生产居民所需要的物品，同时采用进步的技术和模仿流行的式样。另外，小城市里的工匠不生产新颖的产品，因为新颖的产品同进口货相比价格太高，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他们用自己从大作坊里学来的方法制作标准化的产品。他们生意兴隆，迫使大作坊不得不降低其产品质量，以使产品价格低廉，自然也就使产品趋于标准化和单一化。

[14]　罗马帝国在其统一的政权下，海陆交通把帝国各地连接成一个密切相连的整体。地中海已成为帝国的内湖。自从庞培肃清海盗之后，海上就畅通无阻了。流入地中海的河流，构成了由这条海道伸向各个地区的网络。除了河流以外，黑海、大西洋、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也和地中海相通，因而运输可以相互衔接，地中海成为帝国海运的枢纽。在陆运方面，帝国时期的道路系统远比共和国时期完善。意大利半岛和各个行省都开拓了新的道路，罗马成为通向各地的中心。在偏僻的行省中，罗马人也一样以善筑道路而闻名，在大不列颠至今留有罗马大道的遗迹。

[15]　罗马帝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较早就有，罗马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从对丝绸的兴趣开始的。他们称中国为赛里斯，意为“丝绸之国”。到普林尼时代（公元23—79年），中国丝绸确实运到了罗马城，当时这种新奇的衣料成为上层人物追求的奢侈品。中国的丝织品运往西方时，不但丝质的光泽柔软使得罗马人为之而赞赏，而且花色图案之美丽，更是引起了他们的惊奇和赞叹。中国的丝绸曾受到罗马各阶层的普遍喜爱，一度成为畅销商品。据赫贞（G. F. Hudson）记载，公元后几个世纪，罗马城内多斯克斯地区有专销中国丝绸的市场。罗马与中国虽然远隔重洋，相距万里，但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流自汉朝以来逐渐加强。在中国的丝绸运往罗马的同时，罗马的商品也随之运入中国。考古学家认为，罗马的玻璃器皿曾运入中国市场。罗马与中国的商业往来，需要通过中亚，并经常受到安息人的干扰。罗马与中国直接往来的明确记载出现在公元2世纪。

[16]　印度贸易和中亚贸易的主要商道是从印度起，或直接、或通过阿拉伯到达埃及，而以亚历山大里亚为其总站。海上贸易在从埃及到阿拉伯、从阿拉伯到印度这一条线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直到尼禄时止，交易多为奢侈品，阿拉伯商人成了埃及商人和印度商人之间的中介人。但是，这种贸易发展下去，使它超出了仅仅是奢侈品贸易的范围，也使它不再只是单方面被动的贸易。当人们认识到季风的作用后，在埃及和印度之间就开辟了直接的航线。这时贸易的主要中心是亚历山大里亚，在罗马帝国同印度之间积极从事货物交流的经手人就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人。

[17]　这种繁荣的景象在奥古斯都以后的历代皇帝统治时仍旧得以维持。在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已经完成了许多优美的公共建筑。如新的元老院、纪念凯撒的庙宇、纪念奥古斯都功勋的和平坛及广场等，以及在巴拉丁山冈上修建的皇宫等。克劳狄修建的输水槽长达40英里，最后的10英里以开有无数拱门的石筑长桥架设，直通巴拉丁宫殿。经历公元64年的灾难性大火之后，尼禄又按照城市规划，用耐火材料重建罗马。公元80年，提图斯宣告巨大的圆形剧场落成。这座剧场的外部分为3层，每层环以80根希腊式的圆柱，两柱之间砌成拱门。此外，图拉真兴建了宽阔的广场、大型的公共浴池，以及图拉真纪功柱。哈德良也建筑了纪念图拉真的庙宇。此外还有许多凯旋门和纪念像等，把罗马装饰成一座极其繁华的城市。

[18]　这些城市均有较为完备的市政设施。几乎帝国全部城市，特别是东方希腊化的城市，均有一套很科学的排水系统，有建设精巧的水道，水流源源不断，即使居处高楼用水也很方便；有铺砌讲究的街道和广场，街道两旁盖有替行人遮阳挡雨的柱廊；城里到处有漂亮的公共浴池；有规模宏大、设备精良的游艺运动场所，如竞技场和角斗演习所。所有的城市都有一些高大的公用建筑，如本地议政会的会场、政府官员的衙署、供官方社团及公众选举时投票人聚会的大厅、审理案件的市政厅。此外，还有许多供公众娱乐和教育用的建筑，如剧场、公共图书馆、图片陈列馆及供辩论和演讲用的讲堂等。

[19]　西罗马帝国经济不断出现危机，人口减少，田地荒芜，统治亦日益减弱。公元284年，近卫军长官戴克里先被拥立为皇帝，开始了晚期罗马帝国的历史。晚期帝国，变化显著。经济上，特别是帝国西部奴隶制达到高度发展的地区，隶农制的发展、商业贸易的衰落、城市的荒凉和自然经济关系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深度危机的基础上，逐渐步入封建化进程的因素。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为了挽救罗马奴隶制帝国的衰落，先后进行了改革，但是他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罗马奴隶制社会制度并没有得到巩固，罗马帝国依然向封建化的道路上发展。公元410年，西哥特人一度占领罗马。公元452年，匈奴王阿提拉进军意大利。公元455年，汪达尔人袭击意大利，再陷罗马城，先后建立起西哥特王国、汪达尔-阿兰王国和东哥特王国等蛮族国家。从公元4世纪开始大规模的人民革命和外族入侵的联合进攻，其雇佣兵首领奥多亚克废黜的最后一位君主罗慕卢斯•奥古斯图卢斯，最终推翻了罗马帝国的统治。

[20]　古埃及人称他们的君主为法老，古埃及人相信他们的君主拥有如神一样的权力，因此他们不会直称君主的名字，只称他为法老。古埃及一直是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一切的权力都归属于法老，包括司法、行政、立法、宗教等，法老还被神化，称为神王。法老之下有一套政府机构，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全国各地进行各方面的管理。

[21]　《汉谟拉比法典》是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颁布的一部法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约公元前1772年颁布。1901年在埃兰古城苏萨（今属于伊朗）发现，为一个黑色的玄武岩圆柱，现存于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圆柱上端有汉谟拉比从太阳神沙马什手中接过权杖的浮雕，下面用楔形文字铭刻法典全文，除序言和结语外，共有条文282条，包括诉讼手续、损害赔偿、租佃关系、债权债务、财产继承、对奴隶的处罚等。

[22]　巴比伦城以两道围墙围绕，外墙以外，还有一道注满了水的壕沟及一道土堤。城内的主干道中央以白色及玫瑰色石板铺成，另外有8个城门。其中的北门就是著名的伊丝达尔门，表面用青色琉璃砖装饰，砖上有许多公牛和神话中的怪物等浮雕。巴比伦城被建设得宏伟壮丽，直到一百多年后，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Herodotus）来到巴比伦城时，仍称它为世界上最壮丽的城市。

[23]　被列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也称“悬苑”，它依偎在幼发拉底河畔，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The Bahylon Mystery Nebuchadnezzar）（公元前630—公元前562年），曾以兴建宏伟的城市和宫殿建筑闻名于世，他在位时主持建造了这座名园。相传，他娶波斯国公主赛米拉米斯为妃。王妃日夜思念花木繁茂的故土，郁郁寡欢。国王为取悦爱妃，即下令在都城巴比伦兴建了高达25米的花园。此园采用立体叠园手法，在高高的平台上分层重叠，层层遍植奇花异草，并埋设了灌溉用的水源和水管，花园由镶嵌着许多彩色狮子的高墙环绕，王妃见后大悦，因从远处望去，此园如悬在空中，故又称“空中花园”。

[24]　印度的远古文明直到1922年才被发现。由于它的遗址首先在印度哈拉巴地区被发掘，所以通常称古印度文明为“哈拉巴文化”；又由于它主要集中在印度河流域，所以也称为“印度河文明”。哈拉巴文化以南部的摩亨佐-达罗和北部的哈拉巴为中心，它是古代印度青铜时代的文化，代表了一种城市文明。从已经发掘的遗址来看，城市的规划和建筑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考古学断定，哈拉巴文化大致出现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1750年，鼎盛时期约为公元前2300—公元前2000年。哈拉巴城的遗址规模相当大，街道布局整齐，纵横相交，房屋一般用砖建造。哈拉巴文化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它们主要留存于各种石器、陶器和象牙制的印章上，这些文字符号有象形的，也有几何图案，至今尚未成功译读。哈拉巴文化延续了几百年之后逐渐衰落，于公元前18世纪消亡。哈拉巴文化衰落之谜，有待后人去破解。

[25]　红铜时代（Copper Age），又称铜石并用时代、金石并用时代，是指介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以红铜的使用为标志。红铜即天然铜，质地软，不适合制造工具，所以红铜时代的人类仍以使用石器为主。之后人们开始发现当红铜与锡或其他金属混合之后，金属会变得更好用，从而进展到青铜时代。这一时期处于铜石并用时代，所以很难具体的界定红铜时代与其他时代的分界线。美索不达米亚、高加索地区、伊朗以及印度河谷等地最先在公元前5000年后期到公元前4000年进入红铜时代，历时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才进入青铜时代初期。

[26]　青铜时代（Bronze Age），又称青铜器时代、青铜文明，在考古学上是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因为其氧化物颜色青灰，故名青铜。由于青铜的熔点比较低，硬度高，所以容易熔化和铸造成型。青铜时代初期，青铜器具比重较小，甚或以石器为主，进入中后期，比重逐步增加。青铜时代的特色是青铜的广泛使用，即利用铜与锡、铅、锑或砷的合金制作工具和武器。世界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是两河流域和埃及等地，始于公元前3000年。希腊和中国于公元前约2500年进入青铜时代，欧洲较晚，约在公元前1400年。

[27]　铁器时代是人类发展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人们最早知道的铁是陨石中的铁，在很久以前，人们就曾用这种天然铁制作过刀刃和饰物，这是人类使用铁的最早记录。地球上的天然铁是少见的，所以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造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当人们在冶炼青铜的基础上逐渐掌握了冶炼铁的技术之后，铁器时代就到来了，它是继青铜时代之后的又一个时代，以能够冶铁和制造铁器为标志。世界上最早锻造出铁器的是赫梯王国，距今约3400年。铁器的使用，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奴隶制社会的瓦解。铁器坚硬、韧性高、锋利，胜过石器和青铜器。铁器的广泛使用使人类的工具制造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也促使了世界上一些民族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