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会展设计溯源

一、从《周易》谈起

(一)设计之源

图2-1 《周易》六十四卦

从源头来看,设计伴随着人类的生产劳动,从人类制造第一件劳动工具时就产生了。人类制造第一件劳动工具,“就面临着如何选材、如何加工的问题。这种实用的、功利性的选材和加工,是设计的最基本起点”。[1]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打制石器时代和磨制石器时代。

从世界范围来看,就其通用的含义来说,设计始于“二百五十万年前的能人(能用手把握器物的早期人科成员)制造出第一批工具之时”,因而,甚至可以说,“人类在开始直立行走之前就能够很好地进行设计了”[2]

中国设计源远流长。在中国设计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古代的艺术设计史思想,最早溯源于《周易》”[3]之说。

《周易》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生存经验的最精粹的总结,它蕴藏着许多信息密码(图2-1)。

周易之“易”为“交、变”之意。按照南怀瑾先生的说法,周易和易经的区别在于:《周易》是周文王在坐牢的时候,研究《易经》所作的结论。《周易》“系辞上一”中这样写道: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这里所引“系辞上一”中所说的“有常”“天成”“变化”“天下之理”是告诉人们:天地间万物的尊卑秩序、动静刚柔的形成以及同类聚合、利害冲突、摩擦演变、错综复杂的变化运行,它们的生成都蕴含着一定的规律,领悟、理解并掌握了这些规律,事物就能发展壮大,可以长久,这是人类的智慧之所在。

“《易》的关键价值,便是人们在日常中所翘首期盼的对因变动而来的恐惧的消除,以及对于变动的智慧化预测、控制与利用”。[4]对于设计而言,掌握“变”与“不变”的规律,谋求一种“超迈”的造物史观,从而进行对“同一性”与“存在”的永恒探索,这是人们所“期盼”的。

如果说《周易》只是蕴含着“形而上”设计思想中的“情”与“理”问题,那么,《考工记》则是先秦时代有关设计制作的规范、标准及设计原则的综述,它不仅传达出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思想,而且,还提出了为社会功能服务的设计理念。它全面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六大类30个工种的详细内容,是一篇融会中国古代数学、地理学、力学、声学、建筑学等方面知识与经验总结的智慧真经。

《考工记》所谓“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无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对比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是要区分出“道”与百工、匠人之技艺的关联和不同。

《考工记》“下(匠人)”中这样写道: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庙门容大扃七个,闱门容小扃三个,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二彻三个。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这里,《考工记》描述的是营造城邑的总体规划与设计问题(图2-2)。其中包含城池、宫室、宗庙、社稷、道路以及国城周围的规划。

据说,这是周代城建制度的理想模式,对后代帝王建城的影响很大。如后世的长安城,据考古证明,“长安城的规划显然在许多方面参照了《考工记》所记述的制度,模拟了这种格局”。[5]城邑建筑空间的规划、规模、格局、结构等的合理性都要与当时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这一点在《考工记》中表现得非常明确。

《考工记》详细描述了“创物”“造物”“工艺”以及“人的尺度”概念,即便在今天看来,其中所渗透的科学与人文精神也是熠熠生辉的。

《考工记》在中国工艺美术史、文化史、科技史和设计史等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历代有关《考工记》的研究著述也很多,如清代的戴震著有《考工记图》,程瑶田著有《考工创物小记》等。

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设计典籍《考工记》,一直到明代,其间经历2000多年,我国古代设计从民间手工业设计到宫廷建筑设计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这些成就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这其中先后有《营造法式》(宋代)和《鲁班经》(明代)等著作问世。“明代是中国古代设计的集大成时期”[6],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便是中国古代设计的集大成之作。

《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图2-3)英国学者李约瑟把宋应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

图2-2 《考工记》“匠人营国”图示

图2-3 《天工开物》日本菅生堂版封面

天工开物取意“天工人其代之”以及“开物成务”,以“天工”补“人工”开万物,作者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在论及明代手工业时作者说:“凡工匠结花本者,心计最精巧……天孙机杼,人巧备矣。”既反映了“工匠”“心计”的重要,又表现了明代的生产水平高。《天工开物》中的许多观点对于后世的设计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园冶》中的空间设计理论

《园冶》是中国第一本园林艺术理论的专著,为明末造园家计成所著。作者论述了宅园、别墅营建的原理和具体手法,反映了中国古代造园的成就,总结了造园经验。有“我国造园学中唯一文献”[7]之称。

在《园冶》中,“兴造论”高屋建瓴,从设计与设计师的角度入手,论述了建筑空间设计中诸要素的重要地位。“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第园筑之主,犹须什九,而用匠什一”强调的是作为园林空间规划与规划师的重要性。设计占“七分”或“什九”,工匠的操作与建造只占“三分”或“什一”,这样的观点与论述是对设计与规划工作的极度首肯。

在“园说”部分,作者论道:

凡结林园,无分村郭,地偏为胜,开林择剪蓬蒿;景到随机,在涧共修兰芷。径缘三益,业拟千秋,围墙隐约于萝间,架屋蜿蜒于木末。山楼凭远,纵目皆然;竹坞寻幽,醉心既是。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梧阴匝地,槐荫当庭;插柳沿堤,栽梅绕屋;结茅竹里,浚一派之长源;障锦山屏,列千寻之耸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刹宇隐环窗,仿佛片图小李;岩峦堆劈石,参差半壁大痴。萧寺可以卜邻,梵音到耳;远峰偏宜借景,秀色堪餐。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白苹红蓼,鸥盟同结矶边。看山上个篮舆,问水拖条枥杖;斜飞堞雉,横跨长虹;不羡摩诘辋川,何数季伦金谷。一湾仅于消夏,百亩岂为藏春;养鹿堪游,种鱼可捕。凉亭浮白,冰调竹树风生;暖阁偎红,雪煮炉铛涛沸。渴吻消尽,烦顿开除。夜雨芭蕉,似杂鲛人之泣泪;晓风杨柳,若翻蛮女之纤腰。移竹当窗,分梨为院;溶溶月色,瑟瑟风声;静扰一榻琴书,动涵半轮秋水,清气觉来几席,凡尘顿远襟怀;窗牖无拘,随宜合用;栏杆信画,因境而成。制式新番,裁除旧套;大观不足,小筑允宜。

这里,作者首先论述了园林空间设计应遵循的原则,“地偏为胜”是说选址,“景到随机”是对设计师的要求,在园林空间设计中需要考虑自然之景,以自然条件取势为要。在细节设计中,“三益”“萝间”与“轩楹”“虚邻”相映;“山楼”位于“千寻”之上,“竹坞”“梧阴”“槐荫”“插柳”“栽梅”纳于“千顷之汪洋”之中。而“梵音”呼应“萧寺”,“鹤声”呼应“紫气”,此景“宛自天开”。“凉亭”“暖阁”近在眼前,“夜雨芭蕉”“晓风杨柳”所呈现的不仅为怡人之景,更是幽人之境。在园林设计中,不仅要求在具体的建筑设计上有艺匠之思,在总体布局上也必须有艺匠之心,谋求景象的壮观与丰富多彩。

“山林地”中的“园地惟山林最胜,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而悬,有平而坦,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作者道出了园林空间设计宜遵循“自然天成”,“人事之功”不可太过的法则。在“城市地”中写道:

市井不可园也;如园之,必向幽偏可筑,邻虽近俗,门掩无哗。开径逶迤,竹木遥飞叠雉;临濠蜒蜿,柴荆横引长虹。院广堪梧,堤湾宜柳;别难成墅,兹易为林。架屋随基,浚水坚之石麓;安亭得景,莳花笑以春风。虚阁荫桐,清池涵月。洗出千家烟雨,移将四壁图书。素入镜中飞练,青来郭外环屏。芍药宜栏,蔷薇未架;不妨凭石,最厌编屏;未久重修;安垂不朽?片山多致,寸石生情;窗虚蕉影玲珑,岩曲松根盘礴。足征市隐,犹胜巢居,能为闹处寻幽,胡舍近方图远;得闲即诣,随兴携游。

作者用“幽偏”“无哗”“虚”“荫”“隐”“寻幽”“得闲”等词语,描述了园林空间建筑在规划用地方面所要追求的意境与艺术效果。强调“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理想图景和审美意趣。

在“屋宇”中,虽然作者从“门楼”到“堂、斋、室、房、馆、楼、台、阁、亭、榭、轩、卷、广、廊”等依次道来,但我们从“方向随宜,鸠工合见”以及“时遵雅朴,古择端方”的描述中,分明可以看到作者对工匠的造作要符合设计的意图,追逐时尚需要遵循典雅朴素等设计原则的倡导。

作者在看似寻常的描述中点出了中国古典园林造园的指导原则与营造方法的精髓,这对于今天我们把握空间设计中的传承与创新很有借鉴意义。

(三)从《建筑批评学》看会展设计

在西方,“设计”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548年。在《韦氏大学词典》中,设计是“在大脑中进行构思和规划;有一个明确的用途;为特定功能或目的来制定计划”[8]

设计的领域有很多,我们以建筑设计为例来看“会展”与“设计”的关联。

郑时龄先生在《建筑批评学》中论述到建筑批评所涉及的诸多领域,同时该著作也论述了有关建筑批评的学科之间的联系以及建筑批评学的框架、理论和意义。郑时龄先生说:“一些定期的国际建筑或艺术展、博览会,如世博会、双年展、三年展等,一些国际性组织的定期大会,如国际建筑师协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Architects, UIA)、国际住房和景观大会等,也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主题设计建筑批评。”[9]他还以“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为例,列举了围绕着会展设计所牵涉到的“规划”“评图”以及会展建筑设计需要满足的“功能、结构、经济、技术、节能、环保”“城市规划”“消防、抗震”等方面的要求。

郑时龄先生从古罗马维特鲁维的《建筑十书》开始谈古代的建筑设计的美学问题。

《建筑十书》大约成书于公元前33至公元前14年,有“建筑批评的始祖”之称。全书共十卷,分别为建筑师的教育;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基本原理;建筑材料;庙宇和柱式;其他公共建筑物;住宅;室内装修及壁画;供水工程;天文学、日晷和水钟;机械学和各种机械。维特鲁维关于建筑的坚固、适用、美观三要素理论为后世的建筑批评奠定了基础。

在中世纪的早期,塞维利亚的圣伊西多尔在《语源学》一书中又提出了建筑物的三个基本要素:规划、建造、装饰。圣伊西多尔是一位神学家。他认为:

建筑中有三个因素——规划、建造与装饰。规划即勾画场地、地基。建造即竖立高墙与楼体……装饰则是为了装点与美化而添加于建筑物的一切,如镀金的拱顶、镶嵌的珍奇的大理石以及多彩的绘画。[10]

中世纪之后,意大利的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塞里奥于1537—1575年出版了《建筑》一书,他的设计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据郑时龄先生介绍,1980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主题为“历史的风采”,在会展设计上主办方就是借用了塞里奥的街道场景,以热那亚的新街作为参照,展示了具有后现代历史主义风格的建筑设计。

在法国,建筑师克洛德·佩罗于1673年出版了《按照古典方法的五种柱式法则》,该书有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一部重要建筑理论著作之称。佩罗认为,设计中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他说:

建筑学在整体上就是建立在这两个基本原则之上的:一个是客观性,而另一个是主观性。建筑的客观性基础来自于对建筑的使用,以及建筑物的最终目的,所以它涵盖了坚固、健康和适用。所谓主观性的基础就是“审美感觉”,是来自“权威”和“实用”两个方面的……[11]

克洛德·佩罗同时也是一位建筑设计的实践者,法国卢浮宫东立面的设计就有他的参与。卢浮宫东立面采用的是巨柱式廊柱,是法国古典主义的杰作,庄重而有视觉张力。

在建筑与展示的历史中,高大的建筑以其具有城市地标性意义而备受设计者青睐。高大建筑的设计起源可以上溯到两河流域建造的高大观象台,如高146.4米的胡夫金字塔(前2500),高约45米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前60)等。中世纪所建的教堂与市政厅如德国的乌尔姆大教堂(14—19世纪),塔楼高160米,是欧洲中世纪最高的建筑物。

1886年,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的100周年,法国政府在巴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在最具纪念意义的建筑展示设计上,主办方共收到700多个设计方案。经过精挑细选,古斯塔夫·埃菲尔(1832—1923)设计的300米高露空格构铁塔方案中标。在一开始,埃菲尔铁塔既不像建筑又不像雕塑的设计并不被大多数人接受。1887年2月14日法国《时代报》刊登了一封抗议信,信中说:

我们,作家、雕塑家、建筑师和画家,以及一群直至现在之前尚未被糟蹋的巴黎的美的激情热爱者,现在以保护良好审美情趣的名义,以受到威胁的法国艺术和历史的名义,奋起抗议建造一无是处和可怖的埃菲尔铁塔。难道巴黎这座城市将以一名巴洛克和商业化工程师的意图去冒险,以不可救药的方式救赎背叛自身的荣耀吗?因为,连商业化的美国都不想要的埃菲尔铁塔,无疑将成为巴黎的耻辱。[12]

然而,当建造完成的埃菲尔铁塔伫立在人们的眼前时,人们惊呆了。称它“压塌了欧洲”,原先的批评之声变成了赞美之声。

关于时代建筑,正如梁思成所言:“随其国其俗,思想制度,政治经济之趋向;更同其时代之艺文,技巧,知识发明之进退,而不自觉。”[13]无疑,这是很中肯的建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