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15
- 李廉水
- 9376字
- 2025-02-16 16:08:32
第2章 国外学术研究动态解析
2014年国际制造业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较广，包括制造业生产效率、产业预测与决策、能源消费与环境、就业性别、制造业回流与集群、技术创新等，考虑到与以往报告的历史传承以及研究热点，我们从能源投入或效率、技术创新、环境影响、信息化、贸易、回流与聚集六个维度，首先遴选出2014年发表的与制造业密切相关且被SCI和SSCI检索的期刊论文（共42篇），在此基础上对国际制造业文献研究动态展开评述。
2.1 制造业能源投入或效率研究
针对能源投入的研究一般围绕能源投入量或者能源价格展开，例如Martin等（2014）基于英国的生产普查数据分析了碳税对制造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碳税显著地降低了电力使用，但是对就业、收入与工厂出口等非能源支出变量的统计关系不显著。Horowitz（2014）针对美国184个产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自2002年以来美国能效政策的累积效果是减少了电力消费的5.4%、电力支出的2.4%以及其他燃料支出的5.7%。以1990—2005年间19个OECD成员的5个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Steinbuks和Neuhoff（2014）的分析指出，高能源价格减少了能源使用，这是因为资本存量的能源效率改善以及能源投入需求的降低。投资对能源价格的反应因制造业的不同而差异较大，对于能源密集型部门，其反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地，政策仿真表明伴随能源利用型资本存量的适度降低，碳税在中期可大幅降低能源消费。鉴于石油是制造业的重要能源投入之一，石油价格与制造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为部分学者所关注。Aye等（2014）使用了1974年2月至2012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分析南非石油价格的不确定性对其制造业生产的影响，其中石油价格的不确定性以原油购置成本增长预测的条件标准偏差来测度。双变量均值GARCH VAR的分析结果表明，石油价格的不确定性显著地负向影响了南非制造业生产；制造业生产对正向或负向冲击的反应是非对称的。基于能源投入或能源价格与制造业的关系可以看出，政府实施的环境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或者提升能源投入量；而能源价格的波动与能源投入之间呈现反比关系。不过，能源价格对制造业的影响程度可能因后者的细分行业而异。
相比能源投入研究，制造业能源效率问题为更多的学者所重视，相当一部分文献侧重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的对象多是美国，也有极少数学者关注日本、韩国与加纳等国家。Choi和Oh（2014）运用Divisia指数分解方法剖析韩国制造业的能源效率问题，研究通过真实的能源强度和结构变化两个渠道将总能源强度的增长率归因于10个制造行业。实证分析结果揭示了1981—2010年间总能源强度指数是下降的，其中真实能源强度减少了85.85%，结构性变化对能源强度增长的贡献为69.37%。结构变化所带来的负向影响是能源密集型产业比例增加的结果，这一结果也反映出产业结构调整是韩国提高能效的重要举措。同样采用指数分解法，Zhao等（2014）针对日本制造业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即日本制造业的能源强度下降幅度较明显，不过与韩国的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日本制造业能源强度下降呈现指数衰减的态势，结构变化显著地减少了能源强度。
能源效率的驱动因素不仅只有结构变化，制造业管理实践或者高层管理人员可能同样是关键因素，这一点得到一些针对美国制造业公司研究结论的支持。例如，Boyd和Curtis（2014）试图分析一般性的美国制造业公司管理实践是否对能源效率有溢出效应。Boyd和Curtis认为，多数管理技术通过溢出效应能提高能效；但如果强调一般的目标或者以其他管理实践为条件，则溢出效应的效果是增加能源强度，因而一般性的管理实践并不一定能带来能效的改善，这也佐证了“能源管理差距”的存在。与Boyd、Curtis的研究视角相似，Blass等（2014）从企业微观层面剖析制造业能效问题。研究以美国能源部产业评价中心项目下的752家中小制造业公司的5779条能源效率建议为基础，分析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从事能源效率实践的高层管理人员的作用。通过对两类高管人员的对比发现，高层运营管理人员的加入能明显地增加节能措施的采用，一般的高管人员则对节能措施采用的影响较小或者没有影响，进一步指出，为了提高中小企业的能源效率，让管理人员处在级别高且可以专注于运营的位置是可取的。
表2-1 制造业能源投入或能源效率研究
如果说能效政策、碳税政策是影响制造业能源效率的来自政府层面的外部因素，那么贸易结构则可以被视为来自产业层面的外部驱动力。个别学者如Adom和Kwakwa（2014）运用带有结构断点的Zivot-Andrews单位根检验以及协整模型分析加纳的贸易结构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通过贸易进行的技术扩散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比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更为显著。
2.2 制造业技术创新研究
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制造业研发投入或研发合作、制造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关系，以及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其中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关系研究为较多学者重视。
供应商、用户和研发机构之间通过研发协作可以推进行业的技术进步，基于此，Kapoor和McGrath（2014）以1990—2010年全球半导体制造业为背景，采用综合档案数据集来研究该产业内的研发合作模式是如何随着深紫外制造技术的出现、成长、成熟阶段的变化而演化的。研究发现，供应商、用户和研发机构之间是交互影响的，他们共同推进了半导体制造业的技术进步。除了群体之间的协作，跨职能之间的整合对于研发也非常重要，不过却为多数学者所忽视。正如Eng和Ozdemir（2014）指出，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很少有文献关注企业内研发—营销—生产一体化，或者东道国研发与合作者研发的企业间整合。
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固然受到跨群体、跨职能之间协作的影响，但是技术水平本身也会进一步作用于生产效率。Baptist和Teal（2014）认为，生产函数的异质性是制造业公司产出之间差异的重要来源，而在公司层面上每个工人的产出差异可以由技术和要素比例来诠释。针对非洲制造业公司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将技术变化作为一种推进增长或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Donghyun等以1987—2007年7462家韩国制造业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技术变化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参数估计。在实证分析中，Donghyun等提出了研究假设以诠释增长模式以及技术变化、投入偏好以及TFP增长率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公司的专利活动正向推进了TFP增长。与中国的情形类似，泰国的中小企业数量众多，这一类型的制造企业在1994—2009年间占到整个中小企业GDP总值的28.7%（Charoenrat, Harvie，2014），对于泰国经济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由此，Charoenrat和Harvie通过1997、2007两个年份公司层面的工业普查数据考察了泰国制造业中小企业技术效率以及公司层面的决定因素。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与技术非效率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泰国中小企业在两个年份大多数是低技术效率的劳动密集型公司；公司规模、公司年龄、技术工人、外商直接投资等是中小企业技术效率的公司层面的驱动因素。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获得融资服务与雇用技术工人、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制定市场渗透型的出口激励政策等。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效率的正向推进作用也得到了Suyanto等（2014）的实证分析结论的支持。不过较之于Charoenrat和Harvie, Suyanto等的研究更进一步，其将印度尼西亚制造业的3318家公司分为两种效率水平，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低效率公司产生的溢出效应是正向的，对高效率公司产生的溢出效应则是负向的。
外商对本国的直接投资是面向国际化的一种体现，国际化的另一种体现是企业的对外贸易，那么对外贸易是否也影响了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一些学者从贸易形式、贸易自由化等维度诠释了这个问题。外包是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在应对新兴经济的竞争性威胁时可能被政府采用作为一种应对策略。依据意大利制造业调查局（IMS）在1998—2003年间对公司层面的调查数据分析，离岸外包公司更具有创新性（Amendolagine等，2014）；针对989家西班牙制造公司的实证分析同样支持了这一论点（Valle等，2014）。贸易对技术、知识的影响可能体现在知识转移上，个别针对印度制造业公司的研究表明，该国制造业公司的研发能力较弱，在制造业的关键部门缺乏创新能力，导致竞争能力较弱。由此，印度公司的创新能力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更多地通过出口来实现（Mitra等，2014）。
2.3 制造业环境影响研究
制造业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亟待解决。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包括：
（1）环境规制（或环境效率）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Sueyoshi和Goto（2014）采用DEA模型评价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制造业绩效，从而证实日本制造业需要通过投资技术创新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物质。文献的第二个结论是，日本需要将制造业从大城市向一些有前景的地方转移，而在制造业的转移与技术创新的双重作用下，有可能通过平衡经济增长和污染防控来减少整个日本的污染。显然，Sueyoshi和Goto的研究并没有完全局限于环境规制，在他们看来，区域规划在减少制造业环境污染方面也同样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在制造业细分行业中，瓷砖制造行业对环境污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成为欧盟环境规制的重点。为分析该产业的环境问题与创新之间的关系，Gabaldón-Estevan, Mon-fort（2014）沿用了Bergek等（2008）提出的方法，对西班牙的瓷砖业进行了研究。结论认为，产业的环境影响已经超过其对经济的贡献；融合了更复杂的国际经济情境的新规制政策正危及欧洲制造业。绿色制造是应对污染增长、资源枯竭和全球变暖的重要措施，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障碍，因此，Mittal和Sangwan（2014）运用模糊多属性模型确定来自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障碍的优先次序。评价结果发现，技术风险是影响绿色制造的重要因素之一。
（2）制造业的环境绩效评估或生产行为对环境的影响。食品制造业对全球环境污染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美国，食品制造业的可持续生产问题尤为迫切。为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Egilmez等（2014）应用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模型（EIO-LCA）评估了美国33个食品制造业的直接和间接环境生态足迹，之后采用DEA方法考量食品制造业的可持续性绩效。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食品制造业的可持续绩效指标值为0.76，在33个制造业中的19个是无效的；总体看，食品制造供应链对超过80%的能源、水、碳足迹、渔业和放牧的影响负责。制造业的生产行为选择与环境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制造业的生产行为可能包括生产过程的优化（Nouira等，2014）以及区位选择（Golini等，2014）。前者认为基于环境问题，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和投入要素需要重新调整。由此理念出发，Nouira等（2014）构建了两种优化模型：第一种模型中，公司仅提供一种产品，产品的需求取决于其是否为绿色产品；第二种模型中，市场分割为普通的和绿色的两类顾客，公司提供不同类型的产品，需求与价格依赖于产品的绿色性。最后以纺织业为例，探求产品绿色集成是如何影响系统利润与决策的。针对于区位选择，Golini等（2014）采用截面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区位竞争力能够实现社会与环境绩效，这是因为区位竞争力意味着具有提供环境友好技术和实践的能力；此外，区位竞争力还表明有能力吸引熟练工人和有积极性的工人，对经营管理活动也更负责任。
（3）再制造业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影响。再制造可以显著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从而减轻处理产品带来的消极环境影响，相关研究为部分学者所关注。将航空产业的制造与再制造集成系统作为分析对象，Hashemi等（2014）首先建立了一个融入制造与再制造设置、翻新和库存运输费用的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其次通过敏感性分析揭示某些因素对库存运输成本、利润、废钢量和库存周转率的影响。再制造生产和消费面临经济增长、贸易、原材料的可获得性、价格与技术创新等确定性挑战的影响。基于此，Tsiliyannis（2014）提出了不确定条件下环境改善的最小利率政策。在该研究中，考虑了三个准则：一是减少最终废弃物；二是减少原材料的提取；三是减少来自制造业的影响。研究认为，在经济紧缩时期，可以通过降低利率的政策来改善环境；此外，创新可以避免制造业环境恶化。
2.4 制造业信息化研究
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先进的通信技术（ICT）、云计算技术、电子设备等有助于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制造业的信息化不但是产业新型化的重要表征，也是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核心议题之一。那么哪些因素影响了制造业信息化？制造业信息化的效果（或绩效）如何？较之于信息化的效果，当前针对制造业信息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相对匮乏，极少数学者如Oliveira等（2014）首先以创新扩散理论（DOI），以及技术—组织—环境框架（TOE）为基础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进而从微观层面分析了葡萄牙的369家制造企业影响云计算的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优势、技术准备、公司规模对企业采用云计算的影响均较为显著，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复杂性、高层管理支持等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另一个实证结果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云计算采用的驱动因素是迥异的。同样应用结构方程模型，Aboelmaged（2014）通过对制造业公司的308个管理者的调查数据分析，剖析了技术、组织与环境因素对e维护技术准备的影响。研究认为，制造业公司e维护技术准备主要受到技术和组织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技术基础设施和竞争力、期望收益、e维护的挑战、公司规模和所有制等。该研究的贡献在于，首次将技术选择模型与e维护联系在一起，将其作为企业创新的一种形式。
针对制造业信息化的研究多是集中于评价信息化的效果（或绩效），后者可以由生产效率、公司反应能力、财务绩效或者市场需求来测度。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是制造业信息化的特征之一。以1995—2006年间意大利的制造企业为样本，Castiglione和Infante（2014）运用随机前沿方法分析信息通信技术投资与生产效率、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非信息通信技术资本比信息通信技术资本的弹性要高，表明意大利的制造业尚未完成信息通信技术的过渡；二是高信息通信技术投资减少了公司的非效率，但这种减少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三是ICT对技术效率的回报受到公司特征因素如管理实践、劳工组织和研发的影响。
公司的财务绩效或反应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化的效果（或效率）。Salvador等（2014）将欧洲的108个工业设备制造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计量检验探析产品配置效率（PCE）和产品配置智能化（PCI）的交互作用（即产品配置的双元性）对公司反应能力的直接影响以及对公司销售、运营利润的影响。依据Salvador等的结论，产品配置的双元性通过公司反应能力对销售、运营成本有着间接效应，但是对营业利润却没有这种效应；间接效应随着产品复杂程度的提升而减弱。
2.5 制造业回流或集聚研究
部分发达国家如美国将投资于中国的制造企业迁回本国，不仅减少了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也对以往美国制造业的过度外包起到了“纠偏”作用。制造业回流的现象已引起政府的反思，并逐渐为学术界所关注，不过后者一般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回流驱动因素上。例如，Tate等（2014）针对319家管理离岸企业的公司进行了调查研究，试图从劳动力成本、熟练工人、能源成本、外汇兑换与税收结构等维度揭示制造业回流的因素。研究发现，这些公司中的40%倾向于选择回流至美国生产，公司越来越重视顾客希望它们在哪里选择生产区位，以及区位选择如何帮助公司拓展市场。同样以美国制造业公司为例，Pearce II（2014）总结出推进本土企业留在美国的几个关键因素：日益提升的劳动力成本竞争力；日益提升的美国劳动力生产效率；国内生产成本日渐有竞争力；联邦、州、地方政府的激励政策；生产和其他业务功能的同步改善。
Fratocchi等（2014）对以往制造业的回流研究进行了评述，认为尽管学术界对公司的回流问题较为感兴趣，但是目前的定量分析是碎片化的，有限的实证研究依赖于调查研究，且集中于回流的动机上。Fratocchi等指出，未来的研究可由如下方面展开：（1）继续加强回流的动机研究，尤其是分析公司及产业层面的因素；（2）哪种类型的活动应该回流，哪种类型的活动应该待在国外，回流现象是否属于特定产业的现象；（3）制造业通过绿地投资或并购方式进行了回流活动。Arlbjørn和Mikkelsen曾对丹麦的843家制造业公司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数据显示，87家企业（10.3%）有内购生产，18家企业（2.1%）回流至丹麦。在Arlbjørn和Mikkelsen（2014）随后的研究中，对这一现象的前因、激励因素和运用国际化战略的障碍进行深入剖析。
制造业集聚与回流同属于区位选择的现象，不过前者更强调企业的群体性行为。Yamashita等（2014）研究了1995—2007年日本制造业在中国的集聚效应，条件的和混合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一线供应商和消费者的集聚引致了对一个地方的连续投资，但是这种集聚效应并不具有普遍性，没有延伸到二线和三线供应商和消费者；三线供应商的集聚产生一个反向的力量，使得区位相对缺乏吸引力。针对于一些特定的制造业，如制药与医疗制造业，企业的地理分布和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动态模式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问题，然而，现阶段新企业的进入和退出研究数据的分析主要是由宏观或中观层面展开，缺少微观数据的系统分析。为克服这一缺憾，Arbia等（2014）提出了基于微观地理数据的企业形成/退出空间动力学方法，使用了时空不均匀K函数来分析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时空集群问题，并以2004—2009年意大利的制药与医疗制造业为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
2.6 制造业国际贸易研究
外包和出口是制造业国际贸易的两种重要方式。围绕制造业外包的研究一般强调的是其影响因素。Kazmer（2014）将制造业就业作为人口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和购买力平价的函数，通过回归模型分析认为，一个国家将从拥有较少的制造业向以大规模、低工资水平的制造业模式演变，随着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发展，为生产高价值产品，一国将追求先进制造。在此情况下，部分制造产品将外包给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不发达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成本较低。显然，Kazmer的研究将贸易与制造业的区位动态选择联系在一起分析制造业跨国贸易或投资现象。影响制造业选择外包模式的因素可能不仅只有成本，也可能包含交货、灵活性等。Silveira（2014）以国际制造业的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了影响外包的制造业竞争力因素，发现竞争力取决于成本和灵活性，这诠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将外包和设计活动放在国外。
针对制造业贸易效应的研究极少，有限的文献分析了出口或者外包带来的经济增长与工人保持率提升等效应。Sheridan（2014）首先提出一个有待于验证的问题，即当有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出口制造业产品获得更高的回报时，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依靠初级产品作为他们的主要出口收入来源？为解决该问题，Sheridan采用了1970—2009年的截面数据进行门槛回归，研究发现低人力资本的国家没有从出口中获益，制造业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负向的。然而，一旦一个国家的熟练工人数量达到临界水平，出口制成品的回报则大幅增加。该结论意味着从初级出口依赖转向制造出口之前需要达到一个最低的人力资本水平。Hsu和Weng（2014）基于CPS和美国经济研究局制造业生产率数据的计量检验发现，国际外包减少了蓝领而不是白领工人工作的保持率。
除了以上研究，另有少数学者分析了制造业贸易量或者出口竞争力、出口绩效的因素。例如，Akinboade（2014）对喀麦隆中部和沿海省份的制造业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腐败、对税收管制者的行贿、企业年龄以及沿海省份的区位对贸易量有负面影响。注册总成本负向影响了贸易量，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和增长。Olczyk和Kordalska（2014）将研究对象转移到了欧盟经济体，采用空间面板数据研究了19个国家1995—2009年外国需求规模、国内需求价值、劳动生产率、中间消费等对欧盟经济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其中出口竞争力分别以出口价值和净出口来测度。依据Olczyk和Kordalska的研究结论，不同的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意味着影响出口竞争力的因素也是迥异的。基于印度1994—2004年的企业层面数据，Bas（2014）实证研究了能源改革、电信和运输服务对制造业公司出口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游服务的改革增加了下游制造业出口的可能性和出口的销售额。这也意味着，对于起始阶段有效率的公司而言，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出口绩效的影响程度更大。
综上所述，相关学者已经对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环境问题、能源投入与效率等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几点值得商榷之处：
（1）从研究的侧重点来看，制造业信息化与回流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针对欠发达国家制造业问题的研究有待于加强。
（2）从研究的视角来看，由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经济学等为着眼点进行分析的文献有增加的趋势，由新政治经济学为切入点展开研究的文献鲜有所见。
（3）从研究的方法以及方案来看，多侧重于计量检验、DEA、随机前沿分析等，较少采用理论模型推演的方法；在研究方案的选择上，相当一部分文献采用微观企业的数据研究宏观问题，且部分文献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工作量庞大。反观国内的文献，多采用中观产业层面或者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剖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一些热点问题如制造业信息化、制造业回流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撰稿：张慧明
统稿：李廉水 余菜花 孟 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