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罗明坚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对罗明坚在中国古代文化西传上的贡献做一个小结。[124]罗明坚是中国天主教事业的开创者，是大航海以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先驱，是中国古代文化西传的奠基人，是西方汉学的奠基人。尽管我们仍承认利玛窦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伟人，中国天主教的奠基人之一，西方汉学的开拓者之一，但国内外学术界忽视罗明坚太久。对于一些有关他以及这段历史的描述也不够准确，比如邓恩对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评价。他说：

如果说罗明坚对打开中国大门所做的贡献被人们忽视的话，那是因为它被利玛窦的重要成就所荫盖了。的确，在较深刻的意义上说，与罗明坚相比，利玛窦才是中国传教事业的先锋。

范礼安做出决定，将罗明坚派往罗马，去操办推动教廷向中国派驻大使馆一事，以便达到获得在中国无干扰地传播福音的官方批准目的。罗明坚于1588年11月20日登上了航船。这样传教的重担就全部落在了利玛窦和他的助手麦安东的肩上……最先打开中国大门的是罗明坚，从此就再没有返回中国。罗明坚在初次接触中国语言的学习的时候，比利玛窦的年龄要大。尽管他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由于记忆力的衰退，使他无法真正地掌握好中文。他为学习中文而付出的艰苦努力和他糟糕的健康状况，使他精力憔悴。虽然他还不到50岁，但利玛窦谈到他时说：“已经老了。”四任教宗，即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乌尔班五世（Urban V）、格里高利十四世（Gregory XIV）和英诺九世（Innocent IX）相继在不长的时间内去世，使罗明坚在罗马教廷一事无成。无论如何，利玛窦广泛的经历和对社会环境的透彻的理解与认识告诉他，成功地向北京的中国朝廷派驻教廷使节是不可能的。罗明坚在意大利静静地生活直到1607年——他生命的终点。为了保持在中国的立足点，天主教会企盼的不是教廷的大使，而是利玛窦在中国赢得朋友的能力。[125]

邓恩的结论，过于强调利玛窦。一旦我们知道了罗明坚返回欧洲的缘由，知道罗明坚返回欧洲后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会得出更为客观的结论。

第一，希望教廷派往中国访华使团一事，从巩固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失为一个合宜的方法，这也符合天主教在欧洲传教和发展的传统。罗明坚也一直向教会提出这个建议。关键在于范礼安为何选择了罗明坚，而非别人。历史事实证明，范礼安对罗明坚存在偏见。他认为，罗明坚汉语水平不高，这毫无根据，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当时，罗明坚的汉语水平要高于利玛窦，这一点，罗明坚的所写的汉诗即可证明。至今我们没有看到利玛窦有类似的作品。罗明坚年纪太大，这更是违背事实。罗明坚当时45岁，正当壮年。利玛窦当年36岁，两人相差9岁。相对于利玛窦而言，罗明坚并不显老。何况1585年入华的孟三德（Duarte de Sande，1547-1599），当年57岁，从教会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来看，派遣他返回欧洲显然比派罗明坚更加合适。虽然罗明坚一直建议派遣人员到欧洲，派他回去也未尝不可，但在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仍有着其他的原因。

第二，范礼安将罗明坚派回欧洲并非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当时教会内部矛盾以及国家利益之间的纠葛与矛盾。这主要表现在范礼安派罗明坚返回欧洲，但把他排除在访华使团之外，这显得莫名其妙。[126]显然，这个使团名单已经表明罗明坚永远不会再回到中国，即便访华使团成功来华。究其原因，独立学者宋黎明认为：

1584年在澳门期间，桑切斯让澳门当局生疑，更让范礼安发火。在不少场合，包括在致总会长函中，心直口快的桑切斯强烈批评范礼安的传教政策，指责澳门耶稣会士不遵守耶稣会规则，穿戴豪华，沉溺于娱乐和宴会。范礼安只与上层打交道而忽视传教，为此他呼吁总会长任命一名新的巡察使。范礼安写信给总会长为自己辩护，他对桑切斯的恼火可想而知。在组织访问使团的构想中，他明确提出排斥所有西班牙籍耶稣会士，与其说是为了捍卫葡萄牙人在远东的经济利益，不如说是他对桑切斯的攻击记忆犹新。同样，范礼安将使团的组织者罗明坚也排除在使团之外，部分原因是罗明坚和桑切斯关系密切，部分原因是因为罗明坚也是西班牙臣民。当时意大利其实仅仅是个地理概念，亚平宁半岛四分五裂，罗明坚所在的那不勒斯王国属于西班牙王国，而范礼安和利玛窦则同属教皇国。[127]

归根到底是教会内部的矛盾和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如果考虑到范礼安站在葡萄牙一边，桑切斯站在西班牙一边的基本背景，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无疑，罗明坚成了“牺牲品”。由此可以看出，天主教在其全球扩张中并非那么神圣，他们同样卷入了各种各样世俗利益的矛盾之中。[128]

第三，利玛窦留在中国，在介绍西方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中国天主教发展等多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西学东渐”领域，罗明坚在这些方面的贡献，显然不如利玛窦；但在“中学西传”领域，在用欧洲语言介绍中国、翻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等方面，罗明坚在西方汉学的发展上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利玛窦不如罗明坚。特别是近年来对罗明坚所绘制的《中国地图集》和其所翻译的《四书》的最新研究更是说证明这点。以往对来华耶稣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在中国传播西学和建立天主教。至今为止，不少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著作，其实只是“西学东渐史”，缺少“中学西传史”，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罗明坚和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双雄，两个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来华耶稣会士，两人各有自己的历史地位。今天，在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时，罗明坚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应拂去历史的尘埃，使他回到历史舞台的中央。[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