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仪之争”前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

利玛窦是继罗明坚后，在儒家典籍的西译上做出重大贡献的另一位来华耶稣会士。在谈到孔子时，利玛窦说：

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做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五百五十一年，享年七十一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德高望重的更为神圣。[137]

在谈到儒家时，他说：

儒教是中国固有的，并且是国内最古老的一种。中国人以儒教治国，有着大量的文献，远比其他教派更为著名……孔子是他们的先师，据他们说发现了哲学这门学问的乃是孔子。他们不相信偶像崇拜，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偶像。[138]

利玛窦不仅介绍了儒家文化，也亲自翻译了中国儒家典籍《四书》。1592年1月15日，利玛窦在他的信中第一次提到他在翻译儒家的格言这一件事情，他说：

除此之外尚附寄四大张，上有中文书写四句伦理格言，说明在另一页。[139]

利玛窦等来华的耶稣会士把《四书》作为学习汉语的教材，但当耶稣会在亚洲的视察员范礼安了解到《四书》的情况后，就让利玛窦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利玛窦在1593年12月10日的一封信中，提到这件事，他写道：

今年我们都在研究中文，是我念给目前已经去世的石方西神父听，即《四书》，是一本良好的伦理集成，今天视察员神父要我把《四书》译为拉丁文……[140]

一年后，利玛窦已基本完成《四书》的翻译，他在给德·法比神父的信中说：

几年前我着手翻译著名的中国《四书》为拉丁文，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是伦理格言集，充满卓越的智慧之书。待明年整理妥后，再寄总会长神父，届时你就可以阅读欣赏了。[141]

三年后，利玛窦完成了这项翻译工作，他写道：

我称这部书为“Tesserabiblio”或“Tetrabiblio”，因为它是由四卷合成，多年前我已经把它译为拉丁文，并附加一些说明，我认为它对将来的传教士十分有用，毫无疑问它将也会受到欧洲人的重视。[142]

之后利玛窦在给友人的信中都把自己所翻译的《四书》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介绍给他的朋友。1599年他曾在信中说：

我所从事的另一文学工作，是把中国的《四书》译为拉丁文，兼附一些注释，这还是五年前的事。这本书对我们未来的传教工作非常有用，由老师略为指点便可领悟其中奥义，每人应为自己抄录一份使用。视察员范礼安神父曾因日本人读《四书》，故要人也抄了几份，但不是送往欧洲去。欧洲人会喜欢《四书》的。[143]

遗憾的是，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利玛窦所翻译的这部《四书》手稿迄今未被发现。[144]

在利玛窦后，从事中国典籍翻译的耶稣会传教士还有比利时的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认为金尼阁在1626年翻译《中国五经》一卷，但这个译注本至今尚未发现。[145]

“礼仪之争”前，来华传教士的主要精力放在“西学东渐”上，较少关注“中学西传”，在此之前出版的共42部各类著作中，中文著作和文献为32部，而用西方语言所写的介绍中国文化的仅有10部。

礼仪之争前来华耶稣会士中、西著述对照表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来到东方的传教士，他们的工作重心在“西学东渐”，例如，利玛窦翻译《四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今后的来华传教士们学习汉语所用。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介绍并非他们的工作中心。而罗明坚在这一方面则有突出贡献，一人占据了近一半的“中学西传”的著作，其原因是他中年就返回了欧洲，如果他继续留在中国，恐怕也不会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西传上有如此贡献。此外，从这一表格中也可以发现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典籍的外译，如果也考虑到之前所提到的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的《明心宝鉴》，中国文化向西方世界传播的工作，并非由中国人所开创的，而是由来华的传教士们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