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心与华语电影史的若干问题

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诞生地”，一直以来是早期华语电影史研究与书写的核心，因此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研究的唯一重地。此处定义的“早期”指涉的是1930年之前的华语电影史，范围包括中国内地、英属香港、日治台湾和广义的南洋华人电影市场。若撇开民族主义、跨国电影、华语语系圈等概念型史观，一般对上述几个地区电影史的建构，都脱离不了上海。以下举三例说明上海在过去如何成为华语影史的必然坐标。

例一：最近对所谓香港本地拍摄的第一部剧情短片究竟是《偷烧鸭》（1909）还是《庄子试妻》（1914）之争[1]都和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Benjamin Broksky）在20世纪初东渡来华的行踪有必然关系。不管《偷烧鸭》真有其事，或者只是历史的幽魂，对布拉斯基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他所建立的上海—香港网络。在对香港电影的开启，和所谓始发片的认证上，史家都无法离开位居“中枢”的上海，一定都得从布氏在上海创办的亚细亚电影公司说起，才能以因果关系连结到传言中布氏在香港成立的华美电影公司。早期香港电影的书写因此和上海仿佛有着一种注定无法割舍的“脐带”关系。

例二：早期台湾影史的书写，也充斥着一定不能缺席的上海因素。台湾和电影面世的时间有着微妙的关系。1895年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日本也在当年的五月接管台湾。1899年日人在台放映电影，被认为是电影在台的开始。[2]之后，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电影有关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放映，制片凤毛麟角。根据黄仁先生的统计，从1921年的日据时期到1945年台湾光复的20多年期间，台湾本岛共拍摄的“16部剧情片中，只有2部完全由台人自己掌控制作”，[3]体现了殖民治下电影的权力结构。在台湾人文化资源与自主权严重被剥夺的情况下，1924年由厦门商人引进的四部上海默片《古井重波记》《莲花落》《大义灭亲》《阎瑞生》成了史家口中“大受欢迎”，“重燃起台湾同胞的祖国爱”的文化活泉。[4]

例三：众所皆知，1920年代中期后到1930年代初，上海影业的蓬勃和南洋华人片商投入的资金有密切关系。[5]由于各个主要通商口岸被外国势力控制，国片在国内的发行，往往受到不平等关税待遇，而难以获利；[6]而反观南洋市场对上海电影的需求使得早期中国制片业得以生存和发展。虽然对南洋市场的倚赖曾引起评论界对国片粗制滥造情况的严厉批评，[7]但上海影业在初期和南洋市场挂钩的情况埋下了邵氏兄弟南下发展电影帝国的种子。1920年代末位于新加坡的海星公司，1930年代的香港天一公司及后来改名的南洋公司，都是天一尝试在上海以外建立的分支。[8]而新加坡和香港也在战后逐渐成为上海之外的华语电影之都。

上面列举的三个例子扼要地说明上海在广义华语电影史论的中心位置。我们特别突出中国台湾和以新加坡做代表的南洋这两个与中国大陆没有陆地连接的地区，显示上海作为20世纪华人影业中心的影响力。回看大陆本土，上海的历史地位当然更为凸显，这点在2012年开放的上海电影博物馆有很清楚的提示。近年更有学者提出“上海电影”一词，欲将过去五十年上海电影从被官方通史的压制下释放出来。[9]张真的“上海电影”更以情爱为题，积极地以女性主义、城市的日常生活和现代性，重新建构华语电影史。[10]无疑地，这个以女性、城市和现代性为内涵的“上海电影”，使上海中心的史观再度登台。[11]

与此同时，随着各类史料的开放和各地（中外）学者的努力，早期华语电影史研究在近年有快速的发展。余慕云、罗卡、法兰宾、李道新、黄德泉、李以庄、周承人、黄仁、李道明、黄爱玲、张真、汪朝光、萧知纬、陈建华、张伟等学者从不同的问题点出发，或许目的不一，但都分别开创了新视点；增补过去以通史述史方式的不足。[12]承续这过去10年累积的华语电影史资源，傅葆石、冯筱才和笔者两人于6年前商讨一合作计划，希望改善华语电影史研究资料严重不足的情况，并对1950年以前的电影工业有一个更全面和深入的调查。针对这两个目标，我们认为有必要走出上海，避免使用不断被重复引用的材料（《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无声电影史》《申报》广告）和一成不变的通论（如徐园又一村的首映；“影戏”作为最早电影的称谓；好莱坞在中国电影市场的独霸等）。我们希望跳脱以上海为圆心，睥睨天下的典型中央和边陲的史论框架。基于此，我们积极将视野扩展到上海以外的四个城市，分别是香港、广州、杭州和天津，调查各个城市从1900年代至1940年代期间出版的报纸中和电影有关的报道。这四个城市代表殖民地华人、岭南、华东和华北等四大区域。我们对区域的选定有行政（国民政府控制区域、殖民地、外国势力控制的通商口岸）、经济体（沪杭）和区域语言文化（岭南与香港）的考虑。这些因素交叉形成的电影网络基本上构成了区域电影活动的上层结构。

2010年夏天我们向香港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提交的计划案（“跨出上海的电影工业：1900—1950”，编号：245310）幸运地通过。经过半年的准备，研究团队于2011年1月展开这项对中国1900到1950年间地方电影工业的调查。计划的初衷希望查阅报纸、行业刊物、地方志和回忆录等材料，挖掘有关电影发行公司、院线、电影院、电影广告和电影评论等方面的数据，帮助我们进一步描绘地方影业的发行状况、营销放映和电影受众。但由于经费的限制，我们最终只能选择报纸一项做调查，追踪影业首都上海与中国地方城市之间的离心张力。

和电影相似，报纸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传播科技。19世纪末期传统知识分子轻视报纸，认为报纸只是报道消息，担当不了传道授业的角色，更谈不上知识的创造和累积。随着戊戌变法的推进，报纸在近代中国，特别是政治与社会改革方面，日渐重要。[13]而在20世纪初民国成立之前，报纸是作为凝聚民族意识，建构“中华想象共同体”的主要媒介。除此之外，报纸更在现代制度、工商与城市发展、物流、消闲文化和文化消费等的进展中扮演重要的中介。电影也存在于上述这几个范畴中，与这些新型的制度与生活方式交叉共存，逐渐建立起特定身份。以报纸资料作目前主要的史料建置，能更清楚地构筑早期电影景观，一窥电影与工商业、社会风俗、政府控制、小区营建、消闲文化和对外接触的情景。此外，随着报纸成为民国时期一重要公共空间，电影评论也开始涉及国家民族论述、社会改良、教育与文化建设，成为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从这些角度来看，报纸数据的确有一定的价值来改善我们目前史料匮乏的状态。除了建置新电影史研究资料外，为了服务整个学术社群，我们拟以数字化方式保存搜集来的电影广告和评论，设置一个华语电影史数据库，供公众与同好使用。这点稍后有更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