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搜集

2011年初我们开始着手田野调查。香港、广州、杭州和天津共选定了8份报章，当中香港选阅《华字日报》；广州调查的是《广州民国日报》《越华报》《公评报》三份报纸。杭州部分选《东南日报》和《浙江商报》；天津一地选读《益世报》和《北方时报》。三地分别聘请研究人员进行史料搜集、文字抄录及数据库录入等三层作业。文字抄录及数据库登入部分还请了数位学生协助完成。以下简述各地报纸的选定。

《华字日报》：香港报业史专家学者李谷城指出，香港在割让初期为外报主导的报业时期。[18]从1841年至1850年间，香港先后出版9种英文报刊。[19]其中几家英文报纸为争取华人读者，于1850年代始相继出版中文报刊，《华字日报》正是脱胎于此。1872年创刊的《华字日报》，便是英文报《德臣报》的中文附刊《中外新闻七日报》的前身。据李谷城考，《华字日报》创刊初期，业务上由《德臣报》代印及发行，内容上主要翻译西报文章或转载当时清廷的消息。1894年报馆一场大火后脱离《德臣报》自立门户，几年后再添置器材，改善印刷质量，销路渐有起色。[20]到了20世纪初，《华字日报》无论在销量及影响力，均位居香港三大中文报章之一。[21]该报在报头特别注明，在广州、佛山及澳门皆有代售处。李谷城指出，《华字日报》一直以“香港第一家沿着华人意旨而办的华文报”自居，内容上也与香港华人生活息息相关，在民生问题上敢于监察批评甚至申诉争取。[22]该报在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停刊，1946年两度复刊再停刊。

《华字日报》自创刊到停刊，历时70余年之久，见证了香港早期社会的发展，令该报成为研究近代香港的重要资源。该报内容包括港闻、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电报译录等。广告一般占四版，还有两版用作刊登小说、散文及专论。香港的公共图书馆及部分大学图书馆均存有《华字日报》的微缩资料，收录年份从1895年1月起至1940年12月止，共80个胶卷。报章保存大致完整，惟缺期缺页的情况在1925年至1938年间甚为严重，1934年更全年未能收录。自2011年起，香港团队逐天逐页阅读该报，两年间读完45年的资料。期间重点搜索与电影工业相关的广告、新闻及专栏文章，共搜集得7583则广告、4300则新闻及文章。在所得资料中，以电影宣传及相关报道、评论为主，其次为中外明星新闻。

从保存完整度、电影报道数量、报纸的自身地位三个角度，刘辉与学生团队经过在中山图书馆的反复比对和确认，择取了《广州民国日报》《越华报》《公评报》三份报纸，《广州民国日报》是当时国民党的党刊，《越华报》和《公评报》则是当时销量最好的民营大报。三份报纸都在广州的中山省图书馆有较好的保存，而广州作为最早开放的对外口岸，也十分注重舶来品电影的报道。

《广州民国日报》是最早设立电影副刊的广州报纸。这份报纸成立于1913年6月，社址广州第七甫100号，社长兼编辑主任孙仲瑛，日出报纸两大张，零沽5仙。它的创刊是国民党员吴荣新等集股自办，内容有评论、大元帅令、本报专电、东方通讯社电、特别纪载、本省要闻、小言等。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12月7日开办《明珠半周刊》，每周二、五为明珠戏院刊登影片介绍，也普及一些电影知识，开创了广州报界电影副刊的先例。1927后，这份报纸成为陈济棠执政的宣传工具，至1936年陈济棠下野，1936年12月31日停刊，改组为《中山日报》。

《公评报》于1924年10月30日创刊，馆址广州第八甫53号，主办人钟常纬，聘陈柱廷为总编辑，日出报纸三大张。此报1927年7月方有电影新闻，之后在报纸第8版常年有电影报道，除报道外国电影和上海电影外，也注重对本土电影和粤籍演员的报道，地域性十分强。该报于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时停刊，1946年广州光复后复刊，1949年4月30日停刊。

《越华报》于1926年7月27日创刊，社址第七甫58号，编辑兼发行人陈柱廷。报纸的最大特点是不发表政见，也不刊登论列时事的文艺作品。《越华报》与《现象报》《国华报》并称解放前广州发行量三大民报，发行量为全市之冠，1931年始报纸销量高达5万份，创下广州商办民报发行纪录。《越华报》副刊偏多，有快活林、科学、银幕漫谈、滑稽小说、侦探小说等。同《公评报》相似，《越华报》同样注重本土影人和电影制作，其中不乏省港两地的影业关系。1938年10月19日《越华报》停刊，抗战胜利后在广州复刊，直至1950年8月3日停刊。

以《越华报》《公评报》为代表的民营大报和以《广州民国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前者更注重本土特色。例如，对比1935年8月14日周三《越华报》的“影潮”专栏内的文章与1935年8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星期日”电影专栏内的文章，将其文章名列表如下，可窥一斑：

《越华报》关注上海电影、香港电影的消息，《广州民国日报》则对国际影坛关注，体现出不同的电影报道特色。相比之下，《越华报》更关注国内电影和本土消息。

《东南日报》脱胎自民国时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的《杭州民国日报》。《杭州民国日报》创刊于1927年3月，后于1934年6月16日改名为《东南日报》，由胡健中任社长。此报营销浙江、苏南、闽北、皖南、赣东等地区，不仅执浙省报业之牛耳，在全国报纸中亦享有较高的声誉。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后，《东南日报》在华东各省的影响力大增，在全国各地的发行量达4万份。[23]作为国民党党报，《东南日报》刊载许多国民政府有关电影政策的文章，特别是以电影作为全民教育的工具，有不少的报道，是一份研究国民党电影文宣的重要刊物。抗战期间，该报自始至终坚守抵抗日本侵略的立场，所刊载的电影文章及广告有一定的政治取向与目的。另一方面，杭州与上海的距离，也体现在该报对上海影业报道的集中上，这两个取向在战时形成有趣的张力。1949年4月底，随着胡健中等主创人员迁移台湾，《东南日报》停止发行。杭州团队在冯筱才老师的领导下，读毕《东南日报》现存所有年份的电影新闻，以及1934年6月至1948年4月10日的电影广告。

《浙江商报》由浙江总商会文书陆启创办，创刊于1921年10月10日，1947年4月30日终刊。此报是杭州市总商会的机关报，曾在1927年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封闭，后虽复刊，报纸主权已被国民党控制。随后该报于1934年由浙江商界首脑人物组织的浙江商学社接办，文人许廑父接任主笔。主力登载与商界密切相关的法令法规、税则税率，增加对各地商业行情的报道，注重为商界读者服务，成为一份不折不扣的地方性商业报纸。1947年4月，《浙江商报》与《浙江日报》合并，改称为《工商报》。选择《浙江商报》作为杭城的第二份代表报恰恰和《东南日报》的党报性格成一互补，有助我们避免以一概全的盲点。由于时间与经费有限，杭州团队读毕1921年至1935年，合共15年的报纸文章与广告。

天津的《益世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日，1949年1月停刊。作为北方的大城，天津的报业有悠久历史，从1886年的第一份《时报》至1949年底，共出版有300多种报刊。因此，天津诞生了全国性的大报如《大公报》，也包括全国著名的《益世报》。《益世报》由比利时籍天主教教士雷鸣远创办，是与《民国日报》《申报》《大公报》齐名的民国四大报纸之一。基于创办机构的属性，报纸内容具宗教色彩，持守自由主义倾向，提倡爱国论，支持学生运动。战时迁往昆明、重庆。同样因为有限的资源我们的团队无法将所有现存的报纸读毕，目前只查阅1917年4月至1923年11月的报道与广告。

天津报纸之多，琳琅满目，除了大报如《益世报》外，我们还选择阅读另一份当地的《北方时报》，冀望取得多一种观点。《北方时报》创刊于1922年9月1日，1923年10月31日闭馆停刊。团队读毕所有现存数据。由于天津的城市发展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同步进行，电影在天津的传播也和租界区的管治息息相关。我们在天津报纸的搜查上，对日租界对电影审查与对民众的管理控制的情况，有新的认识。

q2012年，研究人员开始着手进行文字抄录，将每则数据按时间顺序抄录成文本文件，《华字日报》部分，新闻及文章抄写共169万字，广告156万字；《广州民国日报》《越华报》《公评报》三份报纸共抄写205万字；《东南日报》和《浙江商报》新闻及文章共抄写102万字；最后《益世报》和《北方时报》两份报新闻及文章共抄写近2万字。有别于旧式的微缩阅读机，研究人员利用搭配计算机及相关软件的新式阅读机阅读微缩数据，不仅影像清晰，更可精确选择所需范围，进行扫描。每张扫描所得影像按日期、页数进行分开编码，再按年份、月份及资料种类，按广告及文章两大范畴存盘。抄录过程耗时一年多，由多名学生助理按统一格式及准则进行。其中，所有抄录为忠于原件，尽皆按原文录入，包括错别字还有现已停用的旧有用字和标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特别在1910年前的报道，由于印刷字体的限制，经常有错别字出现。再者，鉴于外国人名或外来语翻译不一的情况，在作数据库登录之时，一个特定名称（如Charlie Chaplin）以多于一种译名（如差利卓别麟或却利卓别灵）出现的情况不少。当然，年轻一辈对电影史的陌生，也使数据的登录有一定的挑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耐心、虚心地查证校对，务求减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