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关于汉语研究

要了解汉语研究和进行汉语研究，就先要大致了解汉语研究的基本情况。这可以从汉语研究的方方面面和前前后后来看：“方方面面”就是看汉语研究的任务目标；“前前后后”就是看汉语研究的发展线索。

1.2.1　汉语研究的“方方面面”

汉语研究的“方方面面”也就是汉语研究的任务和目标，这也可以再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是从分支方向看，二是从理论方法看，三是从相互联系看。

第一，从分支方向看汉语研究。汉语研究是一个内容宽泛的学科，内部包含着许多分支方向。就像一棵参天大树，不但根深干壮，而且也枝繁叶茂；也很像一个大家庭，不但有“顶梁柱”，也上有父老下有子孙，甚至包括后来进门的媳妇姑爷和七大姑八大姨等亲戚。因此如果把汉语学科“横”着切几刀的话，首先就可以看看其中可以分成哪些“分支方向”。

比如“语音学”，既涉及古代音韵学，也涉及现代语音学。音韵学包括：上古音研究（先秦声母、韵部和声调，两汉音系，乃至“原始汉语”音系）；中古音研究（《切韵》音系，诗文用韵，反切，梵汉等对音）；近代音研究（宋代语音，元代语音，明清语音，《中原音韵》音系、等韵）；等等。语音学则包括：实验语音研究，语音属性研究（物理、生理、心理、社会属性）；汉语拼音方案研究；普通话语音系统研究（声韵调系统、元辅音系统、音位系统等）；音变现象研究（儿化、变调、轻声等）；普通话语音规范研究（异读、误读等）；语音节奏韵律研究（停延、平仄、押韵等）；等等。

比如“词汇学”，包括古代训诂学和现代词汇学。古代训诂学的基本任务是以今语解释古语，解决古书阅读和注释问题，同时也重视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献学知识解决古书中的疑难问题。现代词汇学则包括：语素研究（语素类型、语素义）；构词和造词研究（如复合、附加、重叠、拟声、译音等）；词义研究（同义词、反义词、多义词、义素组合、义素分析等）；义项引申研究；词汇类型研究（新造词、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等）；常用和专用词语研究；词典编纂和释义规则研究；词语语义场研究；熟语和固定词语研究（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惯用语等）；新词新语研究；社会用语规范化研究（如网络词、外来词、生造词等）；等等。

比如“文字学”，包括古文字学和现代汉字学。古文字学主要是对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陶文、玺印文字、钱币文字，特别是简牍文字，也包括对汉字性质、起源，汉字形体演变，汉字结构类型，以及《说文》、“六书”等的研究。现代汉字学包括：汉字简化研究；汉字字形研究（造字法、汉字构造、偏旁部首、笔画笔顺）；汉字规范化研究（正字法、错别字、繁体字、生造字）；常用字和通用字研究；汉字改革研究（定量、定型、定音、定序、定频）；等等。

比如“语法学”，广义的语法学也包括“语义学”和“语用学”。语法研究包括：语法单位研究（语素、词、词组、句子等）；词类研究（动词、名词、形容词，各种虚词）；词组类研究（主谓、动宾、偏正、动补、联合等）；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对应关系研究；句子类型和特殊句式研究（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把字句、被动句、话题句、存在句等）；复句和句群研究；词汇化和语法化现象研究；等等。语义研究包括：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关系研究；虚词（助词、语气词、副词等）的意义和用法研究；句式的特殊意义研究；动词和名词的论元语义关系研究；修饰语和中心语语义关系研究；歧义结构研究；人称代词和反身代词语义所指研究；省略或隐含成分语义所指研究；动词的语义特征研究；名词的语义指称研究；等等。语用研究包括：话语和篇章研究；语句的预设义和蕴含义研究；会话原则研究；言外之意研究；言语行为研究；语言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关系研究；等等。

此外汉语研究中还有“方言学”“修辞学”“语言规范化”等学科方向。比如方言学包括：汉语方言的分区研究；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研究；方言的语音特点研究；方言的词汇特点研究；方言的语法特点研究；方言的共时差异和历史层次研究；等等。修辞学包括：词语的选用研究；句式和表达研究；修辞格（比喻、比拟、夸张、排比等）研究；语言的文体研究；语句的表达色彩研究；等等。

第二，从理论方法看汉语研究。古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像种田要有农具、做工要有工具、打仗要有武器一样，研究汉语当然也要有“工具”和“武器”。这种工具和武器就是研究所必须采用的理论和方法。“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没有一定的理论和方法也研究不了汉语；“白猫黑猫都能抓老鼠”，但也要知道哪只是“好猫”。所以如果“竖”着看汉语研究的话，也要看看其中可以再分成哪些不同的“理论背景”或“研究方法”。

根据这种分类，目前汉语研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研究方法可以分成“传统语言学理论”“结构描写语言学理论”“形式语言学（原则与参数）理论”“认知功能语言学理论”等几大块。更具体地说，则还有分别从属于上述大理论的小一点的理论原则，比如“层次分析理论”“变换分析理论”“论元结构理论”“语义特征理论”“语义指向和语义所指理论”“成分移位理论”“管辖与约束理论”“意象和图式理论”“构式理论”等等。可见从不同理论和方法看，汉语研究也包括许多可能的视角。

上面说的这些不同理论背景和分析方法，当然一方面可以采用其中某种理论方法对汉语各个分支方向做贯通性的研究。比如从中学语文教学中语言知识教学的需要着眼，肯定就需要考虑语音该怎么分析，词汇部分要讲哪些内容，语法结构分析是采用中心词分析还是层次分析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就跟在中学教语言知识是基于“传统语言学理论”还是基于“结构语言学理论”有直接关系。不过在汉语研究中注意不同的理论背景和分析方法，更主要的还是指能够运用特定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处理某个学科方向中的某个专题，甚至某个比较具体的语言现象。这种情况下，按照理论方法来划分研究题目可能更容易些。从一方面看，前面说的某些汉语分支方向的具体研究课题实际上就已经直接反映了一定的理论背景。比如词汇研究中的“义素分析”和“语义场分析”，就是“义素分析理论”和“语义场分析理论”的主要内容；“动词和名词的论元关系”，就是“论元结构理论”的主要内容；“人称代词和反身代词的所指分析”，就是“语义指向和语义所指理论”的主要内容；而研究“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构造，则离不开“变换分析理论”和“成分移位分析理论”。从另一方面看，对汉语中同一种现象，也完全可以试着采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来处理。举例说，前面说汉语的音节可以从声韵调的组合来分析，也可以从音素（元音和辅音）的组合来分析：这就要知道语音分析的不同理论背景和分析方法。再如词义的解释，可以采用语素义组合的分析，也可以采用义项搭配能力的分析，还可以采用义素分析和语义场分析：这也必须清楚不同分析所依据的是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又比如语法中的词类到底应该怎么划分，是采用形态标准来划分，是采用意义标准来划分，是采用分布标准来划分，还是采用典型特征和家族相似性标准来划分：这些不同的分析标准和分析结果也就反映了“传统理论”“结构理论”“认知理论”等不同理论和方法。举例说，有人认为汉语中存在着一种“主谓谓语句”，甚至其中可以分成十几种小类，这是“结构理论”的分析结果；但也有人认为汉语中的主谓谓语句都是通过某种基本结构的变化构成的，主谓谓语句并不是独立的结构类型，这就是“形式理论”的分析结果；还有人认为这种结构不是一种句法结构类型，而是一种反映人们心理上话题焦点的话语结构类型，这就是“认知功能理论”的分析结果。

第三，从学科的相互联系看汉语研究。任何一门学科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有自己的“远亲”和“近邻”。因此汉语研究不能做“井底之蛙”，不能“画地为牢”，而必须眼光放远一点，视野放宽一点。这一方面因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要善于互相借鉴；另一方面也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能够融会贯通。所以如果把跟汉语有关的一些研究线索看作是“网”的话，还可以看看其中哪些方面可以或远或近地联系起来一起研究。

首先，要注意汉语内部各分支方向或各个专题的联系。其实从语言现象上讲，汉语的各个分支方向或研究专题都不但可以而且有时还必须联系起来研究，这也是汉语研究取得新发现和新突破的重要途径。比如前面把普通话的“儿化”“轻声”等归入“语音学”，其实这两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儿化词”“轻声词”，这就跟“词汇学”有关了。再如从语法研究的角度来看，汉语的很多语法现象都要联系其他分支方向。从“语法和语音”的联系看，其实上面说的“轻声”或“轻声词”中很大一部分主要就是一种语法现象，如时态助词、结构助词、语气词，还有大多数介词、方位词、作补语的趋向动词和动词重叠等，就都是语法上的轻声成分。另外很多语音形式还可能影响到语法：比如“想起来了”有两个意思也是两种结构，在语音上就表现为“起来”轻读还是重读。“你今天怎么来呢？”这句话，一个意思是问“来”的方式，另一个意思是问“来”的原因，其中“怎么”和“来”轻读和重读也不一样。从“语法和词汇”的联系看，词语的意义和用法也会影响到语法：比如“（这根绳子）长2米”和“（这根绳子）短2米”，前者有两种意思，也是两种结构，后者就只是一种意思和一种结构，原因就在于“长、短”这对词语中“长”有形容词和名词两种词性，也具有“长出”和“长度”两种意义；而“短”却只有一种词性和一种意思。从“语法和语义”的联系看，有时也只有从语义上才能解释某种语法结构形式：比如“鸡不吃了”“反对的是少数人”等格式，语法结构相同，层次分析也相同，但是却有不同的意义，这就必须注意结构中的名词成分“鸡、少数人”可能是结构中“施事、受事”不同语义角色这样一种隐性的语义现象。从“语法和修辞”的联系看，修辞上的需要有时也可以超出语法规则的限制：像“两个红领巾走了过来”“花儿绽开了笑脸”这种看起来违反词语搭配规则的结构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借代、拟人”等修辞手段的结果；而像“黑了他、很女人、被幸福”等词类活用现象或新型语法格式，也大多是从修辞开始逐步成为语法规则的。

其次，如果把前面说的汉语研究看作是内部联系研究的话，则还要注意汉语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外部联系。而从研究范围上说，汉语研究跟其他学科研究的联系，应该说是汉语研究的一个十分广阔的领域。汉语研究的外部联系一种是“比较性联系”，也就是汉语跟其他语言现象的联系。比如“汉语和外语的比较研究”，这里面又可以专门研究汉语和外语的差异：如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形式，汉语的词类与句法成分不一一对应，汉语主谓结构、偏正结构的语序特点，汉语比较独特的“助词、语气词、量词”系统，等等。也可以偏重注意汉语和外语的共同点：比如汉语和外语是否都存在表示时态和体貌的某种形式，是否都存在相同的基础结构形式并通过成分移位构造不同的句式，是否都有相同的论元结构系统和论元组合规则，等等。再如“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比较研究”以及“现代汉语共同语和方言的比较研究”，这两种比较研究都可以看作对汉语历史演变现象的研究。比如一方面可以从纯粹的历史演变上看现代汉语的演变现象：如古代汉语的“之、乎、者、也”等语气词怎么会变成现代汉语的“的、了、吗、呢”等语气词，现代汉语的“把字结构”“动补结构”是怎么形成的，等等；另一方面可以从普通话和方言的共时差异上看现代汉语的各种现象：如普通话有多种用途的结构助词“的”在方言中是怎么表现的，汉语中的“X吗（去吗）”“X不X（去不去）”和“副词+X（阿去）”三种问句形式在普通话和方言中是怎么分布的，等等。汉语研究的外部联系另一种是“相关性联系”，亦即汉语研究跟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联系。举例说，从人的心理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特别是联系对儿童掌握作为母语的汉语的研究来探索人头脑里的语言机制，这就是“语言认知研究”和“语言习得研究”。再如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反过来也会影响语言文字，可以联系民族的文化来研究汉语并探求其中蕴涵的文化因素，这就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又比如语言的不同运用领域会形成各个领域在语言上的独特特点与风格，这样就又可以深入研究汉语某一领域的语言特点，其中就有像“法律语言”“新闻语言”“广告语言”“网络语言”等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还包括从汉语角度进行“社会语言学”“交际语言学”“词语释义和词典学”的研究；基于理科背景则还可以在“心理语言学”“神经病理语言学”“语言的量化分析和统计”等许多方面进行更大范围的跨学科研究。

再者，如果把前面说的汉语研究看作基本上还是一种“本体”研究的话，那么更要注意的就是把汉语的研究与汉语的“应用”联系起来。而从研究目标上说，汉语的应用研究不但是本体研究的最终检验，也是汉语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前面提到的很多研究课题实际上也都跟应用有关，不过所谓汉语的应用研究，特别是现代汉语的应用研究，最主要的还是指两个方面的研究课题。一个课题是跟计算机语言信息处理相联系的应用研究，即“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比如可以从计算机“字处理”的角度来考虑“汉字的字型构造”“常用汉字统计”“汉字的语音识别特点”等汉语问题；再如可以从计算机“词处理”角度来重新分析“汉语中语素和词的区别”“汉语词的构造形式”“汉语中词的语法类别”“汉语中词的搭配组合特点”“汉语中词语的语义系统”“汉语中词的义项和释义”等问题；还可以从计算机“句处理”的角度来进一步思考“汉语虚词的意义和用法”“句子结构的切分和组合规则”“句子的基础形式和变换形式”“特殊句式的句法构造和语义理解”“动词的论元结构和论元组配原则”等汉语的语法、语义分析问题。另一个课题就是跟语言教学相联系的应用研究，即“汉语语言教学研究”。其中一种研究是目前已经成为热点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也就是怎么把汉语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或者反过来是否能够从对外汉语教学中发现一些过去不大被人们注意的语言问题；另一种研究就是“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这不光涉及在中小学中如何进行汉语的“字、词、句”知识的教学问题，也包括广义的研究儿童和青少年怎么能更好更快地学习掌握好自己的母语，青少年怎么通过一定的教学不断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和语文修养等方面的问题，甚至还不妨就中小学语文教学中“选文、阅读、写作”等具体专题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进行新的探索。

1.2.2　汉语研究的“前前后后”

汉语研究的“前前后后”也就是汉语研究的发展线索，这也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一是看汉语研究的古代传统，二是看汉语研究的现代思潮。

先说说汉语研究的古代传统。语言学是一门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人文科学。因为其他所有科学研究都必须用语言作为工具来进行，所以甚至可以说语言学也是人类最古老的一门科学。语言学的古代传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哲学思考的角度研究语言，二是从语文学习的角度研究语言，三是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研究语言。这三个方向的研究也是汉语研究的主要内容，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经久不衰。

古代的哲学家早就认识到，人和人之间通过发出一串串声音或者通过书面文字形式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感情就是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活动，人们思考问题就是在运用“语言”对客观世界进行命名、分类和进行判断、推理的思维活动。所以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最早关心语言问题的都是哲学家。从哲学角度讨论语言，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探讨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的关系。在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和中国几乎同时开展了一场辩论，辩论焦点就是语言中的“名（名称）”和客观世界中的“实（事物或现象）”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也就是哲学上著名的“名实”之争。战国末期的荀子特别强调语言的社会本质，正确地指出了“名实”之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正名篇》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意思就是，一个事物本来没有固定的名称，约定俗成才有了某个名称；一个名称本来也没有固定的对象，约定俗成就给了某个对象。从哲学角度讨论语言问题，或者从语言现象讨论哲学问题，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古老传统和优势方向。主要原因就是，在古代西方和古代中国，哲学的地位一直很高，因此人们只承认哲学家是学者和大师，而从事语言研究的人最多也只是注疏家或教书匠而已。西方在19世纪以前把语法列为“七艺”之一，是一种“技艺”，是“哲学的婢女”。中国直到清代末年还把文字、音韵、训诂、虚词等研究称为“小学”。虽然今天语言学早已是一门独立学科了，但是从语言现象来研究哲学或者把语言现象和哲学思考挂钩，至今仍是哲学研究的主流，“语言哲学”甚至就是当代西方哲学主要的分支。在西方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要进大学研究语言，那么进哲学系和进语言学系其实是差不多的，唯一的区别只是看你是不是同时对伦理学之类的道德哲学或语音学之类的实验学科也感兴趣。

一般认为全世界注重语文学习的语言研究有四个传统：古印度语言学传统、古希腊古罗马语言学传统、古阿拉伯语言学传统和古中国语言学传统。这四处恰好就是人类文明的四个发源地，都有古老的文字和丰富的文献资料。可见所谓“语言学传统”，主要意思就是这些对语言的研究大多是为阐释古代的经典文献服务的，注重研究的是语言的声音和意义以及相关的文字。传统的语言研究又往往被称作“语文学”，就是这个原因。古代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跟欧洲一样，也是为了阅读古代经典文献而产生的。古代中国社会崇尚经学，读书又关乎仕途，自然就带动了语言文字的研究。所不同的是古代印度、希腊和阿拉伯的语言研究都以语法研究为主，主要代表成果是语法书。而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所以古代中国的语言研究是从研究汉字的构造（形）、读音（音）和意义（义）开始的，并由此形成了统称为“小学”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这三门学问，而且主要代表成果都是词典类著作。中国的这种语言研究，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并统一文字的秦汉时期初创，发展到清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在训诂学方面，成书于周秦之间众人之手的《尔雅》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语言学专著。开创训诂学先河的另一部著作是西汉扬雄所撰的《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学著作。古代训诂学也重视虚词的研究。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清代袁仁林的《虚字说》、刘淇的《助词辨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从辞章学和训诂学的角度解释虚词的意义和用法的代表性著作。这一类虚词研究其实也是中国最早的语法研究。在文字学方面，东汉时期的许慎编出了我国第一部完备的字典《说文解字》。该书广征博引，共收9353个汉字。方块汉字有独体的，如“一、水、木、手”等；有合体的，如“字、打、肝、性”等。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这也就是“说文解字”的意思。《说文解字》采用“六书”作为分析汉字结构的原则，因而开创了以“六书”为中心的汉字学理论。该书还将9000多个汉字按偏旁归纳为540个部首，注释体例基本是用小篆写下一个汉字，先讲字义，然后讲字形跟字义、字音之间的关系，这种“举一形以统众形”和“就形以说音义”的方法对后世的词典编纂有很大影响，并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字研究的主要思路。在音韵学方面，除了“声训”和“就形以说音义”等最早的语音研究外，汉代末年佛教传入后，在梵文拼音影响下产生了“反切”，即利用汉语音节的双声叠韵原理，用两个汉字来拼注另一个汉字的音，由此形成独立的音韵研究。从魏晋开始到隋唐，为了适应诗词歌赋创作的需要，“文人盛解音律，学者讲究审音”，出现了一大批韵书，“音韵蜂出”呈蔚为大观之势。现存最早的韵书是隋朝陆法言等编的《切韵》（今存残卷），该书按平上去入四声排列，共分193韵，基本上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共同语的语音系统。后世修订本中影响最大的是北宋陈彭年等编撰的《大宋重修广韵》，收字26000余，分206韵。

语言学史上一般把19世纪欧洲出现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看作是传统语言学的终结，这个意思其实是说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开始，语言研究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方向，并且由此开始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学科。历史比较语言学虽然在时间上后起，但仍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最大贡献是为语言研究，特别是为语言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过去研究语言历史的传统方法是把语言材料按照从古到今的顺序排列起来，理出线索，归纳条理。这种方法受语言材料的局限：文献毕竟是文字记载的东西，各种语言有文字的年代早晚不一；语言研究只能从找得到的文字资料入手，再往上就无法追溯；而且很多语言至今没有文字，过去的情况就更无从了解。由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借鉴了生物学、地质学的方法，就开辟了以今证古的新途径。广义地说，“以今证古”既包括把现有属于同一来源的各个方言和语言进行比较推出语言早期状况的“历史比较法”，也包括从一种语言内部成分的不整齐情况来推断语言早期状况的“内部构拟法”。这些方法都好像是研究语言的“望远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清代学者段玉裁根据《说文解字》所收形声字和假借字提出“同声必同部”和“古无去声”说，及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说，也是某一种角度的语言历史比较研究。至于20世纪以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rlgren）根据汉语各种方言的比较拟定了中古音的体系，中国学者李方桂把汉藏语系划分为汉语、壮侗、苗瑶、臧缅等语族，更是直接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得到的研究成果。

再来说汉语研究的现代思潮。20世纪以来整个语言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和壮大：不但语言学的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致，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越来越扩大，语言学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而且在语言研究中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角度审视20世纪至今的语言学思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主要有结构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和功能认知语言学。

“结构语言学”或称“结构主义语言学”，最早指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语言学理论，但影响最大的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即美国结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的代表作是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其理论主要内容包括：把“说话”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speech）”；提出“语言是个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具有“线性”和“任意性”，具有“能指”和“所指”两面；认为语言要素具有“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区分语言“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等。美国描写语言学代表人物有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哈里斯（Z.S.Harris）和霍凯特（C.F.Hockett）等。该理论从一开始就更注重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口语研究，更重视对语料的穷尽分析，这就与欧洲传统语言学注重书面语研究和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重视历时研究的做法形成了明显对立。这一理论主要内容包括：提出“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以及提出“直接成分分析（层次分析）”“分布分析”和“变换分析”等重要的语言结构分析方法。结构语言学理论，特别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汉语研究产生了重大而长期的影响，至今仍然是汉语研究特别是语法研究的主流理论。虽然自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至20世纪40年代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的著作，在做句子分析时也有结构和层次的意识，不过真正采用层次分析等方法分析汉语结构，则是来源于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在汉语研究中最早运用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描写汉语语法结构的是美籍华裔学者赵元任，代表著作是1948年哈佛大学出版的《汉语口语教程》（Mandarin Primer：An Intensive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这本小册子原是为外国人学汉语写的，但经翻译介绍到中国后，立刻在语法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它也成了汉语结构语法学的奠基石。1952年《中国语文》连载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撰的《语法讲话》，后经修改于1961年由商务印书馆更名《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出版，该书明确说明是运用了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后来著名汉语语言学家朱德熙又于1982年出版了他1960年代在北京大学的讲稿《语法讲义》，该书把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全面运用到汉语语法研究各个层面，不但讨论了句法结构的层次分析，而且用“分布”理论划分汉语词类，用“向心结构、离心结构”理论建立词组的类型，用“自由、黏着”理论建立语素的类型等，更是把汉语的结构语法研究推向高峰。此后在中国还围绕层次分析开展了“汉语句子分析问题大讨论”，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影响，结构理论甚至还成为中国中学语法教学体系的理论基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Chomsky）的《句法结构》《句法理论要略》等著作为标志，在语言学界开始形成了一种不但有别于传统语法理论，也不同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结构理论的“转换语法理论”，这就是当代语言学史上所称的“乔姆斯基革命”。这一理论既是在美国描写语言学基础上产生的，同时也是在与结构语言学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几十年来该理论不断发展，具体名称也有一些变化，现一般统称为“生成语法”或“生成语言学”。这一理论的精髓可以用“普遍语法”“句法自治”和“原则与参数”这三个概念来概括。所谓“普遍语法”，一方面是指由过去偏重“归纳、分解、描写”转变为更重视“演绎、生成、解释”；而另一方面从更根本的目标上说，则是由过去偏重描写和说明“个别的语法现象”转变为更重视寻找或建立“普遍的语法机制”。“句法自治”是指在语言本体的语音、语义、语法、语用以及影响语言的文字、社会、文化等诸要素中，最容易找到不同语言相似性的是句法形式。为了揭示人类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机制，就必然要求研究对象是语言中起决定作用和独立运转的部分，并且要能进行形式化的类似数学那样的精密处理。在语言各要素当中，只有句法形式才可以从人脑全部认知系统中抽象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系统，或者说只有句法形式才是一个可以穷尽推导和通过有限手段重复使用而实现的系统。而“原则与参数”，则一方面是指建立“X阶标、界限、管辖、题元、格、约束、控制”等一系列理论原则，这些原则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极强的解释力，所有语言的句子结构都不能违反这些原则；另一方面这些普遍语法原则各种语言虽然都不能违反，但不同语言又可以有各自的特点和差异，而后者则只不过是原则的一些“参数”。“原则”是普遍适用于各种语言的，而“参数”则主要用来说明具体语言的差异，所以这一理论背景的生成语言学也叫作“原则与参数理论”。

“功能语言学”或“认知语言学”，一般认为并不是一种统一的语言学理论，而是一种学术思潮。功能语言学实际上也是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起来的，只不过欧洲的结构语言学一直有功能主义倾向，也就是不只把语言作为一种抽象的实体，而更强调语言的实际运用。如果说美国描写语言学跟欧洲传统语言学的关系不那么紧密，更强调结构形式和语言系统的自主性，那么欧洲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特别是布拉格学派和伦敦学派，则可看作是传统语言学的延续，更重视语言意义和语言的使用功能。20世纪后期，功能语言学甚至发展成为跟美国描写语言学以及后来的生成语言学相抗衡的当代另一个重要的语言学派。功能语言学内部有一种取向是从社会交际的角度研究语言，着重研究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规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出自伦敦学派的澳大利亚学者韩礼德（M.A.K.Halliday）提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荷兰学者西蒙·狄克（S.Dik）提出的“功能语言学”。这一类功能语言学都主张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交际，所以语言研究要重视研究语言环境对语句意义的作用，要研究如何根据特定交际目的选择特定语句，总的来说就是要研究语言实现各种交际功能的规律。两种理论基本点相同：韩礼德提出语言有“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三个基本的元功能；狄克则直接提出“语义功能、句法功能、语用功能”三个平面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看，这一类功能语言学差不多就是一种词汇性的语法或注重语义解释的语法。功能语言学另一个主要的流派主张从心理体验角度研究语言，着重研究语言在心理上的表现特点，一般又称作“认知语言学”。相对于生成语言学等形式理论主要是建立一套形式化的原则和规则，试图从语言结构内部寻找对语言现象的解释，认知语言学主要是提出一套心理分析的手段，试图从语言外部去寻找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如果说生成语言学理论把语言学比作物理学，认为语言构造的规律就跟物质的构造规律一样无须从物质的外部去寻找解释；认知语言学理论则认为语言学跟生物学更相似，因为生物的构造部件和构造方式无一不是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为适应生存而形成的，无一不跟一定功能相对应。正因为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背景与生成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是对立的，所以认知语言学的一些基本假设也就体现在与生成语言学的区别上面。

上述语言学研究的现代思潮，即结构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和功能认知语言学，事实上也成为当前汉语研究的主要理论取向，并带来汉语研究，特别是语法研究的新发展和新突破。本书以下各讲将要讨论的是汉语研究的各个专题，实际上就是想让大家了解在这些新的理论背景下汉语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也为深入进行汉语研究打下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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