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秦汉隋唐时期湖湘文化的初步形成

湖南上古本土文化与楚文化的融合、湘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浸润和交流，为湖湘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秦汉隋唐时期，湖湘文化有了基本的轮廓和雏形。秦汉隋唐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使得湖湘文化初步形成。

一、秦汉时期湖湘文化初露端倪

秦统一六国后，湖南成为中央王朝统治下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的民族文化开始形成。

这一时期，湖湘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在当时全国统一的背景下，北方、中原及各个地域的大量移民涌入湖湘，带来了包括生产技术在内的不同的地域文化。

秦朝统一后，在湖南地区有着大量的驻军，带来了随军人员的南移。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曾谴发50万人“戍五岭”，其中就有五分之二驻扎湖南。根据对里耶秦简的研究，秦简的发现处即为秦代军队的驻扎地。随着秦朝短暂政权的瓦解，由于北方中原地区的兵祸，加之天灾，或者官府组织进行，造成北方和中原地区人口开始大量向南迁徙，使得湖南地区人口大规模增加，人口数从西汉元始元年的71万增加到东汉永和五年的281万，增长近3倍。在所增殖的人口中，既有本地人口的自然增殖，也包括大量的外来移民。而随着外来移民的进入，湖湘地区人口的民族成分开始发生较大变动。从秦始皇开始，到东汉时期，中原人口的南徙使湖南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先民逐步向西部、西南部，以至向湖南境外西南山区迁移，而广大江湖平原地区则成为中原人和楚人聚居地，他们又同部分土著居民日益融合，构成湖湘地区的汉民族的主体。

这种由移民而形成的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为湖湘文化的初步形成注入了新的文化思想。此外，秦朝统一后实行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体制，共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体系取代了各个地域文化的原有的自然发展，逐步形成中国文化的共有的价值系统，使得湖南不仅融入中央王朝统治体系中，也融入中华文化的体系中，成为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经济方面，牛耕的普遍使用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水平，使得秦汉时期湖南在当时的粮食不仅能够满足内需，而且还大量外调。某些手工业已达到全国领先的水平。如马王堆出土的轻薄素纱禅衣重49克，其经纬丝纤度已达到与近代缫出的最精细的纤度相当的程度。[83]东汉时湖南耒阳人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文化方面，黄老之学在当时的湖南已十分流行，并形成了有别于先秦道家的“黄（帝）老（子）道”，被称为“秦汉新道家”，它甚至成为西汉王朝的治国指导思想。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就有关于黄老道的著作，说明道家在秦汉时期对湖南地区的文化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以后道教在湖湘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幅古地图，说明当时湖南天文学与地理学已发展到较高水平。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帛画与古乐器，反映出当时湖南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文化基因的注入

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于中原而言，湖湘地区社会仍然较为稳定，这种稳定为湖湘文化的持续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北方及中原的移民继续不断迁入较为稳定的南方地区，由此开始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这一时期，湖南先属孙吴、西晋，后依次归于东晋和宋、齐、梁、陈四王朝。数百年间，战争使得全国的人口大幅度减少，湖南地处江南，相对而言受战祸兵灾又较小，社会比较安定，加之北方人口的南迁，湖湘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经济、文化都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这也使得湖南地区成为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刀耕火种”的湖南粗放农业逐步向精耕农业转变，再加上优越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湖南开始成为全国大米的重要产地和供应地，三国时，“长沙好米”之名已流传于北方和中原地区。湖南除盛产大米外，还大量种植粟等粮食作物。粮食的丰足，也促进了牲畜饲养业的发展，更带动了工商业的繁荣，以粮食为原料的酿酒业、农副产品加工以及陶瓷、纺织、金属冶炼及金属器、玉器制作等工业在湖南特别发达和兴盛。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及船舶交通的发达，各地产品交易增多，从魏晋到南朝，湖南的商业也获得了发展。作为早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湖南以世家豪族为代表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庄园经济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与此相应的是，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突出的社会思湖，反映世家豪族意识形态的清谈和玄学在湖南也盛极一时。玄学是清谈的主要依据和内容，清淡是对玄学的阐述和表现形式。湖南当时颇有名气的清谈家和玄学家有刘先、虞授等，他们都崇尚“老庄”。由于崇尚“老庄”和清谈玄学之风的盛行，以道家经典为其理论依据的道教在湖湘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道教的主要据点在南岳衡山。衡山的祝融峰有南岳观，其他地方的著名道观有巴陵的青霞观、醴陵的登真观等。

佛教传入湖南也在魏晋之际。湖南最早的一座佛教寺庙为长沙麓山寺，建于西晋初年。稍后又有巴陵君山寺、圆通寺、桃源净照寺、衡阳上圆清寺、衡山衡岳寺、攸县证果寺等一批佛教寺庙的出现。[84]

魏晋南北朝时期，湖湘地区在文学艺术方面也产生了一些人才，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如三国时湖南著名文士刘巴、南朝的阴铿，还有蒋琬、桓阶、车胤等。东晋罗含所著《更生论》是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同时湖湘地区也出现了一批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们在历史和地理方面的撰著，为我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史学家邓粲所撰的《晋纪》和一些关于湖南地理的著作就是典型代表，他们都受到了中原主流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85]

三、隋唐时期湖湘文化崭露头角

隋唐时期，国家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湖南与中原的联系比过去加强了，中央也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湖南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重要政治战略意义的行政地域概念及人文地理概念正式形成，在此基础上，湖湘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

隋唐时期，湖南多数地区农业得以发展，水稻已实行一年二熟制，还种了小麦与粟、黍等，以及经济作物茶叶、桑、苎麻和棉花等。安史之乱后，北方农业凋敝，粮食问题十分突出，湖南地区的粮食更大规模北运。隋唐时期在农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各种手工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这在湖南地区最突出的是瓷器业，以前的青瓷烧制工艺已发展到釉下彩烧制工艺，如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瓷器代表了当时国内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湖南传统的有色金属矿，如朱砂、水银、金、银矿的开采和冶炼，到隋唐时期也在继续发展。湖南地区商业的发展，在唐代主要反映在瓷器方面，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瓷器还远销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甚至远达非洲。到五代马楚时期，湖南则以茶叶贸易最为突出。

隋唐时期湖南文学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特别是中唐以后，产生了诸如刘蜕、李群玉、胡曾、曹松、僧齐己等在全国颇有名气的诗文作家。五代时马殷据湖南为国，使得湖湘文化有了更大发展，特别是在长沙聚集了一批文人，如邓洵美、韦鼎、廖昌图等人，对湖南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因各种不同的原因来到湖湘地区，如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先后贬谪到湖南。湖湘大地各族居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山川风物等为这些外籍文人提供了创作的土壤和条件，同时他们又促进了湖南诗歌的兴盛和文学的发展，对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隋唐时期，湖南还先后开办了石鼓、岳麓两所书院，是见诸记载的中国书院之始，开创了湖湘以崇学重教著称的先河。此外，湖南在唐代出现了全国第一流的大书法家欧阳询、欧阳通父子及怀素，他们都是湖南长沙人。在这一时期，湖湘文化开始以地域思想文化特色而崭露头角了。

由此可见，在秦汉隋唐时期受大一统政治、道教、佛教等因素影响，湖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湖南地区的地域文化初步形成，初具雏形的湖湘文化开始步入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