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

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着亡种、亡教、亡国的危局。在这种情形下，湖湘士人再次站在文化变革的前沿，以其独特的思想与行为推动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同时，近代也是湖湘文化开始转型的关键时期，近代湖湘文化在这场近代化运动中散发出耀眼的光彩。

一、湖湘经世派与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塑造了湖南士人外倾感应型的性格，当面临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时，经世致用的思想使一部分湖湘知识分子得以率先从忧国忧民的角度去认识西方文明，形成了湖湘经世派。

经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陶澍、魏源、贺长龄等。其中湖南邵阳人魏源最具典型性。早在1842年，魏源出于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反思，编写了《海国图志》一书，详细介绍了英、美、俄、西等五大洲90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知识，为国人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崭新概念，并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这一时期清朝由盛而衰，西方势力东来，使得当时的湖湘学者们不得不从汉宋之学的烦琐与空疏中摆脱出来，探求能挽救危机的经世之学，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改革方案，如改革漕政、盐政，抑制兼并、流民，乃至杜绝白银外流、西力东渐的种种方法。这是一批学术旨趣相同、政治倾向较为一致，同时又互为师友、互为乡籍、互为同事的湖湘学人，也可以视为一个学术群体。他们的共同学术特征和群体联系，对湖湘士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湖南学术产生深远的影响，实则是湖湘学风形成的标志。

二、湘军之兴和洋务运动与湖湘文化

湘军兴起于清朝咸丰年间，这既是这一时期重大的历史现象，也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现象，它对湖南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构成湖南近代史重要的一页。湘军的兴起曾被人称为晚清历史上的一大“奇迹”，以为“书生用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95]。湘军对近代中国的军事、政治乃至文化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无可比拟的，以致时人发出“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的感叹。“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湘军将领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15人位至总督，14人位至巡抚。位至总督的湘军将领有湘乡人曾国荃，长沙人杨岳斌，湘阴人左宗棠，衡阳人彭玉麟，新宁人刘坤一、刘长佑等；位至巡抚的湘军将领有益阳人胡林翼，湘阴人郭嵩焘，新宁人江忠义、江忠源，湘乡人刘锦棠、刘蓉、李续宾等。湘军之所以会在湖湘大地兴起，与湖南地区特有的社会经济、阶级状况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在湖南社会历史土壤中孕育出来的。

湘军的兴起乃是以曾国藩为中心的一批湖南洋务派士人为挽救封建末世、中兴王朝、实现经邦治国的宏愿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湘军人物的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改革政治的经世之志，正是嘉道之际以魏源、陶澍、贺长龄为代表的湖湘经世思想的自然延续，也是他们开创的湖湘学风濡染的结果。就直接的学术渊源而论，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师承关系。湘军与湖湘文化又是相互联系和密不可分的。湘军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产物；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传统的弘扬与光大，堪称湖湘文化重要发展阶段；湘军深远的影响又成为弘扬湖湘文化的动力，构成推动湖湘文化近代转型的内在机制。

湖南的洋务派实际上是湘军兴起的产物，曾国藩被当作洋务派最典型的代表。在魏源逝世10年后，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率先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付诸社会实践，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通过办军械所、制造局，翻译介绍西书，派遣留学生等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学为用”），同时保持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中学为体”），即所谓的“中体西用”。但是由于西方的强烈反对和干预，这时的主流想法已经不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是“师夷长技以自强”。1876年，湖南人郭嵩焘被清政府任命为第一任驻英法公使，他利用出使英法的机会，对西方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大力传播西方文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提倡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人物。

三、维新派与湖湘文化

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派逐步走上中国社会政治舞台。湖湘维新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谭嗣同、唐才常等。与经世派、洋务派相比，他们主张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广阔的范围内向西方学习，在继续强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更多地关注西方的政治体制。因此，他们更加注重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谭嗣同的维新思想就是这种新思潮的典型代表。

由湖南维新人士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创办和主持的时务学堂是湖南创办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标志着湖南的教育由旧式书院制度转向新式学堂制度，它对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湖南近代化教育的开端。时务学堂是由岳麓书院王先谦领衔呈报，巡抚陈宝箴批准，熊希龄等出面报请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拨款，建于长沙小东街的新式学堂。时务学堂先后更名为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之后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这就是湖南大学的前身。时务学堂的创立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使湖南成为当时中国最富朝气的省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使得湖南的维新运动成为后来戊戌变法的前奏和实践基础。因此，梁启超多次赞扬：“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毛泽东同志也说过：“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

维新人士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平等”“自由”的思想，这种思想促使湖南维新人士对“人”自身存在意义进行思考。谭嗣同以赞美人的身躯为起点而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唤起人格的觉醒。他激昂陈词：宇宙造成人体，“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隶，当牛马的”。谭嗣同对人的尊重，给予了封建伦理纲常最为猛烈的抨击。他认为三纲五常蒙蔽人的理智，禁锢人的灵魂，否认人的“自主之权，是它数千年来惨祸酷毒，愈演愈烈，使中国成为一座‘黑暗地狱’，必须完全否定和冲决”。可见，人格的觉醒，在谭嗣同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谭嗣同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他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并且谭嗣同由忧国救国而舍身变法，这是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为国献身精神的突出体现。面对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民族危亡形势，他奋起投身维新变法的救亡图存运动，主张激进的改革，坚信“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当维新改革遇到顽固守旧势力扼杀时，他常说：“块然躯壳，除利人外，复何足惜！”在戊戌政变发生后的危难时刻，他坚决拒绝友人到日本避难的劝说，毅然用自己的鲜血铺就变法之路。“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6]

作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唐才常积极参与湖南的维新活动。在戊戌政变、谭嗣同遇害后，唐才常悲愤不已：“满朝旧党仇新党，几辈清流付浊流。千古非常奇变起，拔刀誓斩佞臣头。”唐才常主张忠君思想，拥戴光绪皇帝，组织成立正气会，后改名为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号召人们抵御侵略，奋起救国。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虽然失败，但其申明要废除“所有清朝专制法律”“变旧中国为新中国”，采取了武装起义的形式，带有新时代特征。自立军起义既是19世纪末改良运动的继续，又是20世纪革命运动行将高涨的征兆。

四、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与湖湘文化

孙中山曾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的确，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湖湘士人再一次充当了急先锋。近代湖湘革命派人物的杰出代表有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章士钊等。

黄兴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实干家，在长沙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被公推为会长。之后他与孙中山一起创办同盟会，并任庶务，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领袖。黄兴积极发展革命分子，参与策划和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如广州起义等，更是辛亥武昌首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任陆军总长兼任参谋本部总长等重要职务。

蔡锷是湖南众多中华民国杰出军事领袖之一，曾经响应辛亥革命，发动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他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展示出了忧国忧民的湖湘精神和敢为人先的英雄气概，为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等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陈天华是中国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之一，先后撰写的《猛回头》和《警世钟》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清政府卖国投降的种种罪行。他参加了抗议日本政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斗争，并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以死为警世钟，来唤醒同胞，激励国人“共讲爱国”。

宋教仁先后翻译了《日本宪法》《国际私法》等有关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著作，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

章士钊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所著《论中国政党内阁当应时发生》《何为政党》等政治论文，对当时关心政治制度改革的人们以巨大的启迪，促进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由于这些湖湘先进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湖南成为引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地区。

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湖湘文化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以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为核心的湖湘文化在近代转型的基础上，开始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融合。这是从思想层面上的中西文化冲突和交融的过程。这种思想层面的文化包容熏陶又造就了许多湖南爱国志士，如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他们在湖南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这些湖湘文化传人以最大的能量影响并左右着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军事等领域，使湖湘文化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能。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已从制度层面进入精神层面，在这种冲突与融合进程中，湖湘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失败后，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认识到“皇权阴魂不散的原因是帝制与儒学相表里，尚未崩塌的旧文化轴心在起作用”。如果不摧毁旧文化轴心，它必然再次成为复辟活动的灵符，使辛亥革命的成果化为乌有。于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传播新文化的阵地，在实践当中，他们选择西方的各种学说，把文化重建和社会改造密切结合起来。在先进知识分子中，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青年颇具湖湘文化的底蕴。他们创建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反映了湖南志士对振兴中华、改造社会的使命感和自信心。他们还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开始接受和传播十月革命送来的新的思想武器——马列主义。

这一时期的湖湘文化以反孔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标记。易白沙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述墨》《孔子评议》等多篇论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宣战，为新文化运动鸣锣开道。蔡和森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从法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在留学生中广为散发。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并与上海、北京、南京和省内各地建立联系，发行《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劳动界》《新青年》等书刊，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湖南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这是一次以中国传统儒学为核心的湖湘文化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融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成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在这块土地上，爆发过秋收起义、平江起义、湘西起义，创建过湘赣、湘鄂西和湘鄂川黔根据地。成千上万的英烈为着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直至生命。这一代又一代的湖湘文化传人“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文化和社会功用”，使湖湘文化发扬光大。江泽民同志1991年3月在湖南考察时说：“近代以来，湖南出现了许多爱国志士。中国共产党成立又涌现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许多英雄人物，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革命战争为湖南造就了一批能文善武的人才，他们进一步将湖湘文化发扬光大，使之如日中天，在现代史上熠熠生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从主张“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的经世派、洋务派，到学习、宣传以至主张实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再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湖湘文化完成了近代巅峰时期的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湖湘文化自始至终贯穿一种心忧天下的爱国精神、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与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许多湖湘学人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地推动着中国文化的变革和转型，充分展示出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