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文荟萃

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的先民开启了璀璨夺目的人类早期文明，这里自古以来就广受王道教化的浸润，这里构筑了世人瞩目的文化高地，孕育了卓绝的人才群体。

一、文明渊薮

土地、河流、气候，这些自然的重要元素和生命的依托，从一开始便和人类生活、文明产生与文化历史形成了一种不解之缘。地处中国中南部的湖南，处在北回归线上，气候四季分明，温湿而多雨；湘、资、沅、澧四水和近5000条支流构成庞大的水系覆盖湖南全境。这一自然环境很适合作物栽培和人类生存。在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的超乎1.2万年前的栽培稻谷，是一种兼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过程中较早阶段的原始栽培稻，它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栽培稻标本。这表明，湖南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为人类燃起了开拓稻作文化的希望。湖南洞庭湖区土质松软的澧阳冲积平原，具有发展规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晚期开始，先民们陆续进入了这个平原。在澧县八十垱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以上的上万粒稻谷和稻米，它是全世界发现史前稻作谷物最多的地方。农业是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文明的基石，它使我们有了家庭，有了民族。道县玉蟾岩、澧县八十垱等遗址中稻谷的发现和成功解读，雄辩地证明湖南湘江上游和澧水流域农业文明发源在中华远古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

在玉蟾岩遗址还发现了古代陶器制品。中国、美国和以色列学者对玉蟾岩遗址进行的合作研究成果显示，这些陶器的年代为距今18000-17000年。这是迄今发现的人类最早的陶器制品。它表明湖南先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发明了陶器，它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发现的陶片都要早数千年。陶器曾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新、旧石器时代分界的标志之一，也是人类文化史和技术史上一项非常重要的发明创造。湖南先民最早发明了陶器，谱写了人类早期灿烂的科技篇章。

湖南优越的地理环境无疑是原始人群最理想的生存场所，先民们首先在江、河、溪地段的一些缓坡、土台创造了“棚架”“茅棚”“窝棚”等简单的生活住所，再逐步向较先进的石棚“台式建筑”过渡。考古材料证明，距今8000多年前，原始人群即已栖息于湖南广阔的山川之间，并转入定居的农耕生活，然后逐步形成集中居住的“台式建筑”。这种“高台式土木建筑”，当是“高台式宫殿建筑”的源头，也应当是早期城市的源头。1991年以后连续多次考古挖掘发现的湖南澧县车溪乡城头山古城址，对城墙的碳14测年数据表明，第一期城墙建于大溪文化早期，距今6000余年，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城址。这一发现，将中国古城出现的时间提前了近千年，它表明湖南是早期城市文明的发源地。

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先民们创造了人类早期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了精神文明。在湖南省洪江市发掘的高庙遗址，发现了一处已揭露面积达700余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场所，距今在7400年以上，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全国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祭祀文化遗址。在高庙遗址发掘的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装饰有凤鸟、兽面、太阳和八角星等神像图案的陶器，当是先民们用于宗教礼仪活动的“艺术神器”。这些陶器纹样中出现的太阳、八角星图案和“×”刻画符号，既初具图画文字符号功能，又体现了先民们的原始宗教意识和宇宙观念。它形象地反映了原始农业发明以后先民们对知时鸟和太阳的崇拜，对于阳光、雨露和五谷丰登的祈求。这些陶器上的凤鸟图案表现的应该就是当时古人心目中的凤凰，它所蕴含的正是一种崇凤的民族情结。八角星图案和“×”刻画符号，应当是寄寓着先民的方位或天地等观念，可视为中国八卦原始模型和五行观念的源头。“八卦”的八方空间观念和“五行学说”的五方空间观念等，是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核。从目前所发掘的考古资料看，这些符号与观念都在湖南率先出现，可以设想，湖南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观念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

在湖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发现了18000-17000年前的陶器，发现了12000年前的栽培稻，发现了7400年前的八卦原始模型、标志着中国五行观念滥觞的一个重要符号“×”亦即后来甲骨文中的“五”字，以及作为中国文化底色的凤鸟图案。这一大规模、成系列的考古发现表明，在湖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产生的人类早期文明，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最早的，而且有的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最早的。稻作是人类农业文明的起源，陶器是人类工业文明的起源。上古时期的湖南不仅不是蛮荒之地，而且是文化开发最早、最发达的地区，堪称文明渊薮。上古湖湘文化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湖湘文化的源头也可以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二、帝德广被

由于湖南水路交通极为便捷发达，很早就受到远古帝王的德泽教化影响。

我国史籍记载的中华文明史，一般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的。“三皇五帝”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而湖湘文化与“三皇”中的神农氏炎帝和“五帝”中的舜帝均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华文明史上，神农氏炎帝被认为是农耕文化的奠基人。《周易·系辞》记载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炎帝在湖南地区创立了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在湖南，他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后来因为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今天的炎陵县。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戴为中心氏族，其子孙也就受延揽而衍于四方。湖湘文化在神农中心氏族的心脏地区发展起来，浸透了神农氏族文化的精神。

“五帝”之一的舜帝是中华道德文化的奠基人。历史典籍中大量记载的他的道德精神，诸如孝敬父母、谦恭礼让、以德治国、举贤任能等，成为中华传统道德的典范。《史记》记载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山海经》记载“湘水出，舜葬东南陬”。屈原在流放楚国留下的《湘夫人》等千古绝唱，都与湖湘地域的“二妃寻夫”等民间传说密切相关。从《史记》等史料记载可以看出，舜帝传说源自湖湘，舜帝道德精神的传播出自湖湘。

炎帝、舜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开拓华夏人文文化，对中华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丰功伟绩对华夏子孙世世代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湖南作为炎帝、舜帝重要的活动地区和安眠之地，承载着更多的浸润、传播、传承中华始祖功绩与教化的光荣与幸运。

《周易·系辞》高度概括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毫无疑义地成为湖湘文化的渊源与底色，炎黄文化传统中持续作用着的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新精神、乐于为民造福的牺牲奉献精神、包容互补的民族大团结精神一脉传承至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有宋以来湖湘文化受到世人的广泛瞩目与确认，近百年来湖湘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出色表演，无不有力地证明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结构中的—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三、文化高地

三湘四水的灵动多彩，孕育着激越冲突型的文化思想，激发起湖湘人敢为天下先的创造冲动。湖南先民率先制作陶器，率先栽培水稻，率先建造古城，率先创造了八卦原始模型、五行观念和作为中国文化底色的龙凤图案，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湖南文化。

湖南在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地。当时的楚文化高度发达，光彩熠熠，在很多方面卓然领先。同时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润，两者交融生发，构筑了世人瞩目的文化高地。

宋代以后，形成了学术体系的湖湘文化更加受到世人的广泛瞩目与确认。我国的学术思想发展，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至北宋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学术思想。北宋理学先有周濂溪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三派。后来洛学由朱熹发扬光大，在福建开创闽学，形成濂、洛、关、闽四个学派。理学创立者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而创始人和奠基者是周敦颐。程颢、程颐是周敦颐的学生，朱熹又是二程洛学的继承者。《宋元学案》高度评价周敦颐作为北宋理学开山之祖的地位：“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周敦颐谥号）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清代学者杨凯运有联曰：“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湖湘作为理学源头，实至名归。

两宋之时，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周敦颐、张南轩，到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以宋代胡安国为开创者，历胡宏、张栻、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以至毛泽东，湖湘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就是将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这种学术文化影响深远，自北宋至近代，湖湘一直处于我国的文化高地。

湖湘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是湖湘文化的底色，它深刻地影响着湖湘文化的方方面面。宋、元以来，在湖湘文化兴盛的大环境下，湖湘史学得以迅速发展，产生了胡宏的《皇天大纪》、胡寅的《读史管见》、路振的《九国志》、李东阳的《大明会典》等一大批史学著作。特别是到了明、清之际，湖湘史学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出现了像王夫之这样的史学大家。王夫之所著的《读通鉴论》《宋论》等史学著作，运用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朴素辩证法观察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显示出超越前人的理性主义光辉。晚清以来至现代，湖南产生了魏源、陶澍、王闿运、翦伯赞、周谷城等一大批史学大家。湖湘教育大兴于宋代，历时千年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重视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岳麓书院就是这一传统的见证与代表。自宋以来，湖南的书院教育十分兴盛，北宋时期，湖南开办书院9所，在全国各省份名列第二；南宋时期，湖南开办书院43所，在全国名列第四；元代湖南有书院31所，在全国仍名列第四；明代有书院100所，名列第八；清代达到360所，仍在全国排名第七位[61]。自宋以后，湖南县学也迅速普及，至宋代，荆湖南路县学的普及率为92%，而当时全国仅为44%[62]。湖南至今保持着兴学重教的光荣传统，据统计，2016年湖南办有各级各类学校2.7万所，在校学生1250万人，教育事业总规模位居全国第七位。

湖湘文化孕育了灿烂的湖湘文学。《楚辞》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之一，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而湖湘大地正是《楚辞》产生的重要区域。屈原作为楚辞艺术的奠基人与杰出代表，他的许多代表作如《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大多是在他流放湖南地区创作的。这些代表楚文化奇谲诡异艺术精神的诗篇，都是在当时湖南民间巫傩文化的基础上诞生的，充分吸收了沅湘之地的神话巫风，是湖湘文化为中国文学鼻祖屈原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源头活水和文化土壤。湖湘文学艺术秉承着屈原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和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哲学传统，具有“文道合一”的鲜明特色。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文派”就是这一特色的代表，毛泽东的诗文创作也表现出湖湘文化的鲜明特色。

四、人才群体

一方山水孕育一方文化。卓越文化陶铸孕育了卓越人才。

在我国5000年文明史的长廊中，湖南产生了一批名震天下的人才，如发明造纸术的蔡伦，书法家怀素、欧阳询，学问家周敦颐、李东阳、王夫之等。但就史籍记载的古代人物来说，湖南人才数量偏少。然而，近300年来，湖南人忽如睡狮梦醒，在中国的政治、军事、文艺、学术各个领域异军突起，名冠中华，誉满全球，“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右者”的省份，造就了令人眩目的“湖南人现象”，受湖湘文化熏陶的湖南近代人才群体，一批批走上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近代湖湘第一批人才群体以陶澍为先祖，贺长龄、贺熙龄、唐鉴、汤鹏、魏源、邓显鹤、欧阳中鹄、罗尧典等团聚呼应，形成全国瞩目的湘籍经世派，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出了湖南人“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的先声。

第二批人才群体以曾国藩为统帅，以胡林翼、左宗棠为首领，彭玉麟、罗泽南、郭嵩焘、刘蓉、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等一大批书生出身的人才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纵横驰骋，锐不可当。湘军及湘籍士子之盛，“200余年中所未见”。据罗尔纲的《湘军新志》统计，湘军将领官至督抚者达27人之多，其中总督14人，巡抚13人。《清代七百名人传》立传名人714人，其中湖南人51人，居全国第四位。尤其到了清朝后期，湖南人才在全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湘军声名赫奕，豪气干云。

湘军的成功，极大地激励了第三批湖南人才群体，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蔡锷、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姚洪业、蒋翊武等，他们大多未曾博得显赫的功名，但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历史更迭、风云变化的大潮中，痛快淋漓地展现了湖南人的牺牲血性与无畏气概。维新运动中，湖南得风气之先，成为“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05年夏在日本参加筹备会的共79人，人数居首位的是湖南，计20人。后来在东京正式加入同盟会的湖南籍志士为157人，再居各省之首。浏阳人谭嗣同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成为第一个变法流血者；新化人陈天华，曾以《猛回头》《警世钟》闻名，在日本投海自杀，以生命警醒国民；益阳人姚洪业，在上海黄浦江投江殉志，以示湖湘子弟“尽掷头颅不足瘁”的精神；澧县人蒋翊武领导武昌起义，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28岁时在桂林从容就义，孙中山先生给予其“开国元勋”的赞誉。杨度曾以《湖南少年歌》表达湖南人的决绝与倔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辛亥革命中，湖南人影响之大、牺牲之惨烈无出其右。长沙市岳麓山便安葬着32位辛亥革命志士，是全国仅有的一座辛亥革命山。

第四批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锋群体，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新中国的缔造者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中，湖南人有3位，占60%；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授军衔，“十大元帅”中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3人，占30%；“十名大将”中有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6人，占60%；57名上将中有19位湖南人，占33.3%；176名中将中有45位湖南人，占25.5%；1359名少将中有129位湖南人，占10%。

从1840年到1949年，活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的各种知名人物1238人中，湖南人116人；在著名的761位历史名人中，湖南人有83人；在495名中国共产党史人物中，湖南人有89人，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13人，占48%。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称：“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美国华文报纸《北美日报》1986年7月1日的社论认为：“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来一直居各省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