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大地理的故事

钱云[12]

从事有关地理专业工作的几点心得。

1960年秋我离开燕园远赴天山，作为北大地质地理系首届经济地理专业的毕业生，在新疆工作了半个世纪，我深深迷恋着刻印着丝绸之路足迹的山山水水，深深喜爱着拥抱大自然的地理学。

我在新疆先后主持过自治区农业厅吐鲁番地区部分农村“五好”（好条田、好水渠、好林带、好道路和好居民点）土地的规划、鄯善县综合农业区划、鄯善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伊犁河谷绿洲土地资源开发优化模式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参加过新疆土地利用图编制（属中科院地理研究所主持的1：100万中国土地利用图编制研究）和新疆土壤普查。先后在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师范大学任教，在学校指导下筹建区域地理硕士点。主持编写过《新疆农用地向非农用地转化与保护耕地研究》《新疆绿洲》《丝绸之路绿洲研究》，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98年、2000年、2010年出版。参编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1991年）、高等院校教材《中国经济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主持编制《新疆人民公社居民点规划图集》，由自治区农业厅内部刊印。

从事农业区划、土地规划工作和地理学教学工作四十多年来，得益于在北大学到的地理学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础技能，特别在本科第四年、第五年参加了陕北毛乌素沙漠考察，南方长江水运网规划和北京市大兴县人民公社规划。从中学习到绘制规划图方法、调查访问方法、资料分类方法、编写调研报告方法等等，增强了动手能力，为我毕业后参加农业区划等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在校五年，特别在上大三后的二年中，班主任杨吾扬老师、实习领队胡兆量老师、授课恩师王恩涌老师和魏心镇老师等对我的教诲和爱护，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心有灵犀一点通。我到新疆后，胡兆量老师还给我邮寄来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我热泪盈眶，师恩暖心。我退休十多年来，正是地理科学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年代，我的知识已老化已退化，我的心得和体验不一定能抛砖引玉，仅仅向老师们、同学们作一汇报。我在天山近半个世纪，努力当好一名合格的北大地质地理系的毕业生，做一名不辜负母校的北大人。

一、地域综合

地域结构本身是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综合农业区划是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综合体，由土壤、水利、气象、林业、种植业、畜牧业、农业经济、农业机械和地理专业等各行各业科技人员组成不同专业组。综合组由地理专业人员承担，掌握好纵向比较、横向比较、纵横结合、时空结合、动静结合，负责全面综合平衡。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划分出农业区、牧业区、半农半牧区、林区、半农半林区或其他过渡区，每个区再分成若干个亚区，各个区提出自己相同发展方针、相同整治措施和相同保护办法。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后，政府确定方案，在县人大会议立法通过。

土地规划在农业区划的基础上运行。土地规划条田是基础，条田的大小（一般面积要几十亩土地）、形状（一般是长方形）是由水渠流量、林带防风效果、土壤性质、地形坡度、机耕条件、道路宽狭、居民点远近等条件的深思熟虑、权衡利弊。以灌溉和防风为主导，不宜过大或过小。编制好规划后，还要落实到年度执行计划上。

二、地域差异

地域综合的另一面是地域差异。在工作中深感了解差异的重要性。分析差异、搞好分类，才能全面搞好综合；没有差异就没有平衡，没有综合。新疆地域宽广，空间受到经纬度、地质构造、地形、气候、水文、植被、土壤等自然因素制约，各地域间的自然环境存在巨大差异。

新疆天山南北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在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上有着明显不同。光热资源、水资源、风力资源、生物资源、民族构成、工农业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进程均有显著差别。前者属暖温带干旱区，是维吾尔族为主和汉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和乌孜别克族等民族的聚居区；后者属中温带干旱区，是哈萨克族、汉族、回族、维吾尔族、锡伯族、蒙古族较多的聚居区。古代塔里木盆地是“居国”，居民们在绿洲城堡附近屯田定居务农；准噶尔盆地是“行国”，牧民们在荒漠草原上放牧为生。

新疆东西部之间差异也十分巨大。受西风带影响，主要表现在水资源的数量分布上，天山西部山地年均降水量一般为400～600毫米，伊犁迎风坡可达1000毫米，伊犁谷地为250～300毫米。天山东部吐鲁番盆地和哈密盆地年均降水量为25毫米左右，托克逊县仅为4毫米。伊犁的干燥度为2，吐鲁番和哈密的干燥度为4～16，在农、牧、林业生产上出现很大的差别。

再例如，吐鲁番盆地是天山山间盆地，由于喜马拉雅山运动时期，天山海西宁褶皱带强烈上升，而偏南处上升较小，形成盆地北高南低不对称的地形，北山产水，南山极干旱。新生代构造运动使盆地偏北处隆起了一条长达90多千米的火焰山，相对高度达200～800米左右的火焰山——盐山背斜构造，于是将吐鲁番盆地又分成火焰山北和火焰山南两个小盆地。由于火焰山的山体是第三纪不透水的红色泥页岩和砂砾岩，截住了从北部天山流下来的丰沛的地表水和地下水，顺着山前洪冲扇下渗到底层深处，所以在火焰山北的小盆地荒漠戈壁下面，深藏着一个宝贝的“地下水库”。火焰山北的水资源较丰富、土壤含盐较轻，风沙也没有火焰山南强烈，光热资源也稍逊于山南。山北的水资源是通过火焰山被洪水切开的几条溪河输送到山南，火焰山中著名的葡萄沟、吐峪沟和木头沟令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两个小盆地内的水、风、盐三个重要的自然因素存在着明显差异，制约了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在编制农业区划和土地规划时，对不同的区域提出不同的发展方针、整治措施、保护办法和实施步骤。

除空间地域差异外，在时间上的差异也非常巨大。古代、近代和当代，特别是在当代，科学技术、思想观念、生产力空前提升，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自然环境有不同程度的改观，社会环境日月换新天，使有些地域间的差异拉大，同时有些地域间的差异在缩小。

三、地域演变

干旱区和半干旱区、荒漠和绿洲是个世界性问题，其中在荒漠和绿洲的边界处更为突出。有关绿洲的定义，专家们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是：干燥度≥3.5、年降水量≤250毫米、光热资源丰富、中生或旱中性植物为主体植被类型的中小尺度非地带性景观。绿洲内第一性物质生产明显高于四周荒漠区。

新疆天山南北和甘肃河西走廊的干旱、半干旱区的地理系统由山地子系统（半干旱、半荒漠）、盆地子系统（干旱、荒漠）和绿洲子系统组成。绿洲子系统相交在山地子系统和盆地子系统之间，是山区和荒漠间的过渡区域。由于绿洲具有在环境上的封闭性、地域上的分散性、生存上的唯水性和生态上的脆弱性，所以绿洲有明显不稳定性和强烈演变性。绿洲依托山区和荒漠而生存，年降水量仅数十毫米，蒸发量是降水量的十多倍，绿洲灌溉农业依靠天然径流而生存，“非灌不植”。

绿洲是干旱地区人类活动的核心区域。天然绿洲是人类社会史前时期形成的，人类社会的出现和发展积极推动天然绿洲向人工绿洲演变。明、清、民国以来，西北地区人口的增加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绿洲人口在外延方面有突破发展。20世纪后科学技术信息加速传递，经济体制加速改革，使人工绿洲在内涵方面有了质的变化。

绿洲在山区和荒漠之间生存，相互之间不断演变和转化。新疆绿洲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万平方千米，后来发展到5.87万平方千米，到20世纪80年代增长到7万平方千米。经过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土地详查，得出人工绿洲面积为6.83万平方千米，天然绿洲面积为7.93万平方千米，两者相加是14.76万平方千米，占新疆土地总面积的8.89%（这是十多年前的数字，现在绿洲面积可能还在不断延扩）。绿洲和荒漠是双向变异，说明干旱区的地域变异比其他非干旱区要来得快、来得大、来得强烈，其演变深受人类活动和大自然变迁的牵制或推动。

人类对干旱区、半干旱区的制约和影响是巨大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变和长期的历史活动。第一，丝绸之路的贯通主要在汉唐时期，由于驿传制度的完善，绿洲城堡成了丝绸之路的物资供给基地、东西文化交流中心、宗教传播接力站，促进了天山南北和河西走廊与中原之间、中亚和南亚之间在贸易上、经济上、文化上、外交上的沟通来往，加速了封闭绿洲的演变和发展。第二，历代封建王朝屯垦戍边制度的建立对古老绿洲的扩展和延伸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在汉、唐和清三个时期。魏、晋、五代十国、北宋、南宋、元、明时期，中原多动乱，中央王朝无力西顾，屯田活动时兴时断、时扩时缩。第三，战争兵燹导致一些古老绿洲衰落，如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尼雅古绿洲（精绝古国），长达27千米，宽7千米，当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机缘建成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数百年后沉落在塔克拉玛干的大沙漠之中，考古学者指出这与当时遇到外族入侵强大军事压力有关。吐鲁番盆地内高昌城的陷落荒芜和元朝蒙古贵族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征战有直接关系。准噶尔盆地南缘的别失八里（元北庭都元帅府、今新疆奇台县西北40千米处）屯田的撤出，完全是蒙古贵族叛军攻占所致。

新疆的干旱、风沙、盐碱、寒流、地震等自然灾害为绿洲荒漠化提供了外部条件，人类战争、人口掠夺、大肆杀戮、攻城毁地为绿洲荒漠化提供了内部条件。开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守军大举屯田、民族迁移、宗教传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驻军大规模长期不懈屯田兴农和地方上移民开垦，在极大推进了荒漠演变为绿洲过程中起到决定性正面作用。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政策失误、欲速不达、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事，这些负面作用引起绿洲退向荒漠。

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农田开发经历着：第一，以人就水阶段，人口少的时期（魏晋之前）；第二，以水就人阶段，人口逐渐增加（魏晋之后）；第三，以水就地阶段，人口迅速增加，大规模开荒造田（新中国成立以后）。准噶尔盆地南缘绿洲的变化经历着：第一，以牧业为主阶段（西汉到清初）；第二，半农半牧阶段（清初到民国），清朝268多年间，清政府在天山南北大力屯田，尤其在天山北麓大举屯田，改变了自古以来天山作为农牧业界线的划分，再没有天山以北是“行国”，天山以南是“居国”的说法；第三，以农为主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持久不懈地屯垦起到关键作用，人主导推动荒漠向绿洲变异。

四、人地不和谐的教训

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生态脆弱，对水依存度极大，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十分容易被破坏，从而造成严重损失，甚至悲剧。

闻名世界的楼兰古城，位于罗布泊（已干涸成新疆最干旱地区）西北，曾是丝绸之路上屯田基地、驿站重镇、军事要塞。楼兰是连接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的咽喉。“南可壮鄯善（今若羌）、于阗（今和田），北可抵匈奴，东可捍敦煌。”东汉大将班勇（班超之子）十分看重其战略位置。据历史记载，公元三世纪前后，全盛时楼兰城区面积达10万平方米，人口超过1万，相比于西汉时疏勒国（现喀什）人口18647人，于阗（现和田）人口19300人，可以算是大都市了，树木覆盖率已达40%左右。汉代时，楼兰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绿洲大都城，后来由于丝绸之路的中道逐渐闭塞，来往不绝的骆驼商队、使团、传教士的马帮改走供应水、食有保障的吐鲁番北道。同时又经历频繁战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是当时的写照。这些是影响楼兰兴衰的原因，但都不是致命的。据出土文书和曾参加过实地考察的学者介绍，孔雀河的改道、水资源日益减少最终断流、环境不断恶化，才是导致楼兰古城毁灭的根本原因。尽管当时当政者颁布了严厉的保护树木和节省口粮的法令，还是无济于事。楼兰从公元四世纪起走向灭亡，坚持到最后的人们，最终背井离乡，跋涉到哈密盆地的绿洲上去谋生，这是在生产力低下时，无回天之力，水断、人走、城空的悲剧。

坎儿井是古代地下水利工程，其暗井全长达5000多千米，与长城、大运河并列称为“我国历史上三大工程”，也经历了生死存亡的巨大变化。干旱地区古代在“人就水”的阶段，引用泉水灌溉农田时，不断在底层出水处掏挖泉眼，盼望能多掏出一些泉水来，自然而然往地下掏，向上对着天山方向，按出水潜水线，继续在洪冲积扇地层下挖，越挖越长，越挖越深，长年累月挖出一条条数千米长短不同的暗渠。再在开始挖暗渠的出口处挖一条不长的明渠，下接一个数十平方米的蓄水池（当地叫涝坝），涝坝以下就是农田。20世纪50年代初吐鲁番地区三个县以及哈密县有坎儿井1600多条，灌溉农田50多万亩。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洪冲积扇的戈壁滩上修起了大型卵石输水渠，并在天山河流出山口建起水闸，最大限度地防止了河水渗漏，提高了河水灌溉率，大部分的渠水引到火焰山以南的农田。这样做直接阻断了火焰山以北广大地区的地下水水源补给，使坎儿井出水量锐减，甚至干枯。例如火焰山山北吐鲁番的胜金乡，60年代初有坎儿井127条，日浇地1200亩，到70—80年代，只剩下36条，日浇地仅200亩。随着吐鲁番地区人口日益增加，灌溉农田面积迅速扩大，加之工业化兴起，城镇化建设展开，需水量大增。于是，找水的眼睛瞄准到戈壁滩下。80年代吐鲁番地区的三个县和哈密县大搞机井建设，每个生产队都要争取打一眼井，起初打浅层水井，用柴油机抽水，浅层水井很快就抽不到水，之后打潜水深层井，用电泵抽水，机井越打越深，越打越密，超负荷开发地下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将不用能源的自流坎儿井水转换成用电抽上来的水，直接掠夺坎儿井的补给水源，给坎儿井带来致命打击。

大修输水渠，进而又大打机井，耕地面积扩大了，付出代价是上千条坎儿井干涸。吐鲁番地区三个县1957年有坎儿井1237条，年径流量5.61亿立方米，2006年剩下坎儿井331条，年径流量2.1亿立方米，灌溉面积13.23万亩。据吐鲁番水利科学研究所2010年4月的调查，坎儿井减少到仅有269条，昔日绿洲的生命线已奄奄一息。在人口骤增、耕地扩展的背景下，修大型输水渠、打机电井、开发水源，已是必然选项。坎儿井减少是不可逆转的，问题是做事总得有个“度”，修输水渠不可能修到滴水不漏，打机井不能打到遍地开花，坎儿井要保留一定数量，这是社会的需要。要搞好协调合作，搞好综合平衡，科学合理分配水资源。

五、地理工作者要多阅读一些书

（1）地图是地理工作者的语言，是工作手段，也是科研成果。收集、编绘各类大小比例尺的地图，尤其是大比例尺地形图，可以判断一些自然因素的变化，有利于规划。各类城市旅游图大致可看到城市布局类型、发展趋势、功能分区和人口规模。

（2）社会调查和收集资料相结合，是地理工作者的眼睛和耳朵。集思广益，归纳分类，编绘统计图表，是地理工作者的动态课堂。

（3）学习历史。例如中国通史、西北通史、历史地图集、考古成果，从而了解地区在历史时期的兴衰和得失，古为今用，增长智慧。

（4）学习经济知识和金融知识。经济活动是社会环境的基础。各类区划、规划、计划都要落实到经济效益上，金融是经济核心，引领或制约经济发展。多学些其他知识，可触类旁通，有利于地理工作者搞好综合平衡，提高工作水平，得到满意的科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