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涌[4]：静水流深　笃行致远[5]

文爱平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悬挂在世界文化遗产地——西递“履福堂”中的这副楹联，正是笃志嗜学的著名地理学家王恩涌先生的真实写照。晴窗万卷，耽书如年，书是他生活的绝对主旋律——读书、著书、编书、译书、教书。

他读书——先生读书兴趣广泛，涉猎极广，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军事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书籍无所不读。

他著书——《文化地理学导论》《文化地理随笔》，有史有识，内容丰富，是我国人文地理学方面的经典之作。

他编书——主编了《人文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等，前者为多所学校采用，并获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他译书——译自俄文的《景观地球化学概论》《自然地理学基本问题》，译自英文的《河流污染的科学分析》《环境科学基础》，为地理学科专业格局的建立功不可没。

他教书——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生在北京大学首设的人文地理学课和政治地理学课，填补了国内40多年的空白。

2016年“世界读书日”前夕，我有幸采访了王恩涌先生。先生家中陈设素雅，书盈四壁，书柜、书桌、椅子，甚至地上，触目所及皆是书籍，一套22卷本的《中国通史》摆在屋中最显眼的地方。已九十高龄的王先生面容清瘦、精神矍铄、和蔼可亲，没有巨匠的派头，只有布衣的朴厚。三个多小时的访谈，从植物地理到环境地理，再到人文地理；从人地关系到地缘政治；从高校地理通才与专才教育的人才观到地理知识的普及，先生讲述有力，逻辑清晰，其高远的学术境界、独到的学术视角、深邃的学术思想，令人惊叹。且每说到与话题相关的书籍，先生都能快速准确地从书海中随手找出。

清华逐梦　结缘植物地理

王恩涌，1927年生于安徽凤阳。幼时受祖父熏陶，酷爱中国传统小说。“祖父每天晚上给我讲故事，‘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穆桂英挂帅’等。”薛家将、杨家将的英雄故事点燃了王恩涌对书的渴望。年少的他不仅想方设法买书看，更不放过每一次借书的机会。记得有同学家开书店，怕书被弄坏，概不外借，他软磨硬泡，店家金石为开，破例答应他周末借，周一还。于是，周末每当夜深人静他人酣睡时，王恩涌却在秉烛夜读，与书相伴。由于时间紧迫，他慢慢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阅读方法：“我先看目录，然后再看重点章节，最后挑自己喜欢的内容详读。”他对书中的军事活动及其地理关系、历史背景尤感兴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对学习有着神奇的魔力。而老师的正确引导更是兴趣养成的“催化剂”。抗日战争前，小学地理老师要求学生把课上学过的地图放大在画图纸上，并涂上颜色，这让王恩涌形成了爱看地图的习惯。恰巧他的一位叔祖爷有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世界地图册，每次去他家，王恩涌就直奔这两本书，爱不释手。抗日战争时期，为离开日本占领区，王恩涌随家人辗转来到安徽蚌埠，在育慈小学和崇正中学继续学习。在这里，他幸运地遇到了地理老师霍邦让。“他上地理课与别人不同，好像讲故事似的，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十分动听。他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随手画出相应的地图。”霍老师教的地理不仅易记易学，且他为人正派，民族感强，这更增加了王恩涌学地理的兴趣。当时中日战争和世界大战的形势也进一步吸引他去注意地图与地理。

虽然王恩涌对地理学情有独钟，但迫于时势，在当时战争频仍，生活居无定所，职业难求的情况下，父母希望他长大后能当医生。1949年，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的王恩涌填报高考志愿，他先报了江苏医学院，又报了南京大学，后看到清华招生，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填了地理系。天道酬勤，成绩优异的王恩涌相继考取了这三所学校，然因身体羸弱，打针晕血，只好放弃了医学院；考虑到家庭经济状况，王恩涌最终选择了能提供助学金的清华大学。

王恩涌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地理组的新生。“我们当年入学的新生仅3人。”他入校时，清华地理组四个年级总共才4位老师，16名学生，共20人。

清华大学，一向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当时学生共2000人，有约1500人学工科。在轰轰烈烈的“投身祖国建设事业”的号召下，工科学生“学好技术参加祖国建设”的氛围相当浓厚。受其感染，王恩涌常常思考，地理学科如何才能为国家建设服务？在清华学习了一些自然地理的理论后，他逐渐感觉到，与物理、化学等学科相比，地理课叙述多，讲理少，缺乏实际应用技术与知识，心里既着急又气馁。着急是毕业后干什么？有学长告之，地理系学生主要有两条出路，一是外文好的出国留学，但新中国成立后，这条路已断；二是当中学地理老师。“并不是说当中学老师不好，只是想多学些理论与应用知识，希望能向其他工科一样发挥更大的作用。”王恩涌迫切希望能找到突破口。

1951年5月，大二下学期，地理系林超教授邀请他的老朋友——植物地理学家侯学煜来清华地学系作报告。侯先生讲土壤与植物、农业的关系，介绍植物生态学和植物地理学。王恩涌被侯先生所介绍的指示植物问题所吸引，特别是先生把植物与其地理环境特点相结合的思想深深地冲击着他。会后，经仔细斟酌，他打算放弃原先想学地貌的念头，改学植物地理学。为此，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写信给侯先生，希望得到指点。令人惊喜的是，侯先生邀请他到家中面谈。一天傍晚，王恩涌从清华步行了两个多小时来到西直门内侯先生家，将心中疑惑一一请教。侯先生告之，学植物地理学需要有化学、植物学、土壤学以及植物生态学、植物分类学等方面的知识。临别时，侯先生给他开了一张选课单，并借给他好几本参考书，其中有两本英文书：《植物生态学》和《森林土壤学》，勉励他好好学习。一边说，王恩涌一边小心翼翼地从书柜里拿出一本封面已发黄的小书，正是侯先生那本曾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的《中国酸性土、钙质土和盐碱土指示植物》。60多年前，是它开启了王恩涌的植物地理学之门。与先生谈话后，王恩涌豁然开朗，特别开心。当时没有公共汽车，于是他踏着月光，又步行回到清华。

回校后，王恩涌联系了几位对植物地理学感兴趣的系内同学，集体向系里提出请侯先生来清华讲授植物地理课。“学校有规定，至少要有五个同学选他的课才行。”不久，他们如愿以偿。这样，王恩涌等五名同学一面听侯先生讲课，一面又利用选课的机会选学了一些与植物地理学相关的课程，如化学系的普通化学与分析化学、生物系的植物学、李孝芳先生的土壤地理学。为增强感性知识，侯先生还带同学们去北戴河进行野外实习。王恩涌同时参加了植物所侯先生的实验室工作，并于1952年暑假随该所在陇海路沿线做植物调查。

三足鼎立　专业格局露峥嵘

专才通才，孰优孰劣？这一直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见仁见智。据《论语·子罕》记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如果在“专家”与“通才”两种类型中选择，孔子更愿意成为“通才”。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原清华地理组合并到北大地质地理系，以往以英、美模式的通才教育方式，改成照苏联经验的分专业、按严格教学计划的方案培养学生。

王恩涌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大学地理教育是学英、美，地理系内不分专业。全国院系调整后，地理系按苏联制度进行改革，被分别编入综合大学与师范院校。综合大学地理系属理科，培养理论型的研究人才。师范院校的地理系，其任务是培养中学地理师资。在综合大学的地理系中，改成照苏联经验的分专业培养学生。因此当时，北大地质地理系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设计教学方案，曾将学制改为5年。莫斯科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不但有物理、化学、高等数学等自然科学与自然地理学方面雄厚的基础，还开设了该专业中的一些新领域，如植物地理、土壤地理、综合自然地理、极地地理等作为专业中的专门组。但在北大，很多专门组因为缺乏师资而迟迟未能开设。1953年春，王恩涌提前毕业留系参与教学与行政管理工作。一面师从北大生物系李继侗教授学习相关植物学课程，为开设植物地理课做准备，一面在系主任侯仁之先生的指导下从事建设北大地理学的新任务。

为了加快北大地理方向的建设，使其在专业的建设上能达到苏联莫斯科大学的标准，高教部统一分配了一些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到北大，支援北大地理各专业的建设。为了实现新的教学方案，开设高质量的新课程，王恩涌与新来的一些毕业生一起，一边学习苏联地理学的成就，一边翻译地理方面最新的教科书与专著。另外，学校也派一些青年教师去中科院植物所、中国农业大学等院所进修相关课程，争取按时开设教学计划中所列出的课程。

学苏联，教材从哪儿来？从苏联拿来的书都是俄文的，可大家学的是英文，根本看不懂。这时，清华大学自创了一种快速学俄文的培训办法，保证一个月内认识二三千俄文单词，能看懂俄文书，了解基本的俄文文法。王恩涌被抽调去学习。“上午上课，下午自学，每天要背一百多个俄文单词和学会一些俄文文法。”任务之艰巨，时间之紧促，对于这些刚接触俄文的学生来说真是难以想象。后来学校又通知将有两名苏联地理专家来系培养研究生并讲课。为此需要及时培养出四名翻译，每个专家配两名。于是从大三学生中抽出韩慕康、陈静生、陈传康、郑钧镛四人，由俄语系派人帮助进行集中突击式培训。后又得到通知，苏联专家不来了。但系里考虑到教学需要，把他们留系当助教。学以致用，短训过的王恩涌与他们一道翻译了不少俄文地理学重要著作，如《景观地球化学概论》《自然地理学基本问题》。“记得有位从外校分配来北大任教的教员在50年代曾说过：你们是靠俄文起家。指的就是陈传康、陈静生等一度大量翻译与介绍俄文资料的事。”王恩涌说。在此基础上，地理系的课程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了。

1955年春，学校要求对实行两年多的各专业教学计划在总结经验基础上进行修订，并要求多听取苏联专家意见。北大地质地理系因无苏联专家，只好请教正在北京农业大学讲授土壤学与土壤地理课的涅干诺夫。听完汇报后，专家很纳闷：“我觉得很奇怪，你们居然只有一个专业——自然地理专业，而且这个专业只有一个方向是完整的，就是植物地理。”涅干诺夫认为，以苏联经验，地理系应当把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地貌三个专业放在重要位置。根据他的建议，高教部当年就决定成立经济地理专业和地貌学专业，并于1956年当年开始招生。北京大学地理系的这三个专业格局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90年代。全国地理系看北大。北京大学地理系格局的形成为促进国内各大学地理专业设置起到了积极作用。

到1956年，北大地理系从自然地理专业一枝独秀发展为自然地理、地貌和经济地理三个专业并列。在自然地理专业内也建立了植物地理学、以景观地球化学为基础的土壤地理学和以景观学为基础的综合自然地理学三个专门组。自然地理教研室内又分出三个小组，在系内大家往往形象地用“三驾马车”来形容这三个小组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自然地理教研室为发挥各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从1961年开始，将土壤地理、植物地理、气候、水文、经济地理、地图、综合自然地理等专业人员先后组织成一个综合性科研队伍，历时五年，顺利完成毛乌素沙地调查研究。在70年代的中国公路自然区划研究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黄河水污染研究上均取得出色成绩。

北大地理系经过此番改革和建设，不仅培养出我国在这方面新的地理人才，还加强了大学地理教育的科学基础，提高了理论水平，也提高了北大地理系在全国的地位。

随着系的迅速发展，行政管理工作大增。1958年，王恩涌停止教学和科研工作，脱产专职行政工作，直到1983年。在行政工作中，王恩涌深切体会到“工作也是学习”的至理名言。由于形势的发展，系里在学校领导下，不断地对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课程组合、学时分配、内容安排等教学方面作较大调整。另外，关于教学质量的改进、科研任务的选择人力安排、计划制订和检查也是日常的重要工作。看起来，这些似乎都是些行政性的工作，其实，它涉及对地理学的认识理解，如何正确掌握地理学的特点与我国建设发展任务结合起来，以培养既促进学科发展又有利生产的专业人才。“形势所迫，我不得不去学习有关材料，学习地理学各方面的知识，很多超出自己的专业范围。”业精于勤，王恩涌从未放松学习。

学以致用　力推教育改革

到毕业生求职旺季，大学生就业、择业话题就会成为焦点。踌躇满志步入大学校门的莘莘学子，能否学以致用，找到梦寐以求的工作，是各高校专业设置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王恩涌为解决这一难题，殚精竭虑，煞费苦心，由此推动了地理教育大改革。

苏联地理专业培养的目标是学者，因此学校大多侧重对学生本身在学科理论方面的培养，而很少关心学生的出路问题。50年代，因毕业学生不多，多被分配到国家相关部门，科研机关和大专院校。到60年代，由于经济困难，发展速度减缓，毕业生就业问题浮出水面，北大自然地理专业的学生，有一次全班20多人全被分配到陕西各县的水土保持部门。这对学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很多人质疑：“学地理到底有没有用”？当时进入北大地理系就读的学生，属第一、第二志愿录取的比较少，很多是因为调剂过来的，本身对地理专业并没有特殊的感情。学生中甚至流传着“进地理系是走错了门”的说法。“文革”开始后，地理系在北大的批判热潮中，被当作是“脱离实际的”学科，列入“应取消的专业”，被学生写大字报称“学习地理是浪费青春”，要“砸烂地理系”。

从1970年开始，北大由停课闹革命转向复课。到1972年，北大各专业都已开始招生，恢复教学，只有地理系各专业仍没有恢复招生的迹象。此时，从江西“五七干校”调回北大的王恩涌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地理系教改组组长，为恢复教学做准备。但学校明确表示：地理系专业只有在国家相关部门能稳定接收地理系毕业生的条件下才能招生复课。“这是个难题，地理系学生可以在许多部门发挥作用，可是让哪一个部门包下某地理专业所有毕业生却十分困难。”王恩涌举例说，60年代兴起的农业区划工作会对地理系毕业生有需求，但接收的数量并不多，一个省仅需一两人。当年5月，王恩涌组织系内地理各专业教师去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参观其新技术和座谈地理学发展方向，以便给恢复招生找根据。在一天的活动快结束时，他在中科院偶遇了当时仍在政治上处于“靠边站”的原地理所所长、学部委员黄秉维。受黄先生邀约，几天后王恩涌去了他家。王恩涌心酸地回忆，因受“文革”冲击，黄先生住房由一套变成两间，小屋内非常拥挤，卧室里到处都是书，床上的书从床铺一直高近房顶。他从黄先生那里了解到，当时的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曾表示，希望北大地理系关注世界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可以培养环境保护方面的人才。黄先生还说，美国各州、市为观测环境污染都设立了环境保护与环境监测机构，其主要职责为观测各地每日的污染状况，每月每年都需要做出分析与总结，这方面需要的人才数量相当大，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恩涌听了后兴奋不已，这个好消息，对当时急于寻找学生出路而招生的自然地理专业来说可谓“及时雨”。

回到学校，王恩涌立即和系里有关老师商量，遂向学校提出将自然地理专业转向环境保护方面，以生态与景观地球化学为基础，结合实验室条件以及水文地理的配合建立一个以水污染保护为主的专业。因只是作为探索，加之以地理学为基础，所以建议自然地理专业原名称不变，招生时只在其后加括号，注明为“环境保护”方向。这一提议顺利地被学校领导接受，当年即招生。“‘景观地球化学概论’这门课我们一直有开，以它为基础，要转到环境保护方向上来不难。”时隔经年，王恩涌依然完好无损地保留着这本由彼列尔曼著，由自己和陈传康等参与翻译的教材。他欣慰地说，以往地理系学生多是从第二、三志愿招，自转了环境保护方向后，第一年就是第一志愿占优势。为了促进专业的改革与创新，王恩涌一面动员教员们通过各种途径收集相关信息，通过翻译国外资料让大家了解国外环境保护与地理学关系，另一方面争取参加实践，以现实表明地理学可以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恰好，当时官厅水库、北京西郊等环境污染问题引起领导重视，王恩涌和系里的几位老师参加了北京西郊水污染研究和黄河流域水污染调查等工作，并取得重要成绩。这大大鼓舞了他们发展环保方向的信心，也为环境教学和科研开辟了新的道路。继北大后，其他高校的地理系也开始设立环境保护专业。

接着，经济地理专业从毕业生在城市规划中的实践经验与国外的城市地理的发展中得到启发，提出通过增加建筑方面课程与城市规划部门合作，培养有地理特色的城市规划人才。地貌专业，经老师的探索，确定将其改造为一个以遥感技术在地学方面应用及地理信息系统为重点的专业。就这样，原来以理论为主的所谓“冷门”专业，经过应用探索后，一下子变成受学生追捧的热门专业。

“50年代是打基础，70～80年代是联系实际发展，对北大地理学的三个专业方向都进行了改革。”王恩涌谦虚地说：“这不是我们有远见，很多都是被逼出来的。当然也和我们有一定的基础有关。”地理系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不但闯了过来，而且获得了新的发展。他笑着说，这也许就是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所说的人与环境关系中的一种“逆境美德”吧。

人文地理　攀登学术高峰

20世纪70年代中，地理系各专业从学术的培养转向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和遥感技术的实际应用方向，开创了地理学应用的大发展。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教育因受苏联的影响，在地理学方面，重自然地理，轻经济地理，取消人文地理。在西方，与自然地理平分天下的人文地理，在国内成为禁区，高校中既无人讲授，也无人学习。“文革”后，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与对外的交流，人们从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的分析、对比中进行反思。王恩涌迫切想了解国外人文地理的发展情况。

1978年地质地理分系，王恩涌被任命为地理系主任。他一面主持系内工作，一面以自己翻译的《河流污染的科学分析》为参考，与师生一起对黄河兰州段等地的环境污染进行调查和研究。此时，王恩涌接到通知，学校打算派他出国进修。考虑自己已年过半百，又长期脱产从事行政工作，很少参与教学与科研，加之英语听说很差，遂向学校提出将机会让给年轻人。可学校坚持原议，王恩涌只好放下工作，学了一年英语。“我中学时英语学得不太好。”王恩涌自嘲说自己是聋子，也是哑巴，“不过‘文革’时闲着没事，我买了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学习，我记忆力好，倒是记会了很多生词。”其实，不仅如此，王恩涌还翻译过一百多万字的英文书稿，曾有一美国代表团到北大访问，并送了几本地理学方面的书给系里。于是，王恩涌等翻译了其赠送的《环境科学基础》。

1983年，王恩涌踏上了前往加拿大的求学之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与多伦多大学地理系进修一年。“因为国内长期没有人文地理课，所以我有一种探索心理，想看看西方人文地理的进展。”王恩涌抱着好奇的心理，非常希望能在加拿大了解人文地理学的相关情况。他开始有意识地去了解学校所讲授的人文地理学。其中，他对文化地理尤感兴趣。正好教这门课的教授曾访问过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与王恩涌彼此有初步的认识与了解。王恩涌去加拿大进修，教授对他十分关心，经常在周末开车带他到各地参观，这对王恩涌认识文化地理帮助很大。同时，通过听课，特别是在和教授为了解中国情况的交谈中，王恩涌较深入地认识到地理与文化的关系。“他是把我引入文化地理的第一人。”王恩涌满怀感激。回国时，该教授送了他好几本文化地理方面的书。

刚接触文化地理时，王恩涌就想，能否用地理的知识和角度去探索中国文化，以解自己头脑中存在的种种疑惑。1984年王恩涌回国。由于情况变化，他先在环境科学中心工作，后又转到管理科学中心工作。工作任务渐少，遂将国外带回的人文地理著作进行整理。他一面阅读，一面翻译。“涉及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以及中外历史等内容，很难翻。”王恩涌说，书中有一个单词“leather”，怎么翻译也觉得不对，拿给西语系的同事看，也不知所然，后来他将其翻译成“皮夹克”。几年后，该书作者到访北京，王恩涌特意向他请教，才知“leather”原来是一种剃须膏。书译好后，他很想将教材提供给他人，以便在国内地理系开设这门课，但未能实现。在寻觅无果的情况下，他接受系里同事卢培元教授的建议，自1985年秋起，王恩涌在北京大学分校开始以译稿为基础讲授文化地理课。对这门新开设的课程，他倾注了很多心血。由于涉及很多学科的知识，综合性很强，为了弥补自己在中外历史及经济、政治、宗教、民族、语言、风俗等方面基础知识的不足，王恩涌尽量抽出时间去学习增补相关知识。没想到，这门新开设的课程因开拓创新、信息量大、生动活泼，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兴趣，课堂经常“爆满”。一年后，他把这门课搬到了北大本部的地理系。

在教课的基础上，王恩涌开始着手人文地理方面教材的编写。1991年，他撰写的《文化地理学导论》在高教出版社出版，得到业内人士高度评价：“这本教材可能是国内在内容上与美国同类教材最接近的。教材内容丰富、结构井然、理论与实例相结合，视野开阔，有利于读者了解人文地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西方式的思辨性。”2000年，由他主编的《人文地理学》出版，成为我国人文地理学方面的经典教材之一，并获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为诸多学校所采用，也是该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指定的参考书。

王恩涌人文地理课程的开设，以及教材与专著相继出版，使停开40年的人文地理迅速在全国地理学中得到复兴，引起人们的重视。人文地理遂成为地理系各专业中一门必修的核心课。

20世纪90年代，已年逾六旬的王恩涌在教学科研路上勇于创新，不断学习，率先在北大开设了政治地理课。1998年，他主编的《政治地理学》正式出版。这不仅使原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科”的政治地理学得到纠正，并且成为人文地理学中重要的分支学科，登入大雅之堂。

人地关系　始于疑终于信

人地关系，即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素来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也是王恩涌一直以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果把王恩涌的职业生涯分为两个阶段，则1953年大学毕业到1983年出国进修是第一阶段，这30年里充满了困惑；此后是第二阶段，这后30多年是他学习和研究文化地理学，并从中得到诸多启发的“黄金时期”。“这期间，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谭其骧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马文·哈里斯的《文化起源》，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中的‘三个时假说’等，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在实际问题分析中，王恩涌逐渐形成了清晰的“人地关系”分析主线——地理环境影响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中的制度文化，而制度文化又影响上层建筑中的思想意识文化；反过来，思想意识文化影响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影响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影响地理环境。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他尝试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从文化地理角度做相关分析，并于2010年，集结成《王恩涌文化地理随笔》一书出版。在书中，他以精髓的人地关系思想，从建筑、饮食、语言、服装等角度，以小见大，阐释文化地理的基本思想和核心内容；同时，从大的时空尺度，从人地关系、地缘政治等角度，对文明变迁、大国兴衰以及宗教、习俗等诸多文化现象进行解释。

大禹治水真有其事吗？王恩涌说，读了《顾颉刚学记》后很受启发。顾先生“始于疑终于信”，由疑古而提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让他备受裨益。“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王恩涌认为，读书要注重深入研究，独立思考，反对迷信权威，善于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不断创新思想，“学习要有创见，不能人云亦云。”于是，王恩涌对大禹治水神话作了地理透视。他拿出两张大型中国地图铺在书房地上，半蹲在地图前，手指山川河流，纵横捭阖，娓娓道来，把妇孺皆知的故事在史地结合的层面和从人地互动新的视角加以透视，以地理环境的不同来说明为什么大禹疏导成功而其父鲧筑堤失败，从黄河流域特定的人地关系深刻分析了鳏筑堤、禹疏导和启的家天下“三部曲”古史传说中的土地利用变化的地理背景。通过分析，他认为，“大禹治水”是在分析河流地貌、水文的基础上对半干旱农业地区土地的科学利用。不过，他也指出，“筑堤和疏导这两种方法是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地理环境下出现的，不同治水方式产生传说而落在鳏禹父子两人身上。”

根据过去存在的问题，王恩涌提出今后在人地关系研究方面应注意四点：一是应当区别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差别。不能简单地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代替或比拟成社会的人与环境的关系。二是应当注意历史地分析人地关系。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类的影响，是一种可变量。被地理环境特征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力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不分时间与条件来谈论什么“决定”“控制”“影响”“适应”“改造”“征服”等术语难免会引起不同的理解。相比之下，王恩涌认为汤因比用“挑战和应战”来概括人与环境的关系倒有其合理之处。三是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四是地理环境是通过生产力的状况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对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

“我开始想学植物地理，后来转向环境地理，最后却又选择文化地理，几十年过去了，风风雨雨，有欢乐，有忧愁，这就是人生！人的文化就体现在它适应环境，利用环境，改变环境，甚至去塑造一种环境，追求一种理想的环境。这可以说是地理学应当研究的‘人地关系’。”王恩涌希望能通过文化地理学的工作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王恩涌先生嗜书，老而弥笃，且勤于学、敏于思。“我现在思考最多的就两个问题：人与人如何和平共处？人与环境如何和平共处？汤因比在《中国文明与世界：汤因比的中国观》书中，提到的所谓中国世界精神，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治平精神，就是两千年前《礼记》中提到的天下大同思想。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世界，我们一定要和谐相处，协同发展。”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下来，完成《中国文明史的时空变化与地理环境》一书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