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自然地理在环境保护方向培养学生的探索[7]

卢培元[8]

今天想谈一下20世纪70年代自然地理在环境保护方向培养学生的探索，时间主要为1972—1977年。在这期间招了三期学生，分别为73级、74级、76级，以自然地理（环境保护方向）招的，73级有陶澍、贾振邦，74级有郭怀成，76级有郝明家等。1977年以后环境保护、自然地理学和生态学三个方向就分开招生了。本文集里面，自然地理已经分成了3个方向：环境保护、自然地理学、生态学。

“文革”的时候觉得自然地理没有用的议论很多，因为“文革”前17年地理学主要是培养科学研究、高校师资等理论和应用人才，经过十多年招生，这几方面的人才需求基本饱和了，毕业以后找工作也成了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探索了像农业区划、水土保持等方向，后来发现这些方向对毕业生的需求也不大。“文革”中恢复招生时，由于地理学方向不明确，招生就往后推迟了。1972年，世界环境保护会议召开，中国也有很多污染问题。这个时候，竺可桢就问王恩涌同志，自然地理是不是可以培养环境保护方向的学生，大家听到这个建议非常赞同，就开始准备招生。

1973年开始招生，从三个方面着手准备：第一个方面，研究国外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经验教训，同时大量翻译西方和苏联的相关文献，了解情况。当时有王恩涌、林超、李孝芳、徐启刚、陈昌笃、陈传康等老师大量翻译了英、美、苏联等国的文章。当时还译成了一批国外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资料。第二个方面是参观国内污染严重的地方，让学生参与实践。从1972年开始调查污染严重的地方，陈昌笃和我两个人去松花江、嫩江以及其他地区如工业发达污染比较严重的东北，如化工城市吉林、嫩江流经的齐齐哈尔等。1973年上半年我们参加官厅水库水污染的调查研究和水质监测工作。我和关伯仁老师一起在官厅水库流域的桑干河调查，吴月照老师也参加了洋河水域保护的调查。同时官厅水库成立了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为组长的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导小组，该小组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四个省市参加。当时发现官厅水库每年春天出现死鱼，说明水质受到污染，而官厅水库是北京较为干净的水源，所以当局很重视这个水质监测工作。另外，北京郊区污染很严重，流经北大校园旁边的万泉河原先水质很好，20世纪60年代大量开采承压水导致万泉河干涸，于是将水源改为污水来接济维持景观用水，但是大量污水排入又变成了一条臭水沟，我们也参加了万泉河的污染源和水质污染调查。后来又查明中南海的底泥受到汞的污染，而中南海的水源来自昆明湖，经长河辗转进入中南海，因此我们参加了京密引水渠、昆明湖和昆玉河的污染调查。第三个方面，环境污染调查需要化学分析，所以我们准备把化学分析实验室建立起来。“文革”以前文史楼二楼全部是我们建好的化学分析实验室，后来被迁到中关村的技物楼，但是那里连煤气都没有，后来还是万里同志帮助解决了问题。化学分析、土壤分析的设施主要由实验室主任徐云麟老师负责。徐启刚老师、陈昌笃老师和我一起编辑了一部《环境保护概论》教材。诸事具备，1973年开始正式招生。

招生以后学生们就一起参加了环境污染调查研究和监测的工作，一开始比较顺利，后来又出现了问题。有人提出环境保护方向是否合适的问题，时值“反右倾回潮”，开始批判邓小平。工宣队系领导在全系大会上批判王恩涌老师，说他是“走资派”，并且指责自然地理专业，说自然地理专业不为农村工农兵服务，而为城市资产阶级老爷服务。1972年属于地质学的三个专业招生了，地理系地貌学和自然地理专业（环境保护方向）1973年招生，其他专业都盯着我们自然地理专业并开始批判我们。当时我的眼睛又出了问题，1974年去看病手术，所以我就没有参加。后来我们的党支部书记铁晓珊同学（当时师生共组党支部）说“只有自然地理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也要相信自然地理师生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就把问题转到专业内部。后来组织找我谈话，我说环境保护是中央提出来的，中南海汞污染调查问题被提高到“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我还指出这项工作是周总理指挥的，万里同志抓的。这样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没有人批判了。

1974年参加了黄河水源保护监测工作，黄润华和我一起到太原参加黄河9个省区水质污染监测的会议，会议前根据沿黄9省区水质监测资料显示，污染物砷在黄河水里严重超标，是一个一直存在的很严重的污染问题，决定将其作为重点监测对象并在会上提出这一决定。但是，我们发现黄河水中砷的浓度跟含沙量呈密切正相关，应该从自然因素下手解决。会后我们说服了水利部让我们尝试一下，水利部让我们与黄委会联系去研究这个问题，不过黄委会交给我们的是沿黄9省区污染源调查及黄河水系砷污染的研究，这样，这个研究项目就确定下来了。1976年夏天，我们带领73及74级工农兵学员在黄土高原地区，以绥德吴堡为中心，采集了大量黄土、农作物和相关环境要素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得出了黄河水中的砷是黄土本底带来的，属于地球化学背景值偏高，而且是高价砷，对人体无害，不属于污染物。黄委会还请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重复了我们的工作，他们测得黄土中砷的本底值与我们完全一致，验证了我们的结论，从此平息了黄河水被砷污染的争论，污染物研究方向也调整过来了。我们的成果在国内有关刊物上发表，后来还被英法联合主办的科学刊物刊登，在2009年地理学会成立100周年时还被定为全国地理学研究十大重大项目成就之一。污染源研究是王恩涌老师主持的，我们运用地理学中的图解表示法，将污染程度用圆圈来表示，各测站物种污染元素用柱状表示，结果一目了然。

北京大学的环境保护方向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我们之后也开始了环境保护方向学生的培养。这证明了地理专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是可以做得很好的。我们还在全校介绍了我们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经验，北大还成立了环境保护研究中心，第一届主任就是王恩涌老师，1978年他还代表中国参加世界环境保护教育会议，是全国唯一的代表，说明国家对我们的工作也是非常肯定的。

当时的教学不是在教室内进行的，是现场教学，边实践边讲解，东南郊是北京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有焦化厂等。黄润华老师、徐启刚老师、田连恕老师、李寿深老师和我，进驻北京焦化厂，结合焦化工艺中污染的产生和排放讲课，担任化学课教学的黄润华还结合焦化工艺的具体情况，打破常规，从有机化学讲起。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文献翻译。我们外文好的老师都参加了大量的翻译工作，这些翻译工作对整个环境保护研究的探索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也参加了很多环境保护机构的研究决策，比如关伯仁老师是研究水文的，黄河水系研究的课题请他做顾问，另外很多省市环保单位请他做顾问。徐云麟老师是化学分析的主任，要保证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周丽琼、杨立庄老师和经济地理的林雅贞老师都参加了实验室分析小组。1976年在庐山召开的长江水源保护会议，一共20多人参加会议，我也被邀请参加了。会后徐云麟、关伯仁、周丽琼和我带学生承担了长江武汉段采样和水质监测工作。我们还办过两期培训班：官厅水库水质监测培训班和水电部水质监测培训班。

化学地理是环保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在化学地理之前，自然地理对环境保护的探索也很重要。北大自然地理教研室的19位老师都参加了环境污染源的调查，王恩涌、徐云麟、黄润华、关伯仁、陈昌笃老师们的贡献尤其突出。王恩涌老师提出要办这个方向，自己组织翻译，亲自领导并参加自净研究实践，不只是污染源调查，还在黄河兰州段到伊洛河首先开展全国河流自净研究，他也是环境保护研究中心的第一任主任，参加了在内罗毕召开的国际环境教育会议。徐云麟老师的研究保证了所有污染源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关伯仁是教水文学与中国自然地理学的，参加了黄河自净研究，也是很多单位的环境保护方面的顾问。1977年以后，自然地理分成了三个教研室，关伯仁是唯一留在自然地理教研室的教师。

1977年以后，化学地理作用就很大了，陈静生、陶澍、贾振邦、郭怀成和江德爱老师就开始主导工作，化学地理的力量大大加强了，自然地理专业就招自然地理方向的学生了，生态学专业就搞生态的研究了。

总结一下，这个探索有几个方面是比较成功的：第一，就是培养了一批人才，像陶澍、郭怀成、郝明家等，很多省的学生回去以后都是这方面的领导；第二，地理学是完全能够培养优秀的人才，老师们参加环境保护的影响也很大，因为他们提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都很受重视，像陈昌笃老师、黄润华老师等；第三，我们在自然地理环境方面是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贡献的。原来我们自然地理有“三陈一关”，“三陈”是指生态学的陈昌笃、自然地理学的陈传康、化学地理学的陈静生，“一关”是水文地理学的关伯仁。这些人对自然地理界影响很大。北京市环境研究所排水专业的当了十年所长的老所长李宪法曾经对我说：环境科学应该由很多学科共同研究，你们地理学是领头的学科，因为地理学具有综合性、区域性和系统性。所以，地理学的综合性不能丢。

我们利用地理学优势探索新的应用方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今后的发展还不能丢了地理学的综合性。现在很多东西，自然环境、人文因素、经济学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单单是自然的问题，很多跟人类活动、社会活动、经济活动都有密切关系，如果割裂开来的话就很难研究清楚，所以我们还应该坚持我们的综合性，绝对不能只做太偏太窄的研究。像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都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单单是自然环境，还有社会环境。人类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发展必须联系起来研究，但基础还是自然环境，要强调自然地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