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面评价《导言》中的“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思想

《导言》认为德国可以不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在对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进行比较时说：“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在法国，全部自由必须由逐步解放的现实性产生；而在德国，却必须由这种逐步解放的不可能性产生。”[9]这里说的“部分解放”，指的是“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的解放；这里说的“普遍解放”，指的是“人类解放”，即一切阶级的解放，或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认为，在法国，必须经过“政治解放”才能达到“人类解放”，这就是“全部自由必须由逐步解放的现实性产生”的意思；在德国，不实现“人类解放”，就无法实现“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的解放，这就是全部自由“必须由这种逐步解放的不可能性产生”的意思。在法国，“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得到解放，成为统治阶级，是全人类解放的基础；在德国，全人类的解放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得到解放的条件。马克思在《导言》的结尾处对这个思想作了总括性的说明：“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10]意思是说，在德国不同时摧毁包括资本主义奴役制在内的一切奴役制，就不可能摧毁中世纪的封建的奴役制；在德国不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就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即不能实现“政治解放”或资产阶级的解放；在德国，不直接进行彻底地推翻一切奴役制的革命，就不可能完成任何革命，当然也包括不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德国人的解放不可能是部分人的解放，只能是直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什么呢？这是由德国的社会状况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决定的。在当时，德国与英、法两国相比，是一个落后国家。德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都远远落后于英、法两国。英国在17世纪、法国在18世纪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在形成，而德国则从19世纪才开始有所谓的资产阶级。英、法两国在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封建贵族和君主专制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是它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德国则相反，在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反对封建贵族和君主专制的斗争时，无产阶级已经发展起来，并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德国，“当诸侯同君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11]由于资产阶级腹背受敌，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不可能成为担当解放各个社会阶级的任务。所以在德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当起进行彻底革命、实现“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毕其功于一役的重任。所以德国不能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显然是不符合德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的，德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否定了马克思当时的这个思想，后来，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纠正了这种不符合德国社会发展实际进程的不正确的认识。

马克思在1847年9月写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恩格斯在1847年9月写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和马克思在1847年10月写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等文章中认为，在德国也应该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说：在德国，“问题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统治，还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统治。他们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跟他们在德国的地位比较一下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12]这就是说，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有利于提高无产阶级的地位和无产阶级自身的发展，有利于无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有利于无产阶级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又说：“我们不打算浪费时间来证明：除非资产阶级和人民共同努力，否则便不能推翻贵族；要人民在除了资产阶级还有贵族存在的国家里居于统治地位，是荒谬绝伦的事。”[13]这就是说，否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人民不与资产阶级共同努力推翻封建贵族，要人民在封建统治存在的国家里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是荒谬绝伦的事情。恩格斯也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资产阶级进行推翻封建制度和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他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者不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毫无补益的争论，而且他们本身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14]马克思赞同恩格斯的观点。他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15]为什么呢？马克思讲了两个理由。第一，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后，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斗争。他说：“工人非常清楚：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必将比君主专制对他们作出更大的让步，而且为了自己的工商业它还会违背自己的意旨为工人阶级创造团结的条件，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工人知道，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财产关系来实现。他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16]第二，当资产阶级尚未取得政治统治，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即使无产阶级取得了统治，也只能是暂时的。马克思指出：“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17]马克思还强调了物质条件对无产阶级的解放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不能离开建立新社会的物质条件，片面强调思想和意志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同样，“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18]马克思的这个思想非常宝贵，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的“两个决不会”思想，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9]

我国学术理论界不少人高度评价《导言》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无疑是应该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因此而看不到德国可以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是不符合德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的，这种评价也是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的。

《导言》中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还存在两个局限性或者说两个缺陷：一是没有提出无产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思想；二是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首先解放自己和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群众，然后解放全人类从而也使自己得到彻底解放的思想。

我们先说《导言》中“人类解放”思想的第一个局限性或缺陷。不仅马克思在《导言》中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思想，而且在时过两年多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中，也仍然没有提出这个思想。例如，恩格斯在1847年6月初写的《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一文中还认为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以后，“将使一切阶级统治和等级统治一去不复返”。[20]再如，马克思在1847年上半年写作、1847年7月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也还没有提出这个思想。马克思在这部书的结尾处提出一个问题：资产阶级“旧社会崩溃以后”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的阶级统治呢？”马克思回答说：“不是”。他指出：“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21]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是什么时候、在什么著作中首先提出这个思想的呢？据我考证，是上面提到的恩格斯在1847年9月写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和马克思在1847年10月写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两篇文章中首先提出这个思想的。在前一篇文章中恩格斯说：“在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22]在后一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因此，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23]又说：“工人们在英国以宪章派为名、在北美以民族改良派为名分别形成政党，其战斗口号根本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而是以工人阶级的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24]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年底写成、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讲道：“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5]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他指出：“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的表述”[26]。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虽然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但尚未使用“无产阶级专政”概念。马克思是在1849—1850年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篇长文中，首次明确使用“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一概念的。他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27]时过一年多，马克思在1852年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更加精确地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他说：我为阶级斗争理论“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各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8]

我们再说《导言》中“人类解放”思想的第二个局限性或缺陷。《导言》中的“人类解放”思想，是把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人和阶级同时解放。这个思想仍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仅马克思在《导言》中持这种观点，而且马克思在1844年4—8月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在1844年9月—1845年3月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仍然持这种观点。对此，恩格斯在1892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了这一思想的局限性和弊端。他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特别是在其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披着羊皮的豺狼。”[29]恩格斯这段话非常清楚而深刻地说明了《导言》中“人类解放”思想的局限性或缺陷。

我国学术理论界很多人高度评价《导言》中的“人类解放”的思想，这无疑是应该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因此而看不到《导言》中的“人类解放”的思想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或缺陷，这种评价就有些片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