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上古：贵族文化阶段的文学

关于中国的上古史，学术界虽一致认为中国在夏商周三代已进入国家阶段，但很长时期内地区组织并未出现，社会组织仍滞留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形式上[73]。这一历史阶段的总趋向是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古人逐渐走向集中和统一，在充分的基础上形成都邑国家（宫崎市定称为都市国家，中国古代是农业都市国家），经过武力的霸权争夺而产生领土国家，经历战国七雄的角逐，最终统一为秦汉帝国。至此为止，社会的基础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分封制，即以血缘关系的亲疏划分社会阶层，分配财富和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的高度垄断正是贵族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其赖以确立的基础。它一直持续到汉末，与家族制度研究者认为魏晋之前属于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结论正相吻合[74]。

商、周时代掌握文化者除贵族本身之外，只有巫、史两种人，到秦、汉之际演变为掌史的史官和通《诗》《书》百家之言的博士，我们知道秦有博士七十人。李斯请焚书，要求“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客观上说是维护贵族文化垄断特权的一个措施。春秋时私学的兴起原会带来文化的普及，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阻止了私学的蔓延。汉朝立学官，将秦火后赖私学传授的经学纳入官府，重新强化了文化的垄断。《汉书·王莽传上》载刘歆等奏曰：“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则天稽古，而损益焉。”[75]沈曾植据以断言《周礼》一直藏之秘府，“前世盖无见者，云发得之，几于得《逸周书》于孔壁矣”[76]。这表明直到西汉仍是朝廷掌握着古代文献，文化资源为贵族阶层高度垄断。

但文化由贵族阶层向士族阶层下移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正像公元529年查士丁尼封闭雅典学园，研究希腊科学的人们逃往波斯（下一世纪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促成了中世纪阿拉伯科学的发展。在东周也有这么一个文化下移的契机。那就是《左传·昭公六年》记载的“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随着周天子权威的丧失，“王失其官，学在四夷”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王官之学于是分化为诸子百家，“道术将为天下裂”。李斯所谓“非博士官所职”而藏《诗》《书》、百家语者，大概都是流落民间的六国博士，而秦博士到汉初又流落于民间，如叔孙通、辕固生之类。诸子百家就是在这一文化下移和普及的背景下出现的，以“士”阶层为其承担者。

“士”准确地说是一个文化阶层，而不是一个经济阶层。虽然最初食禄，后渐失禄而食田[77]，或与子弟躬耕[78]，在经济上同庶民没什么区别。诚如叶时所说，“周人待农无异于待士，故‘跻彼公堂’，即前日获稻之子；‘烝我髦士’，即平日耘耔之夫。以此见井田之行，不惟兵农不分，而士农亦不分也”[79]。但躬耕终非士之所长，所谓“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于是文化就成了他们唯一可以依凭的社会交换资本。《吕氏春秋》卷四记述当时以学改变命运的例子，说：“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80]《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故中章、虚已任，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81]。这都是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事，士凭借文化由贵族的最低阶层转移为“四民社会”的最高阶层，形成“学而优则仕”的游士群体。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曾考论春秋战国之际士弃武习文的风气，说“讲内心之修养者不能以其修养解决生计，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知识既丰，更加以无碍之辩才，则白衣可以立取公卿。公卿纵难得，显者之门客则必可期也……宁越不务农，苏秦不务工商，而惟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取尊荣为目标，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与昔人同，其事在口舌，与昔人异，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82]。从先秦典籍所载诸子与当时诸侯贵族的对话，可以看出这些人是当时主要掌握历史和政治知识的人，承担着传述、解释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任务，因而成为一个拥有文化权力的阶层。

余英时说“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帜[83]，这是不错的。但他解释说“历史进入秦汉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即从战国的无根的‘游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士和宗族有了紧密的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士族化’；二是士和田产开始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可以称之为‘地主化’或‘恒产化’”[84]，这就恰好说反了。在士还属于贵族群体的上古时代，他是借血缘关系、分封制度而与宗族、田产结为一体的，士族化恰恰是脱离宗族而以社会身份形成群体的结果；同样，地主化也恰恰是士丧失“食田”，从有恒产到无恒产的过程。所以说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后来士所以能成为稳定的经济阶层，端赖社会给予他们靠知识致身通显，通过仕宦取得俸禄乃至田产的文官体制。这种经济地位与分封制下与生俱来的采邑爵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绝非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恒产”。

从战国游士到官僚体制下的士大夫，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先是从战国到汉代在养士制度下依附私门，以介乎师友之间的客卿身份参与政治；然后是从汉代选举到隋唐之际的科举考试，逐渐获得制度化的仕宦途径。这本质上是贵族垄断的文化被士阶层分割、占有并失去其主流地位的过程。历史学家认为，迟至东汉，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士族在社会上占了主导地位[85]。而从观念上说，汉代也是士阶层的个体意识自觉的时代，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在西汉完成了儒家转变为经生的过程。如蒙文通先生说的，伏胜《尚书大传》、韩婴《诗外传》、董仲舒《春秋繁露》还是儒家，而刘向、匡衡辈则是经生了[86]。由诸子之学变为经生，在身份上是知识人凭学问获得官爵的制度化伊始。

贵族社会对文化的垄断决定了文学的单一性质，不仅作者均隶属于贵族阶层，而且没有个人著作。西周、春秋时的政治、历史文献固然都出于世袭的史官之手，其他文辞也是由博士撰作的。而《诗经》中的诗歌则主要出自贵族阶层[87]，即使有少量民间作品，也依赖于太师的改编才保存下来，因此属于集体创作。就像雅科布·格林说的：“民间诗产生于全体的心智，我所指的艺术诗则产生于个人的心智。古诗无法叫出诗人姓名，原因就在于此：它不是某人或某几个人所作，而是全体之总和。”[88]这里的“民间”不应该仅理解为庶民，而应该理解为某个社会阶层，在上古时代主要集中在有文化的贵族阶层。要之，罗根泽先生《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一文的论断，至今仍是可以接受的[89]。到战国时期，私家著述开始出现，文学文体也开始繁衍。这就是章学诚说的，“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90]。春秋、战国之交乃是上古文化的一个分水岭，顾炎武《日知录》有一段著名的议论，从一些突出的现象来说明其间发生的社会变革：“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年之间。”[91]贵族时代的文学也由此分为前后两段，春秋以前以礼乐的象征——《诗》为主，战国以后则以楚辞作品和诸子散文为主。楚辞作者如屈原、宋玉、唐勒、景差等都贵为大夫，当然非贵族莫属，因此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思想史》用“贵游文学”来指称宋玉以降的宫廷文士与侯门清客的创作，大致相当于班固《两都赋序》所谓的“言语侍从之臣”。实际上汉代的辞赋作家也应包括在内，他们虽不全是贵族出身，却属于以文学才能侍奉贵族的才人，其创作明显具有贵族文学的性质，代表着当时文学的主流。不过很快，随着士阶层的崛起，士的文学开始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定的份额。如果说《诗经》还主要是贵族文学，“士”的角色只是若隐若现地游弋其中，那么到战国以后，以《战国策》为代表的游士说辞和诸子散文就与《楚辞》代表的贵族文学平分秋色了。清代毛先舒曾说：“三代之天下入战国，此古今运会一巨变也，而文亦因之。夫子之文变为孟轲，老子之文变为庄周，左氏之文变为《战国策》，《三百篇》之文变而为楚骚，皆一抉去其左绳右矩之方而独抒胸臆，以己意为曲折浮宕，激发于笔墨之奇。文章之观，于是焉极。”[92]战国文学意味着文学史上个人写作的开始，个人写作不仅带来更多的个性化表达方式，也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主体性和抒情性。降至汉代，诸子书与文人赋、五言诗更昂然地入主文学的殿堂，预示士阶层主导文学的时代正在到来。

由于贵族文学和士族文学并存，从《诗经》到汉代诗赋留存下来的作品，就清楚地显示出两种文学特征的共存。贵族文学倾向于集体理性，士族文学倾向于个体感性。前者强调教化的功能、温柔敦厚的风格，后者追求精神自由，冲破理性规制；前者的源头是《诗经》和《楚辞》，后者的源头是诸子散文。代表贵族文学的文体是四言诗、大赋和历史散文，代表士族文学的文体是五言诗、小赋和诸子散文。文学走向第二时段的大趋势，是贵族文学的衰弱和士族文学的兴盛，在文体上表现为四言诗、大赋、历史散文的式微和五言诗、抒情小赋、诸子散文的繁荣，而诸子散文的再度兴盛也只有从士族文学的上扬势头才可以获得最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