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
- 蒋寅
- 2337字
- 2020-07-09 16:44:18
5.地域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重新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既然流寓相比籍贯是人与地域一种更真实的关系,它在文学中留下的地域痕迹甚至比籍贯要更深,不仅反映了人与地域之间的隔阂,也表现了两者的融洽,当流寓者怀着好奇和欣赏的态度审视他乡异地的风俗民情时,无论他感受如何,这种新鲜感表现于文学,都会带有生动的印迹,让当地人感到惊奇,产生重新认识本土文化的冲动。流寓文学对地域文化的反思和推广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历史上人们处理人和地域的关系时,早就本着一种很实际的态度:籍贯固然是基本依据,但流寓也是重要的参照系。
那么,在地方文化、历史的研究中,究竟是何时开始注意流寓的问题呢?这无疑是一个涉及范围很广的问题,一时很难作出结论。我们只知道,先秦文献中已有“寓公”的称呼,指失去领地而寄居他国的贵族。见《礼记·郊特牲》:“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继世。”后来凡流亡寄居他乡或别国的官僚、士绅等都称“寓公”。宋范成大《东山渡湖》诗云:“吾生盖头乏片瓦,到处漂摇称寓公。”即其例。至于用作动词的“流寓”概念,则见于《后汉书·廉范传》:“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周书·庾信传》也有“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的说法。到唐代,杜甫《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诗有:“流寓理岂愜,穷愁醉不醒。”权德舆《金紫光禄大夫司农卿邵州长史李公墓志铭》有:“时刘展阻命,东方愁扰,闾里制于萑蒲,守臣化为寓公。”但注意到流寓现象,与意识到流寓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两码事。关于流寓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在有专门的深入考察之前,只能姑取一个较便捷的途径,从地方志的编纂入手聊着管窥。
就现有地方文献来考察,南宋《咸淳毗陵志》人物卷已列有“贤寓”一门。乾道间赵不悔修、罗愿纂的《新安志》人物四卷中也包含了流寓一类。此书被朱彝尊许为“简而有要”,“地志之最善者”[252],影响深远。这起码说明,最晚到宋代,修地方志的学者已意识到流寓的问题。明代景泰间陈循等纂《寰宇通志》人物门之前特设“留寓”一类,弘治间李德恢等纂《严州府志》人物卷有“流寓”一门,正德间张钦纂《大同府志》于人物卷之外另设“宦迹、寓贤”一卷,足见到明代,流寓已是社会普遍意识到的现象。嘉靖中湖广布政司左参政丁明颁布的《修志凡例》,对明代修志影响很大,其中有关人物的八类中列有“侨寓”一类[253]。清代方志体例的范本——顺治十八年(1661)贾汉复修《河南通志》,也列有“流寓”一目,为本朝修志所沿袭。雍正《江西通志》卷九十五、九十六用两卷的篇幅来记载“寓贤”[254]。包世臣序《扬州府志艺文类》也说:“夫扬州居东南之会,文物为盛,故首列历朝土著,而次以游宦流寓。”[255]降至道光间,方志又开始记载外徙名人,如李固纂《胶州志》人物门类除“侨寓”外,还有“外徙”专篇。这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记载的流寓。考察明清两代的方志,普遍都收录流寓人物,其名目则有寓贤、流寓、侨寓、游寓[256]、寓公(董斯张《吴兴备志》)等不同的说法,大略可见古代社会有关流寓现象的意识嬗变之迹。到清代,地域性的文学总集中常设流寓一门,如袁景辂《松陵诗征》、卢见曾《山左诗钞》、袁文揆《滇南诗略》均列有流寓专卷;地域性的诗话通常也将流寓诗人单列卷帙,如戴璐《吴兴诗话》,末四卷为宦守及寓贤,至于随文附及者更难以列举。
但随着方志编纂的盛行,滥收流寓人物为本地壮门面的弊端日益滋生。一如傅振伦所说:“郡县志流寓,所以别土著,重名贤也;惟其先世入籍及其人无足短长者,兼载则滥。而自来志乘,通多此失,甚且贤哲信宿,则亦援以为夸,虽沾膏丐馥,谈柄宜资,而目以寓公,斯爽其失矣。”[257]于是,该如何掌握流寓的标准,方志中该不该收寓贤,遂成为有争议的问题。清代学者对方志设流寓一目有不同看法,章学诚认为“流寓止可用于府州县志,通志不宜用也。夫规方千里有余,古人辙迹往来,何可胜数?故凡通志所收流寓,如悉数核之,皆是挂一漏百,其势有必然也。今人物尚取详今略古,纪载已恐其繁,流寓不当赘入也”[258]。他修《湖北通志》便不设侨寓一门,凡例说:“志家例有流寓,亦本地理纂类名目,事与名宦略同,盖皆非本地人也。然纂类自可备用,撰志则须剪裁。”[259]也有人认为寓贤不宜为传,只可为录。如高澍然《光泽县志序录》寓贤录云:“寓贤亦传,缪于传官。传官有爱,传寓投闲。名贤戾止,山川改观。光我井里,主我敦盘。系之以录,冥契古欢。史有载记,可一例看。”[260]但到近代,甘鹏云颇不以为然,其《河北通志凡例》云:“章实斋志湖北,无流寓,其例曰:‘流寓止可用于府、州、县志,通志不宜用。古人辙迹往来,何可胜数,如悉数核之,皆是挂一漏百。’此说似不尽然。通志有流寓,谓寓居最久者耳,非但辙迹往来而已,且必系传人。非是,不容滥入也,岂可以挂漏论。今志文献不遗流寓者,此也。”[261]这应该说是很通达的见解。直到今天修方志,收录人物的依据仍然是“凡籍属本地,或虽籍属外地而在本地工作过的……”[262]
毫无疑问,相对籍贯而言,流寓乃是人与地域一种更真实的关系。而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关系就愈是文学史研究应予关注的问题,也是地域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内容。怎么能想象,我们读一部绍兴文学史有陆游、鲁迅而没有王羲之和兰亭集会;或者读一部扬州文学史,有张若虚而没有王士禛。那样的文学史将会给人什么样的感觉?一个地域的招牌下,发生在这个地域的文学却不在场!依我看来,地域文学史区别于文学通史的特性,不在于只论述出生于某个地域的作家,而在于说明文学在某个地域的发生和发展,说明历代文学活动与这个地域的关系,以此呈现文学史生态的多样性和区域特色。在这个意义上,流寓文学对于地域文学史的意义,可能远比长年在外的本地作家的创作为重要,更不要说郑虔之于台州、柳宗元之于柳州、苏东坡之于儋州所具有的人文始祖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