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地域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重新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既然流寓相比籍贯是人与地域一种更真实的关系，它在文学中留下的地域痕迹甚至比籍贯要更深，不仅反映了人与地域之间的隔阂，也表现了两者的融洽，当流寓者怀着好奇和欣赏的态度审视他乡异地的风俗民情时，无论他感受如何，这种新鲜感表现于文学，都会带有生动的印迹，让当地人感到惊奇，产生重新认识本土文化的冲动。流寓文学对地域文化的反思和推广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历史上人们处理人和地域的关系时，早就本着一种很实际的态度：籍贯固然是基本依据，但流寓也是重要的参照系。

那么，在地方文化、历史的研究中，究竟是何时开始注意流寓的问题呢？这无疑是一个涉及范围很广的问题，一时很难作出结论。我们只知道，先秦文献中已有“寓公”的称呼，指失去领地而寄居他国的贵族。见《礼记·郊特牲》：“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继世。”后来凡流亡寄居他乡或别国的官僚、士绅等都称“寓公”。宋范成大《东山渡湖》诗云：“吾生盖头乏片瓦，到处漂摇称寓公。”即其例。至于用作动词的“流寓”概念，则见于《后汉书·廉范传》：“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周书·庾信传》也有“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的说法。到唐代，杜甫《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诗有：“流寓理岂愜，穷愁醉不醒。”权德舆《金紫光禄大夫司农卿邵州长史李公墓志铭》有：“时刘展阻命，东方愁扰，闾里制于萑蒲，守臣化为寓公。”但注意到流寓现象，与意识到流寓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两码事。关于流寓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在有专门的深入考察之前，只能姑取一个较便捷的途径，从地方志的编纂入手聊着管窥。

就现有地方文献来考察，南宋《咸淳毗陵志》人物卷已列有“贤寓”一门。乾道间赵不悔修、罗愿纂的《新安志》人物四卷中也包含了流寓一类。此书被朱彝尊许为“简而有要”，“地志之最善者”[252]，影响深远。这起码说明，最晚到宋代，修地方志的学者已意识到流寓的问题。明代景泰间陈循等纂《寰宇通志》人物门之前特设“留寓”一类，弘治间李德恢等纂《严州府志》人物卷有“流寓”一门，正德间张钦纂《大同府志》于人物卷之外另设“宦迹、寓贤”一卷，足见到明代，流寓已是社会普遍意识到的现象。嘉靖中湖广布政司左参政丁明颁布的《修志凡例》，对明代修志影响很大，其中有关人物的八类中列有“侨寓”一类[253]。清代方志体例的范本——顺治十八年（1661）贾汉复修《河南通志》，也列有“流寓”一目，为本朝修志所沿袭。雍正《江西通志》卷九十五、九十六用两卷的篇幅来记载“寓贤”[254]。包世臣序《扬州府志艺文类》也说：“夫扬州居东南之会，文物为盛，故首列历朝土著，而次以游宦流寓。”[255]降至道光间，方志又开始记载外徙名人，如李固纂《胶州志》人物门类除“侨寓”外，还有“外徙”专篇。这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记载的流寓。考察明清两代的方志，普遍都收录流寓人物，其名目则有寓贤、流寓、侨寓、游寓[256]、寓公（董斯张《吴兴备志》）等不同的说法，大略可见古代社会有关流寓现象的意识嬗变之迹。到清代，地域性的文学总集中常设流寓一门，如袁景辂《松陵诗征》、卢见曾《山左诗钞》、袁文揆《滇南诗略》均列有流寓专卷；地域性的诗话通常也将流寓诗人单列卷帙，如戴璐《吴兴诗话》，末四卷为宦守及寓贤，至于随文附及者更难以列举。

但随着方志编纂的盛行，滥收流寓人物为本地壮门面的弊端日益滋生。一如傅振伦所说：“郡县志流寓，所以别土著，重名贤也；惟其先世入籍及其人无足短长者，兼载则滥。而自来志乘，通多此失，甚且贤哲信宿，则亦援以为夸，虽沾膏丐馥，谈柄宜资，而目以寓公，斯爽其失矣。”[257]于是，该如何掌握流寓的标准，方志中该不该收寓贤，遂成为有争议的问题。清代学者对方志设流寓一目有不同看法，章学诚认为“流寓止可用于府州县志，通志不宜用也。夫规方千里有余，古人辙迹往来，何可胜数？故凡通志所收流寓，如悉数核之，皆是挂一漏百，其势有必然也。今人物尚取详今略古，纪载已恐其繁，流寓不当赘入也”[258]。他修《湖北通志》便不设侨寓一门，凡例说：“志家例有流寓，亦本地理纂类名目，事与名宦略同，盖皆非本地人也。然纂类自可备用，撰志则须剪裁。”[259]也有人认为寓贤不宜为传，只可为录。如高澍然《光泽县志序录》寓贤录云：“寓贤亦传，缪于传官。传官有爱，传寓投闲。名贤戾止，山川改观。光我井里，主我敦盘。系之以录，冥契古欢。史有载记，可一例看。”[260]但到近代，甘鹏云颇不以为然，其《河北通志凡例》云：“章实斋志湖北，无流寓，其例曰：‘流寓止可用于府、州、县志，通志不宜用。古人辙迹往来，何可胜数，如悉数核之，皆是挂一漏百。’此说似不尽然。通志有流寓，谓寓居最久者耳，非但辙迹往来而已，且必系传人。非是，不容滥入也，岂可以挂漏论。今志文献不遗流寓者，此也。”[261]这应该说是很通达的见解。直到今天修方志，收录人物的依据仍然是“凡籍属本地，或虽籍属外地而在本地工作过的……”[262]

毫无疑问，相对籍贯而言，流寓乃是人与地域一种更真实的关系。而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关系就愈是文学史研究应予关注的问题，也是地域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内容。怎么能想象，我们读一部绍兴文学史有陆游、鲁迅而没有王羲之和兰亭集会；或者读一部扬州文学史，有张若虚而没有王士禛。那样的文学史将会给人什么样的感觉？一个地域的招牌下，发生在这个地域的文学却不在场！依我看来，地域文学史区别于文学通史的特性，不在于只论述出生于某个地域的作家，而在于说明文学在某个地域的发生和发展，说明历代文学活动与这个地域的关系，以此呈现文学史生态的多样性和区域特色。在这个意义上，流寓文学对于地域文学史的意义，可能远比长年在外的本地作家的创作为重要，更不要说郑虔之于台州、柳宗元之于柳州、苏东坡之于儋州所具有的人文始祖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