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两种理想的追求

《左传》《战国策》两书作为文化现象，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最的客观反映，而作为两个时代的精神生产的创造，同时又是当时人对各自不同的审美理想的主观追求。

稍加留心，即会发现《左传》和《战国策》两书中衡量人才的价值尺度是不同的，《左传》突出一个“文”字，《战国策》则着眼于一个“辩”字。孔子曾说过“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408]，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409]。周人是尚文的，也是尚礼的，虽然孟子说《诗》亡而后《春秋》作，但春秋时代实际上大体还保存着周人文质彬彬的余风。《左传》“文辞以行礼也”[410]一句正可以借来标志它自身的性格。刘熙载说“左氏尚礼故文”[411]，一语中的。《左传》在许多方面明显表现出对“文”的兴趣。从大处说，“文”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僖公二十七年》称晋国“出毂戍，释宗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412]；从小处说，“文”是重要的个人素质和外交手段，主要表现为有文辞：《襄公二十五年》赵文子执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认为“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413]。两年后宋向戍召诸侯开弭兵大会，孔子使人记录前后经过，“以为多文辞”。所谓“文辞”就是文雅而得体的说辞。子产克陈献捷，与晋人辩对。赵文子觉得“其辞顺，犯顺不祥”，乃优容受之。孔子就此发表评论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414]这里所引称的《志》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书，但在孔子之前说辞已有“文”的要求则是毫无疑问的。春秋时期，人的能文是格外被重视的。《僖公二十年》称晋文公“文而有礼”，《襄公三十一年》赞郑子大叔“秀美而文”，甚至僖公二十七年晋国选择引兵解宋国的元帅时，赵衰保举郤毂的理由也是“说礼乐而敦诗书”——能文。赵衰本人也是个有文者；《僖公二十三年》载众卿随重耳出奔，秦伯享之，在确定谁陪重耳赴宴时，地位较高的狐偃却说：“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415]杜预注：“有文辞也。”[416]“有文辞”或又称“有辞”（《襄公三十一年》），相反相成的一个例子是宣公十二年楚少宰如晋师说的“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凡此诸例，足以说明《左传》反映了春秋时人对“文”的欣赏和追求。后人于此也有会心，唐萧颖士在《赠韦司业书》里论学《春秋》三传时便说“于左氏取其文”[417]，敏锐地抓住了《左传》的特点。

与《左传》重文相类似，《战国策》对“辩”字的强调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春秋时人认定“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但战国时人却不管什么德不德，一味以“辩士”称人：前周相工师籍称吕仓介绍的客是“辩士”（《东周策》），秦惠王称陈轸为“天下之辩士”（《秦策》一），范雎荐蔡泽于秦昭王说：“客新有从山东来者蔡泽，其人辩士”（《秦策》三），申不害说赵卓、韩晃“皆国之辩士”（《韩策》一），又《齐策》三云“今苏秦天下之辩士也”，《秦策》三云“燕客蔡泽，天下骏雄弘辩之士也”，《赵策》三赵武灵王称赞周绍“为辩足以道人”，实际是也等于是称他为“辩士”。“辩”是与博学、才智分不开的，所以《战国策》中又常将“辩”与“智”“博”对举。李兑舍人谓李兑曰：“臣窃观君与苏公谈也，其辩过君，其博过君”（《赵策》一），赵王称郑同为“博士”（《赵策》三），《齐策》四“辩知并进，莫不来语”的说法，都是例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辩才和辩士在当时是多么受人尊崇，有时这种尊崇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石行秦谓大梁造曰：‘欲决霸王之名，不如备两周辩知之士。’谓周君曰：‘君不如令辩知之士，为君争于秦。’”[418]在他看来，辩知之士的一条三寸不烂之舌似乎在任何场合都能当诸侯的坚甲利兵而制胜！

尽管人们对所谓“曲学多辩”“甘言好辩”有所不满，孟子甚至还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419]的辩术，但“孟子七篇之书，叙战国诸侯之事与夫梁齐君臣之语，其辞极于辩博，若无以异乎战国之文也”[420]。这实在是时世使然。孟子自己不也说么，“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421]。《荀子·非相》也说“君子必辩”，又指出“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再联系到重视逻辑的墨家“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墨子·修身》）、绝圣去智的道家“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老子》第八十章）、“辩者若默”（《庄子·知北游》）的宗旨，以及韩非对“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其用”（《韩非子·五蠹》）的现实的批判，甚至他本人也被桓宽斥为“不通大道而小辩”来看[422]，“辩”确实是战国时代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文人士君子的说辞所刻意追求的目标，它与春秋时人重文的审美观表现出不同的趣向。此风一直延续到汉代，东汉荀悦《前汉纪》提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辨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这三游中，游侠尚恩义，游说尚智辩，游行尚道义，第二类游说显然就是指战国以来的辩士。荀悦追溯此辈的由来，说“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而其中“游说之本生于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对解结，辞之绎矣，民之慕矣。以正行之者，谓之辨智；其失之甚者，主于为诈绐徒众矣”[423]。足见到东汉年间，人们对周秦之际亦即战国时代社会阶层出现的变动——主要是游士的活跃，已有很清楚的认识。本文要进一步发明的是，这种以游士为代表的文化类型与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形成鲜明的对立，它们各自表现出的不同趣向恰好演示了《左传》与《战国策》两书不同的文化背景。这是我通过以上的分析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