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鲁迅与中国第一个女校长杨荫榆

杨荫榆（1884—1938），小名申官，江苏无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在兄长杨荫杭创办的锡金公学就读，学习近代数理知识。1907年，江宁学务公所录取女生官费留学日本，杨荫榆有幸成行，她先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后转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杨荫榆毕业回国。

1913年，她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24年2月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此后十多年，杨荫榆先后任中央大学区立民众教育院讲师、东吴大学日文兼教育学教授，执教于苏州女师和省立苏州中学。30年代中期，她还创办了名为“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的私立学校。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苏州沦陷。杨荫榆于1938年1月1日惨遭日军乱枪杀害，时年54岁。

一

1926年3月25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大礼堂里正在纪念两位非正常死亡的学生，她们是刘和珍、杨德群。大礼堂外，鲁迅满脑子都是一个女人的形象，有熟人过来与他打招呼时，他还在想着，这个女人怎么如此残忍？“先生为刘和珍写点什么吧！”那熟人说完就走了。鲁迅决定下笔写。文中除了纪念刘和珍的点滴往事外，更少不了对那个叫杨荫榆的女人的痛斥。在他一生的论战中，或许再没有第二个女人能够被他如此重视、如此激烈地斥责。

翻开这位手持“匕首”的作家的文集，从1925年5月10日写的《忽然想到之七》到1925年8月的《女校长的男女的梦》，再到1925年11月23日写的《寡妇主义》，直到1926年4月写就并进入中学课本的《纪念刘和珍君》，杨荫榆的恶名无篇不在：张牙舞爪，恶婆婆，武断，迫害，“可恶、卑劣”……，成了依附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中华民国的教育史上，有两位知识女性是不可忽略的，一位是吴贻芳，另一位就是杨荫榆。她们同为女子大学的女校长，地位相当，命运却迥然不同。后者是坏校长的标本，前者是好校长的典范，这几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盖棺之后的定论。当然，任何历史都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那些负面人物，“一居下游，则天下之恶尽归焉”，这种最方便的做法不无可议之处。何况当年给杨荫榆判处“极刑”的是鲁迅先生，就更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一番。

二

杨荫榆曾在1918年公派留美。到达美国后，杨荫榆曾担任了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可见其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期间她与杜威、孟禄等著名学者接触频繁，深受大师们的熏陶。1922年，杨荫榆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后，回国继续任教。1924年2月，她受教育部委任，接替许寿裳任女高师的校长。同年，女高师改名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成为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但这时的杨荫榆数年在国外，久隔重洋，受着欧美的熏陶，而中国国内的时势却日新月异。她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落后了。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洗礼的国人尤其是学生对专制、独裁与黑暗充满了厌恶和唾弃，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充满了战斗的精神，他们勇于挑战权威，不怕压制。杨荫榆把从西方学来的那一套教育理论，不加甄别地运用到中国教育上，在当时政治黑暗、国家动荡不安的中国，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担任女师大校长后，她要女学生们只管读书，不准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斥为“学风不正”。她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任女师大校长期间，在管理上施行封建家长的粗暴方式，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并排挤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教师。这导致在北师大任教的鲁迅于1924年8月退回了该校的聘书。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由于南方发大水以及江浙战乱的影响，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没有按时报到。身为校长的杨荫榆为了整顿校风制定了一个校规，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但是，在具体处理时却只严厉处分了平时“不听话”的国文系三名学生，要求她们退学，而对于和自己关系较为亲密的学生却放过不问，这一显失公平的做法引起了学生和教职工的严重不满，女师大“驱杨风潮”由此爆发。

“风潮”爆发后，杨荫榆通过北洋政府进行压制，开除了包括许广平、刘和珍在内的学生运动骨干，导致风潮进一步激化。鲁迅对她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讥讽嘲骂，说她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把杨荫榆所推行的教育路线称为“寡妇主义”：“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常不免发生变化，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鲁迅骂杨荫榆“寡妇主义”是有由头的，杨荫榆早年有过不顺利的一桩包办婚姻，此后，杨荫榆到日本公费留学，学成后再次被选派赴欧美留学，再也没有结婚。

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并选出代表前往教育部申述杨荫榆任校长以来的种种黑暗的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4月，教育总长章士钊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5月9日，杨荫榆借故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成员的议题。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27日，鲁迅、钱玄同等七人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几天后，“五卅运动”爆发，女师大学生组织“沪案后援会”，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召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四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盞、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将杨荫榆当成替罪羊，免去她的教职，以息公愤。当年，鲁迅逮住杨荫榆所导演的全武行，在8月10日发表的杂文《女校长的男女的梦》中写道：

我不知道事实如何，从小说上看起来，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

这一次杨荫榆的对付反抗她的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们，听说是先以率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的，但我却还不为奇，以为这是她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来的教育的新法，待到看见今天报上说杨氏致书学生家长，使再填入学自愿书，“不交者以不愿再入学校论”，这才恍然大悟，发生无限的哀感，知道新妇女究竟还是老妇女，新方法究竟还是老方法，去光明非常辽远了。

文章在最后一句骂杨荫榆和她的追随者为“一群躲在黑幕里的一班无名的蛆虫”。什么是虔婆？中国古代传统的女性职业“三姑六婆”中的一种，指开设青楼楚馆、媒介色情交易的妇人，亦即“淫媒”。说白了就是妓院的鸨母，或是社会上俗称的“贱婆”，这句难听的骂街话，专骂年老妇女。鲁迅骂人并非不带脏字。

杨荫榆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仅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她走得狼狈不堪。但鲁迅不依不饶。1925年11月23日，他的《寡妇主义》中也能找到杨荫榆的影子：

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那么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定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

“三一八”血案发生前后的事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之女章含之后来在她的《忆父亲章士钊》一文中有一段记载：

父亲当时想用“读书救国”来办教育，因此企图整顿学风，严格考核。他反对学生参与政治，从而激怒了学潮青年。……“女师大”的学潮闹得很凶，得到鲁迅的支持。进步学生抵制父亲任命的校长杨荫榆到校任职。父亲最后下令解散“女师大”，其实是为把造反的学生赶出学校，平息学潮，使“安分守己”读书的学生继续按父亲的宗旨上学。说到这段历史，父亲不禁自己笑了起来，他说当时许广平先生等进步学生在学校内静坐，不肯离校。校长杨荫榆雇了一批“三河老妈子”才把她们架出去。我不解，问父亲为何一定要从三河县雇女老妈子（女佣）。父亲呵呵一笑说，那时乡村妇女多数仍裹小脚，唯三河县贫苦人家妇女传统地大多来北京、天津当女佣，故那里的妇女多为天然足。……[10]

章含之在文中说，“杨荫榆是章士钊请至北京任命为女师大校长的，在学生闹运动时坚定地执行章的政策，可见她和章的教育治学思路是一致的”，其雇佣老妈子强拖闹事学生出校的行为，就是鲁迅笔下的“刘百昭率男女武将，强拖出校”。

平心而论，在政局安稳的时期，杨荫榆何尝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可是她身处乱世，劲敌太多，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出发点也还是有好的一面，但处理的方式方法却极为糟糕，例如招引警察入校，使对抗骤然升级。

如果说，这次学潮事件就此终结，杨荫榆尚有喘息的机会，也许可以在安静的江南洗去尘埃，再迎头上路，而不至于压到弓身驼背，至死难以翻身。但是，“三一八”惨案发生了。

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众5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政府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死者中恰恰就有被杨荫榆开除的刘和珍。当时，刘和珍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死时年仅23岁。1926年4月，鲁迅参加完刘和珍和杨德群的纪念活动后，心情沉重，奋笔写下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其中有一部分涉及杨荫榆：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远在京城的“三一八”惨案发生时，杨荫榆正在苏州城里，哥嫂恰好也在苏州，对她安抚照顾，有时还劝她找个人家嫁了。此时的杨荫榆已42岁，她终于远离了是非之地，以为自己可以开始新的人生阶段。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推动了言论继续发酵，杨荫榆被指为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段祺瑞政府的帮凶，随即也成了依附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可以说是巨大的，从此她与“反动”一词有着洗脱不净的干系。杨荫榆羞愤出京后，回到苏州，赋闲了一阵子。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但由于她的历史，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不待见她，更谈不上尊重。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和“反革命分子”，使杨荫榆在苏州的处境狼狈、如临深渊。

三

杨荫榆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她的侄女是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杨绛，尽管彼此关系疏远，好感不多，但杨绛还是撰写了散文《回忆我的姑母》，描绘出杨荫榆鲜为人知的婚姻生活，让人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杨荫榆，以及她为人何以如此：

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是穿过耳朵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底细。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三姑母比我父亲小六岁，甲申年生，小名申官。她是我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由祖母之命定亲结婚的。我母亲在娘家听说过那位蒋家的少爷，曾向我祖母反对这门亲事，可是白挨了几句训斥，祖母看重蒋家的门户相当。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怎么样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关系。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在日本。一九〇二年我父亲回国，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理化会，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据说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步行上学，开风气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那时候，她不过十八周岁。

也许是不幸的婚姻早早破坏了杨荫榆的心境，这位被人咒为“老孤婆”“灭门妇”的女学究性格刻板，遇事较真，一点也不通融，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和格格不入的感觉，再加上她一次离婚、两次留洋的特殊经历，当时，一般男女都对她敬而远之。1935年盛夏，杨绛与钱钟书在苏州完婚，大喜之日，赋闲在家的杨荫榆前往道贺，她身穿一套新潮白夏布衣裙，足蹬无锡人认为很不吉利的白色皮鞋，装束打扮不伦不类，引得众人侧面诧怪。

杨荫榆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她在1925年的“倒行逆施”帮她赢得了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数十年不变的定性——“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身为大学校长，杨荫榆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本无大错。但她昧于大势，不知权宜变通，办学手法欠缺灵活，独开招怨之门。

四

对照吴贻芳的情况，杨荫榆与其在经历上不无共同之处，她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留学美国、毕业于名校，也都终生献身于教育。但她们的性格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杨荫榆过于刚烈，缺乏柔和，吴贻芳则具备宗教情怀，刚柔并济；她们的行事方式也不一样，杨荫榆遇到麻烦就一意孤行，不惜鱼死网破，以至于局面失控，无可收拾，吴贻芳则善于调动人脉资源，往往能将矛盾化解于始萌状态。唯其如此，她们的命运判若云泥，吴贻芳实现了自己的教育理想，活至期颐高寿，杨荫榆则一再受挫，事业无成，54岁就横死于兽兵的枪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