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网络与社会认知

网络空间具有明显的视觉匿名性与时间弹性，与面对面交往缺少面孔等线索相比，人们在网络空间更关注热情与能力特质，以便给他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网民如何在交往或沟通中对他人形成第二印象（或者说进一步的认识），网络中他人的信息如何影响用户对于他人形成的印象，也受到关注。这些问题与网民在网络中的交往时间以及网络化身性质（化身或者近似真人）有紧密的关系。同时，自我概念与自我认知在网络空间中的表现对于人类有更为明显的影响，如青少年的自我中心在网络中有更为明显的表现。

一、网络与印象管理

网络中信息处理机制与社会心理过程相关联。研究者指出网络是启发式思维更容易发生的地方。启发式思维模式是习得社会知识及其结构的捷径，如信息来源可信性，论据的数量与他人的反应（Lee，2014）。人类作为认知吝啬者，试图以最少的努力有效地满足目标有关的需要，然而，当他们有强烈动机进行精确判断时（如当判断非常重要时），他们愿意扩展认知努力，收集与理解大量的被信任的信息。当他们认知加工的动机水平较低时（如当决策不重要时）或相关的大量信息难以获得时，他们倾向于使用启发式，决策过程中会较少付出努力。

启发式在网络为媒介的沟通中尤其重要，因为这种沟通形式中非言语性的社会背景线索非常缺乏。网络用户利用可以获得的线索通过启发式形成与面对面交往同等精确性的第一印象。这些线索涵盖他人对目标对象的看法，在印象形成过程中，“他人”作为重要的背景可以促使特定的特征归因于目标对象，这也会显著地影响与代表性观点无关的个人印象（Utz，2000）。个体会倾向性地认为一些他人的可见反应是人们典型或主导性观点的闪现。

网络人际印象可以概念化为真实性知觉，包括两种重要的因素：可信性与专业性（Lee，2014）。当人们讨论对于某人的印象时，他们倾向于关注个体看起来如何可信（个人特征）或者如何专业（职业特征）。可信性是指知觉到诚实，值得信任。专业性是指有能力在特定的任务领域中表现较好。网络沟通中信息发送者的真实性知觉（可信性与专业性）与信息接收者的态度改变以及行为依从具有显著相关。人们由于对不熟悉人的印象主要受到别人如何讨论目标个体观点的影响（如他人的意见线索），可以推理，印象的核心特征，即知觉到的可信性与专业性，也可能受到他人观点线索的影响。

网络心理研究也发现热情与能力是两种影响网络人际印象的重要因素。网络用户使用依赖化身或代理人的外貌与非言语肢体信息形成第一印象与第二印象（Bergmann，Eyssel，& Kopp，2012）。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研究者进行了一项混合设计实验。他们发现：①被试使用热情评价代理人时较为敏感于“似机器人”（Like-robot）。被试形成的第一印象与信息长期呈现形成的第二印象相比，代理人更可能被知觉为热情。与此相比，能力则没有这种测量结果。②对于热情来说，测量时间点与代理人的外貌有交互作用。尽管测量时间点之间的热情评价对于似机器人来说显著地降低，但是时间测量点与身体行为有交互作用。手势使用会增加时间测量点之间的能力评价，手势的缺失导致了能力评价的降低。大量的证据进一步支持了人类对于代理人的外貌与非言语代理行为非常敏感（Bergmann et al.，2012）。总体来说，热情的总体下降与能力的增加（取决于言语手势共存及缺失）与社会心理学的证据相一致，因为热情的判断非常迅速，而且容易丢失，与能力相比难于重新获得。然而，测量时间点与代理人外貌的交互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热情评价仅对于似机器人的代理人出现降低？因为似机器人的代理人的头部与眼睛都比较大，这是两种类似儿童的特征，与很多的正向特征存在重要的相关。另外，它看起来更为容易接近与临境。然而，长期接触这种界面可能会导致它们的影响降低。

研究者的这些发现对于虚拟代理人的设计与交互会有什么作用？首先，研究结果清晰地表明了第一印象的形成可以有第二次机会。然而，对于热情来说，测量时间点的整体评价降低了。令人感兴趣的是，这可能仅是对于似机器人代理人的热情降低了。对于与人类似的代理人评价仍然保持不变。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偏爱与人相似的代理人，因为他们可能会提供热情与稳定的印象。更进一步说，对于能力来言虚拟代理人的手势可以增加被试的评价，这与代理人的外貌关系不明显。因此，研究者的建议是赋予虚拟代理人手势可以提升能力知觉（Bergmann et al.，2012）。

二、网络与青少年的自我认知

青少年是网络使用重要的群体，90后与00后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E世代”，网络对他们的自我知觉的影响可能比对其他群体更为广泛。如前文所述，网络空间具有间歇强化刺激物的性质，在网络空间青少年由于自我控制能力较弱而不能积极地利用网络。加之网络空间具有较强的视觉匿名性，青少年自主发展的目标在网络中较容易满足。因此，网络可能是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舞台，他们可以在网络中尝试与探索自我。

青少年处在成长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在心理发展方面也进入“第二次断乳期”，他们的自我意识空前高涨，对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和事务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与父母的关系也进入了微妙的变化阶段，一方面竭力希望同父母“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又惧怕与父母和家庭完全脱离。青少年的典型心理特点是否与他们的网络使用相关，网络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是进一步了解青少年网络使用心理规律的一个研究方向。

远离及与父母保持距离是青少年期分离—个体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发展过程的反映（Lapsley，FitzGerald，Rice，& Jackson，1989），这是一个青少年与父母分离形成自我感的过程。青少年个体在与父母分离的同时，能确认自己是家庭的一分子，学会独立，并寻求自我认同。分离—个体化反映了青少年期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是青少年期的重要发展任务。青少年试图摆脱父母监控，自我意识提升，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而又与他们的内化和外化问题密切相关的过程会对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产生哪些影响，是与青少年发展形成独特的自我目标有关的问题。青少年也时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别人不能理解我正经历的一切”“那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或“我能应付一切”。青少年经常认为自己的情感和体验是与众不同的，相信自己是独特的、无懈可击的、无所不能的。艾尔金德（Elkind）把青少年这种心理特点称为“个人神话”。

同时一些研究者认为，青少年在分离—个体化过程的早期会伴随着一种独特的心理特点，即假想观众（Imaginary Audience，IA），并成为一种缓解其分离焦虑的防御机制。假想观众指青少年认为其他人像自己那样关注他们，认为自己被别人关注和评价。这种信念使他们在与父母分离的过程中，感到自己是被重视的，而不至于过度焦虑。然而，过高的假想观众也可能导致对自我意识的过分强调、对他人想法的过度关注。这种格外在意自己留给别人印象的倾向也会“让多数青少年生活在评价的不安以及盼望赞美中”“他们的不安焦虑往往过量，以致他们在真实的面对面互动中反而显得被动，甚至退缩、自卑”。网络这种带有匿名、隐形性质的空间可能为青少年寻求独特自我，假想观众的发展要求提供了理想的舞台。

研究者从青少年发展特点的角度，考察了分离—个体化、假想观众与其互联网娱乐偏好以及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雷雳，郭菲，2008）。他们发现：①假想观众观念对初中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即头脑中越是觉得周围人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关注的初中生，其网络成瘾的可能性越大；②假想观众观念和个人神话观念中的无懈可击成分通过对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的偏好间接地影响初中生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即头脑中越是觉得周围人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关注，并觉得自己对不好的事具有先天免疫力的初中生，更可能因为热衷于网络社交而网络成瘾；③分离—个体化中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对青少年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即越是恐惧与重要他人丧失联系的青少年，以及认为重要他人会对自己表现出无情和拒绝的青少年，越可能网络成瘾；④分离—个体化中的吞噬焦虑通过互联网娱乐偏好间接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即感到父母对自己过度关注，威胁到自己的独立性的青少年，更可能热衷于网络娱乐而网络成瘾；⑤分离—个体化中的分离焦虑和自我卷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中学生的病理性互联网水平，即越是恐惧与重要他人丧失联系的青少年，以及对自己过高估计和关注的青少年，就可能觉得周围人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关注，继而导致网络成瘾。

拓展阅读

个体在私人的平板电脑上买东西重要吗？

随着网络使用正在从台式计算机转移到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用户接口（interface）已经由鼠标、触摸板转为触摸屏。接口的变化可能会相应地改变消费者对相同产品的差异反应，因为数字接口会根本上改变他们接触内容的体验（Brasel & Gips，2014）。消费行为中的触摸是近期探讨的问题（Marlow & Jansson-Boyd，2011），触摸主要用来获得非触觉信息（根据味觉挑选产品）与触觉信息（根据产品的重量或材质）。多数对于触摸的传统研究主要关注触摸意象、个人接触与触摸产品，在计算机营销中触摸接口的作用较少得到探讨（Brasel & Gips，2014）。

网络购物过程中用户接口变化诱发的触觉可能会影响“禀赋效应”。禀赋效应是指消费者过多地高估他们知觉到自己产品（Franciosi，Kujal，Michelitsch，Smith，& Deng，1996）的价值，个体愿意为获得一个产品的付出（WTP）与他们舍弃而接受自己产品的价格（WTA）存在的差距（Kahneman，Knetsch，& Thaler，1990）。然而，所有权是一个变化的概念，真实的产品所有权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别。只要触摸一种产品可能就会增加知觉所有权。触摸在社会环境中的应用也传递了超过公众产品的短期疆域性所有权（Werner，Brown，& Damron，1981）。甚至想象触摸能够产生类似于接触真实物体的所有权，暗含的所有权感觉能够产生强烈的禀赋效应（Pierce，Kostova，& Dirks，2003；Reb & Connolly，2007）。学者指出了心理所有权是产品评价的一致性中介变量（Shu & Peck，2011）。

消费者差异性地对能够触摸与不能触摸的产品进行反应，产品特征维度，如光滑程度与表面复杂性，甚至在没有接触产品的情况下都会影响、都会知觉到的产品可接触性。触觉的相对重要性随着产品类别变化（McCabe & Nowlis，2003），触觉输入在触觉具有诊断性的产品类别中更为重要（Grohmann，Spangenberg，& Sprott，2007）。因此，触摸水平与心理所有感的关系受到一种产品触觉重要性调节，产品的触觉重要性越明显，触摸与心理所属感的关系就会越明显。然而，在在线环境中，消费者对于接口的所有权也有变化。例如，个体可能使用自己的计算机或者是公共实验室以及图书馆的计算机。接口所有权转移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前人的研究显示仅仅联想就会引起禀赋效应（Gawronski & Bodenhausen，2006）。

触摸接口设备的所有权可能由于知觉控制和自我联想变得尤为突出。由于触摸的直接特性，消费者可能感觉对于触摸屏设备有更为直接的控制，知觉控制是心理所有权的一个重要前提与驱力（Rudmin & Berry，1987）。另外，触摸设备，如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都与顾客的延伸自我有直接的相关（Prince，Hein，O'Donohoe，& Ryan，2011），这种自我联想也是心理所有权的前导变量与驱动力（Pierce et al.，2003）。事实上，在自己拥有的触摸接口的设备上选择一种产品可能更加不同于在自己的设备上接触产品本身。这表明自己拥有的直接接触的接口设备（如平板电脑）可能会产生更强或更加凸显的心理所有权知觉，这种增加的接口所属权会调节触摸对于物品心理所属权的影响，自己拥有的界面会增加知觉所有权的影响。

总体来看，直接的接触接口，如触摸屏，与接触触控板或鼠标等接口相比较，更可能会增加禀赋效应，这种关系以心理所属权为中介。触摸接口与心理所属权的关系受到产品触觉重要性与接口所有权的调节（Brasel & Gips，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