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科学文明板块构造的不均衡性

人类科学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表现为不同科学文明板块的构造及其运动。但是不同的科学文明板块之间并不是均质化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地区差异性；由这些非均质化板块所构造的空间布局也显现出人类科学文明整体格局与框架的不均衡性。

地理学家指出，地理“空间划分”就是对地球表面空间进行划分，但是，“这样划分的区域就不是一个人定的或自然出现的客体，而是一个知识概念，一个供思考的实体，这个实体是以选择某些具有地区意义或地区问题的现象，并排除一切无关的现象所形成的”^[24]。为了更好地进行空间划分，以便人们正确地、合理地思考地理现象问题，美国地理学家R.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从方法论入手建立起他的新的区域分析方法。他认为，在做区域分析时，必须正确认识地理现象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关联性与孤立性的关系。按照这种方法，在实际的区域划分中就能够做到特殊与一般、现象描述与逻辑概括的统一。准确地说，就能将抽象的空间关系研究与具象的地理区域研究统一起来，而不是偏重于某一方面。同理，那些试图从科学这样一个文化因子（要素）的角度来透视科学的空间分布，考察地区性的差异因素对科学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或者从一个大的文化区域和文化景观中把科学从中“剥离”出来，再“放置”于它原来的地方中加以重新评估的做法，也应当遵循R.哈特向的方法：将抽象的空间关系与具象的地理区域位置结合起来，不能用抽象的空间关系掩盖具象的地理区域关系，进而抹杀地区间的差异性。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对自然地理学家而言，任何科学文明板块都要占有一定的地理空间位置，或者说，它要分布于地球表面的某个地方，一定的地理空间位置意味着一定的地区差异。道理很简单，由于太阳光线在地球上分布的不均衡性，地表系统在气候、土壤、植物、自然景观等方面必然表现出某种分异性。根据这种分异性，可将地表划分为若干个大的自然地理带。不同的自然地理带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再加上地形地貌、陆地与海洋的关系等，这种差异就更为突出。^[25]不可否认，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差异对人文环境和特定区域人类活动所达到的进步状态是有影响的。一些考古学家、史前史学家、植物地理学家和农业技术专家在考察早期人类活动，如采集与狩猎、动物驯化与捕捞、农业耕种、原始技术的制造等时，已经发现了全球广大范围内带有区域色彩的差异性特征。根据这些特征，有的地方被划分为农耕区，有的地方被划分为畜牧区。

人文（或文化）地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注意到自然地理环境差异与人文或文化差异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目的是要“同时看到一个特定的场所如何获得文化意义，以及文化又是如何利用这些场所实现其意义的”^[26]。早期的人文地理学与人类学、民族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原始社群与他们的场所或领地的密切关系，注意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所表现出的不同特质。随后的研究表明，与地理相关的文化差异表现在经济、社会组织、宗教、语言、种族、艺术等方面。为了更进一步地探索文化地理学的深刻意蕴，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著名文化地理学家C.索尔（Carl Ortwin Sauer）通过对“地理景观形态”的一系列研究，向人们表明，文化或文明并不是由单一的因素构成的，它是一个整体的运转过程。地理景观不是个体特征，是一个整体的区域的最终产物，而文化景观则是因人类活动而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各种形式。在C.索尔看来，文化区域和与其相匹配的地理景观可以构成分析的基础，也就是构成地理学的单位概念。“由不同形式间的独特联系构成的一个区域，这既包含物质形式间的独特联系，也包含文化形式间的独特联系。”^[27]

最后，历史学家和科学地理学家将科学文明板块构造的不均衡性归结为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尤其是文化资源、认知资源的不均衡性。实际上，早期的科学文明和具体的科学认知过程是在非常有限的认知资源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认知资源表现在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是指面对所呈现的客观对象能不能认识，就后者而言是指有哪些客观对象能提供给人们认识。例如，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从大河流域（尼罗河、黄河）的自然地理环境出发，以翔实的证据论述了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灌溉技术的形成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专制主义”的相关性，进而论述古埃及、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文明和其他地区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李约瑟也论证道：“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像伽利略和维萨留斯等一类人物之所以都出自欧洲，很可能完全不是因为欧洲人有什么内在的优越性，而是由于欧洲有一些有利的环境因素，而这些有利因素过去没有也不能够在具有不同的地理背景以及受其影响的不同社会进程的其他文明中起作用罢了。”^[28]确实，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科学文明板块在创造科学文明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长处与贡献。例如，古埃及人和古巴比伦人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经验科学和实用技术。他们的天文学和历法计算比较发达，能够准确地预测一些天文现象和河流的泛滥的时间。同样，印度人的“算术是惊人的”^[29]，他们发明的数码对世界数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古希腊人很早就有了一种致思的倾向，擅长于进行几何证明。在几何学家欧几里得那里，一套完美的演绎几何学在当时达到了它的极致状态。在学科方面，中国古代科学以应用科学和实用技术为主，天文学、农学、医学、计算数学、伦理学以及冶金、建筑、水利、化工等学科和技术尤为发达。古希腊则以系统的理论知识和严密的学科体系见长，几何学、逻辑学、文法学、物理学、形而上学、生物学、法律等，更胜一筹。

不同科学文明板块之间的差异是通过相互比较呈现出来的。在有些板块之间，其差异性较小；在另一些板块之间，其差异性则很大。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一方面显现出人类科学文明与认知方式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不同的板块之间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板块构造机制。在这种板块构造机制的作用下，人类科学文明由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空间分布和资源配置逐渐向着协调有序的大系统过渡，最后达成优化、动态平衡的全球知识框架。当我们将所有这些板块“拼接”在一起时，我们会发现，虽然这些板块拼接物之间不是均衡的，但却是高度结构化的。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一些差异性较大的科学文明板块之间呈现出的“单侧化”（或极性化）^[30]现象以及由这种单侧化的科学文明板块所构成的不对称现象。对此，D.普赖斯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的文明独一无二地包含着高度的科学内容这个事实，主要归因于两种差别极大的科学技艺在较高水平上的混合：一个是逻辑的、几何的和图形的，另一个是数量和数字式的。两种方法在天文学上的结合，发展出一套比任何复杂程度相近的其他科学理论精确得多的完善实用的理论。”^[31]D.普赖斯这里所说的两种差别极大的科学技艺指的是古巴比伦人的和古希腊人的。它们之间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过，这种差异还只是一种有着某种程度的混合的差异，是一种相比较而言的差异。当我们对中国古代科学文明做一番全面的考察后就会发现，位于旧大陆两端的中国古代科学文明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科学文明（在一定意义上分别代表东西方两大科学文明）形成了更为鲜明的反差：既对立又互补，恰如阴阳两极！

我（2006）曾依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32]一书提供的资料进行过统计分析。首先按传统“东方”概念，将古埃及划为东方国家；其次，分别将历法、量表、动植物分类、地理游记以及营造、水利、地理、冶金、军事、农业、生物等方面的经验总结和技术说明性的著述划归为“经验总结类”，将各种系统的科学哲学观点、科学假说、数学定理及各门学科系统的理论著述划归为“理论体系类”，将科学史上某一事实（事件）的最早记录（包括天文观测中的观测、推算）等划归“新事实的发现类”，将科学观察和实验中所发明和使用的设备和仪器划归“技术类”，将“数学”分为“计算”（或算术）和“几何”两大部分。最后进行统计。其结果是，东方科学文明中，技术类成果占成果总量的35.6%，理论成果仅为9.8%；西方科学文明中理论成果占总量的35.4%，技术类成果仅为14%。如果再把“经验总结”和“实用技术”两项归为一类，强调其经验性和实践性，并在时间上溯到东西方科学文明发生广泛交流的公元1000年以前，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东方科学文明中经验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科技成果占到了53.8%，理论性很强的成果仅为10.1%；而西方科学文明中理论性成果则高达51.5%，经验性和实践性科学成果仅为10.5%。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东方的“技术化”和“经验性”倾向与西方的“理论化”倾向由各自的单侧化相互构成不对称格局。（见表2-1）^[33]

表2-1 东西方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结构性差异

续表

有趣的是，旧大陆两端（具体是指东亚与环地中海一带）的自然地理环境恰成对偶与互补格局。研究表明，虽然东亚与环地中海地区两个地理单元都位于北半球，且都适宜人类生存，但两者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差别。首先，从地形地貌来看，环地中海地区虽然地跨欧、亚、非三大洲，但因海洋、沙漠和岛屿的关系而在地理单元上显得支离破碎。其中，沿海与腹地间的联系被连绵不断的山脉与沙漠所分隔，广阔海域上半岛和岛屿交错分布。与之相反，东亚大陆是一个完整的地理板块，大陆沿海与周边的半岛及岛屿相联结。其中，黄河中下游平原是一个巨大的冲积平原。其次，地中海气候和东亚季风气候有着迥然相异，甚至相反的特点。地中海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冬季温和多雨，夏季炎热干燥。夏半年（在北半球指春分至秋分）降水只占全年降水的20%～40%，而夏季不足10%。冬季由于西风带气旋活动频繁，降水丰富，温和湿润。冬季降水量多的月份，降水量至少是夏季降水量少的月份所降水量的三倍。而东亚季风气候的主要特征是夏湿冬干。夏季炎热湿闷、多雨且多暴雨，易造成水涝灾害，形成所谓“雨热同季”。再次，从环地中海和东亚大陆及其沿海地区的温度带分布上来看，前者具有从洋面延伸到内海岛屿的同质性特征，即整个地中海的沿岸地区之间气候的相似性超过了与之毗邻的内陆地区。与之相反，东亚大陆温度带的分布却是从赤道带到寒温带依次都有分布。最后，从自然资源来看，作为希腊文明摇篮的爱琴海地带及希腊沿海平原，土地资源较为稀缺，缺乏天然的灌溉系统，因而不利于农业特别是种植农业的发展。而东亚早期文明的核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土地肥沃，天然灌溉系统发达，形成了发展农业的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34]

对于因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而造就的两大文明或文化现象，有学者用“地中海文化圈”和“东亚文化圈”（或亚洲文化圈）分别加以指称。前者代表西方文明，后者代表东方文明，或这两个文化圈至少代表着历史上曾有过的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核心部分。正如张光直所指出的：“我们从世界史前史的立场上，把转变方式分成两种。即把眼光扩展到欧洲、近代、非洲、中东、远东、大洋洲和美洲，我们可以看出两个大空间的不同方式。一个是我所谓的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式的。”^[35]日本著名民族学家、生态学家梅棹忠夫从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角度以几何图形的方式描述了地球文化生态恰成不对称而又互补的格局。^[36]（见图2-1）

图2-1 地球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对称格局

在图2-1中，梅棹忠夫将日本与西欧并举，认为两者分别代表着东西方文明的核心体。且不管这里的论证有多大的可信度，但其依据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解释人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并从中看出奇妙的对称互补格局，仍给人以启发。与之类似，国内学者董欣宾、郑奇（2001）依据现代自然地理科学的原理，结合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指出地球文化生态构成的奇妙对偶与互补关系：地中海—两河流域与中国分别位于地球东西两端的最佳气候区。他们认为，造成这种奇妙对偶与互补格局的总根源在于太阳光能在地球上的差异性分布。^[37]

虽然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对偶性或不对称性与人类科学文明板块构造中的不对称性到底存在多大的关联性，现在还没有最后的结论，许多问题还只是提了出来（其中的机制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但是无论如何，这两者的对应性及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应当是存在的。也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李约瑟在试图回答为什么在中国不能找到类似于西方近代科学革命那样的事件以及西方近代更充满活力的问题时肯定地说道：“我更愿意从地理方面的因素来解释。欧洲事实上更像一个群岛，具有独立城邦的悠久传统，这种城邦是建立在海上贸易和统治着较小区域并相互竞争的军事贵族之上的。……与之相比，中国却有大片集中的农耕陆地，从三世纪起就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帝国，直到进入近代，其行政管理的传统是世界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中国历来有极为丰富的矿产、植物和动物资源，而这一切资源都被整合进其表意文字系统，这种文字系统基本上是单音节语言并具有统一性。”^[38]又说：“地理因素不仅是背景，我们在讨论结束时将看到，它是造成中国和欧洲的文化差异以及这种格局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极重要因素。”^[39]

随着地理学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的“联姻”，一门新的交叉学科——科学地理学诞生了。新的学科进一步强化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哲学所谓的“空间转向”。这种转向不再接纳传统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普遍主义假设，而主张一种科学的“地方主义”和科学的“本土化”研究。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地理学家H.多恩（H.Dor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地理学》一书，以及美国地理学家戴维·利文斯通（David N.Livingstone）于2003年出版的《将科学置于地方：科学知识的地理学》一书。在前一部著作中，作者遵循着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魏特夫等人的研究思路，强调自然地理因素（土壤、气候、水文、地形、人口等）对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后一部著作则从“地方性”的观念出发，明确提出“将科学置于地方”，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传统科学史、科学哲学研究忽视地方性的错误倾向，认为那种观点是“狭隘的”“不可信的”，会妨碍对科学的认识。^[40]此外，还有尼斯贝特对东、西方科学文化（思维）差异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思想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ought），还有M.尼克尔森（M.Nicolson）关于植物生态学在不同区域呈现不同风格和差异的研究^[41]，以及信息社会地理学中的知识区位效应的研究等。现在学界普遍认为，科学地理学是以科学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所要解决的是不同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对科学活动的影响，以及科学活动区域差异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