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当今哲学关注的热点。西方有的学者宣称，世界哲学研究的重点已由科学哲学转向文化哲学。国内继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潮之后，近年来又有所谓文化热的第二次悄悄升温。我们的一些学者对文化的关注，表现了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参与热情。

文化问题是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文化问题的深入探讨，使我们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的认识，对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左”的或右的错误观点与做法危害性的认识。这些都非常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但是在文化讨论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例如，按照唯物史观，究竟如何理解文化的本质？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如何，社会主义文化能不能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如何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关系？能不能靠东方文化来化解西方社会的矛盾？这些都是一些重大的理论原则问题。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有助于文化讨论的深入和健康发展。

一、文化是精神生产的创造物

对文化本质的理解，歧见毕呈，众说纷纭。但在国内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说法：文化就是人化。

从人的角度考察文化，把人与文化结合起来，原则上是正确的。文化是人创造的，而人又是文化的产物，把人与文化割裂开来，既不能正确理解文化也不能正确理解人。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在人与文化的两极结构中思维，脱离人与文化借以存在的社会，往往陷入自相矛盾。

文化极具个性，一经产生，便独具风格。不同时代、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存在着差异性和多样性。既然文化是人创造的，为什么文化呈现出如此多样性？我们只能说人是具体的、多样的，所以文化是多样的。可为什么人是多样的？为什么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会有所不同呢？因为文化是多样的。作为文化产物、文化凝结物的人是多样的。我们用人来解释文化，又用文化来解释人。我们自以为在做解释，实际上是在人与文化的怪圈子中循环。兰德曼力图解决这个矛盾，以为“每一个人首先为文化所塑造，只是然后，他或许也会成为一个文化的塑造者”。还说：“对于个体来说，不仅平常的人，甚至最伟大的天才，他之作为被文化所形成的人远甚于作为文化的形成者。”^[1]尽管分出了主次，但他的观点仍然局限在人与文化的圈子之中。

文化就是人化的定义，往往导致两个理论失误：

第一，唯心主义的大文化观认为文化就是人化。凡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这样，学者们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观念文化，即人们的哲学、道德、法律、艺术、信仰等；制度文化，即各种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各种组织；物质文化，即生产工具、物质产品以及各种建筑物、器皿等。在他们看来，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文化的表层，最深层的是观念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观念文化的投影。可观念文化从哪里来？决定观念文化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心理结构。不过困境并不会因此轻易摆脱。人们还是要问：心理结构是如何形成的？据说是文化的积淀。可文化从哪里来？据说是心理结构的外在表现。可这无非是把人与文化的关系做循环解释，变为人化与文化心理结构的相互解释。

第二，抽象人本主义的文化观。为了摆脱人与文化相互解释的困境，有的学者进一步肯定，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展现。有的说文化是人摆脱了一切强制向自己本性的复归。至于人的本质是什么，其说各一。有的认为是自我意识，有的则认为是理性和精神。总之是人把自己内在的东西，如自我意识或理性外化为文化。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抽象人本主义的观点。费尔巴哈就把人化看成人的固有内在本性的发挥，他说：“精神作品并不是创造出来的——在这里创造只是最外在的活动而已——，它们是在我们里面发生出来的。”^[2]

文化当然与人密不可分。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是自然物与社会存在的分界线。落霞、孤鹜、秋水、长天是自然，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审美意境是文化；树木花草、山水虫鱼是自然，可公园里的湖光山色、鸟语花香属人文景观。毫无疑问，不同的文化凝结着人们不同的智力发展水平、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但不能说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展示和显现。因为人并没有永恒不变的抽象本质。人在展示自己的精神世界、创造力、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之前，必须获得这些。为了从内到外必须从外到内。因此在考察人与文化关系时不应以人的抽象本质为中介，而应充分考虑到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不把文化回归为人的本质、回归为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就不可能说明人的精神创造力的源泉，也不可能说明人的精神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和文化延续性，从而导致对人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理解难以突破抽象人本主义的樊篱。

西方有些哲学家和文化学家不赞同对文化的人本主义解释。例如，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莱斯莉·A.怀特就反对把文化和人联系在一起。他说：“在作为科学的人类学产生以前，所有的文化解释理论都把人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没有人考虑到把文化与它的人类载体区分开来。”怀特强调要用文化来解释文化，把文化看作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文化系统的自我决定、自我运动。用怀特的话说：“文化是自成系统的。它既是依据自己的原则和规律而运行的一种事件和过程，又能根据它自己的因素和过程来加以解释。这样，文化可被认为是一种自足、自决的过程，人们只能根据文化自身来解释文化。”^[3]怀特把文化看成一个系统，强调要研究文化自身的过程和规律以及文化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是有启发的，但他把文化与人割裂开来，只强调用文化解释文化，把文化看成是自我决定的独立系统，实际上是把人的精神世界及其产品变成不依赖人的客观精神，也即一个与人无关的绝对观念的世界。这是把用文化解释文化的观点推到极端：把某些合理性的认识变成荒谬。其实，如果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抽象掉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文化就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变为纯粹主观自生的东西。这就从另一条道路走向文化神秘主义。

我以为，要正确理解文化的本质，科学地历史地把握人与文化的关系，应该摆脱大文化观把人的一切创造物都称为文化的观点的束缚，把文化看成是由知识、信仰、哲学、法律、道德、艺术、风俗习惯等组成的观念形态。文化当然是人创造的，但是处于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直接或间接、自觉或自发地为适应和改造自己生存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进行的精神生产的产物。

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产。从事精神生产的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之中，他们不可能越出自己社会许可的范围创造自己的文化。尽管影响文化的因素是多样的，文化与经济的联系也由于许多中间环节而变得模糊，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精神生产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是确定无疑的。恩格斯说过：“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4]毛泽东关于文化的定义是非常著名的。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5]这种观点与用人的本质解释文化，或用文化解释文化是迥然不同的。

马克思曾经非常尖锐地批评把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对立起来的观点，特别是强调要从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来考察特定时期的文化。他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这一切都是由于‘文明’的空话而说的。”^[6]

既然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因此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人类的文化也是进步的，认为人越来越堕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尼采的观点明显是悲观主义的，他说：“人与动物相比，没有前进一步；文明的骄子相对于阿拉伯人或科西嘉人而言，是堕落者。”^[7]但文化的进步不同于生产的进步。生产力发展是沿着上升路线前进的，生产方式的更替也是如此。处在社会发展更高阶段的人，不会再回过来采用过时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文化的发展则不同。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包含着人类天才的智慧，古代的史诗和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所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而且文化越古老越具有历史价值。尽管当今的不锈钢和玻璃器皿比出土的古代陶瓷瓦罐要漂亮得多、实用得多、坚固得多，但它不具有文化历史价值。因为陶瓷瓦罐代表的是人类历史的足迹，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永远不会重复的年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非同步性和不平衡性是存在的。但不能说，精神生产沿着下降路线是与物质生产的上升路线背道而驰的。应该说，文化同样是进步的。不同的是文化不像生产力进步那样是加速度的、如不停旋转的陀螺那样，而是如同万里群山，不断地有高峰和低谷。某一个民族有自己突出的文化发展高峰期，但可能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湮没，文化传统的中断或跌入发展的低谷。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中并不罕见。因此文化发展是曲线的，但它归根结底是以物质生产为轴心而起伏波动的。

如果文化是观念形态，何以解释文明可以区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呢？在这里关键是文化和文明的区别。这两者可以交叉和部分重叠，但绝不等同。文明是标志社会进步的范畴。物质文明以生产工具和物质产品来表明社会进步的程度。由于衡量社会的标准是多方面的，所以文明区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文化则不同。文化是表示社会形态结构的概念，它从精神生产的角度表明社会的构成和层次。如果泛文化化，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称为文化，势必混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界限，使整个社会结构模糊不清，难以分辨。

或许有人会说，文化不限于观念，它有其物质表现，例如，故宫的建筑、苏州的园林、龙门的石窟、普陀的庙宇、王羲之的书法、齐白石的绘画等。的确如此。文化不是完全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的，它有物质载体。这种载体不仅是语言、文字符号系统，而且表现为实物。但实物之所以表现文化并不在于实物自身，而在于它所表现的文化观念。建筑的文化价值不在于砖头瓦块、钢材木料，而在于它的风格；书法的文化价值不在于文房四宝，而在于透过文字所表现的风骨和神韵。离开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所有的实物无非是僵死的材料，并不具有文化价值。这种看法不同于大文化观。因为在这里，物质仅限于文化观念的载体或外部表现，而不是泛指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人类的一切物质活动。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不属于文化范畴而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借以产生的经济结构。

二、文化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同一性的精神加固器

文化是包括多种形式在内的复合体。在阶级社会中，有的文化有阶级性，有的没有阶级性；有的政治性强，有的政治性弱，而且各有特殊效用。但文化作为一个系统，任何阶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中的意识形态部分，都起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延续的精神支柱作用。这种作用集中反映了阶级社会中文化的阶级性和政治性。

人的种族延续是通过生物遗传，而文化则是社会遗传的一种形式。这种遗传的社会作用，就是通过文化塑造与特定社会制度要求相一致的人，从而维护社会的同一性和稳定。

文化之所以能起到这种作用，是因为文化尽管属于精神生产，但它可以通过语言文字以及其他物质载体，使其由个人意识变为社会意识，由主观精神变为客观精神，从而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环境。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某种文化体系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它将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所谓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接受文化的培育和熏陶的过程。即使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社会风气和家庭环境，从小的耳濡目染，也往往使人被这种社会所“同化”。文化的确是在个体之外，不受单个意志支配而对个人具有强大制约作用的力量。生活在某一社会中的人并不感到文化的这种强制力量，这是因为我们习惯这种社会，这种文化，这种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正如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并不感到空气的压力一样。可是当人们一旦试图反抗陈旧的社会制度，文化的强制力量就会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会被固守旧的价值观念的人视为“叛逆”。所以主体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培养一代又一代人对该社会制度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稳定和苏联的解体与蜕变，都极其鲜明地向我们表明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中，文化尤其是其中的意识形态部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它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稳定的精神支柱，又是苏联社会主义溃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从《共产党宣言》宣告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后的一个半世纪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在几经危机之后仍然保持它的相对稳定的态势，无产阶级革命处于沉寂的低潮。在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俄国、中国、东欧的革命风暴的震荡后，资本主义的航船又驶进了平静的港口。为什么？经济当然是重要原因。

美国的经济实力是强大的。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海外市场与投资，使得美国成为富裕的发达的国家。它有可能通过政策使国内的失业和贫困处在不危及社会延续的水平。

可绝不能忽视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稳定中的强大力量。首先是它的社会政治理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丝毫也没有淡化意识形态。它的全部理论，最终集中到一点就是维护“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极权”的社会主义制度。即使是友好人士，在涉及基本制度和基本理论问题时，原则性都是非常强的。例如，在《1999：不战而胜》这部著作中，作者明确宣称：“苏联人企图不战而胜。我们的回答不能仅仅是不战而和。我们也必须争取不战而胜。”“苏联人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世界。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民有权选择谁统治他们以及如何统治他们的自由世界。苏联人相信历史站在他们一边。我们必须在保证在编写21世纪的历史时，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8]这不仅是作者个人的观点，而且代表了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理论的整个政治趋向。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要在思想文化中处于支配地位，必须培养自己的理论家。这些人“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9]没有本阶级的理论家、思想家，就很难实现主体文化的社会支柱作用。

可要真正发挥文化维护社会同一性的作用，仅仅依靠“精品文化”即高深的理论思想著作是不够的，还必须面对大众，通过所谓大众文化发挥它的作用。毫无疑间，大众文化中有不少属于娱乐性、消遣性和精神享受的东西，但其中往往渗透着由思想家理论家们炮制出来的有利于该社会的理论观点和价值观念。不过不是以专著、论文的形式，而是借助于听觉和视觉，以通俗的、易于接受的方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由于意识形态的渗透，不仅为他们带来大量的利润，而且为支撑、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起着高雅文化所无法起到的作用。正因为这样，“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10]

在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葛兰西看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作用，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他认为，资产阶级掌握两种领导权：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更强有力的堡垒。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首先要破坏资产阶级在文化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掌握文化领导权。而取得政权之后，仍然要十分重视文化领导权。所以在葛兰西看来，工人只有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后，才能获得政治上的权力。葛兰西的看法很富启发性，但难以实行。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当然要进行理论宣传，进行舆论准备，使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但不可能掌握文化领导权。因为整个舆论工具，电台、电视、报纸、学校等均掌握在有产者及其代表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掌握的少量舆论工具无法与其相比，因此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要掌握文化领导权是不可能的。但葛兰西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是研究发达工业社会中意识形态的著作。这本书对于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作用也做了比较深入的揭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统治者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心中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无产阶级安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与其一体化，即认同资本主义制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无孔不入地侵入人们的闲暇时间，大肆宣传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使人们满足于追求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不再追求另一种生活方式。使大家安于现实，就是这个制度对自身安全的最好保证。

如果说，富有统治经验的西方资产阶级比较成功地利用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发挥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那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的挫折则从另一个方面提供了教训。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并不小。它经历了国内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可在工业方面、科技方面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它由沙皇时代落后的俄国，变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与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这是有目共睹的。它的落后和陷入经济混乱，主要在70年代之后。经济停滞、生活水平下降，引起群众不满。这说明，如果不发展生产力，不改善群众生活，在两种制度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很难巩固。

可同样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思想领域。俄国革命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实现的。所谓落后，不仅是经济落后，而且是文化落后，即文盲充斥、教育不普及、人的文化素质低。这种状况，对于夺取政权似乎并无妨碍，因为革命更易发动，而且革命者和统治者处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较量。可一旦取得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文化因素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尽管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绝不能在一个落后的经济和文化基础上建立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的新政权必须在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狠抓思想文化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执政时期，犯有“左”的和教条主义倾向的错误。在文化建设中，没有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俄罗斯文化结合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如何吸取西方文化的问题。从对亚历山大洛夫《哲学史》的批判看，以及从对黑格尔的评价看，表现的是一概排斥的态度。在大中学校中虽设有马克思主义政治课，但往往流于形式，没有把培养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放在首位。1956年以后又偏另一面，由全盘否定斯大林，发展到否定列宁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除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外，突出的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泛滥。苏联的教训突出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分辨、梳理和合理继承。一概否定的结果必然是陈旧思想的卷土重来。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这里，我只讲了主体文化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功能是多方面的，它对人类知识的积累、人的主体素质的提高、社会的进步以及生活的丰富和美化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文化的各种形式的性质和功能应该具体分析、深入研究。但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进程中，绝不能把非意识形态化和非政治化作为我们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

三、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建设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环境之中。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切设想，都不能无视这一客观现实。

应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仅是相容的，而且前者对后者能起到推动作用。因为我们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我们文化的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从根本性质上说，我们不是建立与工业化相一致的所谓工业文化，也不是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市场经济文化，而是与我们的社会制度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符合的文化形态。

社会主义文化当然应该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如果我们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实行私有化方针，如果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而导致两极分化，那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又有什么样的必要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呢？难道我们要建立起仅仅供少数富人享受，而把广大群众排斥在外的社会主义文化吗！事实上，只有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只有公有制主体地位能得到巩固并能发挥它的调节作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才是可能和必要的。因此我们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片面强调文化应该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一般的市场经济。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为尺度，纯粹按“买卖人”的观点来规划我们的文化建设，那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很明显的。市场经济追逐最大利润的原则妨碍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确立和实现。不用说社会主义文化，即使是进步的、健康的资本主义文化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利原则之间的矛盾也是明显的、尖锐的。卢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与道德的矛盾、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等观点和说法，都揭示了这种矛盾。我们国家则不同。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效应要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约束。这样，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既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同时又有能力限制它的负面效应。关键是要真正贯彻两手抓，坚决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市场的启动，有利于较多的资金向文化事业投入；适度的物质利益原则，有利于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潜藏的创造才能；适度的竞争原则，有利于打破以往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带来的弊端，使优秀人才和作品脱颖而出。文化企业的出现，可以在文化中注入市场机制的生机，有利于优秀文化产品的传播。更加重要的是，通过市场机制使文化更加面对群众、接近群众。我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一种有益的、进步的倾向。文化面向大众是社会主义文化本身的要求。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少数文化人的圈子里，应该交给群众。列宁说过：“过去，全部人类智慧，全部人类的天才创造，只是让一部分人独占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另一部分人连切身需要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然而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财富。”^[11]市场经济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有利于青年一代多渠道地、多形式地获取文化科学知识。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中的利润原则以及有可能滋生的拜金主义，会冲击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因此，我们应该始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一定要导向正确。所谓导向，就是始终不偏离既定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文化建设都要服从这个总目标。江泽民同志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整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各方面进行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导向问题的关键是指导思想。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我们绝不能以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否定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其实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并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在阶级社会中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封建社会不用说。资本主义社会号称自由世界，它的文化形态是多样的，但指导思想仍然是一元的。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没有确立哪一学派为指导思想，但居于统治地位的必须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维护资产阶级政权，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说和理论。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绝对的不允许上升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允许研究、讲授，但绝不允许处于统治地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指导思想一元化问题是原则问题。不仅对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重要，对于市场经济下的大众文化同样重要。大众文化具有娱乐性、休闲性、趣味性，应该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但应该弘扬主旋律，提高品位，优化文化环境。

文化应该有市场。但我以为不能把全部文化推向市场，把市场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文化产品不能把利润作为唯一的原则，而应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有时为了社会效益可以暂时牺牲经济效益。邓小平说：“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12]文化领域也不能简单引进竞争机制，实行所谓“优胜劣汰”、关停并转。要对某些文化种类和部门实行保护扶植政策，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的素质。

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导向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要约束市场自发的、盲目的导向力量，加强思想导向，应该正确处理市场经济下文化建设中的两种关系：

第一，文化战线和文化市场的关系。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一直把文化看成是一条战线。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13]现在只提文化市场不再提文化战线，似乎文化市场只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精神产品的买卖关系，不再存在矛盾和斗争。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毫无疑问，现在的情况不同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更不同于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但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仍然是存在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腐朽思想的侵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各种封建思想的沉滓泛起完全是可能的。在文化市场中设立一道防线，在加强法律手段的同时，应加强文化自身的自制力，即实行“双百方针”和展开必要的批评，这样才能使文化市场净化，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

第二，文化战士和文化商人的关系。文化作为战线要求的是文化战士；而文化作为市场要求的只是文化商人，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文化市场是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的本质不是文化商人，文化经营当然应该考虑到市场，要考虑到经济利益，但比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社会责任，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文化发展与文化名人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文化在世界的突出地位，就是与中国历代的文化名人联系在一起。而文化名人的成就，又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每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往往凝集在它的传世之作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同样需要从青年一代中培养“文化名人”，甚至“国学大师”；需要真正创造性地研究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名篇佳作。我们的中青年学者中已有一批人崭露头角、才华出众，发表了有分量的论文和著作。但我们希望年轻一代能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贡献。

四、西方社会不可能依靠东方文化摆脱危机

对文化的考察离不开社会。人们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来考察文化的。可以说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制约着人们的文化观。

站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立场，人们很容易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保守顽固的一面。持否定态度，可站在所谓“后工业社会”立场，即力图消除发达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人们，往往迷恋中国传统文化的宁静与和谐。似乎东方人和西方人各走一段在对方中发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全盘西化”论者要从西方人那里寻找自己没有的东西；而为资本主义矛盾困扰的现代西方人又力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自己失去的东西。我们绝不能为这种现象所迷惑，误以为东方文化可以成为西方社会自我解救的良药。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是为这个民族所固有的、为其生存条件所决定的。各民族的文化发展的程度和特点存在差异。例如，中国、印度、古代希腊罗马和埃及、巴比伦都曾经是文明古国，对人类文明做出过卓越贡献，但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被认为是凌驾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的。文化的价值不是绝对的，而是有相对性。“一个完全用自己的文化作为准绳来判断其他文化的人，是一个民族中心主义者。”^[14]

“西方中心”论者曾经把西方文化作为文明的典范向全世界推广，特别是向东方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推广。的确，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西方资产阶级在把商品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也竭力宣扬自己的文化，企图按照自己的面目来塑造世界。《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来一个世界。”^[15]可是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虽然制造了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并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其他民族，而是遭到顽强反抗。中国100多年的反帝斗争，就包括文化战线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斗争。

文化具有可传播性。各种文化的友好交流、融合、相互吸收是文化发展中的进步趋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是常见的。历史上希腊古典文化就曾随亚历山大东征而在欧亚非广大地区传播。汉唐盛世，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朝鲜、越南以及其他周边地区得到广泛传播。17世纪以后，以来华的天主教士为媒介，中国传统文化又深入欧洲。同样，印度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影响。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如《物种起源》《原富》《天演论》《群学肄言》等对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可是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绝不会导致用一种文化代替另一种文化。任何民族都是在自己文化基础上吸收别民族的文化。它不是使自己民族的文化融入其他民族的文化，而是通过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来繁荣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

随着中国在世界地位的提高和东亚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社会矛盾的尖锐和价值观念的危机，东方文化的地位日益提高。很显然，西方社会可以从东方文化中得到很多教益。但是如果认为，东方文化将主导世界，并成为拯救处在各种危机之中的西方社会的唯一的文化，这很难令人信服。

西方的问题最根本的是社会问题。以生态危机、价值观念危机、家庭结构解体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危机，不是简单的文化危机，而是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危机。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能使西方社会摆脱困境，解决问题的钥匙和手段存在于西方社会自身。变革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才是最终的出路。能够依靠“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使西方走出生态危机吗？当然不能。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认识问题。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来说，西方生态学理论远远超出具有神秘色彩的“天人合一”理论，可也无法使他们走出困境。人与人的关系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在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基础上很难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合理调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讲到人对生态环境破坏时说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说：“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6]

我们不赞赏“东方文化主导”论，但更不同意中西“文化冲突”论。西方有些学者怀着对东亚儒家文化的恐惧，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冲突归结为文化问题，是他们对自身制度丧失信心的表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其中都包含着为其他民族缺少的珍品。文化的交流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社会主义文化正在建设中。真正的文化热并未到来。现在所谓文化热，还只是停留在少数学者当中。毛泽东当年说过，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到来的一定有文化高潮。我们期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能促进文化的繁荣。党中央决定的“科教兴国”的方针，就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方针。我们要始终记住：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而割断了中国文化传统就没有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