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基本概念及经典理论传统

社会分层是一个亘古拓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亘古”是说，自人类诞生起，社会就以不同层次呈现，所有社会都经由某种生活方式构成各种权力与财富阶层；而在社会学100多年的历史中，阶级、阶层、社会不平等、种族群体等社会分层议题一直是社会学的主流研究问题。“拓新”的含义是，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总使每一历史时期、每一阶段、每一区域的研究显示不同的社会分层。因而，关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学术成长应该有其不能不为的道理和丰富的文献资料基础。本书的叙述首先从基本概念说起，目前在社会分层领域有四个关键词需要大家了解。第一，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第二，社会不平等（social inequity）；第三，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第四，社会阶级（social class）。以下我们从分析词义入手，辅以对应的经典分层理论视角。

社会分化

社会分化作为社会分层的基础概念，与分层概念既具有联系又彼此区别。社会分化过程指的是社会要素之间的分离和差异不断增加的过程，广义上分为横向分化和纵向分化两部分。横向分化也称功能分化，意指社会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空间和时间上逐渐分离成专门部分的离散趋势。纵向分化亦称等级分化，主要指人口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占有及其分布的离散趋势。狭义上，人们大多只将前一种横向的功能性结构分化，如社会组织的专门化、社会不断分工造成的个人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抑或其占有的社会职位（social position）的区隔等称为社会分化；而将纵向的社会成员间的等级分化，如阶级、地位、权力和财富的分化现象，称作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显然，社会分化并没有使得一个社会单元相对另一个社会单元具有特权地位，仅表现为不同社会单元的区分。比如社会角色的不同、社会职位的不同以及主观世界评价的不同，等等，这些差异不一定反映高低不同。但社会分层是具有地位特性的，涉及生活方式、规范或道德的认同将随社会不同部分而程度各异，涉及上层对下层的权力支配以及财产所有权的差异等等。经典时代社会学的奠基人都非常重视社会分化或社会分层主题，法国学者埃米尔·涂尔干的分工论是讨论社会分化的经典著作，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论、韦伯的地位论则有对社会分层的精辟阐述。应该说，社会分化相比社会分层，是一个外延更广的概念，是社会分层的基础，也与社会分层在区别中密切相关。假定某一家庭中的人存在高低地位不同，那么家庭成员个体是有社会分层的；相反，家庭中承担不同家务劳动的人，并不一定有地位上的高低之分。

就社会个体或群体而言，社会分化的本质与自我界定过程相联系，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过程。社会分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个体或群体如何在社会结构中扮演角色，界定自身的社会意义。而主体化概念的确立又与另一个概念“他者”（the other），即“异己性”（alterity）相互勾连。即人们总是在“相异于他者”的社会建构中确立“我是谁”、“我们是谁”的结构抑或文化象征的边界（Lanment，1992，2000）；或者会依循自己所属的集体特征来界定自我归属的“整体”，如国家、民族、社区、家庭等。无论倾向于哪一整体或个体归属的范畴，都标示了具体的社会分化：一些属于通过法律来确定界限的正式的社会分化，另一些则可能是非正式、界限模糊不清的社会分化。但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分化，它们都根深蒂固地深植于社会，构成社会的差异及其主从关系。同时，分化的建构过程又嵌入在社会每一个体的生命史中。因而，社会分化是这个建构过程的媒介，也是结果（Foucault，1969；Giddens，1992）。即我们生活在充满社会分化的世界中，因为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在创造、强化和控制彼此的差异，创造出一个个名为“我属”与“他者”、局内人与局外人、公民与非公民、移民者与原生者、异性恋与同性恋以及富人与穷人等的诸多类别。

社会不平等

第二个概念是社会不平等。这是个具有高低等级差异的概念。引入英文意义“access to valued resources”之后，社会不平等通常指社会人口中的个体或群体对某特定社会中“有价”资源、服务和地位的不平等的摄取或占有。“有价”不是只有交换价值的“有价”，也不是马克思说的有使用价值的“有价”。它是指社会特定的一群人认为这种资源有价值，同时是稀缺品。比如，政治地位是“有价”的，它有支配人的权力，而支配人具有相当的含金量；再比如，收入的“有价”性，等等。当社会人口给某种资源赋予价值后，原本无价的资源就可能成为稀缺资源并因此而“有价”。当“有价”资源在某一系统分布不均衡时，就生成我们声称的“不平等体系”。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差异、性别不平等、民族不平等以及种族不平等都可归纳到社会不平等概念中去。那么，在某一特定社会存在诸多有价资源的情况下，什么是决定社会不平等的最主要的中心有价资源呢？历史上有过四类经典的论述。

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心的最有价资源存在于产权关系中。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其他资源的支配。谁对生产资料有占有关系，谁对生产资料占有得多，谁就在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处于主导地位。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就沦为次要的被支配地位。因此，出现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概念区分，占有生产资料的一方构成剥削阶级，不占有的那方则处在被剥削阶级地位，或相对资产阶级而言沦为无产阶级。这种阶级区分体现出不平等的“零和”模式，一个阶级的“得”就是另一个阶级的“失”，表征阶级结构的两极分化对立（Dahrendorf，1959；Marx，1848/1959；Wright，1979）。

韦伯主义观点指出，中心的最有价资源是权力（power）、声望（prestige）和财富（property）。韦伯同意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因素决定社会地位的观点，但他认为：（1）经济地位并非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而是由人们所处的“市场处境”、“生活机会”决定。“当一些人在生活机遇方面有共同的、特定的因素构成时，只要这种构成表现为占有物质的经济利益和获得收入的机会，而且是在商品或劳动市场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那么，这些人就可以说是一个‘阶级’。”（Weber，1982：56）（2）社会分层的因素除了经济因素以外，还有地位因素和权力因素。韦伯所定义的地位实际是一个人拥有的社会声望。如果地位群体指由人们共享生活方式而形成的共同体，那么地位状况取决于特定的正反两方面社会荣誉的评价，从而形成声望的排列系列。（3）权力因素是韦伯主义包括后韦伯主义社会分层理论所强调的最重要的有价资源。权力与物质资源之间始终保持一种特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权力是物质资源的附生现象，人类历史就是一种围绕物质资源的斗争，对稀缺物质资源的垄断能够促使那些需要而没有这些资源的人们服从。对韦伯来说，权力是一个基础性概念，其本身就足以算是一种社会资源，标示阶层的地位符号（Breen，2005；Lenski，1966；Giddens，1973；Goldthorpe，1980；Parkin，1971；Weber，1982）。

涂尔干学派将中心的最有价资源聚焦于职业抑或职业团体，即职业分工的不同、职业技能的差异构成了社会分层及其社会不平等。相对传统阶级理论重视宏观层面的大型阶级冲突的制度化力量来说，涂尔干学派强调阶级应该回到一种可操作的微观阶级层面，即回到劳动技术分工的不同功能部门所形成的职业群体的层面。他们关注“小型阶级”（small classes）（职业共同体）在生产领域的出现，及其对不同个体的道德、价值观、生活机会和生活方式的形塑；并认为职业及其技能作为最有价资源而形成了具有阶级属性的分割。这样的分割，在涂尔干主义及后涂尔干主义看来颇具现实的社会功能：（1）职业群体的共同经历有组织经济及生活的功能；（2）形成一套成员不得不遵守的规范/道德原则，构成制度化的道德体系；（3）解决团体成员与其他团体的冲突；（4）是政治组织的基础。总之，职业群体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能够通过吸收社会力量，摆脱经济无序，从而发挥社会整合作用（Alexander，1988；Durkheim，1893/1960；Grusky，2001：164-172；Grusky and Galescu，2005；Goldthorpe，2002）。

布迪厄通过引入“惯习”（habitus）、“生活风格”（life style）概念，特别强调了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作为中心有价资源的重要性。布迪厄在《区隔》（Distinction，1979/1984）一书中，将阶级定义为具有相同惯习的生物个体的集合，又将惯习界定为早期生活经验在行动者思想和行动图式中积淀下来的、内在而具较强惯性的或已经制度化了的东西。他认为，人们凭借惯习去认知社会时，要经过一个解码过程。解码过程中的解码能力不是先验与生俱来的，而是取决于行动者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两个主要来源——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是解码能力的两项决定性因素。其中，学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弥补家庭背景的不足，从而帮助个体取得标示某种地位象征的品位和举止（Bourdieu，1984：8492）。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身体化、制度化和客观化形态[1]）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阶级阶层属性（Bourdieu，1984；Swartz，1997；Weininger，2002；周怡，2003）。

尽管上述四类学术传统对中心有价资源的评判不一，但之后的有关社会不平等的阶级理论及其经验研究都基本未能突破这四类框架。“资源匮乏”是存在于所有个体、群体和社会之间的重要议题，它促使人们去诉求和思索社会的公平性，思索如何才能在竞争中成功获取资源，避免资源流向他方或他者。然而，基于平等的资源分配，无论在机会还是在结果上都难以真正实现。不平等作为一种常态既充斥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也在某特定社会的各个领域有不同的体现。也就是说，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过社会不平等。

社会不平等说到底同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以及位置之间的不同关系密切相连。社会不平等不可能消失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社会中总存在某些角色或某些地位，使一些人能够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有价资源、服务；另一方面，人类拥有赋予事件和事物意义的能力，拥有对差异、界线作出评价的能力。前者反映客观的位置上的物质利益差异（如收入、财富等），后者则为主观的由位置与位置之间比较而产生的感受利益差异（如荣誉、声望等）。正是客观和主观的利益差异产生并延续人们的社会不平等状况。

社会分层与阶级

什么是社会分层？前述在社会分化概念的界定中已经有所涉及。就其词根来说，该词最先来自地质学“stratify”，指地质的沉积成层的现象，后被引入社会学。即社会学采用地质分层现象比喻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各群体之间会像岩石一层层叠加那样，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出现层化。它指纵向的社会分化，亦称等级分化，主要指人口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占有及其分布的离散趋势，意指被固定化或制度化的不平等。即我们将纵向的社会成员间的等级分化，如阶级、地位、权力和财富的分化现象，统称作社会分层。显然，社会分层具有地位特性，涉及生活方式、规范或道德的认同的程度不一，涉及上层对下层的权力支配以及财产所有权的差异等。同时，它存在于一个社会关系体系中，能够决定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得到等结构问题。其中，制度化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地位及其差异属于较为固化的客观存在。生活在高低分明的阶层体系中的成员个体能够清楚意识到自己的归属群体，意识到某些高地位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服务，他们的影响力更大、更受人尊重。

阶级的概念被包含在社会分层体系中，隶属“大分类的社会分层”（Grusky，2001）。最早关注阶级，尤其重视社会政治呈现阶级性的学者当属马克思和恩格斯，但他们并没有对阶级概念做过明确的定义。维基百科认为：“阶级”意指具有不同身份，不同地位、财富、劳动形式、生活方式，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社会性群体。通常不同阶级之间都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大多数阶级学说都被建立在冲突论观点上，认为阶级集团之间的对立将使社会处于持久的冲突之中。用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话来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1986：13）从本质上讲，阶级就是基于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而形成的利益根本对立的社会集团或人群共同体。因而，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概念具有三个主要特征：（1）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首先是指阶级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形成的，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是阶级最本质的特征，其余的特征都是由这一本质特征派生出来的。其次，划分阶级的首要依据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构成资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为无产阶级。（2）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能够借助于国家而成为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的统治阶级，成为拥有公共权力的政治主体以及意识形态的支配者。由于在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与统治阶级同时产生的其他阶级则在政治文化上处于被支配、被统治的地位。阶级会基于共同的经济地位而产生政治倾向、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一致性。（3）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人类社会不是从来就有阶级的，阶级的存在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随着剩余产品、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人类才分裂为利益根本对立的不同社会集团抑或阶级。

经历一两个世纪的社会变迁之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经受实践检验的同时，曾经遭遇来自各方的学术批评、争论和挑战。在争论中，后马克思主义者用“阶级说了算”（class counts）的层化思维，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的“有”和“无”二元阶级论，拓展到了由财富的“多寡”所决定的阶级分层理论（Wright，1997）。现代工业社会随着有产者和雇佣劳动力市场的分化，越来越注重以职业、权威和资本三者结合的阶级划分标准。即阶级类型既考虑经济结构，也依据职业和权威结构，由此区分的五大阶级类型包括上层阶级、公司管理阶级、中间阶级、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其中，“上层阶级”指代那些拥有大量财富、拥有权势或特权的人群或家族，包括拥有资本所有权的企业家、金融家和“世家”。“公司管理阶级”意指那些不是公司所有人却在大公司或政府部门具备高度权力的管理者，包括公司的决策管理层（总裁、经理等）、公司董事会成员等。“中间阶级”用来指代那些资产不多却有一个中上等的职业地位和权力的薪酬阶层（脑力劳动者），包括中上层的一般公司管理层、医生、律师、教师等专业人员，以及中下层的办公室文员、销售员等白领阶层。“工人阶级”是那些几乎没有财产、没有权力，有稳定职业但其职业位置居中下层地位的人，包括技术和非技术的蓝领工人。“下层阶级”指那些无任何资产、经常失业或无稳定职业又没有权力的穷人（Kerbo，1991；Giddens，2001）。这样的五种阶级类型构成现代工业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它们的共存也被称为社会阶级（Grusky，2001）。

与阶级、阶级再生产话语密切关联的还有先赋（ascription）因素和后致（achievement）因素两个常用的阶级分析概念。当阶级阶层地位来自世袭，即人们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地位来自个人无法掌控的性别、出身、种族等因素时，这种地位获得属于先赋性获得方式。当阶级阶层地位首先由个体自身可掌控的特质，如个人的追求和努力，个人遵循某些成功的法则等因素所决定时，这种地位获得则属于后致性获得方式。一般认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将伴随后致因素取代先赋因素的变动趋势。当然，今天即便是在现代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及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也仍然存在先赋因素和后致因素并存的状态，在阶级阶层地位的获得方面根本不可能真正剔除世袭的先赋因素。对个体而言，既有的身份地位往往是先赋和后致因素综合的结果。如果说五种类型阶级划分呈现一个社会的静态特征的话，表征动态的阶级阶层话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即为社会流动。所谓社会流动意指个体或群体在社会阶级阶层体系中的位置移动。它可以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亦可以是个体或群体在阶级阶层体系中的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在第五部分我们将具体展开对社会流动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分析，此处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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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所谓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指由人们长期内化的禀性和才能构成的生存心态；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由合法化制度所确定的各种学衔、学位组成；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则反映人们对那些已经物化或对象化的文化财产的占有（Bourdieu，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