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三日）
在历史研究中，方法问题很重要。根据当前党史研究和编撰的现状，我认为，在正确的历史观指导下，从方法论角度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一、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历史
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64]研究一段历史、一个事件，首先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弄清它的发生发展，特别是影响它发生发展的原因、方式和过程，弄清其中的主要矛盾、主要变化和主要关节，做到全局在胸、整体把握，真正触及历史的脉搏，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比如，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党的成立的大背景是从一八四零年写起的，这同以前的党史版本有很大不同。过去的党史大多从五四运动写起，说五四运动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给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等。这些条件虽然十分必要和重要，但是，还不足以显示出历史的深刻性和必然性。后来有的党史版本从辛亥革命写起，有的党史版本从二十世纪初写起，也同样不能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因为读者会问：为什么会发生五四运动呢？为什么会发生辛亥革命呢？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还是没有被彻底揭示。
这个必然性何在？就在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之中，就在从那以后各种各样的抗争都失败了的结果中。而这个变化和抗争是从一八四零年西方列强的入侵开始的。从那时起，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从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变成广大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所以，从一八四零年写起或者说从一八四零年研究起，就真正找到了历史的源头，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根”。有了一八四零年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性质和矛盾发生深刻变化，就有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有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一次又一次的抗争、探索和失败，也就有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因为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农民起义、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都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人民的命运，所以有着先进理论的中国共产党才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讨论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意义在于从历史的源头研究起，就能够找到历史的必然，就容易看清历史的本质，就能够打开研究的扣子，拓宽研究的视野。所以，这个时间的前移，我过去说过，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不是一个表面现象，也不只是研究方法的变化和提升，而是抓住了历史课题的关键。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党史研究中，一定要研究事物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一定要从整体上把握历史，一定要抓住历史的源头和根本。
二、要从宏观上把握党史的主题、主体、主导和主流
研究、撰写党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为了今天和更好地走向明天。要达到这个目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坚持从宏观上把握党史的主题、主体、主导和主流，正确地认识历史和总结历史。
一是要始终紧紧围绕近现代历史和党史的主题展开历史。近现代中国社会性质、主要矛盾的运动和发展变化，决定了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近现代史和党史的主题。只有抓住这一历史主题，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为正确认识历史、总结历史创造根本前提。
二是要着重反映党史的主体内容。党史的主体内容是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努力奋斗、艰苦奋斗、浴血奋斗的历程。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卓越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切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结果。”[165]所以，我们的党史不能写成会议史、文件史、领导人的讲话史，更不能写成其他违背历史真实的“历史”，而是要写成党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同时，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党的创立、发展和不断建设的历史。党的奋斗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党自身建设的历史三位一体，内在统一地构成了党史的主体内容。
三是要写主导方面。我们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是正确的，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朝着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这个方向前进的。虽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失误，有挫折，包括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都是探索中的失误和挫折。应当指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面对近代以来复杂的国情和二十世纪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在长达八十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不出现失误和挫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革命、建设的道路、规律几乎都是一无所知的。七大前夕，毛泽东同志回忆一大建党时的情况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166]。就是这样一群对中国“不甚了了”的人，怀抱赤诚的救国救民之心，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引下，开始了长达八十年的探求和奋斗。邓小平同志有两句话可以生动准确地概括这个历史特点，一是在黑暗中摸索，二是杀出一条血路。摸索，怎么能没有失误？在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怎么能没有牺牲？当然，是不是所有的失误都不可避免，是不是所有的挫折都要那么巨大？也不是这样。我们今天研究党史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弄明白党史上的失误和挫折，哪些是不可避免的，哪些是可以避免的；在不可避免的失误和挫折中，哪些是可以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但由于我们的过失而没有做到、今后我们应当注意的，进而从中获得历史的教益和启迪。但必须明确，不管情况多么曲折复杂，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是正确的，即使犯有错误也会自己纠正，即使暂时失败也会站起来继续战斗，从历史的挫折和曲折中，党终究会继续走上正确的道路。
四是要充分肯定主流方面。党的历史主流是好的，党的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主流是正确的，否则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不合逻辑的，是无法解释的。一个全是问题和黑暗面的党怎么可能团结带领亿万人民长期奋斗，怎么可能取得为世界瞩目的成就，怎么可能在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不可能！这既是历史的逻辑，也是历史的结论。党的历史虽然有曲折、挫折，有失误、错误，有成功和失败，但就整体来看，就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看，就历史前进的结果来看，党的历史的主流方面是胜利，是成绩，是进步，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得了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所以，在八十多年的历史中，党史的主流方面是好的，是成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历史的结论。因此，党史要写成充分反映主流的历史，要写成鼓舞人的历史、教育人的历史、催人奋进的历史。成就鼓舞人，挫折教育人，革命精神催人奋进。
三、要坚持客观、全面、辩证、实事求是地研究党史
不客观，不全面，不足以弄清事情的真伪；不辩证，不求是，不足以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辩证求是地研究党史至关重要，客观全面地研究党史，是辩证求是的基础和条件。
这里着重讲一讲党史人物研究的客观、全面、辩证、求是问题。我们党史上的很多人物都有一定的复杂性，有些人物还十分复杂，常常“盖棺”也不能“定论”，使后人产生“说不尽”之感。所以，党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不能简单化，需要经过反复认识，从大处着眼，宜粗不宜细，着重从总体上作出全面、公正、科学的评价。具体来讲，我认为主要应该做到“四清”：史实要弄清；功过要分清；责任要搞清；总账要算清。
史实要弄清。党史人物的复杂性在于，或者历史资料不够充分，甚至缺失关键性的材料，或者材料芜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搜集、整理、辨析资料方面下大气力，从中找到至少是更加接近历史人物真实的情况。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没有了它，评判历史人物就失去了根据。
功过要分清。但凡历史人物，都有功过问题。是功是过，一定要分清，不能以功掩过，也不能以过盖功。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不能因为他的过错多就否认他的功劳，也不能因为他有功劳就不说他的问题。
责任要搞清。比如，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到底有没有责任？实事求是地说，共产国际的指导有错误，陈独秀自己也有责任。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共产国际东方局上海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来看，维经斯基讲了话，陈独秀也讲了很多话，从陈独秀的讲话中看不出受维经斯基的影响。而且，当时党内有周恩来等同志的正确意见，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并没有听取。所以，我们不能把陈独秀的错误全都说成是共产国际的错误，也不能把共产国际的错误都算在陈独秀的账上。错误、责任一定要搞清。
总账要算清。一个人有功有过，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总账要算清。比如，毛泽东同志，尽管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有“反右倾运动”，有“文化大革命”等问题或错误。但小平同志说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67]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总之，功大于过。
党史研究和党史人物研究要客观、全面、辩证、求是，就必须在三个方面下功夫，即在征集核实史料上下功夫，在学术研究上下功夫，在撰写文稿上下功夫；力争在史料上有新发现，在研究上有新突破，在写作上有新特色。这样才能写出史实准确、评价客观、观点新颖、思想深刻、形象生动，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历史检验并对现实有所贡献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党史精品，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真正起到鼓舞人、教育人、启迪人的重要作用，发挥好作品的社会功能。
四、要坚持党史工作特点
党史工作以党的历史为研究对象，从而形成诸多特点，如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等。为现实服务也是它的重要特点。这就需要党史工作关注现实、了解现实、研究现实，根据党和国家发展的现实提出要研究的课题，并作出历史的解答，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服务现实、为现实提供借鉴。否则，党史研究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有的同志会问，党史研究与现实如此密切相关，它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工作怎么区分呢？这实质上是党史研究部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如何发挥自己独特作用的问题。
具体来讲，面对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党史研究与其他部门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史“说话”，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从历史中寻找启示，从历史中寻找一个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和解决问题的钥匙。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发生，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消亡，总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总有蛛丝马迹可供查找。党史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到历史中追根溯源，阐明事物的来龙去脉，说清现实为什么是这样的，当然，这不仅仅是简单地用历史来解释现实。更进一步的是，要总结历史发展中有哪些有益的经验、有哪些值得汲取的教训，进而形成对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启示。此外，我们在研究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现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或者说原来曾经做过的、发生过的事情，现在仍然在做、仍然在发生，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中去寻找经验和借鉴。总之，要用历史的眼光研究现实的问题，为现实服务，这就是党史工作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