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由六编组成，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西汉时代的《诗》学研究，另一类是西汉时代诗歌创作形态研究，包括楚骚创作、“三大组诗”以及《易林》繇辞等。与一般按照程式写作的专著不同的是，每一编文章都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具有很强的概括性。这些文章积聚在一起，西汉《诗》学阐释的诗性风格以及诗歌创作风貌也就大体呈现出来了。

长期以来，学界提起西汉诗歌，基本上就是“三大组诗”，即《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汉鼓吹铙歌十八章》，学界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至于其他《汉乐府·相和歌辞》以及《杂歌谣辞》中的一些作品，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因为创作时代不明，学界统称为“两汉诗歌”。本书主要对“三大组诗”作系统校释，在此基础上，对比较有把握准确释读的诗篇写成研究性论文。“三大组诗”中的《安世房中歌》《郊祀歌》保存于《汉书·礼乐志》中，颜师古收录了晋灼、孟康等唐前学者的解释。《汉铙歌十八曲》保存在《宋书·乐志》中，则未有注释。对“三大组诗”的研究，清代学者如朱乾《乐府正义》、陈本礼《汉诗统笺》、朱嘉征《乐府广序》、王先谦《汉铙歌释文笺正》等书，有价值的释读不少。但这些古书往往保存在一些大图书馆的古籍部，查阅殊为不易。我曾经累月在浙江省图书馆孤山学舍，近乎全面地搜集了这些材料，俾学者取资焉。

西汉时代的一些文人如贾谊、淮南王刘安、东方朔、刘向、扬雄等人都创作了楚辞作品，其中扬雄创作的《广骚》《畔牢愁》在《汉书》本传中提到过，但不见于任何作品集收录，学界视为“扬雄佚篇”（张震泽《扬雄集校注》）。我因一个偶然原因，发现《九章·悲回风》中有关于“岷山”的一段描写，于是搜集了相关资料，写成《论扬雄〈畔牢愁〉与〈九章·悲回风〉的附益问题》，发表在《文学遗产》上。《远游》作者问题是否为屈原，到现在也充满着争议。本书收录的《〈楚辞·远游〉成篇考》认为《远游》以“重曰”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为淮南王刘安的《远游》，后半实即扬雄《广骚》。在《汉书·扬雄传》中有明确记载。

流传至今的《焦氏易林》的作者也有争议，一说是西汉昭、宣时代的焦延寿，一说是哀、平、莽新时的崔篆。《汉书·京房传》记载焦延寿之说：“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清翟云升《易林校略》后附焦赣《易》说数条，非四言韵语。今本《焦氏易林》完全由四言韵语组成，记载许多西汉晚期的事件，还有大量的谶纬资料，我做了一些考证，认为是出自西汉晚期的崔篆之手。关于这些四言韵语组成的作品是不是“诗”的问题，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学者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认为此书四言韵语皆属于诗。《易林》韵语本属于繇辞，“繇”“谣”相通，就来源来说，与上古“谣占”是相通的。《易林》繇辞多来源于史书、物占、谣占、古小说等等。相对来说，就典籍而造作的韵语容易解释，而难者在于《易林》征引小说今已大部散佚，所以我花了很多功夫，从现存古小说中找到《易林》一些繇辞的来源。

下面对本书六编文章做一提要。

第一编第一章：《从乐歌到经典：出土文献对〈诗经〉诠释的启迪与效用》

本文所谓出土文献指的是清华简《耆夜》以及上博简《孔子诗论》。《耆夜》内容为周武王伐耆（黎）胜利后，于文王庙室举行饮至之礼时，武王、周公、毕公等人所赋的五篇乐歌。学界一般认为《诗经》是西周、春秋时期的仪式乐歌，风、雅、颂、赋、比、兴的分类与仪式有关，以及《诗经》的排序受到了仪式的影响，但苦于没有第一手文献材料，很多说法流于猜测，有待证实。清华简《耆夜》证明《诗经》作为仪式性文本，对解决各种疑窦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喻示。当春秋末期“礼崩乐坏”以后，《诗三百》作为仪式乐歌已经凝固为文本集。《孔子诗论》是孔子讲授《诗三百》的唯一文本，讲授方法基本上属于《汉书·艺文志》所谓“玩经文”，玩味本文，采其功用，意蕴悠长，在《诗经》阐释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以《孔子诗论》为参照，可以明瞭汉代齐鲁韩三家今文经“章句”之学中的故事、谶纬、天文、历数以及古文经《毛诗序》等都是汉代学者的填加，体现了《诗经》学在汉代的发展，与所谓“诗本义”或者“孔子本义”并无太大瓜葛。董仲舒“诗无达诂”论目的是为汉儒阐释《诗经》的穿凿附会手法大开方便之门，使政治缘饰儒术，为变革更化寻求合法性的根据。

第二章：《诗纬》研究

本文所谓“谶纬诗学”，主要以《诗纬》为中心，以齐学为根基，以阴阳五行理论对《诗经》的阐释发展而来，包括“四始”“五际”“五性”“六情”“诗者天地之心”等概念。“四始”“五际”通过时辰、时令、五行与《诗经》大小雅中几首诗篇的对应，解释王政兴盛衰败、循环往复的节奏；“五性”“六情”以阴与阳、道德与人欲解说《诗经·国风》中地域风俗以及治乱之世的诗风差异；而“诗者天地之心”等独特的诗定义体现在对《诗经》雅颂中祭祀诗篇的解说中，阐述了王者制礼作乐以及建立国家祭祀礼仪的重要性。谶纬诗学通过对自然律历与《诗经》具体诗篇的关联性解说，从政教风俗的角度解释自然、社会和政治的兴盛衰败之理；其独特的诗定义既注重诗歌持人情性、端正情操的作用，又注重祭祀仪式对诗歌的外在影响，是对诗歌宗教性的精炼概括。谶纬诗学从《诗经》入而不从《诗经》出，从对《诗经》风、雅、颂的阐释活动中抽绎出诗学原理，形成了独特的谶纬诗学体系，以应用于现实的功利目的，表达变革更化的思想，其创作意义大于对《诗经》的阐释意义，对古典诗学理论及郊庙歌辞创作有深刻影响。

第二编第三章：《论扬雄〈畔牢愁〉与〈九章·悲回风〉的附益问题》

《九章·悲回风》是一聚讼纷纭的历史遗留问题，在《九章》中字数、行数高居第一。王逸、朱熹等古代学者一直认为是屈原所作，朱熹《楚辞集注》认为该篇是屈原的“临绝之音”。近现代以来，《悲回风》被有些学者认为“伪作”，但多凭感觉，证据不足。近年出土了一些竹简文献，对简帛编连体例的研究，对《悲回风》作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材料。本文经过详细考证，认为《悲回风》由两大部分组成，从开头至“宁溘死以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共四十八单句为屈原原作；自“孤子吟而抆泪兮”至结尾共六十二单句为汉成帝时扬雄所作《畔牢愁》。在刘歆等人整理《七略·诗赋略》时追录，并“附益”在《九章·悲回风》之下。

第四章：《〈楚辞·远游〉成篇及作者考论》

《楚辞·远游》作者是否为屈原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近年来出土大量楚地竹书，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材料。诸如竹书传抄过程中常见的“附益”问题，即两篇合抄现象，如《上博简》第四册《昭王毁室》与《昭王见龚之脽》合抄，第五册《竞建内之》与《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本为一篇，而误题两篇等等。屈原、宋玉作品最初形态为先秦楚系文字书写，经过“隶变”以后转为汉隶写本。章太炎《訄书·官统中》曾提出“《楚辞》定本出自淮南说”，对《楚辞》中竹书文字及其篇卷体例的“定本”的研究，进而确定《楚辞·远游》的成书及作者问题，是本文独创性所在。本文经过研究，认为《楚辞·远游》以文中“重曰”二字为界，分为原作和拟作两部分，原作为淮南王刘安的绝命辞；拟作实即《广骚》，为扬雄早年模拟《离骚》之作，采用了《大人赋》以及东方朔《七谏》的诗句，而成为集句式的“百衲体”，不是很成功的作品，但因为被附益在《远游》之下，因而使《远游》充满了争议。这些史料线索原本在《汉书》中有明确记载，但后人囿于《远游》为屈原所作的成见，往往意气用事，对既有史料视而不见并曲为之说。这种不尊重史料、不科学的研究作风，在《楚辞·远游》研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本文依据史料，对文本之间的关系加以细致比较，同时依据出土竹书文献，对《远游》成篇及其作者做实事求是的考证。《远游》与《广骚》分别对中国诗歌的游仙诗与玄言诗产生很大影响，占有很高地位。

第三编第五章：《〈易林〉繇辞中的西汉小说元素》

《焦氏易林》用了大量西汉小说资料，其故事类型分为谶纬类、记异类、仙道类和杂传类。谶纬产生于西汉末哀、平之世，方士们编造大量故事来解说经典，《易林》多处征引谶纬故事作为占筮材料；记异类小说在古典小说中占有突出地位，就《易林》征引材料而论，分为飞禽、走兽、水族、爬行类，其故事往往能与小说文献互证；仙道小说尤其西王母传说在西汉末流行甚广，成为不死信仰的重要来源，在《易林》中有多处记载；杂传类小说如“江妃二女”、燕丹子故事等在《易林》中亦有反映。《易林》林辞承载的许多故事出自宣、元、成时代的刘向作品，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其作者不可能是西汉昭宣时代的焦延寿，而应是两汉之交的崔篆。

第四编第六章：《〈安世房中歌〉：汉高祖庙祀乐章》

西汉时代的《安世房中歌》与《郊祀歌》，在郊庙歌辞创作史上是最具原创性的作品集。《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最早著录于《汉书·礼乐志》，又被称为“房中祠乐”“安世乐”。《汉书·礼乐志》详记《安世》组诗以及颜师古注引如淳、晋灼、孟康等人的字句训诂。据《汉书·礼乐志》记载，哀帝时孔光奏罢乐府，“有《安世乐》鼓员二十人，十九人可罢”。在此情况下，除歌辞文句之外，音乐、演奏、歌唱调式等场上因素就不为人所知了。《汉书·礼乐志》的记载有许多不准确之处。清代以前对《安世房中歌》组诗尚未有专门研究，清代以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如朱乾《乐府正义》注意到了《安世房中歌》中包括“房中祠乐”和“房中燕乐”两部分，这一观点具有启发意义；陈本礼《汉诗统笺》注意到该组“庙祀乐章”中对汉高祖文治武功的书写和大封功臣的内容，同时透露出“解者认为是享祀高庙乐章”这一信息，值得重视；清代诸儒在制度、名物训诂上多有发明，因为宗庙祭祀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现实制度”，与其处于“不隔”的状态，比较贴切。

本编第七章收集自古以来学者对《安世房中歌》的字义训诂以及章句解释，极有益于学者。

第五编第八章：《〈郊祀歌十九章〉：武帝时期郊祀文本研究》

笔者近年来研究上古时代宗教伦理制度与祭祀歌辞的关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祭祀歌辞往往是巫术与宗教仪式上的“登歌”，服从仪式本身及其功利目的的需要，有祀天、祭地、明堂诸种仪式，也就会相应地制作郊天歌、祭地歌、明堂歌。而且，服从于制礼作乐的需要，仪式用歌往往是集中完成的，这在郊庙歌辞创作史上已为通例。认为《郊祀歌》是不同时间、地点创作的“散歌”的汇集，这是不可想象的。武帝时代是西汉国家祭祀的创制阶段，从祭祀仪式的创制时间来分析郊祀歌的年代、作者、地点以及祭祀种类等因素，还算是个很好的思路。

本编第九章收集了自古以来学者对《郊祀歌十九章》所作字义训诂以及解释，在对这些材料进行考辩的基础上，制定了《郊祀歌》创作时间表。

第六编第十章：《汉铙歌六首清人注疏考证》

汉代《鼓吹铙歌十八曲辞》最早著录于南梁沈约《宋书·乐志》，声、辞、艳混杂，古奥难懂。《乐府诗集》卷十六《汉铙歌》条引陈释智匠所作《古今乐录》之说，当时已经是“字多讹误”了。清代以前乏人问津，清代以来，有李因笃、朱乾、彭士望（即彭躬庵）、庄述祖、陈沆、董若雨（董说）、陈本礼、谭献、王先谦及民国时期夏敬观等人的笺释。本文对《巫山高》《思悲翁》《圣人出》《上陵》《上之回》《远如期》六诗的解释较有把握，因为这些诗与汉代帝王活动有关，在史书中能找到相应史料。

本编第十一章近乎全面地收集了古往今来对《汉铙歌十八曲》的解说。

我曾独立完成两项与此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是《宗教伦理与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一是《汉—唐国家祭祀形态与郊庙歌辞研究》，两书由人民出版社2007、2013年出版发行。在写作过程中，陆续发现许多相关问题，诸如西汉时期谶纬、仪式以及与诗赋创作的关系问题，于是陆续写成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及文献资料都收集在这部著作里。随着自己的学术兴奋点转移到上古出土文献与古典文学的关系这一研究领域，目前承担着“出土文献与两周时期历史文学文本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关西汉诗歌文学的研究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我深知，就《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全七册）所收内容来分析，西汉文学、文献形态及范围要超出我们现在对西汉文学的认知水平，还有许多未开发的领域。

这本书得到了杭州市哲社重点基地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的基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