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阿尔巴尼
阿尔巴尼位于皮卡迪利大道旁一间小小的马车房背后，哈切兹书店和福特南与玛森百货公司的对面。它建于18世纪晚期，是那些在乡间有自己的地产又想在城市里有一个落脚点的有钱人的住处。在通向花园的狭长大厅里有一座拜伦的胸像，1816年他曾经在这里住过。墙上还挂有饰板，纪念墨尔本勋爵、埃尔顿大法官和帕默斯顿子爵等维多利亚时期的知名人士。英国所有清一色由男性成员组成的机构—公立学校、牛津和剑桥各学院、伦敦的俱乐部以及律师学院—都有一种家族相似性，阿尔巴尼也属于这个家族：高高的走廊简朴肃穆，带着冷冰冰的味道；脚下是闪烁的嵌花瓷砖；墙上高挂着磨光的墙板，开列着上至1799年的历任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的名单。
沿着在花园中蜿蜒而过、为枝叶所掩蔽的木板小径走到尽头，就来到了伯林的房间。透过窗框，在层层窗帘之间，可以看见绅士们在客厅中喝茶。伯林终其一生都是在类似这样的地方度过的—在带有英国机构特权痕迹的高墙拱卫的花园中，以及有着高高落地窗的房间里。
给我开门的是伯林本人。他没有拒绝我用俄国人的方式吻他：两边脸颊各一下，然后再来一下。这算是对我们共同的俄国血统的声明，我每次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都会很郑重地这么做。他永远穿着那件朴素的深色外套，里头是扣上纽扣的背心，再配上一条翻边的裤子。衣服样式保守，料子却是上好的精纺毛料。他的黑色系带皮鞋擦得很仔细，由于年深日久而有了细微的裂纹。他一般总扎着一条带黑便士邮票图案的领带。他的背心口袋上挂着一根链子，链上吊着一副长柄眼镜般的玳瑁放大镜，用来加在眼镜外面阅读小字体的文章。
他把我领进了一间舒适的屋子，从这里能看见外面的小径，墙上挂着一套精致的18世纪法国铜版画。壁炉架上摆着一排凸印着姓名的精美请柬。他慢慢地在壁炉旁边一张破旧的白色安乐椅里坐下。电话在他的肘边不时响起。每当电话响时，他都会重复一遍同样的动作。先是咕哝着：“好的，好的，请稍等。”然后把电话夹在脖子和肩膀之间，从背心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把眼镜推到眉毛上面，把夹鼻眼镜架在鼻梁上，翻着记事本，稍加考虑，然后说：“星期三下午三点。”在记事本上潦草地划几笔，重新把本子放进口袋，放下电话，这才眨眨眼对我说：“我们说到哪儿了？”他的社交网远至耶路撒冷和华盛顿，既有同龄人，也不乏忘年交，包括学术、出版、政治和艺术等各界人士。现在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来与他的社交圈中的阴谋、戏剧、争吵与和解保持同步。
他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溜盛有盐腌杏仁和一种芬兰式脆面包的罐头，他在出席晚宴的时候就把它们装在衣服口袋里兴高采烈地带去。在离他的椅子最近的书柜上堆着一大堆巧克力。他嗜吃零食，坐着的时候身子前倾，右手在那堆罐头里翻来找去，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把坚果和巧克力往嘴里扔。他的左臂则弯曲着，挨近身体。
在罐头的旁边总有一本刚出版的书，一般是某个以前的学生的作品，（他叹着气说：“我现在什么也不读了。”）还有他自己的一大堆手稿，经过他的编辑亨利·哈代的修订，正等着他做出反应。（“我连自己写的东西都读不下去，更别提其他人的了。”）不过，每天早上他都会如饥似渴地细读《泰晤士报》。讣告栏里，一张张面孔仿佛还在注视着人们—某位上议院司法议员的夫人，物理学教授，还有一次是他爱过的一个女人
。他的目光在她脸上流连：“她虚伪至极。虚伪至极。可是又可爱至极。”然后摇头道：“到我这样的年龄，所做的一切好像就是参加葬礼。”我用揶揄的口气告诉他，在巴黎，人们说：“Mais Berlin est mort, n'est-ce pas? ”（法语：“可是伯林不是已经死了吗？”）他微笑着回答：“可能是吧。”
在30年代的照片里，漫步于马格达伦花园或是站在全灵学院方庭中，为一道斜斜的光线所照亮的伯林，身材微胖，肩膀不宽，穿着三件套，一头黑色的鬈发，黑眼睛，戴着厚厚的眼镜，右手托着左肘。他总是不正面面对镜头，或是摆出假装严肃的姿势。和他相识最早的老朋友们说他几乎没有变。斯蒂芬·斯彭德对我说：“一头小象，始终是同一头小象。”在1910年里加一位上流社会摄影师为他拍下的最早的照片里，年仅一岁的他已经有了一双惹人注目的眼睛—又大又黑，顽皮而聪明，总有一种愉快的表情。身为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中受宠的独子，他始终保持着这种与生俱来的信心。八十七年后注视着世界的仍然是同样的目光。
他说话快得出奇，不熟悉他的人根本听不懂。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说过，伯林讲的英语跟他的俄语差不多，只是还要快，“简直像在追赶光速”。他说起话来就像一只炉子上的俄国茶炊，咕噜咕噜，喋喋不休。弗吉尼亚·伍尔夫1933年12月在新学院的一次宴会上初次见到伯林，她说他外表像个黑黝黝的葡萄牙籍犹太人，说起话来则有着年轻的梅纳德·凯恩斯的活泼与自信。伯林个性中的所有层面都显现于他的声音之中，这在他发音习惯的变化中得到表现。在他最早的那些演说中，他的声音是对牛津上层阶级语言的俄式模仿，全是闭唇音和清脆快速的元音，他不自觉地受到了30年代的完美典型，他终身的朋友和对手莫里斯·鲍拉的影响。他的老朋友们，像乔治·韦登费尔德，则还从伯林抑扬顿挫的急促语流和匆忙的节奏中听出一些大卫·塞西尔的风格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英国前后两代广播收听者们认为是牛津知识分子的声音的，实际上却是一个里加犹太人对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无意模仿。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所模仿的这种声音逐渐变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现在，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的俄国旧习重新抬头。老式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响亮声音又在他口头出现，语速缓慢下来，从急促含糊一变而为轻声低语。
他说起话来简直会让打字员和速记员们无计可施：似乎完全没法把捉，没有停顿或句点，也没有段落。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的低语中自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精确。其实始终有句子，也有段落。即使从句带出的插入语表面上似乎没完没了，但在思想陈述的最终完成之处，它们实际上就结束了。其间虽有限定语错综盘绕，每个句子的主干却总是清晰的。这种秩序带有音乐性，与其说它是逻辑的，倒不如说是直觉的和联想的更为合适。他这种跳跃飞奔的说话风格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他一边陈述自己的主张，一边预想着各种反对意见和限定条件，于是就把命题和条件综合到一起，在同一个句子里同时进行表述。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用口述的方式写成，所以他作品中的语言风格和他的说话方式是一致的：都是华赡精细，有前人遗风，同时又不失深刻清晰。从他在学校的作文来看，他从十一岁起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风格。
不善辞令的学者们在越过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天堑时，总不免一番挣扎；对伯林而言，语言和思想则是相携而行，无有窒碍。他对自己的这种轻松自如感到怀疑，总觉得拙于言辞的知识分子可能更为深刻，更值得信任。不过他的挥洒自如乃是他的一个秘密。对伯林来说，词语总是招之即来，在他脑海里以与说话同样快的速度组成句子和段落。自有浪漫派以来，思考就一直和孤独、苦闷以及内心分隔联系在一起。对于他，思考则意味着智慧、讽刺和愉悦。
要像伯林这样热爱思考，就必须是既敏捷又合群的人物。他憎恶独自思考，并视之为畸形行为。在他看来，思考与交谈、对话中闪现的灵感火花以及调侃、躲闪和游戏都是密不可分的。伯林的长于言谈是很出名的，因为他不仅机警敏锐，而且更能让人觉察到思想是通向未知的一个突破口。与他交谈过的人们记住的并非是他说过的话—他不是智者，也没有说过什么警句—而是被他带入他的思想客厅的经历。因此他的谈话从来就不是表演，他并不借此哗众取宠，而是通过谈话来过群体生活。
伯林总是说自己“丑得让人无法忍受”。当然，他的脸虽有一种高贵感，但确实称不上英俊。不过岁月使得他瘦削下来，渐疏的头发日益灰白，双眉、富于表情的鼻子以及有力的脸颊和下颏线条越发突出。如果他不缩着嘴唇，皱着眉，或是做出不赞成的嘲弄神情，他的脸部轮廓就是精细而饱满的。伯林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好像他一直就该是这样，好像他整个一生都是在朝着这种希伯来式的智慧外表变化。但这样的结果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无论他的观念还是气质在老犹太人中都是最不希伯来式的。
到目前为止，他的衰老还不怎么严重，但正在变得日渐迅速起来。他现在肩膀弯垂下来，背也驼了。他的听力也不如以前了：他发现，在全灵学院进行公开选举用的那张铺着粗呢的长桌旁边，要听懂人们七嘴八舌的谈话变得困难起来；大型宴会变得像是考验，但音乐会仍然一如既往地给他和妻子艾琳带来欢乐。每场演出都在他脑海里按照由近及远的顺序详细地记忆存档，直至30年代的萨尔茨堡，皇后大厅，废弃已久的礼堂和早已故世的表演者—肯普夫，施纳贝尔，所罗门，利帕蒂。
以头脑的敏锐著名，就意味着朋友们都提防着他（他自己也提防着自己）出现任何迟钝的迹象。他觉得自己的头脑每天都在不断地衰退。他会说：“我什么也想不起来。”然后，仅仅为了赶走自己的恐惧，他会重新开始努力回忆1932年8月萨尔茨堡一场节日演出中一位指挥的名字。（“等一下，等一下，想起来了。”）他的记忆力极为奇特，细密得简直不像是属于人类的，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来不费吹灰之力，以至于他给人的印象是什么都保存了下来，什么都没有丢失。
伯林总说他觉得自己一点儿也算不上是个有趣的人。这无疑是个狡猾的谎言，因为他最好的故事中许多都是关于自己的。不过，事实上他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一个热衷于自己想法的人，毋宁说是一个自足的人。虽然他只是以一种好奇的而非格外热切的方式倾听别人的话，虽然这种倾听更像是他自己的话语之间的停顿，但他确实是在听，而且似乎确实听见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他那些主张行动主义的朋友们常常批评他对内在体验比对献身公共事业更感兴趣。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对人类自欺行为的多样性比对realpolitik（德语：现实政治，强权政治的委婉语）更好奇。
伯林唯一明显的自恋形式是他的疑病症。他喜欢生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病。他对医生、养生和疗养院十分喜爱，只要受一点点刺激就会上床休息。学生们还记得他在床上给他们上课，被子上到处是书、纸、茶杯和饼干。在他妻子的房间隔壁那张他现在睡的小单人床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排药瓶、药膏、盒子和玻璃水杯。他会对你说他自己情况很不好，但实际上身体的疾病让他获得了几乎是完全的特权。不管是在这方面还是在差不多其他任何一个方面，他的运气都让人羡慕得发疯。就好运是改变人的生活的一个真正范畴而言，伯林可说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之一。
写回忆录的想法使他十分慌乱。“决不。”他一边说，一边像喜剧结尾时那样耸耸肩。而且，他害怕自己的坦率，不愿将自己的一切原原本本形诸文字。可是他的朋友们说，如果不是由他来写自己的生活的话，那么又有谁能够在他的部分谈话消失之前将之记录下来呢？这便是这本书于1987年9月开始写作的缘起。我并非他以前的学生或养子：他似乎生来就没有父性本能。我一开始只是去那儿和他见面。我一小时一小时地记录下他的谈话，如同一个提着桶去泉边汲水的仆人。我们在一起合作了几年以后，伯林同意我写一本他的传记，并决定在自己身后出版，他一个字也不看。他的说法是：“Après moi le déluge.”
我在下午来阿尔巴尼的习惯持续了整整十年。在他不断的低语声中，放在矮咖啡桌上的打字机也加快了杏仁在罐头里的碰撞声，并且记录下了壁炉上法国大钟的整点鸣声。我提一个问题会让他漫无边际地讲上一个小时，讲述着、重复着那些老故事，穿越数十年的时间，提起些显赫的人物，也在无名之人身上逗留，高兴地向自己证明并没有忘记他们。我雄心勃勃地想要将他所有的经历—确切地说也就是每一封以前的信、每一张公共汽车票、每一个还记得的笑话和每一句评论—都干脆利落地囊括在一个故事中；一旦经过精心的加工和润色，道出其中的关键，这个故事就可以从他头脑中迷宫般的档案库里清理出来，从此免于光阴的毁坏。这需要表现出艺术鉴赏家与遗忘做斗争的巨大才智。
同样的故事我听过很多遍，似乎这样的重复就证明了他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穿透了它那些最阴暗的角落，也驱散了它的阵阵沉默。而他之所以从未写过自传的原因也变得明了起来：因为他的这些故事已经获得了成功，它们既保存了他的过去，又使他可以免于反省。
他对自己的过去就像对自己的疾病一样，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俄国式的坦率态度。只要我懂得如何发问，他就会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告诉我。他允许我阅读他的信件，这些信都和他的谈话一样自然而然。他既不惜笔墨，也不吝时间。在给俄勒冈一个无名研究生的信中，他可以详细解说自己对两种自由观念的区分，其兴味不减与小阿瑟·施莱辛格津津有味的闲谈。在这样无休无止的流畅的言语之流中，伯林似乎诚恳地相信自己几乎无论跟谁都能够以一种私人的态度进行交往。
他对待性和自身失败的态度也十分直率；对朋友则更不止是襟怀坦白。他喜欢把自己的成功—教授地位、骑士头衔、荣誉勋章—都归因于人们对他的能力的整体性高估。“但愿这种情况长久持续下去。”他总是说。
自我贬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其实也是对批评来个先下手为强。每当人们追问他的思想纲领时，伯林至多会说：“在学术上，我就像是一辆出租车。人们打个手势，我就停；人们给我一个指定的目的地，我就走。”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有许多文章的确都是机会和环境的需要，但他只接受那些符合自己既定路线的任务。毋庸置疑，他还是有自己的路线的，当他走完了这条路线之后，就形成了一套独特而连贯的著作体系。如果用他那个著名的区分方法来划分的话，他的作品覆盖面之广可能使他显得像是一只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实际上，他却是一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本书的目的之一也在于阐明这件大事到底是什么。
要想知道一件大事，伯林就必须把握住自己身上的几条主线。兼有三种矛盾的身份—俄国人、犹太人、英国人，他将这三者编结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他本来有可能会对自身的某个部分加以压抑。为流亡生涯所迫，许多人确实通过压抑他们自己的某个部分才得以生存下来。他却从没有压抑过自己，而是允许自身的所有要求都得到满足，并因而形成了一种宽容的性情，这一点也许是和他的作品同样重要的一项遗产。
人们常说伯林的镇定和自由主义主张都是特权的产物。他一直十分幸运地过着优渥的生活—宠爱他的双亲，并未给他留下任何伤害的流亡生涯，二十三岁即入选全灵学院，并与一位有才智且能给他以支持的富有女子结婚—这一切使得他有可能展现出某些在其他人身上常常受挫的东西。但我们也得承认，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如果换作别的人，则很可能会白白浪费这些有利条件。在伯林的性情中有某种难解的健康与安宁之源。他在自己所处的地位上游刃有余，世事练达，即使在步步逼近的死亡面前也仍然安逸自得。这种近乎冷酷的平静在我眼里显得神秘，难以接近，也无从获得；在我们共度的那些下午，这一点是我最希望能够理解的。做一个知识分子常常意味着过不幸的生活，因此他的幸福是一项值得探究的成就。
有一次，他问我：“你希望自己能永生吗？”他的母亲活到了九十四岁。我的回答是这种念头让我充满恐惧。他听我说完以后，说：“我的朋友们都这么想。可我不一样，我希望自己的生命永无休止。为什么不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见过伯林一次，事后他评论说，伯林看上去就像是“上帝的巨大但是一般来说不怎么吸引人的剧院里的一名观众”。他对生活在这个剧院从未厌倦过，并且想象自己永远注视着聚光灯下的舞台。
在我们共度的那些日子即将结束之时，他经常陪我一块儿出去。我帮他穿上外套，这时他总是先把有残疾的左臂伸进去，再一耸肩，把衣服甩到右边。他把一顶褐色的软顶浅呢帽猛地往头上一扣，将雨伞挂到右臂上，就这样出门来到皮卡迪利大道，进入众人的目光和噪音的包围中。他习惯用脚跟的后部着地慢慢地走，两脚成绝对垂直的外八字，脑袋不停地转来转去，不放过眼前逐渐展开的场景中的任何一个细节。“看，”他会这么说一个背着背包大步流星地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浅色头发的魁梧女子，“她肯定是个挪威人。白得可怕。”他会停下脚步，以一种友善的好奇态度仔细审视柯丁斯男装店里的雨衣，打量那些黄绿相间的厚实的灯芯绒灯笼裤以及其他的乡绅式外衣。他会在经过梅里迪安饭店门口时瞅着一位美国商人。要不是长着一丛精心整理过的长长的上翘的褐色小胡子，此人的脸就会像20世纪后期的人们一样毫无表情、平淡无奇。当这个商人走得再也听不见我们说话以后，以赛亚就会把手拢在嘴上，像演员在舞台上对观众煞费苦心地高声耳语那样说道：“多奇怪的胡子！”然后再自言自语般加上一句：“生活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在皮卡迪利马戏团那儿分手，他前往位于蓓尔美尔林荫道上的雅典娜神庙俱乐部，去和一位想听他讲讲与安娜·阿赫玛托娃共度的那一夜的俄国学者一起喝茶。在贩卖色情杂志、塑料仿制伦敦警察头盔和成堆的《标准晚报》的报摊前，我拥抱了他；伯林后退一步，嘲讽地朝我鞠个躬，然后轻快地转身离开，他在两辆出租车之间闪避前行，将雨伞指向川流不息的车辆，让它们停下来，一边无声地对自己吹着口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