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魏晋商北朝时期的教育

5.1　复习笔记

一、魏晋的学校教育

魏晋是封建门阀制度高度发展时期，士族地主把持朝政大权，为维持其特权，在地主阶级内部“严士庶之别”，选士制度保证士族优先做官的权利。当时实行“九品中正制”(或称“九品官人法”)来进行人才的选拔。门阀制度的膨胀对学校教育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士族享有受教育的特权和优先选官的特权，挫伤了人们求学的积极性。

在这一时期，儒学日渐衰微，而东汉时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新崛起的汇合儒、道（后又加入佛的成分）的玄学，以及史学、书学、文学等，都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经学在这时虽处于中衰时代，但它仍为士族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依据，传授经学的学校在学制系统中始终处于主要地位。这个时期的经学，突破了两汉严守师法、家法与今古文经学的藩篱，摒弃了注重章句训诂的学风，汇释众家经说，注重义理之学，吸收佛、玄思想，注经力求简洁明了，标举大义，一反汉朝繁琐支离以及阴阳五行化的经学，形成“魏晋经学”，对学校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社会现实的影响下，魏晋时期的学制体系也发生了变革。

1．三国时期的学校教育

（1）魏的学校教育

魏政权建立初年，对文教事业开始加以重视。其官学设置，基本上承袭汉制。

①太学

曹魏统治者重视儒术，使其为维护统治服务，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崇儒措施，使太学得到初步恢复。

魏文帝制定“五经课试法”，使考试与选拔统一起来。其规定的主要内容为：初入学者称为门人（即预备生）；学满两年并考试能通一经者称作弟子（即正式生），不通者罢遣；弟子学满两年考试通二经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未能通过考试者，可随下班补考，补考通二经者，亦得为文学掌故；文学掌故满两年并能通三经者，擢其高第为太子舍人，不得第者，也听随下次复试，复试通过者亦为太子舍人；太子舍人满两年并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未及格者，亦随下次复试，复试通过者亦为郎中；郎中满两年并能通五经者，擢其高第而随才叙用，不通者亦听再试，试通亦叙用。

魏的“五经课试法”是在东汉的以通经多少来决定官员升迁的考课制度基础上形成的，但把学校教育与文官选拔考试统一起来是魏与东汉的不同之处。

魏太学虽兴办数十年，但其始终未能较大地发挥育才的功能。其原因一是学官遴选不精，生员择取不严，二是学官升迁及官员考选制度有弊，挫伤了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

②地方学校

曹魏政权建立后，州设文学从事，郡设文学掾，县设校官掾，以主持地方学校。一些地方官员中的热心者仍然兴学。行政官不热心者，学官及学校均为虚设，有名无实。

③律学

曹魏在教育制度上的新发展是律学的创办。227年，依尚书卫觊所请，于廷尉属下设律博士。这是我国律学设置的开端，打破了经学一统的局面。

（2）蜀与吴的学校教育

蜀、吴两国也有兴学之举，并分别有其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

魏、蜀、吴三国，为了巩固其政权，各就其国情，采取一些发展教育事业的措施，所取得的成就都非常有限，这是继两汉教育发展高峰期之后转入低谷期的实际状况。

2．两晋时期的学校教育

（1）西晋的中央官学

①太学

西晋太学是曹魏太学的继续与发展，其规模不逊色于两汉太学。此外，太学生中还有着门人、弟子、散生、寄学、寄学倍位等不同称谓，这可能是一种程度差异的标志。

②国子学

西晋除继续兴办传统的太学外，还创办了一所旨在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这是我国古代在太学之外，另外设立一所传授同样内容的中央官学的开始，也是西晋教育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国子学的设置，使中央官学多样化，等级性更明显。

（2）东晋的中央官学

在东晋统治的100多年间，时有兴学之举。但东晋统治者兴学并不是想通过学校来培育人才，而是想用以粉饰太平。

两晋官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学占据主导地位。与两汉比较，两晋教育领域几乎为古文经学所覆盖，而今文经学的师法遂归于消亡。

造成两晋国学不振的原因除了与曹魏相同的因素外，还突出表现在：第一，学校管理松弛；第二，学官中缺乏名师。此外，两晋学官是“官师合一”，国子博士、祭酒等大多以侍中、散骑常侍等兼领之，可见两晋学校并不重视学官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

（3）两晋的地方学校

两晋地方学校的开办主要得力于某些热心的地方长官。由于两晋地方学校绝大多数为地方官员自动设立，因而没有统一规划，经费也无固定来源，这都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存在和发展。此外，由于没有得到国家制度的保障，一旦热心者调离或去世，这些盛极一时的学校就难逃衰废的厄运。

（4）十六国的学校

东晋时期，北方的十六国虽处于兵戎交接之时，但仍从各自目的出发重视崇儒兴学，学校教育获得了局部的、暂时的恢复和发展。

总之，十六国时期的学校教育事业由于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倡导，仍然处于恢复和发展中。虽然它们大多沿袭魏晋的教育模式，并无多大独特性，而且由于战争和佛教的兴盛影响了学校教育，但它们为后来北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推进了各民族的封建化过程，加速了各少数民族提高文化水平的步伐，在促进各民族的大融合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南朝的学校教育

1．宋与齐的官学教育

（1）宋朝学校教育

宋的学校教育有两点值得关注：

①设“四馆”。宋文帝时，社会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官学教育也出现了暂时的繁荣。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征召名儒雷次宗至京师，开儒学馆于京郊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朱膺之、庾尉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文帝也数临学馆，奖励生徒。翌年，又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馆，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馆，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馆。四馆并列，各就其专业招收学生进行教学、研究。自汉以来经学教育独霸官学，而此时兴办的研究老庄学说的玄学、研究古今历史的史学、研究词章的文学却与研究经术的儒学并列，这是学制上的一大改革，也反映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变化。

②设“总明观”。泰始六年（470年），宋明帝以国学既废，诏立总明观（亦称东观），置祭酒，设儒、道、文、史四科，每科置学士10人，其他还置有正令史、书令史、幹、门吏、典观吏等吏员数人。总明观设置后，至南齐永明三年（485年）国学兴建方废。总明观的四科虽与元嘉时期的四馆分科相同，但它在四科之上以机构较完备的总明观作为总的领导机构，则较四馆仅以两位儒学士总之，在管理上要更加完善，也使原来四个单科性质的大学发展成在多科性大学中实行分科教授的制度。

（2）齐朝学校教育

南齐的兴学，也与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政治、经济情况直接相关。其中，永明年间，由王俭担任国子学祭酒，使国子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南齐儒教与国学最为兴盛的时期。

2．梁与陈的官学教育

（1）梁朝学校教育

502年，梁武帝萧衍灭南齐建立梁朝。他是较有作为的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改革措施，在思想上实行“调和”政策，缓和士庶之间、三教（儒、佛、玄）之间的矛盾。

梁武帝在政治上重用儒林学者，并下诏令，选官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这种用人制度，有力促进教育的发展。梁武帝在学校建设方面也很有建树，中央官学有五所：五馆、集雅馆、国子学、士林馆和律学。

梁朝的五馆、集雅馆、士林馆都是以五经为讲授内容，但分设并立，以解决不同出身不同程度者的学习需要，这与刘宋的中央官学是很不相同的。梁武帝在发展地方教育方面也采取了措施，曾派遣博士祭酒分赴州郡立学。因此，梁朝文教事业曾盛极一时。

梁武帝晚年，国力逐渐衰弱，学校教育也难以发展。

（2）陈朝的学校教育

陈朝国子学在建制上多因袭梁朝，教学内容深受清谈玄学影响，教学方式也不过以儒经为谈资进行诘辩而已，处于没落衰弱状态。此外，陈还设有太学。

梁、陈的专科教育主要是律学，但律学地位较五经低。

总体而言，陈朝的国学时兴时废，立学时间大多不长，总的趋势是日渐衰落，但儒学一统学校的局面已改变，反映文化学术发展的专门学校相继设立，学校类型的多样化是一大特色，为以后的教育繁荣奠定了基础。

3．南朝的私学教育

南朝时期一些统治者对私学也持支持态度，私学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私学开办者成分较为复杂，既有隐逸之士，也有贵戚富豪子弟。

（2）教学内容多元化。教学不再拘泥于一经一说，而是博通五经，博通经术，尤明“三礼”。而有的学者甚至以玄学、佛学解经。就非儒学教育而言，以传授史学、文学、道家学说为主的私学也不在少数。

（3）特殊性质的家学得到较大发展。魏晋以来，家学有较大发展。家庭教育文献大量出现。南朝时期，家学继续得到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训、家诫之类的撰写极为盛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更是这个时期家庭教育的代表作。二是家庭(族)教育注意家风培养和家族学术的传承。家学的兴盛，体现了门阀世族对门第前途的期望与忧虑。

（4）童蒙教育也是属于私学的一部分。这个时期编写的童蒙读物《千字文》流传后世一千余年，对古代儿童教材的编写作出了重要贡献。该书系由梁时周兴嗣编撰，包括了天地、历史、人事、修身、读书、饮食、居住、农艺、园林、祭祀等方面的内容。

三、北朝的学校教育

中国北部，自十六国政权以后，北魏、北齐、北周王朝，虽都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但都尊崇孔丘，注意儒学教育，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以期加速封建化的过程。教育的大融合成为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北朝的中央官学

（1）北魏的中央官学

北魏建国初期，仿汉晋的学制已初步建立，太学的规模相当可观，教材的编审也受到一定重视，儒学思想已成为统治思想。但是北魏统治者所重视的教育，只是贵族的教育。这种情况下，学校教育的实效是非常有限的。

（2）北齐的中央官学

北齐只设国子一学，学生只有数十人，而且学官徒有虚名，生徒学无成效。总之，北齐国学衰落。北齐在学制上的贡献是设置了国子寺。国子寺负责训教胄子，为统理学官、生员的机构，这一教育行政机构后为隋唐因袭。

（3）北周的中央官学

北周立国时间虽短，但经学极为兴盛，学制也有创新，学校教育很发达。北周的中央官学除了太学，还有进行文学教育的麟趾学和相当于小学性质的露门学（或称虎门学）。

北朝的中央官学中，除上述学校外，还与南朝一样设有专门学校。北朝的专门学校不仅有人文学科，亦有自然学科。

2．北朝的地方官学

北朝的地方官学远较南朝发达，主要表现在统治者对地方设学的重视和学制的完备。

北魏建立了州郡立学的制度，且学制完备，但总的教学实效并不理想。北齐为粉饰太平，注重州郡立学，但仅有政令，没有完善的教育管理制度，州郡学校徒有虚名。北周时期，亦曾设置地方官学。又根据北周官制规定，各县视其大小都设有相当品秩的县学博士。

北朝无论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官学，基本上是以经学为主要教授内容。虽然北朝佛教、道教很盛，然始终未能超过儒学。然而，不论南朝还是北朝，都盛行博涉的学风，因此，纯粹的儒门学者很少。官学学官也大多为博学洽闻之士，这是与汉代学风不同之处。

北朝的学校教育发展情况虽然与南朝一样，处于时兴时废状态，但学校的兴盛时间略长于南朝，而且在地方官学制度的完备方面也强于南朝。但北朝在非儒学教育的兴办方面却不及南朝发达，对经学的发展方面也不如南朝。从总体上讲，北朝统治者在利用儒学维护统治、培养人才方面是有成效的。实行崇儒兴学的政策，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加速封建化的进程，对促进民族大融合，推动历史前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3．北朝的私学教育

北朝时期私学教育曾一度遭受挫折。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曾下诏禁绝私学，表面是为发展官学去除障碍，实际目的乃在控制思想。这种严厉的禁绝措施效果适得其反。其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后，私学反而更加昌盛。北齐给私学发展以更大空间。北周私学依然得到较大发展。北朝私学的发展，形成了与南朝不同的一些特点：

（1）私学在学校规模和数量以及设置地域方面胜过南朝。

（2）私学的教学内容进一步拓展。除儒学、天文学等教育内容外，还有医学的传授。

（3）北朝儒学教育较少受玄学影响，对于经典的好尚也与南朝不同。

四、魏晋玄学教育思潮

汉魏之际是学术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其中重要标识之一，便是玄学的兴起。玄学是兼融儒道而成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它在形式上复活了老庄思想，并以此来诠释儒家经典。玄学家们将《老子》、《庄子》、《周易》并称“三玄”，以此作为构建思想体系的基石。玄学虽然不是一种教育理论，然而他们对于现实社会和世俗教育的批评，包含着的对理想教育的向往与追求，却成为一种教育思潮。“自然”是其教育主张的灵魂，“自然主义”是其整个教育思潮的主要特征。

1．以顺应天性自然发展为教育宗旨

针对功利主义和违背自然人性的教育现实，玄学家以道家自然无为为理论，对于现实教育中远离教育本质的现象进行批判、反思，并提出他们的教育主张。

人性论是中国古代教育家论述教育问题的起点。玄学家同样以此为基础，从对世俗教育的批判人手，阐释他们对于教育理想、教育本质、教育方法的认识。玄学家对于教育本质认识的介入点，是将个性自由发展作为根基，从对传统教育有效性的质疑和个性自由发展的正当性两个视角阐述其主张。

（1）玄学家秉持自然无为观，认为教育在本质上并不是有为，不是按照既定的规范去塑造人、发展人，而是元为，是顺应人的自然本性、任其发展而已。教育不可能改变人的自然本性，也不需要改变人的自然本性。玄学家认为，顺应人的自然本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归宿。

（2）玄学家从个体自然本性的正当性看，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本身便是合理的，根本不需要后天教育的改造。后期玄学代表张湛等对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宣扬走得更远，甚至将人的自然本性满足推向极致，主张充分满足人的各种欲望，也是生命乐趣之所在，因而追求当下的快乐没有什么不合理。

玄学家对于自然本性持肯定的态度则是一致的。合理的教育应是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对个性自由的张扬。教育的本质不是给人外加什么，而是保持其自由畅达的本性。

2．以“真性”、“无为”为理想人格

（1）玄学家对于理想人格的设计，一方面继承了圣人名号，另一方面吸取了道家尤其是庄子理想人格的思想，体现出对于理想人格的描述从内圣外王的英雄典型向“真性”、“无为”的自然主义人格转型。

（2）玄学家们以自然为准则，对于真性人格的追求，试图通过自然主义教育的超越性赋予传统理想人格新的精神内涵，以适应时代的思想需求。

3．顺应自然的道德教育论

玄学家的道德教育论可以从道德起源论以及顺应自然的道德教育法则等方面予以归纳。

（1）道德教育的起源

三纲五常一类道德规范被赋予具有先天性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权威性，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规训。然而社会政治中统治者道德上的虚伪，以及司马氏以名教的名义对于异己者的排斥、杀戮，反而激起人们对名教价值的否定，名教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玄学家们秉持自然主义准则，由道德起源、道德本体的探讨人手，从不同的立场解析这场危机，并将其归结为如何看待道德名教与人的自然本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2）顺应自然的道德教育法则

按照道家无为的思想，自然是万物发展的最高法则。玄学家将自然法则也作为教育的最高要求。顺其自然包含两层涵义：一是顺应人的自然本性、自然性情，二是因循自然无为的发展进程。

玄学家们的教育立场并不一致，但对于自然主义教育的崇尚则是一致的。自然主义教育在当时有颓废的一面，但对于个性自由的倡导和教育思维的拓展于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傅玄的教育思想

傅玄字休奕，是晋初的一位教育理论家，教育规划的首倡者。其主要著作是《傅子》，现仅存24篇，它是研究傅玄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1．论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傅玄从人性论与治国安邦两方面论述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傅玄认为人性既有善的因素，也有恶的因素。不论是善的因素，还是恶的因素，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可变性是人性的最大特点。教育对人性的作用则表现在因善与攻恶两方面，教育就是扬善抑恶的日长日消的过程，只有以教育为主导，以法度为调节因素，教育才能达到教育者所要求的目标。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教育的地位与作用亦不可小看，通过教育，养成礼义之德，最终才能达到上安下顺、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他把教育看成政治的一部分，是统治的辅助手段。

2．论学校教育

傅玄列举了九种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即：德才、理才、政才、学才、武才、农才、工才、商才、辩才，这些统治人才的培养都应成为学校教育的目标。

傅玄要求西晋统治者设立太学，革除自汉魏以来学校虽设，但有学校之名而无教学之实的弊端，采取定名分的措施，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各司其职，清除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员。对于一些无职事的冗散官员，也应采取督其就学或使其耕稼的措施，不使其坐食百姓。傅玄把尊儒尚学与贵农贱商同样看成事业之要务，振兴教育与发展农业相协调，同是治国要策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这与抛开经济的发展，而一味侈谈发展教育是不同的。

傅玄认为太学的招生对象应为士以上的百官子弟，设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候补的文武官吏，而社会对官吏的需求量是有限的，因此，学校的发展规模应在考察、统计社会需求量的基础上拟定，学生的数量需加以控制，以使供需平衡，且以不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前提。傅玄兴学不妨农事，有计划地发展教育的思想，已开始涉足教育经济学的领域，实发前人之未发。

傅玄认为既以儒学为治国之道，就应注重传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学校教育，尊重儒者，以儒业为贵，严格选拔好儒之士入学受教，慎重聘用学官。只有以“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为急务，才能振兴衰弱已久的学校教育。

3．论道德教育

（1）傅玄非常注重道德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认为道德对于个人和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傅玄提出，进行道德教育工作必须以深入地了解教育对象为前提，以便有的放矢。傅玄认为要正确了解教育对象，不能依其表面的言辞而定其善恶，必须进行仔细观察，透过现象看其本质，对于不同对象，应采取不同方法。

（3）关于道德教育的内容，他认为应包括孝义之教。此外，仁、信、廉耻等也是道德教育内容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节欲也是修身的重要方面。

（4）傅玄在道德教育的方法与原则方面，强调“内省法”，注重自我修养的必要性。“因善恶以训诫”是道德教育中另一个重要的原则与方法。傅玄认为，人性中有善恶两种因素，道德教育亦应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扬其好善尚德之性，抑其贪荣重利之心。但从道德的培养计，因善以训表现出更大的效用。他认为人有避害从利之性，故教育者应因势利导，使利出于礼让，则人们趋向修礼让，礼让之德亦易于养成，如此，人性之善端就不至于埋没。

值得注意的是，傅玄认为道德教育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经济的发展能促进道德的培养。经济决定论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

作为一位纯粹的儒者，傅玄能注意从经济的角度研究教育的发展，在当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由于傅玄所处地位显赫，他的主张对晋初经济的繁荣、文教的发达是有影响的。但是随着晋统治的腐朽，玄风的盛行，傅玄大部分主张只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留于史上。

六、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颜之推，字介，梁朝金陵人。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写出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科书——《颜氏家训》，用以训诫其子孙。

1．论士大夫教育

颜之推对南北朝时期士族地主教育的没落深为忧虑，如何改良已经衰微的士大夫教育，是他整个教育思想的全部内涵。

（1）士大夫必须重视教育

鉴于南北朝时期士大夫阶级轻视教育的现实，颜之推要求整个士族阶层应该注重教育。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教育的重要性：

①他继承了前辈从人性论的角度来论述教育作用的传统，认为人性分为三品，性的品级与教育有直接关系。

②他从接受教育与否同个人前途的利害关系出发，强调了士大夫受特殊知识教育的必要性。士大夫子弟要保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只有重视教育，通过学习获得特殊知识，并依靠这些所占有的知识才能实现。

③他从“利”的角度，从知识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等方面论述了知识教育的重要性。

颜之推更多地从“利”的角度来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有别于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思想，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2）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治国人才

关于士大夫教育的目标，颜之推从士族地主的利益出发，认为教育要培养的是于国家有实际效用的各方面的统治人才，它具体包括：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蕃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各种专门人才的培养，要依靠各种专才的教育，使各人专精一职才能实现。

颜之推的这种观点，冲破了儒家以培养较抽象的君子、圣人为教育目标，以儒学教育统括一切专门教育的传统框框，并使教育功能的发挥，不再局限于道德修养与“化民成俗”方面，而更重要的在于对各种人才的培养。

（3）德与艺是教育的主要内容

颜之推指出，士大夫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统治人才，而统治人才必须“德艺周厚”，因此，士大夫教育的主要内容，也应包括德、艺两个方面。

①“德”的教育。在德育方面，他承袭了儒家以孝悌仁义等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认为树立仁义的信念是德育的重要任务，而实践仁义则是德育的最终目的。同时，他的道德教育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②“艺”的教育。关于“艺”的教育，颜之推主张以广博知识为教育内容，以读书为主要教育途径。除了广博的知识，还应该掌握提纲挈领与灵活应用的能力，反对当时繁琐而不得要领的学风。“艺”的教育内容除了经史百家等书本知识外，还应包括处身士大夫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杂艺”，即琴、棋、书、画、数、医、射、投壶等，这些技艺在生活中有实用意义，也有个人保健、娱乐的价值，但他反对以“杂艺”专家自命，以“杂艺”取荣宠。

③德育与艺教的关系。颜之推认为德育与艺教两者是互相联系的，德育是根本，知识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并为道德教育服务。

在教育内容方面，颜之推还提出士大夫子弟也应重视农业生产知识。当然，他并非提倡士大夫子弟躬耕，他所要求的实际上仅限于认识上的重视，以及对农事活动有所了解，以便于齐家治民，这与他提出的培养各种专门统治人才的教育目标是一致的。

2．论儿童教育

（1）儿童教育的重要性

颜之推非常重视儿童教育，尤其注重儿童的早期教育。他认为早期教育的效果最佳，其理由是：第一，儿童年幼时期，心理纯净，各种思想观念还没有形成，可塑性很大。第二，幼年时期受外界干扰少，精神专注，记忆力也处于旺盛时期，能把学习的材料牢固地记住，以至年长时期都不会忘记，而年长以后思想不易集中，记忆力逐渐衰退。

当然，颜之推并不认为如失去早期教育，晚年时便可自暴自弃。他强调，虽然晚学不如幼学效果好，但总强于不学。

（2）儿童教育的原则与方法

当时儿童教育主要在家庭进行，颜之推对儿童教育提出的原则与方法，即是家庭教育的原则与方法。颜之推认为，在家庭中对儿童进行教育时，应当遵循严与慈相结合的原则。只有严格的教育，子女才能成器。颜之推认为，在家庭教育中应当切忌偏宠，不论子女聪慧与否，都应以同样的爱护与教育标准来对待。

（3）儿童教育的内容

①语言教育。颜之推认为语言的学习应成为儿童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儿童进行的语言教育应注意规范，重视通用语言，而不应强调方言。他指出，父母对儿童学习正确的语言负有重要的责任，不可轻视。

②道德教育。儿童教育内容除语言外，还应注意道德的教育，它包括以孝悌为中心的人伦道德教育和立志教育两方面。他认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应该以“风化”的方式进行，这是一种通过长辈道德行为的示范，使儿童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形成所要求的德行的教育过程。立志的教育，即为生活理想的教育，它一向为儒家所注重，颜之推针对当时现象，要求士族应教育其后代以实行尧舜的政治思想为志向，继承世代的家业，注重气节的培养，不以依附权贵、屈节求官为生活目标。

3．论学习态度和方法

（1）学习的态度

颜之推认为学习主要是为了识见广博、开启心扉、修身利行，不是为了谈说、取官。他要求学习者必须端正学习动机，一切学习都应为了使自己的德行完善和能实行儒道以利于世。颜之推的这种观点虽仍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主张，但他是针对当时士大夫玄学清谈而发的。

当时在玄学清谈之风影响下，士人竞以才学相标榜，以虚心求学为耻，以巧辩胜人为荣，稍有学问便“陵忽长者，轻慢同列”。颜之推反对这种学风，主张虚心务实、博学广师，不可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认为学习的目的本在“求益”，若有了一点知识，读了数十卷书便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则对个人修养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不如不学。

（2）学习的方法

在学习方法方面，颜之推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与当时的现实，提出了勤学、切磋、眼学的主张。

①勤学。颜之推认为学者自身是学习的主体，学习成绩如何主要决定于自己，而不决定于教师，所以要依靠自己的勤勉努力才能学有所得，任何学习者都应勤学。他还指出，迟钝者只要勤学，也可以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

②切磋。颜之推非常重视切磋交流在学习中的作用，提倡破除“独学而无友”的陋习，在良师益友之间相互切磋。

③眼学。所谓“眼学”，包括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两方面。颜之推在学习上提倡踏实的学风，重视亲身观察获取的知识。当然，他也并非绝对地排斥“耳受”，一味提倡一切皆需“眼学”，而是认为耳闻的知识也有一定的价值，只不过应采取存疑的审慎态度，不轻意地转述。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虽然他的教育思想都是围绕如何加强士大夫子弟的教育这个中心而展开的，而且其中还有诸如提倡棍棒教育等迂腐观点，但是，他的许多主张是他自己治学治家经验的结晶，他所揭露的士大夫教育的腐朽也是他耳闻目见的产物，因此，他的教育思想仍有着相当的价值，值得后人研究与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