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从“末世”感，到《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这一首著名的《好了歌》，几百年来引起了人们无数的议论。平心而论，单这四段唱词，倒也并无什么太深奥的内涵，它只是表示了一种人生无常，不必过于追求身外的功名富贵这种古人常有的思想罢了。但引人注意的是这首歌却特别反复采用了“好了”“好了”的表现形式，很显然，它是要以此引起甄士隐对此的发问，从而让跛足道人说出一段特别引人深思的答话来：

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

看来，《好了歌》的意义，不在它对那些世人贪欲的讥笑，而在道人对它的解释：“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要知端的，还得从头说起。

中国封建社会自明中叶以后，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的阶段，在几千年封建经济的母体内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在其影响之下，千百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死状态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当时的各种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观念都在起着明显的变化，加上政治的黑暗，封建统治机构的空前腐败，这种种一切作用在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的脑海里，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异样感觉，他们感到整个世界都要变了，在有些人的感官里还情不自禁地升起了一种无名的恐惧。

明中叶的著名哲学家、同时也是大官僚的王阳明，早就以他自己的亲身体验，感到当时的形势是“上下汹汹，如驾漏船于风涛颠沛之中，惟惧复溺之不暇……”（《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弥灾变疏》）在《水灾自劾疏》中又说到他自己好像“盲夫驾败舟于颠风巨海中”。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并非缘于一时一事，而是来自于整个现实，待至明清之际，哲学家们如王夫之、黄宗羲等所发出的“天崩地解”之类的惊呼，也不是由于历来就有的一家一姓的改朝换代感染所致。

除了像上面这些人发表过自己的特有感受之外，我们发现，从明末清初以来，更多的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给予了一个专门的称呼，叫作“末世”。明末通俗话本小说的作者冯梦龙《古今小说》中《吴保安弃家赎友》一篇的卷首词后说：“这篇词，名为《结交行》，是叹末世人心险薄，结交最难。”明遗民毛先舒在《与洪升书》中也说：“末世风气险薄，笔舌专取刻挺自快，且借之为名高。吁，可怪也。”同时代的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中也称“末世之习，攻浮文以资进取，未尝知圣贤之书……”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唐甄于《潜书》上篇《得师》中也慨叹说：“末世学者不纯，中无真得，好为大言，自信以为臬夔……”在同上书中还有多处提到“末世”之种种弊患。到了清初，离曹雪芹很近的剧作家孔尚任在他的《桃花扇小引》中更说，他创作《桃花扇》，是为了使人们“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曹雪芹正是在这样对“末世”的一片慨叹声中进行了《红楼梦》的创作的。“末世”之感，在他的意识中也特别强烈，在作品的前五回之中，就三次提到“末世”。第二回介绍贾雨村身世，讥讽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在第五回的“判词”中，就王熙凤“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说贾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很明显，在曹雪芹心目中要写的乃是生于“末世”中的“末世人物”。脂砚斋在批语中也不止一次提到“末世”，并反复指实说：“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此已是贾府之末世了”。“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均见“甲戌本”第二回夹批）。

这种从明末直到清中叶的一片“末世”之慨叹声，就更足以说明它不是对某一王朝改朝换代的惋惜，而是对整个封建制度濒临灭亡的悲叹，这是一种来自封建历史长河深处的悲叹，它的历史愈长远，这种悲叹就愈深沉。

然而，尽管“末世”之兆的出现在人们心目中已至少持续了百余年，可绝大多数人对它都是抱着一种惊惧、感叹、痛惜的态度，对它抱有一种明确、积极肯定态度的人，有案可查者，看来就只有一个曹雪芹。因为所谓“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这是明确肯定了“了”：只有“了”才“好”。既然这个“了”与“好”的原则适用于“世上万般”事物，当然也就适用于“末世”。因此在曹雪芹的意识里，“末世”的出现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叹、可惜，而且他还希望这个“末世”早日“了”之方“好”。这种思想实际上包含有推陈出新的进步因素在内的，当然作者并未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由此也可看出，曹雪芹对待“末世”的态度，决不会是一个“补天”派，而只能是一个“拆天”派。

曹雪芹的这样一种“好”“了”观，其思想高度，是其他所有承认“末世”现实的人所远远不可比拟的。在这里，我们无暇去具体论说他们之间的差异，须要特别指出的是，曹雪芹的这种思想，对整部《红楼梦》写出一个“树倒猢狲散”“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对现实否定得如此彻底，使之成为一部违拗大多数人的传统心理的伟大悲剧，都是和他的“好”“了”观分不开的。

开卷一曲“好”“了”歌，自从甄士隐对它作了一番注解之后，好像也随着他“飘飘而去”，音响全无了，其实它的精神和思想却是弥漫全书，贯穿始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