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导读

张允起

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中外学界已有很多研究，“复古”还是“革命”，认识上虽然因人而异，但“维新”本身无疑同时蕴含了保守与革新的成分。如果从理论上探讨明治立宪过程，哈耶克的自生秩序和布坎南的宪法建构主义同样重要。所有关于人类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皆是人类自身持续建构和演化的产物，即是“人为”之物，但是“人道”不能违背“天道”任意而为，这大概也是亚当·斯密“自然自由体系”（th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或休谟所谓“永远不会称正义为非自然的，而是将其称之为人为的”之真意所在。明治立宪过程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各种政治经济因素、思想制度、文化传统相互作用的过程，研究者必须沉潜于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才能真切体会和理解。从这一角度考虑，系统选择梳理当时的历史文献、言语论说比起被动接受后人的研究成果与各种“成见”乃至“偏见”，无疑将会更能身临其境，避免二手文献所带来的穿凿附会和道听途说。

一、关于明治前期的宪政史料

提起明治前期立宪过程的汉语文献，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在《使东述略》（1877年）已经言及明治时期日本的“官制”、“兵制”、“学校”、“国计”、“疆域”、“国界”等项。顾厚焜《日本新政考》二卷（著于1888年，其后收入梁启超1897年所辑《西政丛书》）内设“洋务部”、“财用部”、“陆军部”、“海军部”（卷一）；“考工部”、“治法部”、“纪年部”、“爵禄部”、“舆地部”（卷二）各章节，内容涉及明治宪政制度者寥寥无几。中国人真正开始关注日本明治期立宪过程始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其书卷三《国统志》最后部分介绍明治日本朝野上下“守旧之说”与“调停之说”有言：

“为守旧之说者曰，以国家二千余载一姓相承之统绪，苟创为共和，不知将置主上于何地，此一说也。为调停之说者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非为一人，苟专为一人，有兴必有废，有得必有失，正唯分其权于举国之臣民，君上垂拱仰成，乃可为万世不坠之业，此又一说也。十年以来，朝野上下之二说者，纷纭各执，即主开国会之说，为迟为速，彼此互争；或英或德，又彼此互争，喧哗嚣竞，哓哓未已。而朝廷之下诏，已以渐建立宪政体许之民，论其究竟，不敢知矣。”

《日本国志》成稿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8年后始得以刊印问世。黄遵宪执笔期间，明治宪法尚在孕育之中。黄氏所言“守旧”、“调停”、“共和”、“国会”、“立宪政体”、“或英或德”等关键词无疑传递了当时日本朝野上下有关立宪问题众说纷纭的历史状况。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一月在《日本国志后序》中“欣怿咏叹”之余，对此书不能早日问世表示“懑愤”：“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日本国志》的迟延问世，罪不在黄子公度，而在大清国当政者的昏庸无知，今人已有考证。

戊戌年间，康有为更将目光聚焦于明治变法的整个过程，纂成《日本变政考》，序中感言：“泰西以五百年讲求之者，日本以二十余年成之，治效之速，盖地球所未有也。”康有为阐述当时的编纂意图及过程：“恨旧日言日本事者，不详其次第变革之理，无以窥其先后更化之宜。乙未和议成，大搜日本群书，臣女同薇，粗通东文，译而集成。阅之三年，乃得见日本变法曲折次第，因为删要十卷，以表注附焉。若中国变法，取而鉴之，守旧之政俗俱同，开新之条理不异，其先后次第，或缓或急，或全或偏，举而行之，可以立效。其行而乖谬者，吾可鉴而去之；其变而屡改者，吾可直而致之。但收日人已变之成功，而舍其错戾之过节。”《日本变政考》初次进呈本缺失，第二次进呈本共12卷（附表一卷），叙事自明治元年（1868年）正月至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十二月。据今人考证，除了《日本国志》的影响，其资料来源多出于日本人指原安三《明治政史》（成书于1893年）。《日本变政考》搜罗明治前期日本政事、制度、奏议、敕书等，不厌其详，并附有大量康氏自己的按语。其中纪事多有讹误失实之处，其借题发挥，欲借光绪皇帝之权威图谋变法之意图昭然若揭。其心目中的读者乃是光绪皇帝本人，而非当时的平民百姓。康有为有关日本明治“变政”过程及其具体实施内容——如官制、议院、学制、司法、兵制、地方制度等的全面绍述，大大超过黄遵宪相对客观的学术研究，其实用目的极为明显。康氏欲借题发挥以成就其救国救民之抱负虽不可与腐儒道，但其以今文经学之方法阐述异国之政制变迁，确实也过于“六经注我”，从而遗漏了某些重要的史实，政治化的学术使学术本身的价值大打折扣。康氏在《日本变政考》中有“变器”、“变事”、“变政”、“变法”之说，认为“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又言：“古之有国者，承前朝之余，则鉴前代而已。今之有国者，五洲共处，则当鉴欧墨，此又势之所必然矣。”其“当鉴”欧墨（即欧美）之世界眼光更无须赘言。康氏有“学校”与“议会”关系之论，驳斥“议会必不能开”之论，他对“三权鼎立”思想亦有独到深刻之认识，且不惜引用伊藤博文的演讲以增添其说服力。

步康氏后尘，清末有类似著述问世，如1902年刘庆芬集译《日本维新政治汇编》12卷（光绪壬寅夏四月镌于蓉城），广泛搜罗内阁、枢密院、元老院、外务省、宫内省章程。同年出版的《日本变法次第类考》12册（光绪壬寅年仲夏，政学译社刊印），分为初集、二集，共25类，包括宪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官制官规、外交、地方制度、水利、新闻出版、财政、军事、教育、矿业、特许、运输等项。1903年出版的宏文阁译本《明治政史》，时间跨度自“萨长政府成立”至“辽东半岛还附始末”，此书流露出明治时期自由民权派在内政外交上的见解，对明治“萨长藩阀之痼疾”颇多微词，其序言有曰：“夫明治政府创设以来，藩阀之立于庙堂，已及三十年。弊失累积，国民怨嗟，四千万黎庶之舆论，往往动其台阁，纵有更迭，终始以藩阀代藩阀，绝不举根本革新之实事。议会开设以前，政府常束缚言论自由，以压抑民权为施政之第一义。一旦大宪发布，国民之舆论府开，国民之志望多年郁积者，如大河溃决，汪洋而扫荡议场。然萨长藩阀之遗类所成之内阁，依然存其旧态，不知悛改，辄侮辱舆论，轻视议会，逞其蹂躏宪法之暴举；而舆论激昂，议会一致，责其罪恶，有司忽匿于九重之深云，妄烦和衷协同之大诏，弥缝一时，或牵强律令，或妄用武威，妨民权之行使，紊社会之士风。呜呼！是萨长政府之图其私利耳。”作者列举明治“藩阀政治”束缚言论自由、压制民权、蹂躏宪法的暴举，指出明治宪法有名无实，而藩阀政府有失立宪公德：“帝国之宪制，有名无实，有形无神，其所以至于兹者，非因萨长藩阀政府没了立宪之公德乎？”

1904年出版的《日本议会史》第一期所载“序篇”简述了“宪法制定之由来”，开篇所载张謇“日本议会史序”对明治立宪过程亦有简明扼要的介绍：“夫明治元年之大定国是也。分政权为议政、行政、司法三部。其冬置公议所于东京，且征诸藩士令为议员，并许言时务者皆建白。斯时也，方稍稍言立宪……至六年始有制定宪法确立宪政之议，而请立民选议院，而敕开地方官会议，而设元老院，嗣后发布法律，必经斯院之议决。十一年遂开府县会，俾人民练习参政之能力。此数岁中皇皇谋改革。十三年以国会未立，民气激昂，故发集会条例以限制公会，时论乃益张，朝野哗然，且虑变焉。而十四年七月，卒有期以二十三年开国会之诏。”寥寥几笔叙述交代了明治立宪过程的几个关键步骤。在此前后还有多部关于明治宪法的译解著述问世，如《日本帝国宪法义解》（沈纮译，上海金粟斋，1901年）、《日本宪法义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年）、《日本宪法义解》（丁德威编译，东京，1906年）。此外，清末预备立宪期间《政治官报》“译书类”栏目起初曾刊载“日本宪法说明书提要”、“日本宪法疏证提要”、“日本自治理由提要”、“日本地方自治提要”、“日本立宪史谭提要”、“日本宪政略论提要”、“日本议会诂法提要”、“日本行政官制提要”、“日本丙午议会提要”、“日本丙午预算提要”、“日本税制考提要”、“日本关税制度提要”、“日本国债制度提要”等内容提要，后来又长篇刊载“日本宪法说明书”（第20~79号）、“日本丙午议会”（第80~113号）、“日本行政官制”（第114~276号）等关于日本宪法、国会制度、官僚制度方面的专门著述，说明清政府对日本立宪制度的高度关注。清末时期中国学界、实业界、政界对日本立宪过程的关注程度是空前绝后的，因为此时正值中国立宪选择的关键时刻，而日本立宪的历史经验恰好能够充当中国立宪选择与制度变迁的重要知识资源。

民国时期，1929年出版大隈重信等著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十月初版）13册，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此书原著成立于日俄战争之后，其作者多为当时的元老重臣及学界精英，内容涉及日本宪法、政治、历史、外交、财政、陆海军史、政党史、法制史、自治制度、警察监狱、交通通信、铁道海运、教育史、科学、博物、医术、宗教、哲学、文学美术、音乐戏剧、新闻出版、农林水产、工矿纺织、银行会社及对外贸易、慈善事业、都市发展、风俗变迁、社会主义、国语史、日本人之体格等，其中第二册是伊藤博文所著《帝国宪法制定之由来》。1933年出版日本研究会小丛书之一《日本制宪史》（赵南柔、周伊武编辑，日本评论社，民国廿二年十二月廿八日出版）小册子，共26页，指出明治宪法“议会中心主义和皇室中心主义”的“争持”，并追述明治宪法成立前的简要历史。

1957年，作为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张荫桐选译《一六〇〇—一九一四年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四部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收录“维新政体书”、福泽谕吉“劝学篇”、“地税改正条例”等节选文本。1981年《世界历史》编辑部编辑出版《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其中载有“明治维新基本文献史料选译”（第165—202页）、“我国明治维新史论著译著资料要目索引”、“明治维新史年表”、“明治前期中央官职的变迁”等资料、图表。

以上是清末以来汉语世界所见有关明治前期宪政文献译介之梗概。

有关明治前期宪政的日文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24卷本的《明治文化全集》、《日本宪政基础史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宪法资料集》、《明治前期的宪法构想》等。本书所选文献部分出自上述日文文献，其他著述论说部分的文献则是多方搜集，以其重要性及当时或日后影响为标准斟酌选译。然而编译者认为，对历史文献重要性之认识有赖于编选者本人学术功底与鉴别能力，多带有主观性，此处所选文献是否得当，不敢自以为是，尚希读者谅察。作为一家之选，读者诸贤若能以“勿以人弊己，勿以己自弊”之学识眼光翻阅本书，则选者之失或许稍可免焉。

二、编选文献说明

日本卷编选文献时间跨度自明治初年至明治宪法成立以前，内容由5部分组成：政治背景编、著述学说编、建议建言编、论说论争编、宪法草案编。编选者试图通过上述历史文献的译介，从政治背景、学说理论、建言建议、学术论争、制度设计等多重角度，全面展示明治初期制度转型过程中学界、政界、舆论界对宪政新秩序的构想与谋划。社会转型时期的立宪选择既有现实的利益纷争，又有深厚的历史及理论背景，需要发掘其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从而揭示出当时立宪选择方案的多样性及其时空局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第一部分“政治背景”编选内容为明治前期立宪过程的背景材料，是了解明治立宪历史进程及后面所选著述学说、建议论争及宪法草案的预备知识。该部分按时间顺序选取意义重大的诏书、政府文件、报告及政治团体设立宗旨等，以期读者对明治立宪过程的基本脉络有所把握。其实这是百年前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的主要工作，官制、法规、章程、规则、敕语、奏议、演说、党纲……皆为当时康氏所留意介绍者。他认为“日本政教文字皆与吾同，旧弊积习亦与吾同，则其维新伊始，变法之规模条理、曲折次第亦无不同，可举而措之于中国”。（《日本变政考》卷十三）本编选译材料力求提纲挈领，并无康氏因救国心切而有意无意改动历史事实之良苦用心，只是希求有心的读者从中了解到明治立宪过程的曲折和艰辛，认识到各种政治势力的纵横捭阖，进而了解明治立宪过程的大致步骤。上文提到的《明治维新的再探讨》所载“明治维新基本文献史料选译”可补本卷编选之失。

第二部分“著述学说”是日本卷编选的重点内容，选取明治前期有关宪政问题的代表性论著，除了福泽谕吉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其他如加藤弘之、津田真道、阪谷素、杉亨二、西村茂树、小野梓、穗积八束、植木枝盛、中江兆民等人的著述大都是首次以汉语译文形式面世，这些著述论说构成明治前期立宪大业的思想理论基础。该部分内容涵盖政体与国体，权利、自由与平等，宪法概念、权力分立、国会问题，国家独立与国民责任，宪法制定权，日本立宪思想的本土资源，以及当时日本知识界对西洋文明与日本传统、学者的职责、租税问题、帝室问题、国际宪法秩序等方面的认识。从中可以了解明治初期日本知识阶层对宪政问题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如本编所选加藤弘之《立宪政体略》、《真政大意》作为日本最早的宪政论说，涉及“国宪”（宪法）、“三大权柄”、“公权与私权”、“国体与政体”、“治法与治术”、“人之天性”、“国家政府起因之天理”、“权利与义务”、“公议舆论”、“时势人情”、“政府职掌”等法学政治学根本问题，其后的《国体新论》有关立国之原因、政府起源、君主与政府之权利义务、人民自由权利、国体与政体的相关论述也深入切实，可以代表当时日本知识界的最高认识。这些著述是研究日本近代宪政思想起源的重要文献。又如，明治八年问世的《文明论概略》，作为福泽谕吉的杰作之一，日本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认为该书是福泽精神状态与思考能力最为充沛时期的产物，作为日本人考察近代日本政治与社会的精神食粮，其重要性独一无二。从内容来看，此书不仅涉及文明的价值判断与内涵以及西洋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的来源、特质等问题，还涉及国体、正统、血统，国民的权利、自由、智德，以及政体的优劣及其选择、国民与国家的独立等重要问题，其见解对今天思考一国宪政建设过程中文明的普遍性与民族性仍有一定的鉴戒警醒作用。《国会论》与《帝室论》则更清楚地表明福泽谕吉对代议制、天皇制的看法。其他如津田真道、阪谷素、神田孝平、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人或谈出版自由、租税、财政问题，或谈公共空间、人民性质之改造、国会问题；而西村茂树探讨政体、自由、权理（权利）之内涵、政府与人民之利害关系，皆有正本清源，探赜索隐之功效。小野梓《本邦宪法史之溯源》、《勤王论》代表了大隈重信一派对日本本土宪政资源的发掘与思考；穗积八束《论宪法制定权之所在》且不论其意图如何，或许是东亚宪法思想史上第一篇探讨宪法制定权的文字；植木枝盛《无上政法论》更属探讨世界宪法秩序的罕有论著。

第三部分“建议建言”编选明治前期日本政界元老、重臣及民间政治团体有关宪政问题代表性的建议建言，也多是首次以中文译文形式问世。这些建议建言，或保守或激进，或中庸或务实，具体涉及国体与政体、国宪与国会、过渡期国会成员之组成、上院与下院之关系、租税与预算、立宪政治与政党政治之关系、英国模式与德国模式的选择以及立宪过程的先后顺序等，若不了解当时的政治背景，恐怕难以洞悉其真意所在。选译文献试图揭示明治政府内部及民间团体立宪构想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读者若能静下心来仔细分析这些建议建言，将会对明治政府内部与民间舆论在立宪的模式、程序、轻重缓急、时间先后等方面的不同主张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位居明治政权中枢的元老重臣的建议是本编收录的重点内容，读者可以由此了解到当时政府中枢内部的危机意识、派阀政治、矛盾冲突、意见分歧，对当时明治政府内部的立宪态度能够有具体细微的把握。其中，岩仓具视、井上馨、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人的建议直接影响到当时政局的变动和日后明治宪法的制定。

第四部分“论说论争”编选1874年前后民选议院论争和1882年前后人权论争、主权论争的相关文献。1874年以征韩论为导火线下野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等参议与由利公正、小室信夫、片冈健吉等共同策划，向左院提交《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提出设立民选议院、防止有司专制、伸张国民自由权利的主张，为自由民权运动之嚆矢。1874年前后的民选议院论争是明治初期关于宪政问题的第一次大规模论争。板垣退助、加藤弘之、森有礼、西周、中村正直等当时政界学界的重要人物都参与了此次论争。除了思想界著名刊物《明六杂志》，当时编辑的《民选议院集说》、《民选议院论纲》等文集比较忠实地记录了这次论争的具体情况，是了解明治初期日本政界、学界、舆论界在设立议院问题上各种不同见解的重要史料。本书选译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献，读者若能以此与第二编所选福泽谕吉和中江兆民的《国会论》对照玩味，想必能够比较全面和深入地了解明治初期日本政界、学界、舆论界的议会观及其演变发展。

明治十四年（1881年）八月以后，日本国内要求开设国会的声浪日趋高涨，对开拓使拍卖问题的非难此起彼伏。一时舆论沸腾，政局处于极度动荡之中。明治十四年十月八日伊藤博文致岩仓具视书翰中表明开设国会已不可阻挡，否则不仅“明治政府之艰难”永无休止之日，而且“萨长中兴辅翼之功绩”亦将成为泡影，为天下后世遗留祸根。有鉴于此，伊藤敦促岩仓非速下“大决断”以昭示天下，局势不可挽回。明治十四年十月十二日颁布的“赐告国会开设之敕谕”中一边宣称“将以明治二十三年为期，召集议员，开设国会，以成就朕之初志”。同时又发出警告：“朕思人心偏进，时会竞速，浮言相动，竟遗大计。是宜及今明征谟训，以公示于朝野臣民。若仍有因故争于躁急，煽动事变，有害国安者，当处以国典。特兹言明，谕尔有众。”此敕谕一出，大隈重信一派纷纷辞职下野，此后进入所谓钦定宪法的准备阶段，而舆论界相继而起的便是关于主权问题的白热化论争。与主权论争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关于人权问题的论辩，这是围绕着加藤弘之《人权新说》（1882年）展开的一场有关人权是否天赋的论战。本卷选译的当时有关主权和人权论争的几种文献，皆是其中颇有分量的论著。对比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关主权和人权的论争在学术上的滞后及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欠缺，这场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初东方国家有关主权及人权的论争，且不管双方所持观点如何，仍然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第五部分“宪法草案”编选明治宪法成立前的5部宪法草案。明治宪法成立以前有各种宪法性文件流布于世，《新编明治前期的宪法构想》共收录57件宪法草案或宪法构想，但并不包括外国人起草的宪法草案。本卷选译的5部宪法草案颇具特色和代表性，包括最初所谓德国模式的《帝号大日本国政典》（1874年）、英国模式的元老院《国宪》第三案（1880年）和交询社《私拟宪法案》（1881年）、美国模式的《日本国国宪案》（1881年）以及出自外国人之手、对明治宪法的起草起到关键作用的《日本帝国宪法草案》（1887年）。关于每个草案的特点，译文之前有简略介绍，在此不再赘述。编译者试图通过这些宪法草案揭示明治前期宪法构想的多样性，为避免以明治宪法为标准“回视”此前宪法构想的历史意义，而忽略其本身的特点与价值，明治宪法文本不在本编收列范围之内。

三、明治前期宪政史研究概述

有关幕末明治前期宪政史的研究，迄今学界已有多种著述问世。其中代表性的日文著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全十卷）、藤井甚太郎《日本宪法制定史》、尾佐竹猛《日本宪政史大纲》、铃木安藏《明治初年的立宪思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大久保利谦《明治宪法的诞生》、稻田正次《明治宪法成立史》（上下卷）、清水伸《明治宪法制定史》（上中下卷）等。英文代表性研究有《明治宪法之创立》、《日本明治前期的政治思想》、《现代日本立宪政府之奠基》、《罗耶斯勒与明治国家之创立》等。除上述代表性研究成果，战后还有不少日本史学者、宪法学者、政治学者、法史专家涉足此一领域，如家永三郎、鸟海靖、坂野润治、江村荣一、永井秀夫、宫泽俊义、长尾龙一、小林昭三、大石真、坂井雄吉、山室信一、石村修、坚田刚、坂本一登等，近年则有泷井一博、川口晓弘等后起之秀的崛起。日文著述长于历史资料的考证与解说，英文著述偏重于关键问题的发掘与探讨，各有千秋。

明治宪法颁布后，虽然各种注释性的日文宪法学著述纷纷出台，但有关明治宪法成立前的宪政史研究却直到大正年间才初露端倪。据笔者调查，有关日本宪政史最早的日文著述为工藤武重所著《明治宪政史》上卷（1914年），翌年有德富苏峰监修、伊达源一郎编著的《日本宪政史》（1915年）出版，据后者德富苏峰序文，该书其实也成于工藤武重之手，着日本宪政史研究之先鞭。此书“首先略述维新以来至宪法发布所谓宪政准备时代，其次概叙至最近第三十五次议会解散为止二十年余年间宪政运用之事迹”。书后附有[日本宪政史]年表（自宪法发布至大正三年）、附录5种及索引。《日本宪政史》写作方法与《明治宪政史》近似，偏重于政治史的叙述，简明扼要，亦成体例。另外，由贵族院议员大津淳一郎撰述的《大日本宪政史》共10卷，卷帙浩繁，前3卷涉及幕末明治前期的立宪思想。该书开篇载有神武天皇画像，第一编第一章总论部分用50多页篇幅阐述“帝国的国体国性”、“神器与国体”、“皇猷与国体”、“国性与国体”、“法制与国体”，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对幕末明治期立宪思想的系统研究始于大正末年，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不无关系。1924年11月明治文化研究会成立，创始成员共8人：吉野作造、石井研堂、石川岩、井上和雄、尾佐竹猛、小野秀雄、宫武外骨、藤井甚太郎。其目的在于“研究明治初期以来社会万般事项，将之作为我国民史之资料发表”。吉野作造曾在《有志明治文化研究的动机》一文中说明自己致力于明治文化研究的动机。据称其起因源于他大正七年（1918年）参与编辑《日本宪政经济史论》一书的经历。该书汇集7位当时政界元老的谈话，包括福冈孝弟、金子坚太郎、大隈重信、板垣退助、松方正义、涩泽荣一、山县有朋，而参与明治宪法制定的关键性人物伊东巳代治，不管如何敦请却始终三缄其口。吉野作造揣测是否因为明治宪法制定前的世相与大正七八年左右的思想混沌状况相似，若将明治宪法制定当初的事情泄露，会给当下思想界的混乱火上浇油，因此伊东巳代治才闭口不言。但吉野作造认为，时势不同，大正时期的民众已远非昔日可比，旧时代的人们看不到时代的变化，以自己以往的经验作为判断的基础。他们以善意压制青年，并认为这是为了社会稳定。吉野作造认为必须打破旧时代人们的这种迷妄，使其明白时势的变化。他认为“不管是旧人还是新人，明治文化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明治文化的研究决不是与时势隔离的闲功夫。”吉野作造身体力行，不仅身兼24卷本《明治文化全集》（日本评论社，1927—1930年）的编辑担当代表，而且撰有相关研究论文，惠学后人良多。

另外，1941年1月19日成立的宪法史研究会曾集结当时众多的一流学者，每月19日举行定期研究例会，3年多时间举行过30多次例会，此外还有春秋在京都举行的特别例会。该会会长伊东治正伯爵为伊东巳代治长孙，1937年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退学，为当时华族中的富有者。伊东治正曾于1936年设立自由社，发行综合杂志《自由》，并亲自执笔撰稿。很多左翼撰稿人在1937年人民战线事件中被捕，该刊于1938年停刊。伊东治正其后转任东京日日新闻记者，兼任众议院宪政史编纂会委员。宪政史编纂会为1937年众议院内所设，旨在编纂日本宪政史以纪念明治宪法公布50周年。宪政史编纂会除了委员长尾佐竹猛，委员包括渡边几治郎、铃木安藏、藤井甚太郎、薄井福治以及助手林茂。与此同时，贵族院也开始编纂五十年史，尾佐竹猛任委员长，深谷博治、大久保利谦任编辑委员。宪法史研究会便在这种长期的共同合作中应运而生。该会主要发起人为尾佐竹猛、铃木安藏、深谷博治，会员中除了上述主要发起者和当时著名的宪法学者如美浓部达吉、佐佐木惣一、宫泽俊义，还包括战后的明治宪政史研究家稻田正次、大久保利谦等人。美浓部达吉共3次作例会演讲或报告，稻田正次也在第五次例会发表研究报告。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宪法史研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宪法史研究会的工作存在着继承关系。大石真教授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宪法史研究会为自由主义者的梁山泊，该会持续3年多的活动是立宪学派最后的抵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明治宪政史研究贡献最多的人物是尾佐竹猛。尾佐竹猛（1880—1946）毕业于明治法律学校，长期任职于司法界，曾兼任明治大学教授。明治宪政史研究对其而言可谓“闲功夫”，他先后出版了《维新前后的立宪思想》、《日本宪政史》、《维新前后立宪思想的研究》、《日本宪政史论集》、《日本宪法制定史要》、《日本宪政史大纲》、《日本宪政史的研究》等日本宪政史著述。吉野作造为其著书撰写推荐之辞，赞叹其学养深厚，自愧弗如，认为他供职于司法界殊为可惜。尾佐竹猛的宪政史研究重点集中在幕末明治前期，战前两卷本的《日本宪政史大纲》为其代表性著作。据该书作者本人绪言所言，既称“宪政史”，就应以“立宪思想发展史”、“宪法制定史”为前提，叙述“宪法实施史”即“宪法运用史”，具体内容包括“议会史”、“政党史”，亦应涉及“宪法学说史”，如此方成体例。但本书实以立宪思想发展史及宪法制定史为核心，作者自谦甘受羊头狗肉之讥。尾佐竹猛秉持自己的“史料主义”，留心于“宪法”思想的两大潮流，批判“将明治元年解作明治维新的数字式形式论”，致力于日本宪政由来之研究，自称对日本精神昂扬期的“飞跃式历史研究”不敢苟同。考虑到国体明征事件后当时日本的时代氛围，其忠于学术之精神难能可贵，这大概也是其研究成果至今仍受学界敬重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另一位著作等身的宪政史研究家是铃木安藏。铃木的宪政史研究明显受到吉野作造和尾佐竹猛的启发和影响，有些史料甚至直接出自前者的著作，但他的唯物史观又使其研究与前两者相异。铃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出版《日本宪政成立史》、《宪法的历史研究》、《日本宪法史研究》、《明治初年的立宪思想》、《自由民权·宪法颁布》、《日本宪法史概说》、《宪法制定与洛斯勒》、《自由民权运动史》、《太政官制与内阁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明治宪法与新宪法》、《日本宪法史》、《比较宪法史》、《日本宪法学史研究》等著作。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明治文化研究会与宪法史研究会成员中，藤井甚太郎著有《日本宪法制定史》、《宪法的制定》、《帝国宪法制定的由来》；渡边几治郎著有《日本宪法制定史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另一独立学者浅井清所著《英国议会制度之于明治立宪思想史之影响》、《元老院宪法编纂始末》、《明治维新与郡县思想》等著作，在当时与日后也可谓独树一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日本宪政史研究虽然摆脱了国体思想的束缚，但也同时存在矫枉过正、忽视史料、观念先行的弊端。永井秀夫在《明治宪法的制定》一文中对以铃木安藏为代表的将明治宪法体制理解为“表面的立宪制”（“外見的立憲制”）这一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观点“过大评价了专制的意图与支配的统一性，而没有看到明治宪法体制的诸种矛盾”，因而是片面的。他分析了促成明治宪法制定的诸种要素，并从议会的权限、天皇的地位等视角探讨宪法起草审议过程中的若干问题。虽然只是一篇论文，但它对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明治宪法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后，小林昭三《明治宪法史论·序说》、伊藤勋《明治宪政论》、鸟海靖《日本近代史讲义——明治立宪制的形成及其理念》、坂本一登《伊藤博文与明治国家形成》等著作都对前人的研究有所突破，从不同角度深化拓展了此一领域的研究。另外，作为法学家和宪法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长尾龙一《日本国家思想史研究》、《作为思想的日本宪法史》和大石真《议院法制定史的研究：日本议会法传统的形成》、《日本宪法史》等著述也因其深厚的法学、宪法学功底备受关注。同时，战后从“明治宪法钦定史”的角度对明治宪法制定过程的研究可举出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史调查会《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史》、川口晓弘《明治宪法钦定史》等著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明治宪法史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是稻田正次《明治宪法成立史》（上下卷），但该书并非尽善尽美，有些史实推定作者在其后出版的《明治宪法成立史的研究》中有所更正，两书须对照使用。另外，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在《植木枝盛研究》、《日本近代宪法思想史研究》、《历史中的宪法》等著作中对明治前期的立宪思想也有系统论述。家永三郎与松永昌三、江村荣一共同编著的《明治前期的宪法构想》，收录了幕末明治前期宪法草案并附解说，史料价值很高。石田雄在其《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法与政治》一书中对明治前期形成的一些法律概念曾作深入探讨并与清末中国相比较，属于正本清源的工作。关于明治宪法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井上毅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坂井雄吉《井上毅与明治国家》以及山室信一《法制官僚的时代》、《近代日本的知识与政治》等著作和以国学院大学梧阴文库研究会为中心的基础史料编纂与研究。关于明治宪法与德国宪法模式的关系问题，近年有石村修《明治宪法——其与德国的隔阂》、坚田刚《德国学协会与明治法制》、泷井一博《德国国家学与明治国制》及《文明史中的明治宪法》等著作问世，修正了明治宪法为德国模式这种泛泛之论。

有关明治宪政史的英文著述，最早出自两位日本留学生——家永丰吉、植原悦二郎之手。前者著有博士论文《日本的宪政发展》（1891年），后者出版过《日本的政治发展》（1910年）。植原悦二郎归国后还著有《日本民权发展史》（1916年）。两人可谓最早的明治宪政史研究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明治宪政史英文著述可举出上述《明治宪法之创立》、《日本明治前期的政治思想》、《现代日本立宪政府之奠基》、《罗耶斯勒与明治国家之创立》等著述。其中，《现代日本立宪政府之奠基》（1967年）一书曾由荒井孝太郎、坂野润治译为日文，对如何重新评价明治立宪政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日本战后明治宪政史的研究形成互动。其译者之一的日本史学者坂野润治教授其后著有《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近年又陆续出版《明治民主主义》、《未完的明治维新》、《日本宪政史》等著作，发掘新史料，提出新问题，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比如坂野教授对明治前期宪政史上的“宪法派”与“议会派”的划分，对德国宪法派、英国宪法派、法国人民主权派三极对立模式的分析，以及对德国宪法派与英国宪法派之间不同寻常关系的揭示，较之从前习以为常的德国模式与英国模式二极对立的见解或许更接近历史真相，其明晰透彻的论述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日本卷的编译工作得到国内外师友的支持和协助，在此谨表衷心感谢。特别是渡边浩教授，不仅对编译工作给予肯定和鼓励，还推荐了相关篇目。先生一贯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者风范，也是激励笔者从事学术工作的精神动力之一。另外，不计得失，欣然承担本卷部分译文翻译工作的3位学友，也为本卷增色不少。由于编译者水平所限，从编选篇目的选择到译文的敲定，想必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