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步一：经济增长与生活水平提高

（一）近代经济增长的总趋势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对外贸易、市场经济的格局之中，时刻受到市场的挑战和刺激。对外贸易、市场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贯穿于整个近代，在时间上经历了19世纪中期的最初萌发、19世纪后期的逐步展开和20世纪初期的不断深化3个阶段，在空间上则表现为由通商口岸到沿海城市，由沿海城市到市镇、乡村的扩展，其间有先后的差异。但在总体上，经济呈增长趋势（详见表3-1）。

表3-1将1850—1949年的100年分为4个阶段：1850—1887年、1887—1914年、1914—1936年、1936—1949年。其中，第3阶段的22年，即民国初年，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清末积累。仅从民族资本的投资规模、投资范围看，1872—1900年资本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56个，总资本4974.1万元；1901—1910年达326个，总资本9956.2万元。工矿、交通、棉纺、缫丝、面粉、肥皂、烟草、电灯、锅炉、铅笔是重点投资的行业。第二，政府推动。创设机构，“南京临时政府初立时，特建实业部，及临时政府移北京，分为农林及工商之两部，正式政府成立，复并为农商部，是为商业行政之最高机关。至于国外商业，各有驻外公使及领事，用资管理，而同董其成于外交部”；颁行商法，“营业自由，载明约法；三年复颁行《商人通例》，使商家有所遵循”；界定商人概念，“指为商业主体之人而言（实质上商人）”，并把商业分为买卖业，赁货业，制造业或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或自来水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兑换金钱业或贷金业，担承信托业，作业或劳务之承揽业，设场屋以集客之业，堆栈业，保险业，运送业，承揽运送业，牙行业，居间业，代理业17类，“此外凡有商业上之规模布置，自经呈报该管官厅注册后，亦一律作为商人（形式上之商人）”。第三，民间助力。或普遍认为“今茲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供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或成立团体，鼓吹发展实业；或竞相投资，兴办近代企业；或抵制外货，支持实业救国。第四，外力影响。1914—1918年间，欧洲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减少了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还从中国进口大量的面粉和其他货物。这些因素叠加，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迎来了所谓的近代“黄金时代”。表3-2系清末民初部分工商业发展状况，短短8年间，无论是厂家数量、生产能力还是资本规模都有长足进步。

进一步地，开埠通商，国门洞开。因外来诸多因素的渗入，上海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和理想的经营环境，后来者居上，在替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以后，迅速越过苏州、杭州而跃居为江南的中心城市。不过，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兴衰起落一致，近代杭州的经济依然缓慢地向前发展，是东南地区农产品的集散地、工业品的中转地。表3-3系民国初年杭州农、工、商三大产业的行业分类，从其不同类型、所占份额，可以反映杭州经济发展的状况。

“农业”3种，行业不多，仅占全部行业的6.98%，却因有耕地、林场、草地、池塘等可利用之土地18.9497万亩，占当时杭州土地面积的55%。其中，适合粮食生产的耕地又占99%, “每年农产收获丰稔，除供本市消费，且可运销外埠……种种出产，量虽不多，质则精纯，足供市场之需求……其所发生之经济关系，与杭市全部经济形势甚巨”。在1931年，农户计有6.422万人，占该年杭州人口总数的12.35%，比商业人口多1.07个百分点（该年商业人口5.867万人，占11.28%）。在经济结构中，农业占据重要地位，是经济的基础。

“工业”25种，多从传统手工业作坊发展而来，“机器工业家庭手工业参半”，“工业分散落后，设备简陋得可怜”，“只能从事一些修配业务”。且以纺织工业规模最大、地位最重，如在1931年，纺织业有3479家，占工业总数的61.3%；工人有2.6万人，占企业工人总数的30.3%；资本额有565.1万元，占企业总资本额的49.6%；营业额占企业总营业额56.2%。其中，丝织业又“为纺织业中最为悠久历史之最大工业，资本营业数量，不仅常居纺织类第一位，并为全市各种工业之冠，其经济能力亦常左右杭市商场，关系全浙民生甚巨”。

“商业”9种，杭州是典型的消费城市，商业素来繁盛，所谓“非生产的杭州，而为消费的杭州，其经济亦可称为消费的经济”。20世纪30年代初期，商店开办一度达到顶峰，如在1931年，计有大小商店1.1万家，资本额919.93万元，营业额9794.27万元，从业人员4.87万人。

“金融业”6种，其中，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杭州银行业发展最盛时期，1931年有银行16家（详见表3-4）。1935年后，杭州“市况异常繁荣，尤以金融一业为最。是时钱江大桥行将落成，开辟东方大港之说，甚嚣尘上，沪地大规模之商业银行均来杭设立分支行，并谋于闸口购置地产，建筑仓库及办事处”，以致1936年银行达28家，其重要性自然不容低估。

经济增长或下降是晴雨表，其发展水平不仅影响某一国家或地区旅游发展的市场前景，而且决定旅游发展的硬件基础和软件基础。近代中国包括杭州在内经济的持续增长态势尤其是清末民初的较快发展，扩大了工商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面貌。以此为条件和背景，杭州旅游的近代化获得了相应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旅游需求的产生和发展与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旅游需求的强弱程度和客源市场的规模大小更与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直接相关。刘佛丁、张东刚两位学者曾对近代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消费需求做过专门研究，认为随着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收入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当然，不同区域、不同职业的不同居民，其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不尽相同。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eer）在对四川集市田野考察、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心地理论，提出了关于中国19世纪晚期“标准市镇”、“中间市镇”“中心市镇”、“地方城市”、“较大城市”、“地区城市”、“地区都会”、“中心都会”8个层次的中心地模式，并试图通过这一模式的架构，对明清时期中国的区域经济进行解读。但若笼统概括，似乎可划分为农村、市镇、城市三个层次，其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存在许多的差异。

1．农村

农村居民约占中国总人口的80%以上，迄今为止，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依然是亟待解决的头号难题，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偏低，表3-5系1934年浙江各县农村雇工收入水平。

浙江尤其是杭、嘉、湖、宁、绍属鱼米之乡，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时期，相对国内其他地区，号称富庶，农村居民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但互相间并不平衡，杭州当在中上水平。

2．市镇

市镇作为商品交换的场所，亦即“市”，古已有之，所谓“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明清时期获得较大发展，“市镇”一词日渐成为它们的通称，大多兼具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双重功能。因其居民构成复杂，从事职业不同，收入水平高低相异。表3-6系1932年南浔各业商人收入状况，其中，经理、管账属管理层，各业间虽不平衡，但收入普遍较高；伙计（基本为男性）年均收入106元，高于上述农村雇工年均收入16元。

此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浔中学教师的一般月收入60元，合计年收入720元，高于金融业经理的收入水平。而西塘镇“民国二十年前，镇上工资一般职员每月八元，中等先生十二元，老大先生三十元。但也依行业有不同，如糟坊老大先生每月二十元。我（柯大墉）当管家，每月工资是两石七斗白米，每年照十四个月计，故共计一年三十七石八斗。当时大米每石六元”，这位管家的年收入折合货币约226多元。其他市镇一般居民的收入大致如此，如，1930年余姚所属市镇各业工人的年均收入，罐头食品业118元、机器碾米业155元、花席业60元、棉织业72元。这些记载反映了市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差异，前者往往超过后者，后者即使是最高年收入者，也不过90元，低于前者居民的普遍水平。

3．城市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渗入，因集聚于城市的金融业、制造业等新行业成为近代中国最具吸引力的行业，其居民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市镇、农村。当时，城市居民依职业、财产、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因素形成上、中、下三个不同的社会层次。社会上层包括官宦、富商等；社会中层包括职员、自由职业者、近代知识分子等；处于社会下层的是产业工人、无业游民等。社会上层人员有工资、佣金、回扣、红利、股息、利润等多渠道的收入，收入水平之高自当别论；中层人员由于文化素质较高、职业相对稳定，收入水平稳中有升，如，在抗战前，上海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二局”一般职员月收入在100元以上，外资企业职员200～400元，报社主笔200～400元、编辑主任100～200元、编辑40～100元、一般职员60～100元，中学教员70～160元，小学教师20～50元。处于社会下层的产业工人则收入略低，据杨西孟调查，1930年上海四个行业工人的收入详见表3-7。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经济中心，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杭州则略低，据浙江省建设厅合作事业室“纯然任意调查”,1930年杭州丝织、棉织、印刷、钟表、箔等28个行业工人月均收入13.83元，年均收入166元，低于上海。其中，杭州缫丝厂女工月均收入11.11元，加上工厂提供的膳宿、工衣、医药及补助教育等费9.13元，共计20.14元，年均收入242元。以杭州工人的年均收入166元，对照表3-6所列南浔伙计年均收入106元，高出60元，至于杭州缫丝厂女工则高出南浔伙计一倍有余，几乎接近管账。

农村、市镇、城市收入水平的阶梯结构，不仅导致彼此间消费水平的差异，同样形成农村、市镇、城市消费水平的阶梯结构，而且产生城市对市镇、市镇对农村的吸引，导致人口由农村向市镇、市镇向城市的流动，推动了城镇化的出现和发展。

农村居民向以节俭著称。节俭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主要的是出于实际生活环境所迫。农村生活一直清苦，即使在号称富庶的江南地区也是如此。明清以来，人口剧增，农业生产边际效益递减，加上沉重的赋税负担等因素，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受诸多制约，实已接近最低水平，其生活无非是养家糊口而已，即基本饮食在消费结构中占最大比例，一般都在60%上下，吃饭之外，其他各类开支仅占极小比例，表3-8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吴兴各区农户各项生活开支比例（详见表3-8）。

平均计算，四区农户食品消费约占全年支出费用的68%有余。同一时期，平湖也是“农民之饮食费用，占总生活费用百分之五九·〇三，由此可见饮食费用一项，占全部生活费用五分之三，换言之，农民除食物外，其他衣服用具及一切生活改进费用甚少，此足证农民生活程度之低减”。即使如此，仍无法保证必需的营养成分，“普通农家日食三餐，早餐食稀粥，午晚两餐食米饭或杂粮，但于农忙时亦有日食四餐者。至于粥料为麦粉或玉蜀黍粉，米饭则为粗粝之糙米。然此犹为上等食料。贫苦农家在青黄不接之时，一日三餐均系稀粥或杂粮，于粥内拌以蚕豆或于饭内杂以玉蜀黍，甚至有终日以玉蜀黍瓜果或芋头果腹者。一般农民所食之蔬菜，大都系自己种植之青菜或咸菜萝卜瓜豆类等。除过年节或款待宾客外，平时甚少吃荤菜，有时由小孩往河边捕捉小鱼虾螺蛳等以佐食”。

市镇居民收入水平高于农村，相对应的，消费水平也高，“具体主要表现在：居民穿洋布早，而农民一般穿土布，使用土毛巾，衣服破烂一些，桌上的菜差一些，肉很少。开店的活比种田的活来得舒服，收入也高一些，因此居民生活好一些”，如嘉兴王店姚氏船场家中一般每周可吃到一次肉食，以致“街上人与乡下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衣着、举止都不同”。但总体上，市镇居民也处在以食品开支占最大比例的消费水平，这一点与农村居民相似。

城市居民收入水平高于市镇，消费水平随之提高。1933年，中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29.5%，其中，社会上层的恩格尔系数仅15%，衣着支出在消费结构中占总生活费用的28%，远远超出食品支出，吃饭之外，其他各类开支几乎占全部生活费用的一半以上。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根据恩格尔系数对各国生活水平划分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属绝对贫困状况，50%～59%勉强度日状况，40%～50%小康状况，20%～40%富裕状况，20%以下为最富裕状况，根据这一标准，1933年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似乎达到当代意义上的小康状况。这一推论，似乎有些不合国情，但事实上，吃穿以外，上述城市居民中的社会中层的确有了较多其他消费，包括参与旅游活动，某种程度上城市居民成为旅游的主体，“医生的例规，每年腊月初八九后生意便进入淡季，要到次年正月半之后，方能恢复旧状，所以我一到阳历十二月，就利用这个机会到各地去旅行，苏州无锡、镇江南京以及杭州西湖，是我常去的”。

冯紫岗说：“研究生活程度，除了计算每位成年男子单位生活费用的多少以外，还该把这笔生活费用如何支配一事加以考察。因为按照一般的定律，饮食费用在整个生活费用中所占的百分比愈低，则愈是表示其文化程度之高。即是说，他们消费于教育、交际、卫生、嗜好等等所谓文化支出者愈多。”旅游需求与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向来存在着正相关的依存关系。也就是说，居民收入水平越高，旅游消费需求越强。因此，杭州旅游近代化的推进，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近代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引起的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为前提条件的。

传统观念认为，旅游活动是“有钱有闲”的专利，在收入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时，宽裕的闲暇时间也是旅游活动必不可缺的条件。农村居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除农忙外，一年中有许多农闲时间，他们并非近代旅游的主体，但对每年定期举办的各种庙会（香市）情有独钟，争相参与，是其闲暇时最具生活特色的旅游活动。市镇居民生活节奏比较缓慢，也有较多闲暇时间，如吴兴双林镇“四乡及镇市人口凡七万六千余，壮年男妇数逾三万，而织绸绫绢及缫桑蚕丝工作者不过数千余，则耕田育蚕外，无所事事。男子徜徉廛市，出入茶酒各肆，女亦闲暇时多”。即使是从事商贸者，因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民，早市以后也可收市打烊，“市井之人午前开肆，午后闭肆，余时击鼓吹箫为乐”。但活动空间基本局限在镇上，勉强与近代旅游搭得上边的活动，除了像农村居民那样热衷各种定期的庙会（香市）外，就是“孵茶馆”，以致茶馆遍布各地市镇，如，安昌镇由一河二街构成，全盛时占地面积1万多平方米，人口规模或5万多，或一两万，镇上茶馆却有26家。城市居民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法律条例明确每天8小时工作制，但各地各业执行情况并不乐观，如，1931年对17个万人以上工厂调查显示，仅南通、宜兴、广州三地平均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内，其余均在10小时以上，最高者是青岛、芜湖、武昌、潮安四地，在12小时。休息日也极少，如，1930年对29个城市调查显示，全年休息日一般在20～30天之间，少的仅几天，意味着一个月都休息不上一天。故而唯有社会中层以上者才有旅游消费的需求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