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国内关于大学腐败的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高等教育腐败的问题就开始进入国内学者的视线，并在近10年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就著作而言，目前找到三本：一是方舟子的《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2001)；二是杨守建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2001)；三是常天义、王开业主编的《高等学校反腐败概论》(2007)。前者主要揭露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些腐败案例，而非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中者主要针对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低水平重复等现象进行了大肆批判，也非真正学术著作；后者虽然阐释了腐败的危害与根源，但内容比较浅显，且主要作为高等学校干部、教师进行党风廉政教育的教材或读本使用。换言之，目前国内还没有真正、严肃的高校反腐败之作。因此，下文将主要基于学术期刊论文(包括硕博论文)进行综述。

(一)研究总体趋势

为了便于形成总体认识，这里分别把“高校腐败”“大学腐败”“高等教育腐败”“学术腐败”作为“篇名”录入中国知网(CNKI)进行搜索，然后把不同年份的发文数累积相加(数据截至2014年)，并把篇目重叠的论文剔除，就可大致反映出国内的研究趋势(见图1-1)。由于篇名为“大学腐败”“高等教育腐败”“高校腐败”的文章，在研究内容上多相似，主要探讨的是大学行政人员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表现为后勤基建、招生、大宗物品采购等领域的腐败，故把这三者合为一体，统称为“行政腐败”。而篇名为“学术腐败”的文章，主要探讨教师(包括学生)在学术领域的腐败，例如侵占科研经费、论文剽窃、捏造科研数据、伪造学术履历等。当然，二者会有重合，例如谈论“高校腐败”的文章会有一小部分涉及“学术腐败”，但由于其主体内容和落脚点仍放在“行政”上，故仍把它归为“行政腐败”。

从图1-1首先可以看出，国内有关高校行政腐败的研究早于学术腐败的研究。1994—1996年，每年发表1篇关于高校行政腐败的文章，而学术腐败直到1997年才进入学者的视野。其次，就高校行政腐败而言，相关的文献篇数在2002年之前维持在个位数，但在2002年猛增到20余篇，2003年、2004年稍有回范之后，此后每年基本上呈急速增长的走势，并在2009年达到第一波高峰；此后两年稍有回落，但2013年又开始猛烈增长，并在2014年达到顶峰。这种趋势一方面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又与中国政府的反腐力度步调一致，很难说是一种巧合。再次，就学术腐败而言，尽管研究起步晚，但在2001年、2002年就猛然迎来一波小高潮，此后大幅回落，又于2006年达到历史顶峰。此后几年，又开始回落、增长，但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这种情况同样与全社会对学术腐败的关注和教育部对学术腐败的打击紧密相关。最后，我们可以发现，自2011年起，国内对行政腐败的关注度一直超过对学术腐败的关注度。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中国大学的学术腐败在减轻，而行政腐败在加重，即大学腐败的主要矛盾是行政腐败。由于在中国高校，以书记、校长为首的大学行政人员拥有较大的权力，以至于遮蔽了学术权力，因而可以预见，行政腐败的治理难度将会更大。相比之下，学术权力在中国大学相对较低，故其治理难度相对较小，但由于学术腐败仍大量存在，也需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二)大学行政腐败的研究

1．行政腐败的内涵

张楚廷教授是国内明确把大学腐败划分为“行政腐败”与“学术腐败”的学者。不过，他并没有对“行政腐败”做进一步界定，但从其文章来看，主要指大学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温敏、朱久兵从法律的角度对此做了界定，主要指高校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破坏公平正义的不规范行为，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经济类腐败行为。吴飞基于寻租理论，指出高校干部腐败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是一种权力寻租性腐败，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类似的，国内其他学者一般把高校行政腐败定义为高校行政人员滥用公权以谋取私利的行为。

具体到高校行政的腐败领域，不同学者基于自己的学科或兴趣，做了不同的探讨，归纳起来包括：(1)高校招生自主权扩大所引发的腐败；(2)基础建设和物资采购所带来的腐败；(3)校办企业中暗含的腐败；(4)财务管理漏洞所带来的腐败；(5)高校领导与下属的不正当关系；(6)公款吃喝玩乐；等等。

2．行政腐败的特点及其危害

关于高校行政腐败的特点，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阐述。归结起来，大致包含以下几点：(1)与社会腐败现象趋同性。腐败绝不限于政治、经济领域，高校中也有腐败。诸如贪污、私分公款、收受“回扣”、私设小金库等，都可以在高校中找到影踪。(2)犯罪主体特殊性。涉及人员多数为处级、厅级以上干部。他们一般都是高学历、高职称、高地位的人员。不少人除了承担掌管钱或物的管理角色外，还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角色，即所谓的“双肩挑”。(3)犯罪的社会影响恶劣。高校是教书育人之圣地，但出现的腐败不只是侵占或浪费有限的国家教育经费，更恶劣的后果是公众对大学诚信的质疑以及莘莘学子的心灵被“污染”。(4)犯罪手段比较隐蔽。高校贪污腐败的领导一般智商较高，且熟悉本职务相关专业知识和制度上的漏洞。一旦他们犯罪，其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5)犯罪领域比较集中。犯罪涉及的重点部门是采购、财务、基建、招生、后勤等一些与经费和资源紧密挂钩的领域。(6)腐败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窝案较多。无论是关于高校腐败的研究，还是被查处的高校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案件，其数量都呈现增长的趋势。在已查处的案件中，不少都是窝案、串案。

学术腐败就其危害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腐败会损害大学的声誉。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教书育人之圣地，是国家和民族振兴的根基。高校腐败会损害大学的神圣性，腐蚀大学的精神，进而对大学的声誉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2)腐败破坏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根基，高考招生腐败则会动摇这一根基。(3)降低教育质量。腐败不仅会败坏大学作为社会公器的声誉，降低大学的公信力，而且导致文凭贬值、职称贬值、学风颓废，从而降低教育质量。(4)腐败异化大学的功能。大学是道德和良知的高地，理应成为先进文化的引领者，在反腐方面理应是领路人。但如果高校都陷入腐败而不能自拔，那意味着整个社会环境都腐败了。更严重的是，高校培养的是未来栋梁之材，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果让他们一开始就染上了腐败之习气，国家的明天难以想象。

3．行政腐败的成因及治理

中国高校的行政腐败何以如此严重，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

盛兆林认为，客观方面的原因有：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内部权力过于集中；管理制度存在缺陷；监督严重不力。主观方面的原因有：心理失范状态下经不起各种诱惑；多元价值观影响下出现道德滑坡；急功近利，侥幸心理严重；法律意识淡薄，职业行为失控。据此他指出，(1)深化思想教育，使之不想腐败；(2)加快制度创新，使之不易腐败；(3)强化监督机制，使之不能腐败；(4)注重司法惩处，使之不敢腐败。

满连杰认为，高校腐败犯罪从主观上来讲：(1)贪欲与权力膨胀；(2)心理失衡；(3)法制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4)自恃身份特殊、心存侥幸。从客观原因上来讲：(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2)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滞后；(3)权力和监督机制的严重缺陷；(4)腐败发现难，处理不严。而要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应：(1)加强思想政治、道德品质教育；(2)深化体制改革，进行制度创新；(3)加大办案和惩治腐败的力度；(4)改革现行高校纪检监察领导体制，实行垂直领导。

丁慧、刘丽颖指出，高校腐败的成因包括：(1)高校管理的法律监督机制运行不畅；(2)高校的治理结构存在着结构性缺陷；(3)高校领导选拔任用制度有失偏颇；(4)国家政策导向存在着某种失误；(5)人性中私欲因素的膨胀；(6)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独立性缺失。而对高校腐败现象的综合治理，应注重以下内容：(1)优化和重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2)完善监督机制；(3)提高高校腐败者腐败的成本支出；(4)加强高校管理者的道德自律和政治使命感。

何增科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高校腐败的主要原因包括：高校行政化严重，权力集中于校领导手中，利益和资源分配由其说了算；教师和学生难以参与学校的管理；高校是一个较封闭的系统，透明度不够，缺乏来自外部的独立有效的监督；管理不规范导致不正当竞争。他提出的治理高校腐败的举措包括：(1)改革科研教学评价体系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从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变；(2)建立科学的人才选拔和任用机制；(3)建立科学严密的评审体制，减少评审项目；(4)在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事务管理中，保障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5)增加教师在学校决策中的发言权；(6)改革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提高治理的透明度和问责水平；(7)加强对高校的外部审计和监督；(8)提高教师待遇；(9)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减少对高校的行政干预；(10)增加对高校的财政经费拨款。

尹晓敏认为，当前高校腐败频发且不断蔓延，根本原因在于高校办学权受到监督制约的力度不足、效能不彰，权力在监督盲区中横行。高校应当以信息公开开启权力监督之门，以有效治理腐败。信息公开能彰显权力监督本源，降低权力监督成本，强化权力监督基础，增强权力监督实效。为此，高校应战略性地公布办学权力清单，实质性地提升办学信息公开度，系统性地建构信息公开监督保障机制。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单独从某一个方面展开相关论述。例如，郑咏梅等人从去行政化的角度提出了高校治理腐败的新视线与途径。总的来看，国内关于高校行政腐败的成因及其治理的观点，有点大同小异，深刻性的分析比较欠缺。

(三)大学学术腐败的研究

1．学术腐败的界定

在中国，关于学术腐败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争议，且研究的初始阶段并没有区分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而是从广义上界定学术腐败。例如，郑良勤等人指出，学术腐败是指个人或集体为了私利，在学术研究(包括课题申报、科研活动、成果报告、学术出版等)和学术评价(包括学术评奖与认定、学术评价、学术争鸣和其他学术交流等)活动中采取的各种非理性和不规范的行为表现等。姚利民认为，学术腐败是指学者和学术界在学术活动中有意违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而出现的不道德行为和欺骗行为。

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开始区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例如，刘英认为，学术不端是指违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行为，国际上通常用来指捏造数据、篡改数据和剽窃三种行为。而在狭义上，学术腐败主要指学者或相关管理者凭借权力的谋利行为。它侧重于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是一种严重的不道德行为，甚至是一种犯罪行为。熊丙奇指出，学术腐败是指动用行政权、学术权，非法谋求学术利益、侵占学术资源的行为；而学术不端是指在学术研究中引用他人著作不规范，或者抄袭、造假，本质上属于学术学风问题，不涉及动用权力贪腐。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促进学术健康发展、免受不良风气影响的角度出发，在广义层面上使用学术腐败的概念更为合理”。可以说，在中国，许多学者从广义上使用学术腐败概念，并未严格地与学术不端区别开来。也正是如此，有学者认为，学术腐败是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所诞生的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

2．学术腐败的表现

杨玉圣认为，学术腐败包括以下现象：(1)低水平重复；(2)粗制滥造；(3)泡沫学术；(4)假冒伪劣；(5)抄袭剽窃；(6)沽名钓誉；(7)高等教育和学位注水；(8)学术评审深度腐败。

李保玉等人认为，学术腐败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1)“偷窃学术”成风；(2)“关系学术”盛行；(3)“权学交易”泛滥；(4)“金钱学术”走俏；(5)“色情学术”滋生。

姚利民认为，学术腐败有多种表现形式，主要包括：(1)弄虚作假；(2)抄袭和剽窃；(3)署名中的腐败；(4)一稿两投或多投；(5)急功近利、浮躁；(6)泡沫学术；(7)“官尘暴”，一个典型表现是“官大学问大”; (8)学术承认与认可中的腐败。

唐振平等人认为，学术腐败主要包括：(1)学术研究的功利化；(2)学术评价的非理性化；(3)学术泡沫；(4)文人相轻。

以上对学术腐败的归纳，主要是基于广义上的学术腐败的定义，也有学者基于狭义上的定义，认为学术腐败包括：(1)在投资环节，资源控制者权力寻租，学术机构和个人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资源；(2)在资源分配环节，利用行政权力占有学术资源，导致学术资源分配严重不公；(3)出版社、期刊社编辑利用职权受贿或变相受贿；(4)在成果推销的环节，以不正当手段谋求出版、宣传机会，换取个人名利。

3．学术腐败的成因及其治理

冒荣等人认为，学术腐败与整个社会的腐败联系在一起，但深究起来，还需考虑内因：(1)学术界存在“第四种人”，他们不只把学术活动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且还想把学术活动视为牟取暴利的敲门砖；(2)学术资源分配中的利益失衡；(3)学术规范体系的缺失，尤其是学术道德的缺失；(4)学术民主的匮乏，学术权力行政化倾向明显。对于如何抵御学术腐败，作者提出：(1)重树学术诚信和学术公正；(2)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自律；(3)既要惩处违背学术道德的学者，又要考虑惩罚的方式和力度。

骆品亮等人基于代理理论，指出激励机制扭曲是引发学术腐败的罪魁祸首。要减少学术腐败，需要大学重新设计激励机制。(1)激励机制应能引导教师在科研与教学上优化配置资源；(2)推行教师有其股的股份制；(3)实行年薪制：年薪=基本收入+风险收入；(4)在教师职称晋升中，把相对绩效评价改为绝对绩效评价，即强调只要达到一个客观标准就可晋升，而不是限额；(5)改进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等。

张建华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学术腐败的成因。他认为：(1)教育和科研经费存在供需矛盾。(2)受羊群效应，一些学术人员加入学术腐败的行列。(3)成本—收益分析：一方面，精品和滥品的收益一样，但成本不一样，促使了学术人员腐败；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学术刊物鉴定成本太高，导致一些抄袭剽窃存在。要遏制腐败，应：(1)改革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取消量化标准；(2)重罚学术腐败者，提高学术腐败的成本；(3)设立学术腐败举报制度，增大腐败查处概率；(4)严格同行匿名评审制；(5)打破刊物的单位所有制；(6)倡导学术规范，保护知识产权等。

葛剑雄认为，学术腐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原因：(1)多数中青年学者和学生缺乏学术规范和严谨学风的训练；(2)科研和学术“大跃进”，高校教学和科研人员急速膨胀；(3)中国的教育体制过分强调政治正确，忽视人性普遍价值的彰显和培育。而治理学术腐败的对策有：(1)加强学风建设，重申学术规范，加强检查督促；(2)遏制主管科研、学术和教育的政府部门和官员中的腐败现象；(3)制定相关制度，实现学术自主。

彭现堂认为，学术腐败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跟学者的自律性不强、诚信意识薄弱有关，也跟相关管理部门对学术腐败行为缺乏有效治理有关。因此，必须采取多元机制来治理学术腐败：(1)弱化行政权力，促成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合理制衡；(2)设立专职监管机构，强化对学术腐败的震慑效果；(3)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学术腐败实行司法介入；(4)加强学术诚信的法治化建设。

(四)国际高等教育腐败的研究

相对而言，我国学者对国际高等教育腐败的研究很少。复旦大学廉政与反腐败研究中心主任李辉博士就指出：“关于国外高等教育领域的反腐败，我们研究的并不多。”

就研究的内容来看，有个别学者基于全球视野关注高等教育腐败。例如，王文礼等人就述评了国际高等教育腐败问题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高等教育腐败的定义、高等教育腐败的类型、高等教育腐败的原因以及治理高等教育腐败的措施。杨启光等人分析了国际上有关教育腐败的定义与危害、国际高等教育腐败的不同表现，以及国际高等教育反腐的发展走向。

也有学者研究某一个国家的腐败。例如，邵兴江等人研究了英国高等院校的反腐治理机制。他们认为，英国高校强调反腐理念的认同，建立反腐治理组织，制定成员共同恪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建立了规范化的反腐治理程序，形成了主动预防、过程控制、严惩问责、持续完善一体化的反腐长效机制。龚波等人探讨了俄罗斯的高等教育腐败问题。他们指出，俄罗斯高等教育腐败的情况非常严重。最可能产生腐败的途径包括：(1)通过异化教育功能；(2)通过货物和服务供应；(3)通过不当的职业行为；(4)通过财产和税收的灰色通道。而俄罗斯师生对高校腐败的看法有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清楚腐败的危害，另一方面又是腐败的参与者与行贿主体。

而具体研究美国高校腐败的论文，笔者目前仅搜索到两篇。其一是沈蓓绯等人对美国公立大学廉政建设的研究。他们指出，美国公立大学有着相对完善的廉政建设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其中，董事会是教育行政权力监督机构，评议会是学术权力组织形式，问责制是政府宏观调控及督学手段，社会中介组织是公众参与教育监管的独特机构，财务报告公开制度是大学经费收支透明体制，风险预警制度是大学债务风险管理模式，行政伦理教育是大学廉政及道德规范建设的有效路径。其二是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教育组参赞袁东对美国高等教育腐败的分析。他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腐败的方式、领域及容易产生腐败的原因。对腐败的防治，包括联邦顶层设计、各联邦部门的相应政策和机构，以及各高校自身的防治机制：用自律制度培育诚信的土壤，借助学校自身的民主机制处理相关问题，制定预防学术不端的策略和规范，严惩腐败典型等。

二、国外关于大学腐败的研究

综观国外高等教育腐败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块：一是理论研究，主要涉及高等教育腐败的定义、成因、分类、代价以及高等教育腐败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二是国别案例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当然，由于本课题专门研究美国高等教育腐败的治理，因此会单独综述美国高等教育腐败的文献。

(一)高等教育腐败的理论研究

1．高等教育腐败的定义

在西方国家，关于腐败的定义并没有达成一致，但运用得最广泛的是透明国际组织所下的定义：为了私利，滥用所赋予的权力。自然而然，高等教育腐败是指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个人或组织为了私利而滥用所被赋予的权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西方学者对贿赂或欺诈这样的非法行为的见解普遍一致，但在其他议题上并不一致。例如，一些学者认为大学挪用一部分研究经费用以补充办公经费，是一种腐败；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院校管理；再如，有些学者认为糟糕的管理、低效率、不愿公开信息是一种腐败，但有些学者并不认为这是腐败。可见，腐败包含多种形式，在不同文化、不同语境下，可能会存在认知上的差异。

2．高等教育腐败的分类和表现

鲁缅采夫(Rumyantsev)是此方面研究的代表。基于前人的研究，她提出了高等教育腐败的两大分类：一是涉及学生自身的腐败，这类腐败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价值观、信念以及生活机会；二是没有直接涉及学生的腐败，这类腐败很难直接对学生产生影响。她把前者命名为特定的教育腐败(education-specific corruption)，后者命名为行政腐败 (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其中，特定的教育腐败包括学术腐败(academic corruption)和服务中的腐败(corruption in services)。这些腐败通常发生在学生与教师、学生与行政人员和学生与职工(staff)之间。行政腐败主要包括采购中的腐败、雇佣中的腐败，以及为了私利而滥用公共资金，等等(见表1-1、图1-2)。

3．高等教育腐败的代价

韦德曼(Weidman)等人指出，高等教育腐败的代价包括：(1)专业技能水平和成就动机的腐化。(2)经济损失。教育经费的浪费、盗用以及其他类型没有效率的开支。(3)社会不平等。由于多数穷人无法支付腐败的费用，会带来社会不公平并损害社会的融合。(4)道德丧失。教育领域普遍的腐败，其带来的代价是社会诚信的降低，以及对政府不信任的加剧。

海尼曼(Heyneman)等人指出：(1)教育系统腐败的成本可能比其他部门腐败成本更大。因为教育的一大功能是有意识地规范年轻人未来的行为，教育系统的腐败会污染年轻人的心灵。(2)腐败行为限制而非加强大学内部的竞争，且降低了大学教育的质量，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招募。(3)普遍存在的腐败会降低接受高等教育的回收。(4)腐败会终结欧洲和中亚地区许多国家参与“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5)腐败会影响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他们研究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是通过对中亚和中欧六国学生问卷调查得出，学科的市场需求不同，腐败程度不尽相同。那些与市场联系紧密的学科，更有可能发生腐败；较之获得欧美认证的大学，实施地方标准的高校，腐败的情况更为严重；大学教师的市场价值与实际工资所得之间差距越大，该教师腐败的概率越高。

4．高等教育腐败的成因

雷尼卡(Reinikka)等人指出，高等教育腐败与外部社会的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包括：(1)公民社会参与的受限；(2)政府被认为是个人财富积累的工具；(3)主仆政治(patronage politics)的蔓延；(4)小群体的精英形成紧密的政治联结。查普曼(Chapman)等人则总结出高等教育腐败的四个条件：(1)在许多国家，用于高等教育的公共资助长期滞后，教职工待遇不高，促使他们通过“不正当行为”来弥补收入上的不足；(2)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学校强调自身的创收能力，这带来了各种潜在的腐败；(3)高校日益被赋予了更大的自主权，但由于监督不到位，腐败也会乘虚而入；(4)随着大学追求更大范围的承认和国际上的排名，教师的科研和在顶尖杂志上发文的压力日益增大，兼之相应的经济激励，都促使教师走上剽窃、抄袭等学术腐败之路。

有一些学者则从一种更为综合的视角来分析腐败的成因。安德森(Anderson)等人认为，学术腐败可以用三个理论来解释：(1)特质理论(trait theory)，即把学术不端行为与个人的性格、倾向、心理等因素联系起来。(2)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人是理性的、自利的，受欲望和利益最大化所驱动，当期望的获利(例如，提升个人的声望或地位)大于成本(例如，失去资助或其他惩罚)时，个人就有可能从事学术不端的行为。(3)社会背景理论，强调学术不端源于个体与研究环境的互动。其中，组织的气候、组织的不公正以及教导，与学术不端紧密相连。例如，学生接触到不合道德的事件，会增加他们做事不合伦理的可能性，损害他们的道德原则与内疚心。

加伦特(Gallant)从四个维度分析了学术不端产生的原因(见图1-3)。其中，在图1-3的中心为第一维度——内在的维度，即个人的性格、特质、动机等。对内在维度在过去做了最为透彻的探究。在微观层面，个人的学术不端是个人内在道德不起作用的结果。第二个维度为组织的维度。在这个中观维度中，研究主要探讨教育组织的亚文化及其价值对个人行为产生的影响。这一中观层面的解释指出，学术不端是作弊文化的结果，由文化规范与价值支持。第三个维度是机构的维度，它是对组织维度的扩展。在这个中观维度，人们研究的是教育系统的特点(例如结构、规则和规范)如何影响学术不端。当一个系统把人人置于竞争的位置，并奖励那些因不合道德的方法而赢他人的人时，学术不端可谓是不请自来。第四个维度是社会的维度。它从宏观的层面指出，学术不端是没有解决的复杂问题的症状，例如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或具有竞争性的利益与观念之间的冲突。

5．高等教育腐败的治理

泊松(Poisson)等人指出，有效反腐的举措包括：(1)制衡权力；(2)加强问责；(3)调整激励手段；(4)改变对腐败的态度，提升反腐的政治意志。类似地，海尼曼提出了四种预防腐败的措施：(1)改变结构，以降低腐败的机会；(2)提高腐败案件的判决水平，以帮助人们弄清楚相关概念的定义和解释；(3)制定能够预防腐败行为的措施；(4)当腐败发生时，制裁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惩罚。而这背后最核心的元素是高层领导的品质。那些尊重法治、强调透明、展现诚信的领导，能极大地降低腐败。此外，要想有效反腐，领导者需要工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制定一个清晰的行为准则。无论是教授、行政人员，还是学生，都需要知道，哪种行为构成了腐败。

6．高等教育腐败研究的方法论

就这一主题，奥西偏(Osipian)做了专门的探讨。他指出，有关研究腐败的方法论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有两种研究腐败的方法：(1)经济学家常采用的基于调查的定量方法论，但由于主题内在的隐秘性和非法性，所调查出来的数据的可靠性值得怀疑。(2)政治科学和公共政策常采用的个案研究以及带有新闻杂志风格的评论。就教育腐败研究的方法论，大多数是个案研究，但无法提供足够的解释力。他认为，高等教育腐败研究的方法论应多从其他学科吸收，而基本的方法论应系统地阐述以下几个要点：(1)确认和表明腐败存在的基础，包括系统中金钱交易的强度；(2)确认腐败存在的前提，包括系统的复杂性、法律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委托给公共官员的自由裁量权；(3)明确腐败发生的条件，这些可能包括不完善的法律系统和不完善的市场系统；(4)通过借用定性和定量方法所用到的例证技术(illustrative techniques)，呈现腐败存在的证据；(5)从整体上呈现腐败系统，包括相互关系网和代理人参与其中的网络，这里将会集中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6)概括将会作为开始演绎的平台，演绎将用于确认腐败。

(二)高等教育腐败的国别研究

腐败既然是人性的通病，那么凡是有高等教育的地方(由人构成的组织)，就会有腐败现象。综观全球高等教育腐败的研究，研究多集中于转型中的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涉及的代表性国家包括俄罗斯、东欧的乌克兰，中亚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东南亚的越南，南亚的印度，非洲的尼日利亚等。综合来看，这些国家之所以高等教育腐败频发，一是高校工作人员待遇低，为腐败提供了动机；二是制度建设不规范，为腐败提供了可能；三是惩罚力度小，为腐败开了绿灯；四是对腐败容忍度高，为腐败的蔓延提供了温床。

相比之下，国外针对美国高校腐败的研究很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诸如贿赂、盗用资金、财政欺诈等显性的腐败很少发生。当然，这并不表示美国高校不存在腐败。从其涉及的腐败议题来看，主要包括：学术不端和研究伦理。美国有许多学者研究了学生的学术不端，尤其是作弊和剽窃。例如，奇泽克(Cizek)调查了考试中的作弊问题，并提出了检测和预防的策略。戈德史密斯(Goldsmith)思考了科技进步及其对学生的学术诚信的影响。普尔瓦斯(Pulvers)等人调查了学术不诚信和大学课堂环境之间的关系。迪科(Decoo)主要探讨了校园里的学术不端行为，并把它称为校园危机。10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在《学术责任》中也探讨了学术不端行为。他指出学术不端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涉及署名和学术声誉的分配问题；二是非法盗用其他人的观点或表述；三是故意篡改数据或实验结果。

此外，有一些研究从高等教育商业化、市场化对其高等教育发展可能带来的腐败的角度做了论述，认为商业化对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内在价值等带来了潜在的危害。这当中“文凭造假”“文凭工厂”的出现就是高等教育腐败一个典型例子。据相关学者统计，“文凭工厂”在美国已成为年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文凭工厂虽然得到曝光并被关闭，一些相关人员也被捕或被起诉，但在美国，文凭工厂作为一种产业仍然兴旺，而且随着网络的兴起变得更具欺骗性。最后，有个别研究从比较的视角，考察了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高校腐败的差异，认为美国高校腐败主要体现在欺诈、剽窃和作弊方面。但是，美国媒体极少在国内的教育问题上使用“腐败”“贿赂”“欺诈”这样明显的术语，而多用在国际教育上。例如，在《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中，每年可能只有一两期会涉及“研究欺诈”的话题。在多数时候，美国人使用术语“不端”和“违背诚信”(breach of integrity)代替“腐败”和“欺诈”。同时，有关作弊和剽窃的报道非常多，而入学、认证上的腐败很少涉及。

三、国内外大学腐败研究述评

以上综述了国内外有关高等教育腐败的研究，我们的第一个认识是：随着高等教育腐败的蔓延，相关的研究日益增多；即便像美国这样高校腐败极少发生的国家，在一部分学者带动下，这个一度被人们遗忘的研究领域，也逐渐开始引起更多学者的兴趣。综观国内研究现状，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国内对高校腐败还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不仅涉及的研究主题较窄，理论基础略显单薄，而且研究方法也相对单一，主要以思辨为主。至今，国内尚无一本严肃的、具有理论深度的高校腐败治理的专著。与国内诸如政治、经济学科对腐败的研究相比，有关高等教育腐败的研究显得比较“粗浅”。笔者个人猜测包括两方面原因：一是可能腐败研究需要深厚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和知识，而具有这些学科基础的人多专注于本领域的腐败研究，无暇顾及高等教育领域；而大多数教育学者缺乏相应的理论储备，这导致他们对教育腐败的研究难以深入，且给人研究内容单一化之感。二是可能中国高等教育腐败并不如政治、经济领域的腐败严重，故没有吸引更多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第二，国内对国际高等教育腐败的研究非常少。诚如上文所言，腐败是人性的通病，高等教育腐败是一种全球现象，遍及每个洲、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但国内对此的研究寥寥可数。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在为数不多的关于国际(高等)教育腐败的文献中，尚有几篇专门研究美国(高等)教育腐败。这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美国的教育腐败似乎很严重。这显然与事实不符，甚至是错误的。

综观国外研究，可以发现：第一，国外的高等教育腐败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在方法上显得更丰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一批学者锲而不舍的研究。第二，高等教育腐败的研究更多地融入了国际视野。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国外不同学者会就高等教育腐败这个专题进行专门的论述，并形成论文集；而且，多采用比较的视角，研究不同国家高等教育腐败的异同点。第三，研究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腐败，而较少有学者聚焦于发达国家反腐的成功经验。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典型。就美国学者而言，他们很少涉及高等教育腐败这个话题，也没有文章研究美国高校为什么很少腐败这个问题；即便涉及腐败，也主要是针对学术不端以及近年来偶尔发生的行政腐败加以评判和思考，而很少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这可能跟西方学者自身的研究思路与兴趣有关。

鉴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书将站在文化局外者的立场，审视美国高校有效反腐的机理。由于直接相关的文献很少，本研究将充满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