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生”理念对生命科学理论构建的影响

所谓“本生”，即以保全性命为根本。要“本生”就必须“养生”。“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尽数》），《吕氏春秋》第一次赋予了养生以生命科学知识的内涵。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吕氏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又予以“贵生”“尊生”“重生”“全生”等不同的术语表达。吕氏站在唯物的立场上看待死亡，认为人类的寿数有长有短，“久之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之虑，其情必不相当矣”（《安死》），但是都会遵循“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节丧》）的自然规律。《内经》全部内容的主旨就是在“本生”的理念之下形成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则是对这一主旨的明确表达。“宝命全形”不仅道出其成书的目的和构建其理论的意义，同时也反映其成书的“本生”文化背景。“本生”应当是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也是中国历代统治阶层的治国方略，自有文字记载到《内经》成书，这一思想连绵不绝。“本生”是“民本”思想的又一体现形式，因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众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国家的基石牢固，国家才能安宁。这就是历代统治阶层重视“民本”的执政治国思想基础。

《管子·白心》是最早提出“养生”概念者，此后《庄子·养生主》从强调于民休养生息而言“养生”。无论《兵法·月战》的“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之说，还是《吕氏春秋》开卷首论“本生”又论“重生”，继论“贵生”等，无一不是“珍重生命”这一古今中外全人类共同理念的体现。吕氏指出“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贵生》）。此以国家类比生命，国家的管理者要像珍视生命那样珍重国家，《内经》正是在珍重生命这一人类共同理念的文化背景下构建其理论并成书的，所传载全部医学和语义学有关的知识，无一不是“本生”“重生”“贵生”理念的体现。

《吕氏春秋》论养生尤其鲜明的特征，其以治身、治医之理，以明治国、治事、孝行，乃至安身立命之道，充分利用此前有关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深刻阐述其治国理念和政治主张，使后人能够从中充分领略其中传载的生命科学知识，也可窥视吕氏对生命科学知识的独特认识和对养生知识的鲜明见解。

所谓“本生”，就是将保全性命作为根本。吕氏认为“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本生》）。每个人的寿命长短是先天决定的，能否尽享先天所赋予的寿数，完全取决于每个人后天的调养。外物既可以养生，也能够伤生，而保全生命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人与外物的关系。圣人重生轻物，“以物养性”，对于外物，“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如此则能“全其天（天年、天数、天寿，自然所赋予的寿命）”。故有“人之性寿，物者抇（gǔ搅乱）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富贵之人多为外物所惑，重物轻生，“以性养物”（《本生》）。对物质贪求享受，如此则必然折伤寿命。

如何养生？吕氏认为，要想达到理想的养生境界，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节制欲望

人有多种欲望，有维持性命存在的饮食，这是人的第一欲望；有人感官所需要的欲望，如声、色、味、嗅等；有性情方面的欲望；也有名利权势方面的欲望等。吕氏认为，要想养生长寿，就必须对于诸种欲望所节制而不能放纵。否则，就会折伤寿命而违背“重生”的原则。因为“有声于此，耳听之必慊（qiè满足）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慊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所以养生家应持的立场是“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本生》）。务必遵照“黄帝言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去私》）的原则。

吕氏认为，取食有道是“重生”的重要原则。“饮食居处适，则九窍百节千脉皆通利矣”（《论开春》）。由于饮食具有既能养人又能伤人的二重性，所以要有节制而不可放纵。吕氏对此有深刻认识，认为“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咸进受气。饮必小咽，端直无戾。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于中？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尽数》）。此处既强调了节制、清淡、按时饮食对健康的重要意义，还认为，如果不通过日常节制饮食的方法保养性命，而是在疾病发生之后再去治疗，对于保全性命而言犹如“扬汤止沸”。只有持之以恒地节制饮食，于健康才是“去其火而止沸”。据此认为，“巫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贱之也，为其末也”（《尽数》）。《内经》力倡“治未病”思想与此一脉相承，而有“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两者在饮食健康观方面的认识何其相似乃尔？

此处以辩证唯物的立场批判了唯心的“卜筮祈祷”治病方法，认为“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这与《内经》的“三不治”（《素问·五脏别论》）思想一致。

吕氏认为，要想“尊生”“全生”，就必须做到“修节止欲”。节制嗜欲，恬淡清静，是修养身心的重要措施。认为“六欲”虽然是人类的本能活动，是“死生存亡之本也”，若能做到“修节止欲”，则百病不侵；否则就会“身尽府种（种，通‘肿’，浮肿），筋骨沉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空虚貌），曲失其宜”，当病入膏肓，危及性命之时，“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故吕氏认为，“适耳目，节嗜欲，释智谋，去巧故，而游意乎无穷之次，事心乎自然之涂。若此则无以害其天矣。无以害其天则知精，知精则知神，知神之谓得一”（《论人》）。还要“适衣服，务轻暖；临饮食，必蠲洁；善调和，务甘肥”（《尊师》）。如能使耳目适度，节制嗜好欲望，放弃智巧计谋，摒除虚浮伪诈，让自己的意识在无限的空间中邀游，让自己的思想立于无为的境界，这样就没有什么可以危害自己的身心了，就能略知事物的精微，就能够懂得事理的玄妙，就称之为“得道”。

又说，“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贵生》）。指出只有节制“六欲”（指耳、目、鼻、口等感官的感知功能），“皆得其宜”，才是“尊生”（对性命的珍视敬重），也才能“全生”（保全生命）。否则，不懂得节制“六欲”而过分地放纵之，就是“亏生”，就是“迫生”，必然招致性命的伤害乃至于夭亡。

吕氏强调，“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寒、温、劳、逸、饥、饱，此六者非适也。凡养也者，瞻非适而以之适者也。能以久处其适，则生长矣。生也者，其身固静，感而后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无穷，则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无穷，则必有贪鄙悖乱之心、淫佚奸诈之事矣”（《侈乐》）。此处用人的生命比喻音乐。人的性命一定有生长、保养的问题。寒冷、炎热、劳累、安逸、饥饿、饱足六种情况都不是适于性命的保养。大凡保养性命就要长久地处于适中的环境。性命自身本是清静无知的，只有在感受到外物后才有知觉，这是由于外物影响的缘故。如果放纵其心欲而无节制，嗜欲无穷，那就必然会产生贪婪、卑鄙等想法，就会被无穷的嗜欲所牵制，必定会违背“尊生”“贵生”“全生”的理念而危害身心健康。

吕氏还认为，“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耳不可赡，目不可厌，口不可满……其于物也，不可得之为欲，不可足之为求，大失生本……百病怒起，乱难时至。以此君人，为身大忧。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奚故？论早定也。论早定则知早啬，知早啬则精不竭。秋早寒则冬必暖矣，春多雨则夏必旱矣。天地不能两，而况于人类乎？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情欲》）。此处强调了贪婪“六欲”就不能长寿，要想长寿就不能贪求“六欲”，两者不可兼得，故曰：“天地不能两，而况于人类乎？”

《内经》将此认识进一步细化为“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以及“修节止欲”的养生原则，也是对节制“六欲”的进一步发展。

（二）顺性调养

所谓“顺性”，即是指顺应自然之本性。“顺性则聪明寿长，平静则业进乐乡，督听则奸塞（奸佞阻塞）不皇（皇，通‘惶’，惶惑）”（《先己》）。健康长寿是人类共同追寻的目标，故“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厥，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燀（chǎn，炽热）热。燀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mán通‘懑’，脘腹胀闷），中大鞔而气不达”（《贵己》）。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无论是家居环境，还是饮食滋味，甚至衣服穿着，都要顺应身体的自然需求，如此则能“长生久视”。如若违逆之，则有损健康，疾病丛生。这里辩证地论证了生活必需条件对人类性命既能养又可伤的二重性。《素问·生气通天论》之“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的认识与此一致。

（三）“知本”“去害”

所谓“知本”就是要掌握性命的本原，精气就是性命发生的根由。“去害”即避除一切损害性命之本（精气）的行为。如能“知本”“去害”，就能够尽终天赋之寿数，故其专论之篇名为“尽数”。

吕氏认为，“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尽数》）。此处明确指出了养生的终极目的在于尽终自然所赋予的寿数，故篇名曰“尽数”；也指出要想尽终天年就必须“知本”“去害”，就是要掌握如何保全“精气”这一性命的根本。否则，“动精则生害”。所以说“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尽数》）。

《内经》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秉承了人之性命本原于精气的理念。何谓精？“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灵枢·决气》）。“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本神》）。故有“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此平人脉法也”（《素问·金匮真言论》）之论。这些养生理论中惜精保本重要原则的发生与吕氏这一思想有着明显的同宗关系。《内经》还认为“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生气通天论》）。又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这就丰富了西汉以前保养精气这一性命本原的养生内容。

（四）运动锻炼

“静以养神，动以养形”是重要的养生理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认为，静以养生，重在养神。因为“静为躁君”，主张“致虚极，守静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要尽量排除杂念，保持恬惔虚无、清静无为、心境宁静的状态。而同样重视养生的《吕氏春秋》则主张动以养生，重在养形。认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挶（jū耳病）、为聋，处目则为衊（miè眼病）、为盲，处鼻则为鼽、为窒，处腹则为张（通‘胀’）、为疛（zhǒu小腹胀痛），处足则为痿、为厥”（《尽数》）。此处站在“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的高度，以临床病证为例，从“形”“精”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形体运动对精气在体内循行的影响，凸显了形体锻炼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作用。又说，“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脏、六腑。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故水郁则为污，树郁则为蠹，草郁则为蒉（kuài芜秽，荒芜）”（《达郁》）。生命的过程就是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肢体运动不但有助于精气血脉流通，而且能促进体内物质代谢，不断地“用其新，弃其陈”，才能长寿而尽终其天年。所以吕氏认为，“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sè爱惜）其大宝。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先己》）。

《内经》在构建运动养生理论时继承了这一有积极意义的养生理念，指出，春三月要“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夏三月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要多做户外运动，多出汗，有利于阳气向外运行；秋三月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天气严寒，要“动作以避寒”（《素问·移精变气论》）。

（五）环境适宜

吕氏认为，“饮食居处适，则九窍百节千脉皆通利矣”（《论开春》）。指出人类居住的环境与身体健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zhǒng脚肿）与躄（bì下肢有病不能行走）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尪（wāng胫、胸、背部骨骼弯曲变形）与伛（yǔ脊柱弯曲）人”（《尽数》）。这是因为不同的地域环境，其水源所含成分对当地民众性命之源的精气有不同作用的缘故。此处以恶劣和优良地域环境对人体健康的不同影响为例，告诫人们在“尊生”“全生”“贵生”理念下，务必要选择有利于养生的优良环境居住。

《内经》也认识到地域环境对生命健康的影响，故将此精神上升为“地域寿夭观”。如“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其于寿夭何如？岐伯曰：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帝曰：善。其病也，治之奈何？岐伯曰：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治也。故曰：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帝曰：善。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帝曰：其有寿夭乎？岐伯曰：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小大也，小者小，大者大。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素问·五常政大论》）。此处论述了不同地域环境的阴阳之气盛衰消长不同所致的气运变化，影响人体“形气（精气）”这一性命的本原，故而决定着不同地域背景下的人们之性命的寿夭。这就是《内经》“地域寿夭观”的内涵。

（六）调养心神

吕氏认为，“生则谨养，谨养之道，养心为贵”（《尊师》），“君子斋戒，处必揜，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仲夏》）。吕氏在心主宰人体感官的感知功能观念指导下，以音乐为例，论证调养心神在养生中的作用。认为“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谓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谓弃宝。弃宝者必离其咎……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侈乐》）。指出人无不依赖自己的生命生存，但是却不知道自己赖以生存的是什么。人无不依赖自己的知觉感知，但是却不知道自己赖以感知的是什么。知道自己能够感知的原因，就叫懂得道；不知道自己能够感知的原因，就叫舍弃宝。舍弃宝物的人必定遭殃。告诫人们，音乐和人的肌肤身体一样有其本性。就一定存在生长、保养的问题。寒冷、炎热、劳累、安逸，饥饿、饱足六者都不是适中的。大凡保养，即使生命长久地处于适中的环境，生命就可以长久。生命自身本是清静无知的，感受到外物而后才有知觉，这是由于外物的影响。如果放纵其心而不约束，就会被嗜欲所牵制，就必定危害身心健康。再说，嗜欲无穷无尽，就必然会产生种种淫邪奸佞等有损于性命的虚妄杂念。

又说“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胜理以治身，则生全以，生全则寿长矣”（《适音》）。人类的所有欲望皆发自于心，所以节制欲望，就成为调养心神的重要措施。这就是吕氏在此处反复强调，节欲才能“心必和平”，“和心”“则心适”，“心适”则“生全则寿长矣”。

《内经》所构建的养生理论认为，养神是养生中难度最大的内容。养心，即是养神。所谓调神是指调摄人的精神情志意识，去掉过多的嗜欲和名利思想，乐观旷达，轻松愉快，使内心保持恬惔平静的状态，即精神内守，就可能达到“乐恬惔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目的。在生命活动中，“神”起着重要作用，如“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灵枢·邪客》），可见精神活动影响脏腑生理，而精神内守，可以有效地预防疾病。有位名人曾说，“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苦楚”。现代免疫学研究也证明，情绪乐观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而苦恼焦躁等不良情绪会降低免疫力。因此《内经》很注重心神情志变化与健康的关系，认为“恬惔虚无”，心无杂念，乐观开朗，则可脏腑和顺，气机调畅。同时提倡“行不欲离于世，举不欲观于俗”，虽生活于世人之中，但有着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就能够摆脱精神因素的困扰，做到“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所以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素问·上古天真论》），达到健康病去，长寿延年的目的。调神摄生的方法也很多，可以从多方面入手。一是要清静养神，无忧无虑，静神而不用，保持精神情志的淡泊宁静状态，减少名利和物质欲望，和情畅志，使之平和无过极。二是要四气调神，顺应一年四季阴阳之变以调节精神，使精神活动与五脏四时阴阳关系相协调。三是要运用气功，通过调身、调心、调息三个主要环节，对神志、脏腑进行自我锻炼。机体的神不是固定不移的，而是与人体的气一样经常游行出入于人体各部，神动则气行，神注则气往，以意领气，神气相随，驱邪防病，此亦是气功健身的道理所在。四是修性怡神，通过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如绘画、雕刻、下棋、音乐、书法、养花、垂钓、旅游等，培养自己的情趣爱好，陶冶情操，使精神有所寄托，达到移情养性、调神健身的目的。五是养心安神，由于“心藏脉，脉舍神”（《灵枢·本神》），“心者，君主之官”（《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灵枢·邪客》），故《内经》调神的首务是养心，只有“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素问·灵兰秘典论》）。

（七）顺应自然

吕氏将“顺应自然”的养生原则称为“顺生”，即是指顺应自然界和人自身的规律而进行的养生原则。如“凡生之长也，顺之也”（《本生》），以及“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情欲》）等均是对“顺生”之意。

吕氏在“十二纪”的六十篇文献中详细论述了四季十二个月的气候、物象，与之相应的干支纪日、五数、五虫、五音、五味、五臭，以及祭祀所用动物的内脏等基础上，表达了顺应四时养生的方法。如“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包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华，苍庚鸣，鹰化为鸠。天子居青阳太庙，乘鸾辂（luán lù王侯所乘之车），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仲春》）。后来的《淮南子》《春秋繁露》也有类似的记载。这种配属内容在《内经》的多篇中均有所体现，不过是在个别项目上有所出入，尤其是祭祀所用的动物“内脏”出入较大。

就四季养生而言，吕氏虽无专论，但在“十二纪”的相关内容中时有论及，如季夏之月要“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季夏》）；孟秋之月要“食麻与犬”（《孟秋》）；冬季要“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仲冬》）等。

为何要顺应四时养生呢？因为“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尽数》）。吕氏认为，天地间的阴阳之气的变化产生了四时气候，产生了万物和人类，四时的更替、万物的变化既能养人也能伤人，只要能洞察和正确利用阴阳变化规律，能辨析万物对性命有利方面，就能使精、神安守于形体之中，寿命就能够长久。

《内经》在构建四季养生的理论时做了很大的发展和发挥，认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灵枢·本神》）。显然，顺应四季气候变化规律进行养生是《内经》在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所创立的重要养生理念和养生原则。

（八）全面养生

生命是十分复杂的过程，影响生命过程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务必要全面地、持之以恒地养生，才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所以吕氏在以“治身”喻“治国”的时候指出，“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笫，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厚用之，可谓善养矣”（《孝行》）。此处认为，每个人都必须重视养生，因为养生是最大的孝行。养生之道有五条：整修房屋，使卧具安适，节制饮食，这是保养形体的具体方法；树立五色，设置五采，排列花纹，这是保养眼睛的方法；使六律准确，使五声和惜，使八音协调，这是保养耳朵的方法；把饭做熟，把肉煮熟，调和味道，这是保养脾胃的方法；面色和悦，言语动听，举止恭敬，这是保养心志的方法。这五条，依次更替实行，就符合养生之道。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养生要全面，不能有所偏废。这和《内经》所说的“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素问·上古天真论》）的精神一致。

（九）全民养生

吕氏率先推出了全民养生理念，认为无论是“凡为天下”之君王帝主，还是“治国家”的各层级的管理者，乃至于庶民百姓，都应当重视养生，率先提出了“全民养生”理念。吕氏认为，“凡为天下”之君王要重视养生，才能有一个能够胜任驾驭社稷的强壮体魄；各层级的管理者要重视养生，才能担负起“治国家”的重任；每一个庶民百姓要重视养生，因为自己的身体是父母给予的，一个连父母给予的肉体都不珍惜的人，根本就不配奢谈“孝子”，又怎么在父母年迈体弱需要儿女尽心照顾之时以尽孝道呢？所以吕氏在此处用曾子的“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之论，表达其“全民养生”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