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社会文明：团体中折射的大千世界

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每个人都与社会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我们的活动在社会中进行，我们的学习在社会中展开，我们的思维折射出的是社会的特征与规律，社会是我们生活的大环境，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心理学的任务不仅是剖析一个人的心理状况，更重要的是从宏观角度入手，透视人们在社会中的生存情况。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对人有全面的了解，并更深层地解读人的心理。在本章中，团体是组成社会的重要元素，我们需要研究人在社会中的种种行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期在我们的研究上迈出长远的一步。此外，我们还将分析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产物——文明，它将心理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并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心理学从不孤独。

1.研究个体的宏观角度——团体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对有机体展开了研究，这个过程就像解剖一样，只是我们解剖的并非有机体的肉身，而是有机体的心理。我们目前的讨论都聚焦于微观层面，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探讨过了有机体的行为、记忆、思维等诸多方面，但我们仍未从宏观的角度来进行审视。在心理学或生物学领域的所谓“有机体”实际上就是现实中有血有肉的人，进一步说，是处于社会中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属于社会成员，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大到思考方式、交际能力，小到行为习惯、语言习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最终还会在综合素质上反映出来。由此可见，漠视社会因素对个体的影响是一种极度不负责任的做法。

当然，如果直接从整个人类社会切入，未免显得有些大而无当，也不利于详细的体察。既然要研究社会对人的影响，不妨先从团体开始。一方面，社会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团体，小到一支校园篮球队，大到一个公益募捐基金会，都可以被称为“团体”，而我要为“团体”下的定义则更为广泛，一群人以一定的组织形式形成的集体就可以被称为“团体”，它是中性的，也是典型的。几乎每个生存在社会中的人都以各种形式参与到了不同的团体之中，并且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置身于不同的团体，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校园的学生团体与公司的员工团体。另一方面，团体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能够折射出社会的性质以及某些方面的特征，研究团体就是研究缩小版的社会，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能从中获得相当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为了强调团体的意义，对它的特征进行阐述是很有必要的。第一，团体具有一定的依存性：一般来说，越是具备严密组织和严格规范的团体就越强大，相应地，团体的每个部分之间依赖性就越强。这种依赖性影响着每个团体成员的各个方面，比如，成员的行为会趋向于和团体中大多数成员保持一致，受到团体认可的行为会被发扬光大，而被团体否定的行为则会逐渐消亡。不仅如此，团体成员的习惯、地位等也会受到影响。巴特莱特曾经说过：“我认为存在一些特定的反应，它们只能在团体中被发现，而不能在团体之外被发现。”这句话从侧面表明了团体对其成员的显著影响。第二，团体的连贯性很低，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那样，人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更换不同的团体，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某个团体的成员不会永远固定不变，一个人也不会一直处于同一个固定的小团体中（之所以强调是“小”团体，是因为总有些大团体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譬如一位女士一生都会处于“女性团体”当中，而一个永不搬家的人同样一生都会处于他所在的街区团体中）。这些组成团体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团体的性质，譬如俱乐部或联谊会等。

在本书中，我经常使用“我们”这个词，它代表的是我和你们全部读者，事实上这就构成了一个小型团体。有趣的是，“我们”这个词在不同情况下会表示不同的意义，譬如下面两个例子：“我们足球运动员”“我们家”。毫无疑问，后者中的“我们”代指的是说话人的全部家庭成员，这很容易理解，而且此处的“我们”全都是每日与说话人共处一个屋檐下、看得见摸得着的人，说话人与他们确实生活在一起。而前者中的“我们”则不同，它代指的是一群与说话人具有相同身份、掌握相同技能的人，说话人并不一定与他们相识，甚至有可能与他们素未谋面，但是对于“足球运动员”这一职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得说话人将自己与他们划归到同一个团体中，最终表述为“我们”。

由此可见，当某人使用“我们”来表述他所在的团体时，这一团体的范围在不同语境中是有所区别的。“我们足球运动员”中的“我们”代表的是一个心理上的团体，而“我们家”中的“我们”则代表一个现实上的团体。对于心理团体而言，团体结构较为松散，成员可能各处天南海北，但某种共同的认知或特征使得他们在无形中构成了一个团体，譬如从事某种运动的人，或在同一天出生的人。在这种类型的团体中，成员对团体的依赖性较低，也不会给团体带来多少影响，因为这一团体并不具备组织，甚至不会发生聚集，不过共同的理念或特征还是会使他们对团体具有一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对于现实团体而言，团体结构相对严密，成员必然时常发生聚集，极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规范的，并且成员之间具有明确的人际关系。在这种类型的团体中，成员都切实地将自己作为团体的一员，团体活动的参与会让他们更加明确这种体验，故而成员对团体的依赖性较高，同样，团体受成员的影响也较大。

那么现实团体与心理团体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点呢？答案是肯定的。无论是现实团体还是心理团体，构成它们的成员必然对团体有一定的认同感，这是个体聚集为团体的前提。虽然这种认同感并不一定是驱使成员为团体作出贡献的惟一动力，但至少是动力因素之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团体形成、变化直至最终稳定或消解的过程。更进一步来讲，如果这种认同感有所发展，那么心理团体便很有可能进化为现实团体，书信往来多年的笔友在现实中碰面并结为好友的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明。

2.心理团体的形成原因

现实团体的形成原因，我们已经明确，但心理团体却不同。大千世界包含无数人，就意味着饱含无数迥异的心理状况，那么这些心理是如何促使人们产生认同感并形成团体的呢？

既然认同感是促使心理团体形成的动力之一，那我们不妨从它着手，先来研究这种认同感是如何产生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我进入一个房间时，首先会将房间内的人视为一个团体——与桌椅板凳、花卉盆栽等其他物体相区别的团体，在这种意义上的划分与他们的年龄、性别、所处的位置都没有任何关系；而后，我可能会下意识地将这些人再进行更加细致的区分，譬如男性团体和女性团体、穿大衣的团体和未穿大衣的团体、站着的团体和坐着的团体等等，这种划分方式的标准显然出现了变化；过了一会儿，我就会属于“人群”这一相对较大团体的之中，如果我与其中的某些人攀谈，或参与到某些活动中去，我就会被划分到更小的团体中，并且与团体成员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在整个过程中，我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划分团体、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融入某个团体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落实在了“相似性”三字之上。毫无疑问，人与人之间比人与其他物体之间具有更高的相似性，同理，对于衣着、动作、活动、所处的位置等这些要素来说都是如此，大多数人划分团体都是依照这一标准，尽管这种划分可能是下意识进行的。而促使我融入某个团体的也正是我与这一团体的成员之间呈现出的相似性，因此我可能处于不同的团体中，比如既属于“男性团体”又属于“站着的团体”。

相似性的发现看上去非常简单，甚至不费吹灰之力，但是这一发现有助于将我们导向更深层次的动力，即自我特征。我们知道，“自我”的内涵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情绪、性格、志向等，甚至连容貌、衣饰、举止等也被囊括在内，所以刚才谈到的相似性实际上就是自我特征的相似，这就是心理团体形成的根本原因。

在自己的场内体验到自我特征，在更大的场内发现其他人的自我特征，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正是由此产生的场力将一个人推向一个团体，或促使一群人结成一个团体。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与我具有同样的喜好、近似的品味，或是在我哭泣时表现出难过、在我欢喜时一同发出笑声的人，便是与我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自我特征的人，而这类人往往会被我划归到“我们”这一团体内。同理，坦诚之人无法轻易融入老成圆滑之人的团体中，持悲观主义的人也会自动将自己排除在持乐观主义的团体之外。

那么我们是如何察觉其他人的自我特征的呢？从表面上来说，我们是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来感知其他人的自我特征的，这与感知我们自己的自我特征恰好相反——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自我特征完全不需要通过这些感官来获取，而是大多时候我们无须依靠这种方式。如果要更深入地了解一个人，我们就需要与他进行更长时间的接触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许会走进他的生活，也许会得知他的过往，这些都能使我们对他的性格、思想、兴趣、抱负等有更准确的判断。

但是，即使是在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我们同样也是在聆听他人的言语、观察他人的举止乃至其生活环境，这与此前的浅层次了解所采用的方式似乎并无不同，这又该作何解释呢？事实上，这只是将我们面临的问题作了一点小小的转换，变为了“我们是如何通过他人的表现了解其心理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他的表情在我看来显得悲伤？为什么她明明是在哭泣，却让我觉得她非常欢喜？为什么他的动作带有挑衅的意味，让我觉得非常厌恶？当我们对此产生疑问的时候，实际上令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它们的内在性质，而不是心理特性。

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迪士尼的米老鼠形象可谓家喻户晓，而以这一形象为主角衍生的动画片更是迪士尼的金字招牌。我们知道，所谓的“动画”只是一帧帧图画在快速放映之下的缀连，而米老鼠这类卡通形象更是完全虚构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然而，关于米老鼠的动画片却能在观众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荧幕上的米老鼠或笑或闹，有时朝气蓬勃，有时沮丧低落，它所表现出来的这些行为和态度对于观众来说都是有具体含义的，尽管它仅仅是一个被设计出来的虚拟卡通形象。这个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我刚才提出的论点，即无论是神情还是行为都具有其固有的性质，即使它们有可能不是在人类身上表现出来，这一点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现在让我们转向一个不同的例子，以寻求问题的根源所在。当我看到一个沮丧的人时，便下意识地去观察他：我发现他愁眉苦脸、臊眉耷眼，嘴角向下撇着，双手也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并不随着他的动作而摆动，整个人都显得无精打采，甚至当后面的摩托车向他鸣笛示警时他也没有注意到，等摩托车行驶到他身后时他才猛然惊觉并往旁边躲了躲，并对摩托车手愤怒的谩骂声充耳不闻。此时，他的神态和举止与他的心理状态构成因果关系，这也是每个人的心理状态与活动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而我正是通过这种因果关系得以窥探他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但如果我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婴儿，我还能够敏锐地体察到他的心理状态吗？显然是不能的。这就意味着他的神态和行为对我产生了一种刺激，而这种刺激令我回忆起了我曾感知到的某种特定心理状态。

如果从场的角度来说，我会这样来表述这一过程：情绪的变化使得自我系统内产生了应力，而这种应力最终影响了个体的行为，为其提供指向和引导。也就是说，个体的行为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个体的情绪，行为的特征则会反映出场的特征。与此同时，观察者受到个体行为的刺激，也就是受到场力的刺激，这种刺激不仅为观察者提供了知觉上的感知，而且还与观察者的痕迹系统发生交流，从而使得观察者能够辨别个体的心理状态。

现在，我们已经把场、痕迹、自我等知识与目前探讨的问题联系起来了。可想而知，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内，没有哪种理论是完全孤立的，尤其是牵涉到某种本源问题的解释时。同样的，处在社会中的人也不是孤立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与团体发生或松散或紧密的联系，个体的特征决定了团体的形成，而团体又反过来对个体发生影响，这难道不是非常奇妙的吗？

3.现实和心理团体差异论述

无论是现实团体还是心理团体，都具备一定的固有性质，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不同的性质体现在这两种团体上也会随之产生差别。下面，我们将会对此展开详细的探究——

（1）界限性

任何团体都具有一定界限，虽然未必十分明确，但它的存在毋庸置疑。当我们说起一个由n个人组成的团体，就意味着第n+1个人不在这个团体的范围内，这一点无论是对于现实团体还是心理团体来说都一样。

当然，现实团体的界限性显得更为明确，因为相比较而言现实团体更封闭一些，心理团体则相对开放。越是封闭的团体，就越难以接纳新成员的进入。苛勒曾用黑猩猩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当他试图将一只外来的黑猩猩引入业已成形的黑猩猩团体时，这只新的猩猩差点被其他猩猩杀掉。研究表明，不仅是黑猩猩，在自然界中很多动物群体都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业已形成的动物团体具有很强烈的排他性。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但依然存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学校中，如果一个学期已经过去大半，此时忽然有新生转到某个班级，那么这个班级原有的学生就会有一部分人对转校生产生一定程度的排斥，这种排斥心理会随着原有学生相处的时间延长而有所增强，所以我们经常发现转校生相对较难融入集体，个别情况下还会被班级原有的学生刻意无视甚至刁难。同样，对于一小片街区来说也是如此，新搬来的住户如果无所作为便往往很难被邻居们接纳，当街区内原有的住户们凑在一起开茶话会或者烧烤大会的时候，新住户有可能不会接到邀请。

这种来自团体的排斥会对被排斥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原始社会中，如果有人得不到团体的接纳，就有可能走向死亡。当然，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不过在当今的社会中，被团体排斥的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我认为，这会导致被排斥者的自我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包括自我的结构和自我与场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如果你对加入某个团体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望，而这一团体却将你拒之门外，那么你有可能产生一种自我否定的情绪，包括对个人能力和性格的否定；同时，你对这个团体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很可能从喜爱变为厌恶，于是你就站在了该团体的对立面，这会对你此后的行为方向产生影响；此外，这还有可能导致你放弃那个与该团体成员相同或相似的理念，或者兴趣、观点等。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现实团体中有成员离开，那该名成员对团体的怀念程度要远远高于团体对他的怀念程度，并且在他离开之后，团体很快会再度封闭起来，这也在苛勒的黑猩猩实验中得到了证实。在人类社会中，最能凸显这种现象的就是学校，当你毕业之后，你会在很多场合回忆起你的母校，并产生由衷的怀念之情，但对于学校来说，你只是一代又一代毕业生中的一员，你的离开不过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就像成熟的果子从枝头坠落一样。

相对来说，心理团体的界限性就不那么明确了，比起现实团体来，它显得开放了许多。我有一位朋友，他是退役的网球运动员，参加过的大小赛事不计其数，直到现在我们谈论起网球来，他都会颇为感慨地说道：“我们这些打网球的人啊，就是拿身体在拼，拼了一辈子，到老一身伤病。有时候也会问问自己，如果有一次重来的机会，还会不会选择这条路，但是思来想去还是会选它啊！”显而易见，他所说的“我们”代指的是世界上所有网球运动员，如果此时此刻在距他有万里之遥的某座城市有个人踏入了这一行列，那这个人也会被包括在他说的“我们”——即“网球运动员”这一团体之内。

对于心理团体而言，排他性并非源于成员的心态，而是源于团体界限本身。这不难理解，心理团体虽然具有较强的开放性，但划分标准还是十分明确的，譬如一个篮球运动员绝不会被划归到网球运动员的团体当中，病人与医生也绝不可能被混为一谈。由此可见，心理团体可能随时在接纳与团体成员具有相似性的新成员，但对于那些不具备相似特征的人还是会表现出极大的排斥性。

在小说或戏剧中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情节：一个人在暴富之后努力将自己打点改扮为上流社会的人物，他买下崭新的豪华别墅，购置金银器皿和古董名器，从头到脚打扮得焕然一新，衣衫全是由最时髦、最名贵的料子制成，然而上流社会的人们还是不会从心底里认可他、接纳他，因为他只不过是“暴发户”，归根到底与他们这些世代勋爵、坐拥金山的人不同。这就体现出了心理团体的排他性，有时这种排他性显得并不理智，或者说不具有正面意义，但它的存在是无法否认或抹杀的。

（2）保守性

团体的保守性也是与其封闭程度相联系的，一般情况下，越封闭的团体越是保守，对革新的抗拒也就越强。这一点在乡村与城市的对比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城市的革新是很常见的，无论是交通方式还是居住习惯，都有可能发生变革，尽管变革需要的时间长短不一，发起变革的手段也有所不同，但城市居民团体始终要比乡村居民团体更容易接受此类革新。

事实证明，团体越是原始，就越是封闭，相应地也就具有越强的保守性。并且，保守性越强的团体越容易触发成员对外来新成分的抵制心态，而且抵制的程度也会随着保守性的增强而增强。在某个“世外桃源”中想要发起变革是相当困难的，即使变革的方向和内容都是积极的，也不容易被居民团体接受。如果尝试让居民与外界的人群进行接触，逐渐了解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那么这种变革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不过这仍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贸然行事的话极有可能会激起居民团体的抵触情绪，结果便会适得其反。在这方面已经有心理学家进行过探索，最好的结果就是——当外来文化被引入之后，其所引起的变革不仅不会使得此地现存的文化被全部抹杀，同时还能在正确的方向上有计划地进行革新和发展，最终实现良好的融合。

由此看来，现实团体的保守性要比心理团体明显得多，因为结构越是严密的团体就越有可能呈现出封闭的特征，也就具有越强的保守性，而结构松散的团体则不然。

4.所有团体的共有特性——梯度

我们知道，团体是一个整体，而整体的功能依赖于各部分的功能且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同时，整体又具有部分所不具备的功能，并且其中的某些功能为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可能性。因此团体的活动需要部分的参与，部分的活动也能够在整个团体中产生影响，影响的程度取决于活动的种类和强度等。当然，这些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团体具有梯度，也就是说，团体具有良好的组织，只有这样，团体的作用才能最大化地展现出来。

事实上，完全不具备梯度的团体几乎是不存在的，无论是现实团体还是心理团体，都具有一定的梯度，这也是团体与生俱来的“天赋”之一。团体的梯度是由各部分的特性决定的，同时又反过来影响了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是良好组织的魅力所在。那么在具有梯度的团体中，成员的层级是如何划分的呢？

首先，团体中最杰出的成员会成为领导者；其次，居于领导者之下的其他成员被称为追随者；此外，所有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类似于“同事”。

我们不妨先从居于团体顶端的领导者来展开探讨：能够担任领导者这一角色的成员，必然比其他成员更加聪颖机智，或具有更强的才干、更非凡的本领。领导者不仅仅在团体活动中居于现实的领袖地位，更重要的是他还在其他成员的心中居于精神领袖的地位。这种双重的领袖地位造就了领导者的权威，而权威也就意味着服从，即团体中的其他成员在现实与精神两方面都服从于领导者，服从的程度越高，领导者的权威就会得到越强的巩固，也就是说权威与服从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双方必然同时增强或削弱，而并非此消彼长。

具有权威的领导者在团体活动中必然占有优势，而这种优势也会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可。不仅如此，当一位成员坐上领导者的位子之后，其他成员都会在活动中或多或少的效仿他的行为，这可能并不是因为领导者的行为最好、最恰当，而是因为他是领导者。也就是说，其他成员的服从心态造成了这一现象。

这样一来，领导者的心理必然也不同于其他成员，这就意味着他的自我不同于其他人的自我，更进一步说，他的心理团体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有梯度的团体已经具有了异质性，而“领导者”相对于其他成员而言是一个孤立的成分，所以他的心理团体必将不同于其他成员的心理团体。在“领导者”这一身份标识前，他只能是“我”，而无法成为“我们”。在此种心理状态的操纵之下，领导者有可能会成为极受爱戴与倾慕的称职领袖，也有可能会成为令人惧怕和痛恨的残酷暴君，而他最终会走向哪条路，便不是能够轻易预测的了。

虽然领导者拥有出类拔萃的特质和杰出的才干，但他毕竟是团体中的“惟一”，占据团体绝大多数的还是“追随者”，也就是除了领导者之外的其他成员。这一身份的相关特性从它的命名便不难看出来，追随也就意味着服从。不过，这种服从也并不是始终绝对的，追随者同样拥有独立的思想，这使得他们具备主观能动性，也就拥有独立行为，当领导者的权威呈现出下降甚至崩塌的趋势时，追随者就不会再追随他的脚步、服从他的领导。此时，新的领导者可能会诞生，又或者追随者们会离开这一团体，重新寻找并加入另一个拥有优秀领导者的同类团体，以期获得更好的发展。

在团体中，追随者之间拥有平等的关系，就像在公司中与我们平级的那些同事一样。如果说领导者俯视追随者，追随者仰视领导者的话，那么追随者之间就是相互平视的。也许不同的追随者拥有不同的本领，他们的才能也有高低之分，但“追随者”这一身份本身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处于同一层级的，与其他因素无关。由此可见，团体中的追随者之间所体现出来的相似性要比追随者与领导者之间的相似性高得多，他们在心理上也更为相近。这就是为什么平级的人之间交流要比上下级交流更容易的原因，上级与下级之间的“距离”似乎更远一点儿，事实上，只要梯度存在，这一现象就很难被改变。

对于一位领导者来说，鉴于他位于团体的顶端——无论是行为上还是心理上，所以当团体活动进行时，他的自我是处于活动顶端的，而追随者的自我位置则相对降低。这就意味着在特定的情况中有些活动会得到施行，而有的则被忽略，至于何种活动会被施行，何种则会被忽略，这就取决于团体的种类和领导者的类型了。领导者要担负的责任与追随者不同，但我们也曾见过不少只知滥用权力而不愿履行义务的领导者，也就是说他无视了“领导者”这一身份应尽的责任，屈服于某种其他力量，从而走向了与职责相悖的道路，这样的领导者无疑是不合格的。领导者的这种行为不仅会降低自身的权威，而且会对团体的稳定性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导致团体的分崩离析。

同理，对于追随者来说，如果其服从于领导者，按照领导者的方式来行事，那么团体行为场的结构就会得到巩固，团体的稳定性也会随之增强，反之则会被削弱，这就是部分对整体作用的体现。所以，对于拥有优秀领导者的团体而言，追随者的服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巩固团体存在、促进团体发展的重要手段。

5.催人“向上”的团体性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团体中的领导者呢？如果某个团体是由马拉松运动员组成的，那其中耐力最好、跑得最快的成员便会成为领导者；如果某个团体是由T台走秀的模特组成的，那其中身材最佳、相貌最美的成员便是当之无愧的领导者；同样地，智囊团的领导者应当是其中最具智慧的成员，设计师团队的领导者也该是其中创意最多、作图最好的成员。

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团体，领导者总是在优中选优的情形下诞生的，即便有时会发生特殊情况，即团体中专业水平最高的那个成员也许并不一定具备领导者的能力，但能力最差、性格最软弱、头脑最不灵光的那个人一定不会成为领导者，这一点总归是无可争议的。由此可见，“领导者”这一成分是在“向上”的方向上孤立，绝不会是在“向下”的方向上选拔，并且他必须始终保持向上发展，否则领导者的地位就会动摇。

其实这种“向上”的倾向不仅仅发生在领导者身上，对于追随者而言也是一样的。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讲，团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有成为领导者的潜质和可能性，成员的自我也或多或少会具备领导者的某方面特征，并在不同程度上指向领导者，这就会使得成员产生优化自身的倾向，并为之做出一定的努力；另一方面，个体一旦成为团体成员，就会受到团体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团体倾向于推动成员进步，那么成员的自我也就会随之“向上”发展，这种推动力量几乎是所有行为团体所共同具备的。所以我认为，团体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推动成员的自我“向上”发展，团体的整体氛围越优异，这种推动力就越强大。

这种“向上”的倾向在具有竞争性的团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竞争中获得胜利、优势地位、资源等的渴望能够促使团体成员努力“向上”发展，并且这种动力会随着竞争性的增强而增强。不过，竞争并不一定具有外显特征。在很多时候，竞争是隐性的，这大多体现在某些特定的心理团体中。当然，竞争是具有普遍性的。不仅是团体的成员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存在竞争，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竞争，所以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显性或隐性的竞争之中，如果将整个社会视作一个大团体的话，身处其中的社会成员必然也会受到“向上”的推动力，以促使他们的自我得到提高。

那么团体中的某个成员是如何体验到自我提高的呢？换而言之，判定自我是否得到提高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这与个体的期待值有关，也就是说，如果个体的活动成果达到甚至超出了自己的期待值，那么个体就会认为自我得到了提高；反之，如果活动成果明显低于期待值，则个体的自我不仅不会提高，甚至还会降低；另一方面，这与个体面临的任务难度有关，如果任务难度远远高于个体的水平和期待值，那任务的完成度就不会对个体产生太大的影响，相应地，也就不会使个体的自我发生改变。

这一观点可以在其他心理学家的实验中得到验证。参与实验的被试者是一些未经任何射击训练的普通人，而实验的任务则是打中靶心，很显然，对于被试者而言，一开始就完成这一任务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排除任何好运的因素，这会影响实验的准确度和科学性），即使经过一定数量的尝试，要命中靶心也很困难，被试者的每一次射击都有可能失败，也有可能成功，但失败的几率要比成功高得多。但是在实验过程中，实验者发现被试者在逐步用相对容易的任务来取代他布置的任务，“我先试着打中靶子，然后再去打7环、8环、9环，最后努力击中10环。”其中一位被试者这样说道。这不是一个特例，几乎所有被试者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即自行降低任务难度，逐步向最终的任务靠拢，期间每次完成自己设定的目标，被试者都会获得成功的体验，而这种主观的成功与实验者要求的客观成功显然是有很大区别的。换而言之，被试者只是降低了成功的标准，亦即降低了自己对成功完成任务的期待值。

在实验中，期待值决定了被试者对成功的体验，而后者又反过来作用于前者。如果被试者成功完成了任务（此处的“任务”包括被试者自主设定的和实验者发布的），那么被试者的期待值就会在无形中提高；反之，如果被试者失败了，那么他的期待值也会随之降低。这就会导致下面这种情况：为了获得成功，个体会降低自己的期待值，如果期待值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个体就会感到自己获得成功的概率大大增加。然而这种建立在低期望值上的“成功”并不能在实际上让自我获得提高，因为它与个体最终应完成的任务或应达到的标准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这种差距可能是很大的。当然，一部分个体会因此认为自我有所提高并感到沾沾自喜，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假象罢了。

但是，我们说过，个体能否获得提高自我的体验不仅与其期待值有关，还与任务的难度高低有很大关系。在上述实验中，实验者在实验进行之初就要求毫无射击经验的被试者击中靶心，在这种情形下，即使被试者完全无法达到这一要求，他们也不会感到失败，因为任务难度过高，以至于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这就像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无法解答世界知名的数学难题一样，那题目看上去可能像是天书，但我们并不会因此感到困扰或沮丧，因为我们心里很清楚解答这样的题目是那些资深数学家的工作，而我们完全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同样地，如果任务难度过低的话，也无法令个体体验到成功。在实验中，如果有的被试者接受的任务是“从桌子上取来一本书”的话，他就能很轻易地完成，但这不会给他带来任何成功的体验，因为任务难度远远低于他的能力水平。

综上所述，在任务难度适中且拥有恰当期待值的情况下，个体如果能够成功完成某项任务，就能够提高自我。当然，我所说的任务是在团体中进行的。除此之外，如果团体向成员发布了任务，而成员的期待值较低的话，就意味着该成员的自我在团体中有所降低，但同时他更容易产生提高自我的错觉，因为成功的标准被降低了。

6.文明的起源——联系

无数个团体构成了社会，而社会活动的最终产物是什么呢？毋庸置疑，是文明。这种联系并不是偶然的，文明始终与全部社会团体的内在特性有关，并由其决定。

正因为社会的复杂性，文明才包罗万象。从天体物理学到古希腊诗歌，从幼儿教育到体操训练，都包括在文明之内。小到某个地区的风俗、大到整个社会的风貌；小到一个人的理想情操、大到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都与文明息息相关。

中式建筑为何与西式建筑拥有不同的风格？为什么美国人钟情于快餐而中国人却遵循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标准？当被问起这一类问题，我们通常会回答：“因为东西方的文明不同。”是的，文明起源于社会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社会活动的性质、走向和特征等，正如痕迹产生于心物活动的过程之中，同时也决定了未来的心物活动一样。在不同的国度里，艺术作品的材质与风格大不相同，书籍的排版与作家的语言习惯也有很大区别，甚至连车辆在路上靠左行驶还是靠右行驶也有所不同，这些归根到底都是由于文明的差异性。

文明自诞生之日起，作为一种稳定的形态代代流传。事实上，产生文明的许多社会活动都已经不再发生，那些社会团体也可能不复存在，但是作为产物的文明仍然保留着。这么说或许有点抽象，不过我可以举出许多此类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在学术方面，古埃及的数学和几何、古希腊的辩术与哲学思想流传至今；在建筑方面，中国古代的榫卯结构和房屋结构、风格等千百年来延用不衰；在艺术方面，古希腊的诗歌中有不少名篇仍有留存，譬如《荷马史诗》，还有诸多神话传说也仍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诗词歌赋更是数不胜数，自先秦至清朝，无数文人墨客笔下的词章都是传唱至今的文化瑰宝；除此之外，最重要也最显著的文明产物就是语言和文字了，从古至今，人类记事的方式几经变革，语言习惯也各有更替，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便是最成熟、最完善的，试图组织第一句语言的人早已远去，发明文字的人也早就化为一抔黄土，但这些文明的产物却世代流传下来，为我们的沟通交流、历史的记载留存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此可见，文明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格局，这一格局由社会活动所建构，而后来的社会活动又发生在格局内，就像我们的行为发生在空间格局内一样。因此，所有看上去属于个体的行为和活动、思想与情绪，细究其背后都有着社会根源，并由社会框架所制约，带有文明折射出的影子。值得注意的是，文明的格局并非仅仅是一种僵冷的框架，而是处于社会活动的持续创造之下。在这一格局中，有的部分非常稳定，而有的部分相对容易发生变化，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一部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与此同时，格局中没有哪一部分是完全孤立的，各个部分之间相互依存，尽管这种依存的程度不同，并且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随时发生变化。不过，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各部分始终是同步发展的，事实上，在特定的情况下，有的部分会比其他部分发展得更加超前或者落后，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目前还无法为之下定论。

如此说来，其实心理学也并非一门孤立的科学，除了与生物学、解剖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外，它还和社会学、历史学甚至语言学、文学息息相关，毕竟所有学术思想都属于文明的范畴，又同处文明的格局之内，它们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我期待着未来的研究者能够更深入地挖掘这些学科之间的联系，并将它们贯通，这样每门学科都能够得到长足的进步，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对于全人类来说，这也将会是又一个巨大的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