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我们这样做不对吗？
群氓，我们不得不愚弄他们；
你看，他们是多么懒惰无能，看上去多么野蛮无知！
所有亚当的子民，当你愚弄他们时都是无能和野蛮的。
只有真诚，才能使其焕发人性。
——歌德
眼下的世界大战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其他事情人们已不再关心。但在我看来，这场战争应该能让那些善于思考的人将注意力转移到人类文明这个宏观的问题上。所有的文明都起源于对自然的征服，例如通过征服和控制自然界中令人恐怖的物质力量，让它们不再危害人类。迄今为止，现代欧洲文明已经成功地征服了自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我们的世界里，还有一种比自然界中恐怖物质更可怕的力量，那就是人类的激情。激情对人类的伤害远远超过物质力量对人们的危害，所以说，文明，甚至说人类生存的可能，是在人们能够正确控制和调节这种令人恐惧的激情之后才出现的。
在人类社会的童年——蛮荒时代，人类必须利用自然的物质力量控制和克服人类的激情。所以，野蛮人只能受制于纯粹的自然力。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发现了一个比自然力量更强大、更能有效征服和控制人类激情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所谓的道德力。以前的欧洲，控制和约束人类激情的道德力是基督教。但是现在面对的这场战争，证明作为这种道德力量的基督教已经失去了效果。在没有一种有效的道德力可以控制和约束人类欲望的条件下，欧洲人不得不重新借助物质力量维持社会秩序。正如卡莱尔所言：“欧洲正处于有警察，但无政府的状态。”使用物质力量最终会导致军国主义。事实上，由于缺少有效的道德力，军国主义在今天的欧洲是非常有市场的。但是军国主义会导致战争，战争会带来毁坏和浪费。所以欧洲人也是进退维谷：如果他们放弃军国主义，无政府状态将摧毁他们的文明；但是如果他们坚持军国主义，他们的文明将会被战争消耗和毁灭，最终崩溃。然而，英国人说他们决心镇压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基奇勒 勋爵相信他的三百万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军队可以打垮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者。不过依我之见，即使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被摧毁，同样也会产生新的军国主义：英国军国主义，尽管它最终也会重蹈覆辙。所以，欧洲似乎无法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牢笼。
但果真没有出路吗？不，我相信能有出路。美国人爱默生曾经讲过：“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对粗鄙的滑膛枪的崇拜最终破产，尽管大人物们都是滑膛枪的崇拜者；正如上帝所言，武器之间的易手毫无作用，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才能达到革命最终的目的。”现在，如果欧洲人打算彻底地摧毁军国主义，那只有按照爱默生所说的出路：放弃武力，选择爱和正义的法则，凭借道德力量。只要拥有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军国主义就变得毫无意义，随即就会消失。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失灵，欧洲人去哪里能够再寻找到让军国主义消失的新的有效的道德力量呢？
我相信，欧洲人将在中国、中国文明中寻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中国文明中这种能使军国主义变得无意义的道德力量就是良民的宗教。然而人们会质疑我：“中国也有战争啊。”的确，中国也有战争。但是自从孔子之后的时代，我们中国没有产生像今天欧洲所见到的那种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具有偶然性，而在欧洲，战争却是有必然性的。我们中国虽然有战争，但我们不日思夜想地盼望战争。实际上，在我看来，欧洲国家现在的状态不是不能忍受战争，而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担心他们的邻居一旦变得足够强大，将来会抢夺甚至杀害自己，所以他们要急切地武装自己，或者雇用一个警察保护自己。因此，欧洲人的负担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不断武装自己的需求，借助物质力量保护自身的绝对需求。
现在在中国，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良民的宗教，所以每个人没有依靠物质力量来保护自己的需要，中国人甚至都不需要借助警察这样的物质力量来保护自己。在中国，一个人是通过他邻居的正义感而保护自己的，他通过同胞的道德责任感而获得保护。事实上，一个人在中国不会感觉需要借助物质力量保护自己，因为他相信每个人都认可公平与正义比物质力量更强大，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服从遵守道德义务。现在，如果能做到让所有人都承认公平与正义的力量高于物质力量，必须遵守道德义务，那么物质力量将无用武之地，那么这个世界也就不存在军国主义了。当然了，每个国家都有一部分人，罪犯，同时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暴徒，他们不愿或不能认识到公平和正义是高于物质力量的一种力量，他们也不认可道德义务是必须服从遵守的。因此，为了消灭犯罪分子和暴徒，一定数量的物质力量或警察部队和军国主义对于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是必要的。
但是人们会诘难于我，你通过什么方式让人们认识到公平和正义比物质力量更高呢？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让人们相信公平和正义的效果，让人们相信公平与正义是一种力量，实际上就是让他们相信善的力量。但是如何做到这些呢？好，方法如此：在中国，良民的宗教是在每个孩子接受启蒙教育时就已经开始教导他们的“人之初，性本善”。
今天欧洲文明的不健全，在我看来，根源在于错误的人性观；基于人性本恶的理念，由于这种错误的观念，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始终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欧洲人维持文明秩序靠的是宗教和法律这两样东西。换句话讲，欧洲人由于敬畏上帝和惧怕法律才维持着秩序。恐惧意味着使用武力。因此，为了保持对上帝的敬畏，欧洲人首先要花费巨资供养一大批游手好闲的慵懒之人，即所谓的教士。别的不讲，单说这些巨大的消费开支，最终让人民不堪重负。事实上，三十年的宗教战争中，欧洲人民就在试图摆脱教士。保证人民敬畏上帝来维持秩序的教士被摆脱后，欧洲人试图通过对法律的畏惧来维持文明秩序。但是要保持对法律的畏惧，欧洲人不得不再花费更多的钱财资源供养新的闲人——警察和军队。现在欧洲人开始发现用警察和军队维持秩序，比供养教士更加昂贵，甚至是灾难性的。事实上，正如通过三十年宗教战争消灭教士那样，在当下的战争中，欧洲人真正想要的是取消军队。如果欧洲人打算取消军队，那么他们面临的选择是重新供养教士以保持对上帝的敬畏，或者去寻找另一种新的事物，能够像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恐惧一样帮助他们维持文明秩序。讲得清楚些，我认为，每个人都承认，这就是战后欧洲人面临的最大的文明问题。
现在，欧洲人有了教士统治的教训后，我认为他们不会再招回教士。俾斯麦曾经说过：“我们决不回到卡诺莎。” 而且，现在即便牧师重新回来，也无济于事，因为欧洲人再也不对上帝有敬畏之心了。所以，欧洲人如果想要摆脱警察和军队，他们面临唯一的另一个选择就是去寻找一种新的事物，它能够像人们敬畏的上帝和惧怕的法律那样帮助他们维持文明秩序。我相信，这正如我所言，这种新的事物欧洲人可以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就是我说的良民的宗教。中国的这种良民宗教，无须教士、警察或军队就能维持一个国家的秩序。在人口庞大的中国（尽管中国人口没有整个欧洲大陆多），在没有教士、警察或军队的条件下，事实表明中国保持着公共秩序。在中国的每一个人都理解，教士、警察或军队在帮助维持公共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不足称道。在中国，只有最无知的阶层才需要教士，只有最卑劣的犯罪分子才需要警察或军队，通过他们维持秩序。所以我说，如果欧洲人真的想摆脱宗教和军国主义，消灭给他们带来灾难和流血的教士和军队，他们不得不来中国取经，借鉴我所说的良民宗教。
简而言之，我想告诉欧美的人们，应该注意到，当你们的文明将要走到崩溃的边缘时，在中国存在着一笔毋庸置疑的、有巨大价值的文明财富。这笔财富不是指这个国家的贸易、铁路、矿产、金银铁煤。于此，我要说的是，今天世界文明的这笔财富在中国人那里，是掌握在真正完好无损地拥有良民宗教的中国人那里。依我之言，真正的中国人本身就是无价的文明财富，因为他是一个几乎不用或根本无须消耗世界的财富就能维持秩序的人。在这里，我的确要警告欧美人不要毁坏这笔无价的文明财富，不要改变和破坏真正的中国人，就像他们今天正努力以他们的“新学”（New Learning）所做的事情那样。如果欧美人成功地毁掉了真正的中国人、典型的中国人，成功地把真正的中国人转化成欧美人，就像这样，把他们转化成一个需要教士或军队才能维持在秩序之内的人，那他们就肯定会给这个世界的宗教或军国主义增加负担，而后者此刻已成为一项文明和人类的危险和威胁。但另一方面，假如能够用某种方法改变欧美人的人性，将欧美人变成不需要教士或军队来维持秩序的真正的中国人那样，这么想的话，世界将会卸下怎样的负担？
但是现在，我要言简意赅地概括一下这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的文明问题。我认为，欧洲人最初想凭借教士维持文明秩序。但是之后觉得，教士的代价太大，又带来了很多麻烦。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人赶走了教士，唤来了警察和军队维持文明秩序。可是，他们现在发现，警察和军队的成本和麻烦比教士还多。现在欧洲人该怎么做？赶走军队再请回教士吗？不，我不相信欧洲人想要再招回教士，而且招回教士也于事无补。那么欧洲人将何去何从呢？我读到剑桥大学的洛斯·迪金逊教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战争与出路》，文章提出“招回群氓”。我考虑到如果招回群氓取代教士和军队，他们会比教士和军队带来更多的麻烦。教士和军队给欧洲带来了战争，但群氓会带来革命和无政府状态，那么欧洲国家的情况还不如从前。现在我给欧洲人的良策是：不要招回教士，出于善的目的，也别招来群氓，而是要请来中国人；请来真正的中国人，那些具备良民宗教，在没有教士和军队的环境下经年累月和平生活的真正的中国人。
事实上，我确实相信欧洲人在战后能够在中国找到解决文明问题的出路。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中国人就是一笔无价的，迄今为止毋庸置疑的文明财富。真正的中国人就是一笔文明财富，因为他拥有大战后欧洲人需要的新文明的秘密，这种文明的秘密就是我所讲的良民的宗教。该宗教的第一原则就是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美国爱默生所讲的爱和正义之法则的力量和功效。但什么是爱的法则呢？良民的宗教教导为，爱的法则是爱你的父母。而正义的法则又是什么？良民的宗教教导我们，正义的法则是真实、守信和忠诚；每个国家的妇女必须无私地、绝对忠实于她的丈夫，每个国家的男人必须无私地、绝对忠实于他的君主、国王或皇帝。实际上，我想最后强调一遍，良民的宗教的最高责任就是忠诚的责任，不仅体现在行为上，更应铭刻于心，或者如丁尼生所讲：
尊崇国王的意志，
国王的良心就是他们的良心，
打破异教而皈依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