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俞吾金教授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两个说法

·段忠桥·

段忠桥，1951年9月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英国牛津大学All Souls College客座研究员（1998—1999年）。社会兼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

内容提要：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倡导者之一的俞吾金教授坚持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本人提出来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文对这两个说法提出质疑，并通过分析表明它们都是不能成立的。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 语义分析和语境分析 本体论哲学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的主张开始在我国哲学界流行并引发了一场时至今日仍在进行的争论。本人认为，这种主张的提出虽然对于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主张本身却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致命的问题，这就是，它缺少来自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依据。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对这种主张的两个有代表性的说法提出质疑：（1）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本人提出来的；（2）实践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里需要指出，虽然在很多提出上述主张的学者的论著中都可以发现这两个说法，但他们对什么是实践唯物主义和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却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所给出的论证和论据也不尽相同。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本文只涉及坚持这两个说法的主要代表俞吾金教授在其新著《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以下简称《问题域》）中的相关论述。

一

翻阅一下倡导实践唯物主义的学者的论著就不难发现，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坚持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本人提出来的，但由于无法提供能表明这一点的令人信服的论据，因而他们的这种说法始终让人难以接受。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的俞吾金教授无疑也知道这一问题。为此，他在其《问题域》一书中为这种说法作了新的论证。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论证的以及他的论证能否成立。

俞吾金教授的论证非常简单，由对他引用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两段话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的三个推论构成。

俞吾金教授首先引用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一段话：“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然后，他作了这样的推论：“这段话道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历史上一切旧唯物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马克思主张从实践主体的角度出发去看待世界，这既表明马克思继承了康德以来的、倚重主体性的传统，也表明马克思超越了这一传统，因为他不是把主体的静观式的思维活动，而是把它的实践活动视为哲学的真正的出发点。”

俞吾金教授的上述推论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就马克思这段话的内容来看，它前半部分讲的只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后半部分讲的只是唯心主义虽然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却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从逻辑上讲，无论从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还是后半部分，或者从作为一个整体的这段话本身，都推论不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因此，说“这段话道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历史上一切旧唯物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只能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臆断。其次，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在1845年春写成的，而他和恩格斯对由他们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表述是在写于1845年秋至大约1846年5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事实意味着，当马克思写那段话时他还没有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因此，说“这段话道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历史上一切旧唯物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是没有道理的。第三，这段话虽然出自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但“萌芽”这一用语意指的只是刚刚出现的、还未成熟的东西，这样说来，即使这段话中包含着的“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指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天才萌芽，那由此也推论不出“这段话道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历史上一切旧唯物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如果俞吾金教授的推论——“这段话道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历史上一切旧唯物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是不能成立的，那他对他的这一推论的进一步发挥，即“马克思主张从实践主体的角度出发去看待世界，这既表明马克思继承了康德以来的、倚重主体性的传统，也表明马克思超越了这一传统，因为他不是把主体的静观式的思维活动，而是把它的实践活动视为哲学的真正的出发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俞吾金教授接着引用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另一段话：“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然后，他推论说：“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马克思不仅把实践理解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同时也把它理解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马克思告诉我们，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都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发生的。在这里，‘实践唯物主义’的概念差不多是呼之欲出了”。俞吾金教授的这一推论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马克思的这段话显然不是在讲自己哲学的出发点，更不是在讲“把实践理解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的“实践唯物主义”。因此，俞吾金教授的断言——“在这里，‘实践唯物主义’的概念差不多是呼之欲出了”，也只能是无中生有的臆断。

俞吾金教授在作出上述断言后紧接着说，“果然，在稍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术语”：

[……]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俞吾金教授引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能表明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吗？显然不能，因为他们在这里只提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个概念，而没有提出“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术语。俞吾金教授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又补充了这样的推论：“尽管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术语，但可以肯定的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蕴含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认可。事实上，没有‘实践的唯物主义’，又何来践行这一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者’? ”

俞吾金教授的这种推论还是不能成立的。不难发现，俞吾金教授之所以认为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是因为在他看来，在马克思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与他说的“实践唯物主义”之间存在一种逻辑蕴含关系，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既然马克思使用了‘实践唯物主义者’的概念，也就等于表明，他已经认可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存在”。所以他才反问道：没有“实践的唯物主义”，又何来践行这一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者”呢？从表面上看，俞吾金教授的推论似乎不无道理。然而，只要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概念做一语义分析和语境分析，就不难发现，俞吾金教授的推论实际上是以对这一概念含义的曲解为前提的。

先从语义上看。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是由作为形容词的“实践的”和作为名词的“唯物主义者”构成的，他们将“实践的”加上着重标示就表明了这一点。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结构，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概念的德文表示和英文表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原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唯物主义”被表示为“den praktischen Materialisten”，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英译本中，这一概念被表示为“the practical materialist”。可见，无论在中文、德文还是在英文中，“实践的”（德文的praktischen和英文的practical）都是作为形容词来修饰名词“唯物主义者”（德文的Materialisten和英文的materialist）的。如果“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的语法结构是这样，那就不能认为它与俞吾金教授说的“实践唯物主义”之间存在一种逻辑蕴含关系，因为“实践的”是修饰“唯物主义者”的，不是修饰“唯物主义”的。

那俞吾金教授根据什么说“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蕴含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认可呢？通过逻辑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这种说法实际上采用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手法，具体说来就是：他先将在“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中原本作为一个名词的“唯物主义者”拆成“唯物主义”和“者”两个词，然后把原本用来修饰“唯物主义者”的形容词“实践的”，改为用来修饰被他拆出用做名词的“唯物主义”，从而造出一个“实践的唯物主义”概念（然后又把它简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接着再将“实践的唯物主义”与他拆出用做助词的“者”连在一起，造出一个“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概念。通过这样的手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就被他说成是践行“实践唯物主义”的人了。然后他再推论，既然“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指的就是践行“实践唯物主义”的人，那就表明，马克思使用“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就蕴含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认可。为了进一步表明俞吾金教授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概念的这种理解是不能成立的，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恩格斯在写于1843年4月的《伦敦来信》一文中讲过这样一段话：“但就是在社会主义者当中也有理论家，或者像共产主义者所称呼的十足的无神论者，而共产主义者则被称为实践的无神论者。”按照俞吾金教授的理解，这里讲的“实践的无神论者”指的就是践行“实践的无神论”的人，恩格斯使用了“实践的无神论者”这一概念就等于他已经认可了“实践无神论”的存在。这样的理解能成立吗？

再从语境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构成这一概念组成部分的作为名词的“唯物主义者”的含义应当是清楚的，即它指的是信奉唯物主义的人。那构成这一概念组成部分的作为形容词的“实践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的那段话中没有对其中的“实践的”的含义作专门的说明，那对“实践的”的含义就只能在其出现的语境中去理解，即在其出现的那段话中去理解。然而，在那段话中我们只能看到“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这样的表述，只能推断由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存在全同关系，因而后者的含义对于理解前者具有重要意义，但却又看不出“共产主义者”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是什么。这样一来，要弄清“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含义就需要将语境扩大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里对“共产主义者”有多处论述。以下是两段直接相关的论述：

（1）“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是互相需要的，而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确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

（2）“费尔巴哈在那里阐述道：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这个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这样说来，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根据上述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可是，这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点他们将在适当时候，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

如果在这两段话中出现的“共产主义者”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中的“共产主义者”是同一概念，那我们就可以作这样的推断：“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指的就是“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的，或“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唯物主义者。由此我们可以进而推断，“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中的“实践的”的含义，指的就是投身“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的，或“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简言之，投身推翻现存事物的革命的。我的这种理解可以而且恰好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出现于其中的那段话的其他内容相一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

在俞吾金教授那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被说成是践行“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人。那概念中作为形容词的“实践的”含义是什么？对此，俞吾金教授在其推论中没有给出任何说明。不过，他在另一个地方对他所说的“实践”作了这样的说明：“实践本身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一方面，实践主体总是带着一定的主观目的或动机开始其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任何实践活动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就必须遵循客观的因果律。也就是说，实践乃是主观性与客观性、身与心、目的性与因果性、知性与理性统一的载体和基础。”如果把他这里用做名词的“实践”转换成作为形容词的“实践的”，那他所说的践行“实践唯物主义”的人就成了践行“‘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的’唯物主义”的人，这在逻辑上能讲得通吗？能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出现于其中的那段话的其他内容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的其他相关论述相一致吗？

总之，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过俞吾金教授所谓的“实践唯物主义”，不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没有，在他们后来的著作中也没有。如果俞吾金教授不承认这一点，那就请拿出能让人信服的文本依据来。

二

俞吾金教授不但认为马克思本人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而且还进而提出，“当然，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唯物主义’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为了论证他的这一说法，他先引用了一段在他看来体现了马克思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话：“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然后，他推论说：“马克思这里说的‘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也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把马克思哲学称之为‘实践本体论’也是无可厚非的。”在我看来，俞吾金教授的上述说法以及他为这一说法所作的论证仍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他的说法，“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唯物主义’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论题，因为我们在前边已经表明，马克思没有提出过他所说的“实践唯物主义”。因此，当他说“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唯物主义’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时，他所说的“实践唯物主义”只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实践唯物主义”。

其次，他的推论——“马克思这里说的‘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也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观念”，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马克思讲的“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指的是“这种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由此可以推论出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但却推论不出它“也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观念”。

再次，他的推论——“在这个意义上，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之为‘实践本体论’也是无可厚非的”，更是不能成立。因为他说的“在这个意义上”，指的无非是“马克思这里说的‘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也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前边表明，马克思讲的“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由此根本推论不出它“也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而且，即使我们姑且假定“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也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那把马克思哲学称为“实践本体论”也不是无可厚非的，而是“大可厚非”的。

在我看来，俞吾金教授的说法及推论之所以存在诸多的逻辑问题，原因之一就在于他非要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一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

俞吾金教授在他的《问题域》一书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是：近代西方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其关注的重点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当代西方哲学则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理解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其关注的重点是本体论；马克思哲学从属于当代西方哲学，“尽管马克思哲学也蕴含着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上的维度，但就其根本维度而言，乃是本体论领域里发生的划时代的革命”。

俞吾金教授所说的“本体论”指的又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哲学的根基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核心则是本体论。”在西方哲学史上，尽管“ontology”（本体论）这一概念直到17世纪初才出现，但这一术语所指称的研究领域——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却早已存在了。他还告诉我们，根据当代美国哲学家奎恩的著名的“本体论承诺”的观点，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在自己的语境中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约定某些事物、对象或要素的存在，而这样的约定也就是“本体论承诺”。“事实上，按照奎恩的‘本体论承诺’的观点，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也同其他任何哲学理论一样，蕴含着一个本体论的维度。”他还进而提出：“马克思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假如我们仅仅在经验现象的范围内加以表述，就是‘实践本体论’；假如我们把经验领域和超经验领域综合起来加以表述，就是‘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比较起来，‘实践本体论’的概念偏重于对马克思本体论的出发点——‘实践’概念的强调，但未从总体上对其做出说明，而‘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不但反映出马克思本体论的总体性，而且显露出这一理论的超经验的、只有理性思维才能把握的层面——‘社会生产关系’层面。”

俞吾金教授的上述说法是否都能成立，本文将不涉及。在这里，我们仅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这一论断上。在我看来，他的这一论断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存在明显的冲突。

让我们先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有一段明确的论述：“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我们用来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并用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说的“在思辨终止的地方”，指的就是以思辨的形而上学为特征的德国哲学终止的地方，他们说的“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指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开始的地方。他们说的“我们用来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指的就是他们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与“独立存在的哲学”即德国哲学不同，它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它“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它“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而绝不像哲学那样“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对立时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这里需要指出，他们在谈到作为出发点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时，总是强调这些人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人。以下是两段相关的论述：

（1）“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2）“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认为现实的个人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而且还认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也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为此他们说道：“……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是从经验事实出发的，但它本身却是对经验事实的一种“抽象”，即一种“历史观”，而这种历史观的主要内容是由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理论构成的。在谈到社会结构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在谈到历史发展时，他们说道：“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经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用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由此出发，他们还大致描述了人类历史由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再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历程，并揭示了这三大阶段各自的主要特征。

以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论述。从这些论述能得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的结论吗？显然不能！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只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初表述，此后他们在各自及共同的论著中又对它作了多次说明，其中最为经典的阐释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话：“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从马克思的这段话能得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的结论吗？显然更不能！

以上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毫无共同之处，而俞吾金教授却非要把前者说成是后者，这样一来，在他的说法和推论中存在诸多的逻辑问题就在所难免了。